坐落于西子湖畔、擁有無數(shù)故事的杭州新新飯店又增添了一個故事。

2018年7月10日，龍泉司法檔案階段性成果評審會在新新飯店靜江廳召開。圍繞一部尚未出版的著作，來自法學界和史學界的十幾位專家在肯定其成績的同時，也“不吝批評”，對書稿進行了暴風驟雨般的“評審”，乃至提出“毀滅性建議”。目的只有一個，以利于這部書稿的修訂和完善。

龍泉司法檔案記錄了浙江西南部大山中龍泉縣（今龍泉市）自清咸豐年間至新中國成立近百年的司法案件，自2007年在龍泉市檔案館庫房發(fā)現(xiàn)以來，經(jīng)著名宋史專家包偉民教授及其學術(shù)團隊的努力，這套檔案日益受到學界的重視。

本次評審會的召集人吳錚強現(xiàn)為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2006年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2009年開始接觸龍泉司法檔案，并參與檔案的整理和研究，2018年初完成書稿《羅建功的訴訟史》。他原先主要研究宋史，為研究龍泉司法檔案，等于轉(zhuǎn)換了門庭，一舉跨入晚清民國史的領(lǐng)域。

作為討論的基礎文本，吳錚強提交給與會學者的書稿有三個書名，一是“羅建功的訴訟史”，二是“羅建功的訴訟史——龍泉司法檔案民事訴訟文書研究”，三是“羅建功的訴訟史與現(xiàn)代性時間奇觀——龍泉司法檔案民事訴訟文書研究”。簡單地說，該書主要以蓋竹村村民羅建功從1914年到1935年的六次官司為案例，講述民事訴訟機制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通過分析不同類型訴訟文書的表述來討論訴訟運作的內(nèi)在理路，并試圖探討“現(xiàn)代性”本身、“國家”轉(zhuǎn)嫁與“個人”遭遇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在篇章布局上，書稿的主體是這樣安排的：先是緒論《個“人”與外緣式現(xiàn)代性》，接著梳理蓋竹羅氏的社會文化背景（第一章），討論法制的變遷（第二至八章），第九章描繪時代洪流中的個人，然后是結(jié)語《現(xiàn)代性時間奇觀中的個“人”》。

清華大學王亞新教授主要從事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他表示這部書稿出版后，對法史學界會很有沖擊力。他從法學的角度指出，書中第二到八章處理的是個人與制度變遷的交集，對傳訊制度、訴訟制度、秘密調(diào)查、庭審、裁斷文書制作等作了清晰的梳理和分析。他還介紹了民事訴訟從職能主義到當事人主義的轉(zhuǎn)變，以前是“當事人動動嘴，法官跑斷腿”，而1980年末期以后風向大變，形成如今的訴訟審理模式。王教授還將源頭追溯到抗戰(zhàn)時期陜甘寧邊區(qū)實行和倡導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反對坐堂問案，主張將審判和調(diào)解工作緊密結(jié)合；到了1964年發(fā)展為十六字方針，即“依靠群眾、調(diào)查研究、就地解決，調(diào)解為主”。此外，他還講述了當事人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發(fā)展。通過這類背景的介紹，書稿中看似枯燥的敘述的意義顯豁起來?？傊硎驹摃抻喅霭婧螅瑢⑹欠ㄊ费芯坎豢衫@過的一部參考著作。

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志強教授采取了“直奔問題”的討論方式，一上來就指出書名“XXX的訴訟史”可能產(chǎn)生歧義，可以改得更明快一些。在他看來，書稿在“深描”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值得肯定，不過如果能對現(xiàn)象背后的原理作更進一步的剖析，對讀者的幫助會更大。他以口供為例，討論了“驚天冤案”背后的制度設計和“心服”的社會文化。他還指出書稿某些章節(jié)（如第三章第二節(jié)）與主題的關(guān)系較為疏遠，如果能更為聚焦，書稿的討論會更充分。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邱澎生教授在自我介紹的過程中提到“歷史感”和“法感”的問題，他表示二十年前出版的《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影響很大，該書收入了滋賀秀三、寺田浩明、岸本美緒、夫馬進四位先生的論作，但四人的研究法感、史感兼?zhèn)洹倪@個角度出發(fā)，邱教授認為吳錚強這部書稿“長得很不一樣”，從負面的意義說“兩邊都不靠”，但從另一角度來說這種寫法不落俗套，接著他提供了一些修改建議，以期“讓兩邊的人更滿意”，同時“不減損作者的自由意志”。他指出有些很重要的論述散落在各處，導致緒論部分缺少中間環(huán)節(jié)，不便讀者理解。在他看來，本書作者就像一個偵探，不僅要解釋案子里的細節(jié)，還要努力拆解晚清到民國社會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探尋這個過程的尷尬、含混和掙扎。如果要把現(xiàn)代性時間奇觀作為一個關(guān)鍵議題來討論，那么還需要在緒論做更多的鋪陳，利用相關(guān)學者的研究呈現(xiàn)這個背景，讓讀者更能體會和捕捉著作的意味。

通過援引查爾斯·泰勒（Charles Tylor）的觀點，邱澎生教授也談了他對本書理論立場的困惑。泰勒把現(xiàn)代性理論分成兩大派，一個是文化中立性的現(xiàn)代性，強調(diào)西方的現(xiàn)代性來自科層制的國家、市場經(jīng)濟、科技傳播、工業(yè)革命、都市化等我們耳熟能詳?shù)囊惶讛⑹?；一個是文化性的現(xiàn)代性，泰勒認為在西方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還牽涉人觀、自然觀、社會觀、時間觀、善惡觀等，也就是西方的認知方式的改變，而且這種改變并不必然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斷裂。最后，他以人類學家格爾茲的話鼓勵作者，“將自身置于他人中間”，憑借龍泉司法檔案這樣寶貴的材料，盡力講述一個復雜的、豐滿的現(xiàn)代性故事。

和吳錚強一樣，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杜正貞也是龍泉司法檔案整理與研究團隊的一員。她坦承自己比較欠缺“法感”，所以主要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分享她對《羅建功的訴訟史》的閱讀體會。她重點談了“人”的視角對這部書稿的意義：羅建功不是沈家本，他代表了一種底層的視角，來觀察時代的、法制的變遷。本書處理的時段（1914—1935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但這個橫截面上有很多變化和積累疊加在里面，所以書中對某些問題作了長時段的溯源（比如追溯到宋代），這是典型的歷史學的處理方式。具體到羅建功本人，應該也是各種經(jīng)濟、社會、文化、觀念交織影響下的個體，但是書稿對這個人的分析，除了司法檔案和族譜之外，別無其他材料支撐，導致人物形象不夠豐滿。最后，她對書稿涉及時間觀的部分表示不解。比如書稿中說，“所謂的‘斷裂’其實是外緣現(xiàn)代性與既有社會進行時間拼接造成的難以彌合的裂隙而已”，這里面就涉及好幾個概念，讀者并不容易明白。

不過，對于“時間拼接”，王亞新教授倒覺得用得挺好，他認為書中試圖處理四種時間觀，分別是循環(huán)時間觀、線性時間觀、梁啟超“兩頭不到岸”的過渡論、刻舟求劍式的時間感，但書中對這個問題的闡述還不夠充分，所以讀者很難確切地予以把握。

復旦大學劉永華教授認為，問題的關(guān)鍵是，這是誰的時間觀？是觀察者的呢，還是被觀察者羅建功的呢？實際上，從書稿的表述來看，更多的是研究者本人的思考，而不是研究對象的切身體驗。

北京大學趙世瑜教授則提出一個疑問，訴訟檔案中呈現(xiàn)的時間觀和歷史學中的史觀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個人時間和社會時間未必是融合無間的，基督徒和佛教徒的時間觀各不相同，但打官司的時候只能按法律制度上的時間來走程序，這里涉及的問題就很復雜。

在華東師范大學馮筱才教授眼里，吳錚強這部書稿是一個“非典型史學文本”，“不走尋常路”，有不少理論層面的思考，在方法論上對前人研究有很好的反省。作者對不同類型民事訴訟文書生產(chǎn)制度及程式演變的梳理也細致入微，相信對未來學者有重要參考價值。馮教授表示，書中很多地方對“人”字都加了引號，顯然是別有深意，期望做到馬克思所說的“人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但遺憾的是這個理念沒有得到貫徹。比如書中有三四次提到“族長”，但只是作為概念出現(xiàn)，看不出族長在當?shù)鼐烤拱缪萘耸裁唇巧{借嫻熟的史料功夫，馮教授指出書中好幾位重要人物的面目不甚清楚，但實際上是可以查到他們的社會網(wǎng)絡的，從而更具體地理解他們在訴訟案中的所作所為。

浙大歷史系梁敬明教授認為這是龍泉檔案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讀后感覺頗受沖擊，“近代史還可以做”，讓他想起《蒙塔尤》一書。同時，他也提出了很具體的修改意見：一、作者想法很多，起勢很高，但書稿頭尾與中間部分銜接和融合上還有待加強；二、受檔案資料的限制，書稿使用資料過于單一，而近代史研究是以史料多元著稱的，可以考慮跨出龍泉檔案本身，努力構(gòu)建司法檔案之外的羅建功；三、書稿對晚清民國龍泉政治格局與社會網(wǎng)絡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對法庭外的權(quán)力、利益和人情等因素揭示不夠；四、對羅建功身份的認定值得斟酌，比如說他是“民國新人”、是“現(xiàn)代民事訴訟的追隨者”，即使觀點是正確的，還需要更細膩的分析。另外田野調(diào)查中羅家有人稱羅西湖（即羅建功）“神經(jīng)病”，這個稱謂還值得進一步探討，如能深入挖掘主人公的社會網(wǎng)絡，對羅建功其人當有更深切的認識。

浙大歷史系陳紅民教授近些年專門從事蔣介石研究，他謙稱“不懂”，但讀后感到很震撼，第一反應是想起孔飛力的《叫魂》。不過，他更期望作者能做出一種范式，由震撼而讓人感到驚艷，那樣才近乎完美。同樣，陳教授也提出很細致的修改建議：一、書名或可改作《羅建功打官司——民國初年司法、社會與個人》。二、本書關(guān)注的是特殊地方的特殊個人，采取的是底層視角，但實際寫作是從上往下看的，總是國家怎么樣、社會怎么樣，應該是借個案本身去勾聯(lián)國家、社會的某些層面，而不是強行“扣帽子”。三、每章后面的“小結(jié)”可以刪去，給讀者留有思考的空間。四、引文字體還可以區(qū)別，史料可以單獨用一種字體，參考他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考慮放到正文里去。五、有些敘述還可以再調(diào)整，比如第51頁有一段采訪，與上下文不搭，看上去比較突兀。

作為龍泉司法檔案專職的整理與研究者，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駐院研究員傅俊直陳書稿存在的毛病：概念太多，讀起來太累；人的個性在書中沒有得到鮮明的體現(xiàn)，人的社會關(guān)系挖掘還不夠；瑣碎的細節(jié)不等于微觀。

趙世瑜教授認為作者思路開闊，抱負很大，希望借個案討論很多重大問題。他說，前面發(fā)言的老師已經(jīng)指出書稿存在的問題，但作者不必背負太大的壓力，不必也不可能在一本書中把所有問題都解決好，所以他希望站在“同情之理解”的立場上討論這部書稿。他指出這里面包含七八個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面對”：當傳統(tǒng)面對現(xiàn)代性，當史學面對法學，當司法案例面對社會情境，當文本面對語境，當個人面對社會網(wǎng)絡，當制度面對生活，當個人時間面對公共事件，等等。這些“面對”之間存在極大的緊張，而這種張力是學者需要慎重對待和處理的。另外，作者原先主要從事宋史研究，要擺脫傳統(tǒng)的學術(shù)路數(shù)并不容易，所以書稿給人游離依違于法史與區(qū)域研究、傳統(tǒng)歷史學敘事與人類學敘事之間的感覺。

劉永華教授表示，讀后觸動很大，因為他自己一直以來的研究跟書稿中思考的問題有關(guān)。他近些年處理的材料（如徽州一戶農(nóng)家的排日賬），與吳錚強選擇的羅建功訴訟檔案頗有相類之處。他在閱讀的過程中時時追問自己：面對這些材料，換了自己，會怎么處理？劉教授認為書稿在兩個方面做得很好，一是對制度史的梳理，線索很清晰；二是文本分析的工作相當深入細致，讀后很有啟發(fā)。他也指出書稿對兩對關(guān)系（話語vs歷史，個人vs社會）的處理還有打磨完善的空間，比如要討論法律與社會的關(guān)系，那么話語本身在社會空間中的運作就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接著他談到個體/個案研究的合法性問題，從不少社會科學和社會史學者看來，個體/個案研究主要是討論個人“最不偏離社會的部分”，某種意義上不得不切割掉人的個性。具體到羅建功打官司一案，它要處理的則是特殊社會運作中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訴訟作為一種社會動員，可以采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考察“社會動員”的問題。此外，如何建立羅建功這個人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位置，說明他的社會處境，比如為什么人家會叫他“神經(jīng)病”，也是值得追問的一個問題。

武漢大學魯西奇教授首先自言他做了一個“校對工”，對其中幾章做了細致的文獻校對工作。他力圖站在作者的立場討論兩個問題，一是書稿主題的確定，一是學術(shù)理念的把握。對于前者，他認為如果以“個體”作為主題，應關(guān)注到個體的三種歷史存在：一是時代大潮中渺小的個體，即蕓蕓眾生；二是“奮力織網(wǎng)的蜘蛛”型的個人，比如街頭混混；三是英雄史觀下孤獨的個體，力圖抗爭體制、逃脫國家控制的人，如革命者、英雄。在他看來，羅建功就像是抓住空中飄來的蛛絲，努力織網(wǎng)，而在這個過程中網(wǎng)的性質(zhì)正在發(fā)生變化，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由于材料的局限，書稿目前呈現(xiàn)的是訴訟狀態(tài)下的羅建功，而羅建功本人的生活其實很豐富很多面。就此而言，書稿在主題上應該處理得更明晰有力一些。接著，魯西奇教授提出了具體的修改建議，包括緒論的改寫，等等。

浙大歷史系副教授張凱表示，書稿不容易讀，“繞得很暈”。作為龍泉司法檔案研究團隊的一員，他指出，該書原先是對訴訟文書的研究，而目前的書稿結(jié)構(gòu)很新穎，而這種設計與最初的問題意識不可避免存在很大的沖突——一邊是文書格式的限制，一邊是作者試圖探討的“人”。在他看來，書中過多摻雜了作者的判斷，過于類型化，過度抽象了。另外，書稿中有些章節(jié)非常有意思，比如“秘密調(diào)查興衰史”，如果能更進一步追問背后的運作機制，就更精彩了。還有，如果能利用既有研究，學術(shù)史的背景會更加強烈，整個敘述也會更加立體。

杭州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明華也是龍泉司法檔案研究團隊的一員。他進一步明確指出，這部書稿最初就是比較純粹的文書梳理與分析（即第五到第八章），但后來作者并不滿足于此，增加了法制史的梳理，試圖把羅建功這個“人”納入進來，探究“現(xiàn)代性時間奇觀”。會議開到這里，大家才恍然，書稿本身就存在一個“文本疊加”的過程，它所反映出來的內(nèi)在緊張也就不足為怪了。陳明華表示，書稿陳義甚高，自有其追求，但書中很多概念不夠明確，對既有研究利用不夠充分，有的地方過于“意識流”，表述模糊不清。

趙世瑜教授在討論環(huán)節(jié)還指出，書稿中有大量原始文獻的插圖，這樣讀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文書的格式，但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而不是把插圖當作裝飾放在一邊。趙教授接著談了學術(shù)著作的兩種寫法，一種是博士論文的路數(shù)，先緒論、學術(shù)史……后結(jié)論、參考文獻，一種是書的寫法，尤其是國外學術(shù)著作的出版，基本上是根據(jù)書的主題來做修改、調(diào)整，有的甚至改的面目全非。他站在讀者的角度，期望完善后的書稿更成熟，能為更多的讀者所接受。隨后包偉民教授也直言，要讓讀者看得懂，像民國時期費孝通先生《鄉(xiāng)土中國》那樣，里面其實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但它的表述是娓娓道來的。

陳紅民教授表示，很佩服吳錚強的勇氣和膽識，各位與會學者從各種角度提出各種問題，為的就是書稿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編審路育松、澎湃新聞編輯饒佳榮也談了對這部書稿的閱讀體會。

最后，吳錚強對一些問題略微作了回應，他同時表示，這一天的討論內(nèi)容非常豐富，他一時招架不過來，還需要慢慢消化。總之，他特別感謝與會學者貢獻的各種意見和建議，愿意竭力學習和領(lǐng)會，爭取在書稿修改過程中予以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