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渥太華，加拿大女小說家、詩人、文學評論家。畢業于多倫多大學，國際女權運動在文學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詩歌重要作品有《圓圈游戲》（1966）《那個國度里的動物》（1968）《詩選》（1976）等。1985年，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發表幻想小說《使女的故事》令她一舉成名 ，獲提名普羅米修斯獎和星云獎，以及英國文壇最高榮譽布克獎，成為20世紀最經典的幻想小說之一。她曾四次提名英國布克獎，2000年終于以小說《盲刺客》摘得這一桂冠。2008年她獲得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2017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和德國書業和平獎 ，近年來她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之一。2019年以小說《證言》再度獲得布克獎。

本文選自《與逝者協商》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本書剖析了長久以來困擾很多寫作者的重要問題。作者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及寫作歷程，以親身經歷檢視了小說家和詩人的創作活動、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寫作到底需要怎樣的“天賦”、如何獲得這種“天賦”、作家與社會政治權力和讀者之間的關系，等等。

“倘若年輕人不再對文學抱有興趣，作家的作品也將不復存在。但只要我們繼續閱讀，那些數千年以前的聲音就會持續向我們發聲，如同他們仍與我們處在同一時空，就像我們的鄰人一般。”

3月31日，“21大學生國際文學盛典”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獲獎作家阿特伍德通過遠程視頻向中國的青年作家們講述了寫作的意義。

該活動由江蘇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聯合主辦，自2016年創立以來，不分國度、不分種族，一年一屆致敬一位具有世界影響，對文學具有創造性意義的，傾心關注人類的愛、困境、理想的作家。

致敬詞稱，阿特伍德女士以非凡的睿智照見人類意識的盲區。她的書寫集詩性、批判、反思于一身，深刻洞悉人類的歷史，預見世界的未來。她的作品不斷拓展著寫作的邊界，豐富著人類對于女性、暴力、文明等議題的認知。她始終關注人類生存的境況，反抗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化與觀念所形成的壓迫。她超越性的目光，強有力的聲音，精妙的敘事，讓那些被障蔽的顯形，被埋葬的破土，被遺忘的銘記。

——來自澎湃新聞

以下內容選自《與逝者協商》

1.

何謂“作家”，我又是如何成為作家的？

我的外祖父是一個鄉村醫生，就是那種駕著雪橇冒著暴風雪去幫人家在餐桌上給產婦接生的醫生。我的母親是個野丫頭，喜歡騎馬和滑冰，不喜歡做家務，喜歡爬高上低，邊練習鋼琴邊讀小說——家人煞費苦心，就是為了讓她變得淑女一點。我父親在師范學校看見她竟從樓梯的扶手上滑下來，當即就下定決心要娶她為妻。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正負責管理魁北克北部一個很小的森林昆蟲研究站。每到春天，父親和母親就去到北方；到了秋天下雪的時候，他們就回到城里，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到半歲大的時候，父母用一個旅行背包把我背進了森林，那里成了我的故鄉。

一般認為，作家的童年生活會影響他們的職業，但仔細審視他們的童年你會發現，其實作家們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作家們的童年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與書和孤獨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北方沒有電影也沒有劇院，收音機也不好用，但我從來不缺書籍。我很小就學會了閱讀，對讀書到了癡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書我都讀，從來沒有人干涉我不可以讀哪本書。母親希望孩子們安靜，而讀著書的孩子是很安靜的。

我們家的親戚我都沒有見過，在我心目中，祖母們的形象與童話故事中“小紅帽”的祖母差不多，這大概對我后來走上作家這條路是有影響的——無法區分真實與想象，或者認為真實的東西同時也是想象的：每種生活都是有內在的生命的，這是一種創造出來的生命。

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獨的，在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給他們講故事。我的哥哥是最早講故事給我聽的人，剛開始我只是聽眾，但沒過多久我有了講故事的機會。講故事的規則是一直講下去，直到講不出新的東西或者是想換一下聽別人講。

2.

作家為誰而寫作？

當我們談到日記作者，這個問題最簡單不過。答案很少會是“不為任何人而寫”，但這種說法是一種誤導，因為除非作家把問題的答案寫進書里出版，否則我們讀者不可能知道答案。例如，雅爾瑪爾·瑟德爾貝里1905年出版的驚世駭俗的小說《格拉斯醫生》中，主角、日記作者格拉斯醫生如此說：

此時，我正坐在敞開的窗子旁寫東西。寫給誰呢？既不是寫給朋友或情人，甚至也不是寫給我自己。我今天不會讀我昨天寫的東西，明天也不會讀我今天寫的東西。我寫東西僅僅是為了讓我的手不停下來，使我的思緒能自由流動，是為了在失眠時打發時間。

這個說法看似有道理，而且的確有道理——我們讀者很容易相信它。但真正的事實——這種假象背后的事實是，這段文字不是小說的主角格拉斯醫生寫的，而且并非不為任何人而寫；它是小說的作家雅爾瑪爾·瑟德爾貝里為我們讀者寫的。

小說中虛構的作家，鮮有不為任何人而寫的。更為常見的是，即便虛構的作家在虛構日記，他也會假想一個讀者。他會思考：他寫這本日記給誰看呢？給未來？給后來人？……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所做的這件事的重大意義。我們如何與未來溝通呢？這種事本質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未來與現在相似，那么它就與他所寫的不一致；如果未來與現在不一樣，那么他現在的困境到時將毫無意義。

寫作者常常面臨的困境是：誰會讀你寫的東西，無論現在或是將來？你希望誰來讀？溫斯頓·史密斯的第一個讀者就是他自己——將他自己不可告人的思想寫在日記上，給他帶來了滿足感。

當我年輕時，對溫斯頓·史密斯空白本子的描寫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我也曾試著去記日記，但最終沒堅持下來，失敗的原因是我沒有假想過日記的讀者。我不想讓任何人看我的日記，只有我自己可以看。但我已經知道自己會在日記里寫些什么——都是些多愁善感之事，既然如此，那何必還要費勁去把它們寫下來呢？這似乎只是浪費時間。但很多人并不這樣認為。

3.

作家該不該為金錢而寫作？

我打算探討另一種對立關系——藝術與金錢的關系，關乎生存的問題。這就是作家不容易之處，他們要承受文藝創作的艱辛和支付房租的雙重擠壓。作家該不該為金錢而寫作？如果不是為了錢，又是為了什么？哪些意圖是正當的，哪些動機是可被接受的？藝術的良知與資本凈值的分界線在哪里？作家應該獻身于什么，或者獻身于誰？

你大概會這么想，提起錢的問題難免有點俗氣。我也有這種想法，因為在我們這代人的眼里，雖然我們毫厘必爭，但說起錢來就像揭自家的短一樣難堪。但是如今時代變了，家長里短現在成了暢銷的玩意或前沿畫廊里的硬貨，所以盡管你覺得談錢很庸俗，你也可能覺得這樣既直接又誠實——甚至可以說是堂堂正正——因為如今一切都用金錢來衡量，不是嗎？

作家想賺錢的說法至少有個好處，就是民主，誰都能理解，而且也說得通。然而，一切關于藝術的輕描淡寫的說法——比如我馬上就要跟大家講到的——在簡單直接、物質至上的好萊塢世界里，就會顯得不入流且虛假。

其實不光好萊塢是這樣。出版商不也時常通過透漏預付給了某作家高額的稿費的消息，期望讀者更尊重某本書嗎？為什么要裝出人們對此毫不在意的樣子？人們離開大學的課堂越久，就越會承認自己對此感興趣。

原標題：《寫作者常常面臨的困境是：誰會讀你寫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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