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在巴黎參加氣候大會的朱民，意識到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巨大威脅。

“這種威脅不只是生產的問題，而是整個人類的發(fā)展問題，全球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挑戰(zhàn)。”他說。

2011年，朱民正式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職位，成為史上首位進入IMF高層的華人。五年之后，卸任后的他選擇回到祖國。此后的七年時間里，他在清華大學給學生們上課，一起做研究。而他的心，始終沒有離開過全球最重要和前沿的一些議題。

“我之前做了很長時間金融工作，現在年紀大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把學到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朱民說道。

朱民1952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16歲的朱民在上海郊區(qū)的一家食品廠當知青。盡管白天工作十分勞累，晚上他仍然堅持讀書和學習，還會用空余時間拉小提琴。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26歲的朱民走進了考場。他以數學滿分、英語也幾乎滿分的成績，被復旦大學經濟系錄取。之后，朱民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繼續(xù)深造并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后，朱民主要從事國際金融、銀行業(yè)務和宏觀經濟方面的工作。2003至2009年，他擔任中國銀行副行長；2009年10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半年后，58歲的朱民出任IMF總裁特別顧問，后擔任了5年IMF副總裁，成為首位進入IMF高層的中國人。任職期間，朱民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這些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每年要出差100天以上。

除了在金融領域方面造詣頗深，朱民近年來也非常關注氣候變化議題。2020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不僅是我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國策，也是基于科學論證的國家戰(zhàn)略，是從現實出發(fā)的行動目標，也是高瞻遠矚的長期發(fā)展戰(zhàn)略。

2023年的今天，碳中和已經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最迫切和重大的議題之一。作為具有經濟、政治監(jiān)管經驗，深諳國際金融體系運作的資深專家，朱民認為，碳中和將對人類生產生活方式起到顛覆性作用，它不僅僅是一個能源部門的顛覆和革命，而是整個經濟變化和科技創(chuàng)新最主要的推力。

朱民現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不久前，朱民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帶領中外頂級專家團隊撰寫的《擁抱綠色發(fā)展新范式——中國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報告》正式對外發(fā)布。

“人類有史以來還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如此規(guī)模巨大、如此完美的自我革命和自我顛覆，碳中和帶來的‘范式變更’將持續(xù)驅動科學技術、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重大變化。”近期，朱民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專訪時如此說道。

報告在新的綠色發(fā)展范式框架下，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如價值理論、財富的內涵和測度，以及個人和集體行為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范式下碳中和轉型的政策原則，構建了新發(fā)展范式轉變對于重塑中國重要經濟部門和系統(tǒng)的基本思路及政策含義，并討論了轉型過程中體制機制、金融和技術創(chuàng)新等方面的重要保障，以及如何實現協調和平衡的轉型。同時還針對實現碳中和的關鍵領域所面臨的挑戰(zhàn)，給出了相應政策建議和解決方案。

采訪中，朱民還談及全球視野下碳中和的國際合作競爭和治理，他說，中國將必然成為全球碳中和的核心參與者，推動全球碳中和是加大與世界合作、學習世界經驗、分享中國理念、履行大國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機遇。

以下為專訪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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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將影響人類發(fā)展

澎湃新聞：您從海外回來后轉眼已經七年。七年前，您說人生將開啟下半場，要再做一些新的事業(yè)。七年后，您現在在思考哪些問題？

朱民：我之前做了很長時間金融工作，但我還是想回來做一些研究教學的工作，年紀大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把學到的東西傳給下一代。所以，我去了清華給學生上國際金融課。第二，是關注人工智能方面，我比較早地參與討論人工智能的應用。2018年，我受深圳市政府的委托，做了一個深圳市人工智能發(fā)展戰(zhàn)略。

此外，我花了不少力氣關注氣候變化。2015年我參加了巴黎氣候大會。這些年來，世界逐漸形成一個共識：氣候變化是真的，是有科學和數據證明的，對人類的威脅是巨大的。這種威脅已不只是生產的問題，而是生活質量以及整個人類的發(fā)展問題；全球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挑戰(zhàn)。

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的時候，也負責對所有國際組織的溝通和對接，包括聯合國，參加聯合國的活動。比較早地認識到整個氣候變化的重要性。

我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沒有中國是不行的。中國的碳排放占了全球1/3，氣候變化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同時也是機遇。我們還在工業(yè)化階段，人均GDP只有1.2萬多美金，還在不斷發(fā)展，能源消耗還在不斷上升，排放也在不斷增長，要控制是比較困難的。另外，我們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煤，煤占能源消耗的58%，我們的煤消耗占全球煤消耗的一半，重煤基礎上產生了重工業(yè)，重煤和重工業(yè)使得轉型特別困難，但是我們已意識到以前的高能源、高消耗和高排放高污染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xù)的。

習近平主席2020年提出的中國“碳中和”目標是了不起的，把中國放到了世界中，放到世界前沿。這也是我開始做這個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充分意識到，中國的承諾對世界和對中國都非常重要。也因為中國碳中和轉型的艱巨性，我們需要系統(tǒng)性制定整個碳中和政策框架。如果中國發(fā)生轉型波動的話，不單對中國對世界的風險也是很高的。

我去找了斯特恩（國際著名經濟學家，氣候經濟學之父）。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時候，他是首席經濟學家。他非常有全球大局觀，特別關注發(fā)展中國家，我們一拍即合。后來我們又找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yè)與環(huán)境學院院長赫本（Cameron Hepburn）、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中國社科院生態(tài)研究所所長張永生、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zhàn)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原主任李俊峰，我們七個人組成一個小組研究起草了這份報告。

碳中和是中國的挑戰(zhàn)，但更是中國的機遇。碳中和是全新的理念，會激發(fā)新的科技創(chuàng)新、生產和消費的創(chuàng)新、以及制度創(chuàng)新。在碳中和的轉型中，我們其實和世界或多或少處在同一起跑線，利用制度優(yōu)勢我們可以走在世界前面。

碳中和

以“范式變更”為抓手顛覆過去、規(guī)劃未來

澎湃新聞：習近平主席2020年提出碳中和的目標，此后，碳中和被認為是一種經濟發(fā)展的新動能，推動各領域譜寫新增長故事。您近期和斯特恩等專家合作撰寫了《擁抱綠色發(fā)展新范式——中國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報告》，根據你們的研究，碳中和的經濟發(fā)展范式最重要的特點是什么？

朱民：理解碳中和是人類發(fā)展的“范式變更”是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我們經常把“碳中和”看成能源問題，或僅僅看成是生產方式的變化，所以要改變生產函數，把外部負效應放進（生產函數）來消化，現在經濟學的基本的理論還是按照這個思路在走。但只從外部負效用和成本的角度去考慮，就很難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世界，在政治和國際層面就變成了大家來爭誰承擔這個負擔的問題。所以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講的最多的是誰負擔，誰出錢補貼。這是一個負向思維，我覺得是不行的。

我們報告比較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提出了一個新的思維方式和框架。第一個概念是我們意識到碳中和是把工業(yè)文明推向生態(tài)文明，這是文明的轉化。我們從農業(yè)文明走向工業(yè)革命從工業(yè)革命開始之后的幾百年，一直是以物質生產為對象，以物質生產為目標，以物質消費為結果，所以就產生了污染和不公平。而生態(tài)文明就需要考慮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自然的和諧發(fā)展，人和健康的關系，人和社會的關系，人和世界的關系。“世界是個整體”這個概念很重要，我們所有人都是利益相關者，人不再是對著物質，而是對著天地、大宇宙，從這個角度看，視野就寬了。我覺得把碳中和轉型定義成從工業(yè)文明走向生態(tài)文明，對我來說是打開了一扇窗戶，我看到了新的世界。

如果是一個文明的變化，那一定是根本的、結構性的、顛覆性的變化，所以我提出了“范式變更”的概念。碳中和是在根本上顛覆過去，重新創(chuàng)造。當生態(tài)文明打開新世界時，范式變更給了一個具體的邏輯結構。有了范式變更的概念，我們就可以批判過去，描述未來，碳中和的世界就具體了。

這當中有很多變化。首先，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生產函數的變化，不是一個生產負效應。其次，是消費的變化，人消費更多與自然有關、與綠色環(huán)保有關，人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一部分，不只是消費物質。

生產函數和消費函數變化時，效用函數也發(fā)生變化，GDP不再是衡量發(fā)展的指標。我跟斯蒂格利茨多年以前在聯合國有一場很大的辯論，討論跨越GDP的問題。在碳中和、范式變更的概念下，如何測度發(fā)展就變得非常的具體。GDP只是一個物質生產，物質消費，物質效應的測度，不能滿足人類發(fā)展和人類追求的豐富內涵。例如健康問題，今天人類患有糖尿病的比例不斷上升，耗費大量醫(yī)療資源，而糖尿病和肥胖等疾病都與只追求物質產品的豐富有關。

按照新的范式，我們以人的福祉為中心來定義發(fā)展的目標，大家會消費更有品位、更有質量的東西，重視環(huán)境的質量，健康水平會大大提高；不用去消費和爭奪那么多資源，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也會友善。所以，要把人的福祉作為根本的發(fā)展目標，重新設計考核指標、發(fā)展指標，改變整個系統(tǒng)。范式變更在根本上顛覆過去，給我們一個抓手，可以具體描繪新的未來。

范式變更還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即政府和市場的新關系新定義。氣候變化是政府和市場的雙重失靈，但碳中和是政府提供一種新的公共產品來應對氣候變化的雙失靈，這就賦予了政府和市場新的定義。從碳中和角度來看的話，政府具有指導作用，碳中和是人為提出的目標，需要統(tǒng)一方向和行動。政府不只是制定框架，政府要支持新價格形成，包含碳排放因素、人的健康因素和自然因素、還要考慮其他的污染排放等多種因素的市場價格。市場仍然要起決定性的資源配置作用，這里的資源不僅僅是物質資源，也包括環(huán)境、健康、社會等多維度的資源。

我們這次報告特別強調范式變更，強調從方式變更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從中央到地方，從產業(yè)到企業(yè)，從農村到城市，從城市到社區(qū)，個人到社會，全方位地規(guī)劃和落實碳中和轉型。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里要實現如此巨大的變革，必須要用范式變更的理念，發(fā)揮制度優(yōu)勢，統(tǒng)領規(guī)劃。這是特別重要的。

2022年6月18日，山西晉城，黃昏時分，太陽能發(fā)電板排列整齊，大風車矗立遠方。

碳中和如何促經濟復蘇

澎湃新聞：這個研究將有助于我們在哪些方面進一步深入促進“綠色低碳創(chuàng)造新動能”的理念和行動？

朱民：首先是在理念上，有助于理解中央提出的高質量發(fā)展和新發(fā)展模式。范式變更的概念表明，碳中和不僅僅是新能源的問題，不只是煤的問題。我們需要最終以福祉為發(fā)展標準，各個不同的產業(yè)和全國各地區(qū)應該融合在一起。我們對國家1+N規(guī)劃提出了很多建議，要以范式變更的思維，把碳中和滲透到今天我國經濟發(fā)展的所有的一切，增長也好，科技也好，所有的區(qū)域的平衡也好，一切都必須和碳中和一致，必須融入碳中和的因素，都必須以碳中和的目標為目標。

歐洲從1990年實現碳達峰，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花60年的時間。我們要從2030年實現碳達峰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只有30年，時間短，轉型速度是很快的。歐洲服務業(yè)在GDP中的占比已經達到75%左右。服務業(yè)本身產生的碳很少，主要還是居民消耗能源的問題。相對而言，我們的工業(yè)在經濟中的占比很大，服務業(yè)只有54%。我們還處在工業(yè)發(fā)展的階段。在碳中和過程中科技創(chuàng)新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科技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新的生產力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沿著范式變更的概念往下走，碳中和就是一個新增長的模式，不僅僅是減少排放負效用，而是一個科技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新的高質量生活，新的全社會的和諧。新的生產函數里要有傳統(tǒng)的資本和勞動，但還要有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同時以福祉為導向，改變評價系統(tǒng)。不然無法調動大家的積極性，無法聚集各方面的利益，無法在全球政治上達成一致。碳中和是新增長故事。

我們也準備在國際雜志上對這些基本概念進行整理后發(fā)表，希望能在國際上引發(fā)一場重大的理論討論。目前這些基本概念其實并不完全被世界認同。在碳中和的語境下，我們深刻意識到，只有站在這個高度才能把全人類的利益攏起來。我們現在講新發(fā)展模式和碳中和是結合起來的，只有這樣才是新的發(fā)展觀，才和世界的潮流一致。

澎湃新聞：202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3年國家發(fā)展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體現了國家對于短期內經濟復蘇的期待。在復蘇提振經濟的這個時間窗口，您認為碳中和的經濟發(fā)展范式將能夠為經濟復蘇提供哪些實際的政策抓手？

朱民：從推動當前經濟增長來說，第一是大力推動以碳中和為抓手的科技創(chuàng)新。碳中和給了我們一個特別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圍著這個方向發(fā)展科技創(chuàng)新，應用場景很寬，效果很好，也很具體。之所以是新增長，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新能源的創(chuàng)新。我們十年前想象不到光電比煤電便宜，但是我們現在解決了。光電取代煤電已經在技術和經濟上成為可能。但光電沒有儲能沒法用，所以必須要有儲能，我去青海看到黃河源頭有我們國家最早建立的巨大的龍羊峽水電站，現在把它改成儲能站，這也是以前想象不到的。

碳中和推動科技的發(fā)展，這才剛開始。有了新能源，需要新的電網，以后的電網完全是數字電網，虛擬電網。各種不同的電能上載到網上，對電網的平衡調度是特別難的一件事，國家在懷柔建的國家虛擬電網實驗室，探討虛擬電網調節(jié)、大電網，并行的小區(qū)電網、微電網等。新能源推動新能源汽車，光伏發(fā)電和風電都是科技創(chuàng)新的結果。

2021年的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世界形成了一個共識。第一，綠色投資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規(guī)模越大越好。短期助增長，長期促轉型，有很大的投資空間。通過綠色技術轉型來提升企業(yè)的勞動生產率，把綠色數字結合起來節(jié)能，提高企業(yè)效率。更不用說綠色農業(yè)，人工智能和綠色技術結合，走綠色農業(yè)和生態(tài)農業(yè)，又是一個巨大的發(fā)展。我是“十四五”規(guī)劃的專家委員會委員，在“十四五”期間，國家安排了44.6萬億和綠色轉型有關的投融資，碳中和投資空間很大，能做的事情很多。

建立碳核算與個人碳賬戶，合理引導消費文化

澎湃新聞：您認為如何建立并完善基于這種新發(fā)展范式的評價體系，讓地方政府真正圍繞新的評價體系來提高本地的發(fā)展質量？

朱民：評價體系特別重要。我們現在有了目標，但是沒有一個評價體系，所以落實碳中和就容易波動，例如2021年的煤電供應緊張。因此，在推進碳中和轉型和全國的經濟協調發(fā)展方向方面，有兩件事很重要。第一，要建立碳核算系統(tǒng)，如果我們每個產業(yè)都有碳核算，可以明確碳排放以及目標，最后可以做到企業(yè)層級的產品。現在也有很多企業(yè)在做碳核算，生態(tài)環(huán)境部有全國的碳核算的統(tǒng)計要求等。但要把它進一步落成，落實到賬戶，要建立碳核算、碳賬戶，每個人都可以有碳賬戶。

每個人都可以有碳賬戶，讓消費變得更有效，出行變得更環(huán)保，騎自行車也好，走路也好，都可以落實。參加國際會議要坐飛機，所以現在決定參會的第一件事，這個會我能不能參加，要查一查我的碳賬戶。這次來參加中國發(fā)展論壇的很多老總都說，飛來中國很遠，我的碳賬戶增加了很多，我要減少其他飛行。今后，從個人角度來說，大家會比較各自的“碳足跡”。好消息是，國家統(tǒng)計局已經成立了一個碳核算處。只有有了核算，才能比較，考核，才能科學地實際地落實目標。

第二，價格。我們現在有了碳交易市場，但是碳交易市場才剛開始，價格上升很快，從10元人民幣一噸碳現在已經漲到八九十元人民幣了。用碳交易是定碳價的一個方面，現在還有很多國家和機構在討論和提倡碳稅，通過碳稅在市場價格中反映生產的真實成本。還有企業(yè)主動內部核算減碳成本和價格，可以通過對認證企業(yè)計算。可以綜合考慮碳稅，碳交易價格和企業(yè)內部碳價綜合定碳價，使得市場價格反映真實成本，以此為基礎推動市場的全資源配置作用。

構建綠色宏觀金融管理體系，改變上市公司披露標準

澎湃新聞：您提出要建構中國特色的零碳金融市場支持中國的碳中和戰(zhàn)略，這里的“中國特色”指的是什么？目前面臨的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您有何建議？

朱民：我們估計到2050年，為了碳中和的投融資將規(guī)模巨大，但融資風險很高。例如十年前沒人想到光電和風電會做得如此之好。光電和風電前景很好，但科技變化很大，如果未來核聚變商業(yè)化了，又是重新洗牌。需要新的零碳金融應對這些科技變化產生的金融高風險高波動。碳中和會引起資產價格的重估。很多研究表明，棕色資產（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高碳資產，這些資產都會貶值25%以上。由此引發(fā)公司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股票的估值都會發(fā)生變化。中國現在有382萬億人民幣的金融資產。這些金融資產都會隨著資產的含碳量的估值變化而變化。四大國有銀行中，對于棕色企業(yè)貸款占了整個公司貸款的50%。這些都會發(fā)生變化。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已經提出了很多概念，金融要做零碳金融，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也是全球一個共同的挑戰(zhàn)。

中國在這方面還是走在前面的，我們的綠色貸款，現在有20萬億人民幣，全球第一；我們發(fā)行的綠色債券也有1.5萬多億，全球第二。過去的十多年，我們在綠色政策框架等方面也建立了很多體系，制定綠色產品的標準等，其實也是一直在往前走。但是從實現碳中和角度來說，差距還是挺大的。我們的綠色債券只占債券總額的1.4%，還遠遠不夠。我們現在的綠色融資里，90%是銀行貸款，7%是債券，3%是股權，這個結構遠遠不符合為零碳、為碳中和融資的需求，因為碳中和是高風險的，所以也需要更多債券，股權，較少貸款，所以挑戰(zhàn)還是很大的。金融是全球的，資本全球流動，今天世界各國都在爭做世界的零碳金融市場，爭做世界的零碳金融標準，標準制定權的爭奪很激烈。我們也要利用機會，在零碳金融方面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我認為中國要抓住碳中和的機遇，運用制度優(yōu)勢，構建先進的零碳金融體系。第一，要構建綠色的宏觀金融管理體系。第二，財政和金融更緊密地結合，發(fā)揮財政的指導作用和金融協調一致支持碳中和。第三，央行的貨幣政策要有碳中和的結構性因素。第四，風險管理提前從傳統(tǒng)的“巴塞爾協議III”（由國際清算銀行制定，同時得到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即巴塞爾銀行監(jiān)理委員會參與制定并同意實施的全球金融監(jiān)管標準），走向“巴塞爾協議-ESG”，走向可持續(xù)的風險管理。現在銀行已經開始重新做八大高碳產業(yè)的新風險模式，對煤，鋼，化工等產業(yè)進行新設計的壓力測試。第五，改變披露標準，按零碳標準披露融資、資產。今后全世界的金融公司、上市公司都要按照新的零碳金融標準披露，所有的資產估值就全部變了，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流，負債，收益就完全不一樣。我們要做中國自己的披露標準。第六，形成金融市場的生態(tài)體系特別重要，要創(chuàng)新能夠滿足碳中和的長期金融產品。我們也提議把上海建成我國、也是世界上的綠色債券金融中心，這會是很有意思的嘗試。

加大國際碳中和合作，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澎湃新聞：在碳中和的道路上，中國和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線”，成為“換道超車”的機遇，您認為中國的超車優(yōu)勢有哪些？您曾經提到，碳中和是全球開發(fā)與合作領域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在這個領域中國與西方的競爭與合作？

朱民：碳中和從一開始是國際運動，各個國家都在推行，從《京都議定書》一路走過來，開始都是博弈責任。但是到格拉斯哥會議之后，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碳中和是未來，不是推卸責任的問題，是未來競爭制高點的問題，它重寫了工業(yè)革命的規(guī)則，創(chuàng)造了新的產品，培育了新的產業(yè)，構造新的城市和社區(qū)。比如我剛才講的披露，就跟以前的披露完全不一樣，產品標準、技術、金融規(guī)則都會不一樣。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是一個未來的競爭。歐洲特別重視，許多國家從立法建制、建規(guī)章制度，發(fā)揮自上而下的力量。美國的戰(zhàn)略以技術市場為主，突出五大技術突破，抓住六大產業(yè)和市場，來引領世界，競爭格局很清楚。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我們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就要特別強調科技和整體規(guī)劃。要加大國際合作和國際交流。對于中國來說，特別重大的責任是支持和幫助“一帶一路”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走上綠色發(fā)展道路。這些國家還沒走到工業(yè)化現代化的發(fā)展道路，一下要跨越這個階段走向綠色階段，沒有技術、資金、人才、制度的支持，不知道怎么走。中國的成功經驗首先會為全世界的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樣本。與此同時，中國應在技術、資金和能力培訓上支持“一帶一路”國家，在今天地緣政治惡化的情況下，這是我們能做的特別有用的事情。國際合作也是一個多維度方面的事，是全球和中國碳中和很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