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奧蘭多·費吉斯 理想國imaginist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1857年對于屠格涅夫來說是不同尋常的一年，這一年，他失戀了。當時最炙手可熱的當紅女歌劇演員保琳娜突然對他冷淡疏遠，愛答不理。要知道屠格涅夫已經愛慕保琳娜很多年了。這次失戀讓屠格涅夫變得消沉無比，他決定離開讓他飽受心碎之苦的巴黎，給自己放個長假，來一次走遍歐洲的旅行。

1857年秋天，心碎的屠格涅夫坐上貫穿歐洲的火車。他沒有準備什么特別的行李，除了兩樣——一位能玩到一起去的好朋友和一本“約翰·穆雷”旅行指南。

“約翰·穆雷”旅行指南堪稱“十九世紀歐洲版小紅書”，風靡整個歐洲，游客們幾乎人手一本。是的，在那個年代“做攻略”就已經很流行了。這本手冊不僅貼心地幫游客們安排好了性價比最高的旅行路線，還標記了每個地方的“必看網紅打卡點”，甚至具體到博物館里哪些畫一定要看，哪些不值一提。

“約翰·穆雷”旅行指南中對景點的介紹和廣告

“穆雷”手冊的風行側面反映出當時歐洲發達的旅游業。和“歐洲游客”這一群體一起登上歷史舞臺的還有“歐洲人”這個特殊的概念。或許在大眾的印象里屠格涅夫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俄國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當時俄國的社會現實，但其實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西歐，除了“俄國人”這一身份外，屠格涅夫還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歐洲人”。他曾宣稱“我是歐洲人，我愛這面旗幟，我把信仰寄托在我從小就帶著的這面旗幟上。”

直到今天，“歐洲人”依然作為一種特殊的身份概念存在于我們的普遍敘事中。歐洲各國民眾被視為一個整體，并被認為共享著同一種文化。二十世紀中期，毛姆在寫作《刀鋒》時，也習慣性地使用“歐洲人”的概念與“美國人”相對應。但是這個概念并非從一開始就存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將“民族主義”身份認同闡釋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認為民族主義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時間觀念的改變，傳播技術的發展，國家方言的演變等多重因素構建而成。上文提到的“歐洲人”這一身份概念也是如此，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被“創造”出來。

英國歷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就在著作《創造歐洲人》中討論了“歐洲人”這一身份標簽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他聚焦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法國女高音保琳娜·維亞爾多和她的丈夫三人的故事，探討了當時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如何成為跨國文化中介者，用蓬勃發展的文化圈，把歐洲各國連結成一個文化共同體。

《創造歐洲人：現代性的誕生與歐洲文化的形塑》

[英]奧蘭多·費吉斯 著 王晨 譯

本文內容摘選自《創造歐洲人》

01.

屠格涅夫的療愈之旅

屠格涅夫在 1857 年到 1861 年間不斷旅行。他在倫敦短暫停留期間造訪了赫爾岑，然后去了柏林和德累斯頓，接著在萊茵河畔的辛齊希（Sinzig）泡溫泉，趕到巴登—巴登去營救在賭場輸了錢的托爾斯泰，并在布洛涅的海邊和他一起待了三個星期，隨后回到巴黎和庫爾塔維內爾，在那里度過了 9 月。接下去的六個月里，他在意大利旅行，然后又花了三個月回到俄國，途經維也納、布拉格、德累斯頓、巴黎和倫敦。

從 1857 年春天起，去意大利旅行的想法就在屠格涅夫的頭腦中牢牢扎根，他寫信給莫斯科的博特金，建議他和自己一起從巴黎乘火車去倫敦度假，然后去萊茵河、瑞士和意大利旅行：“你會在最好的時間到達最有趣的地方：5月的巴黎，6月的英國，7月的萊茵河和巴登—巴登，8 月的瑞士”——當時他計劃秋天去意大利。

旅程開始時很輕松。巴黎——馬賽鐵路的最后一段已經于1856年開通，使乘客能夠在短短 17 個小時內行進 862 公里。進入意大利則要慢得多。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沿海公路是出了名的難走。從 1857 年開始，沿著海岸進行的利古里亞鐵路建設工程使情況雪上加霜。但是旅途很美好。

博特金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從不同的方向進入過意大利，但都沒有如此迷人的景色。淡藍色的大海邊有棕櫚林、高大的夾竹桃和果木園。有些地方讓你欣喜若狂。”在熱那亞，他們因為丟失了一只行李箱而被耽擱了三天，于是帶著旅行指南——約翰·穆雷（John Murray）的《意大利北部旅行者手冊》（1854年）——參觀了該市的宮殿，晚上還去看了歌劇。

《偷香》

在羅馬，他們住在英國酒店（Hotel d’Inghilterra），這是一座16 世紀的貴族宅邸，最近被改建成了一家很受英國游客歡迎的酒店，部分原因是拜倫和約翰·濟慈（John Keats）都曾在那里住過。博特金讓屠格涅夫專心寫作，但會與其共進晚餐，一起前往歌劇院，下國際象棋，或在西班牙臺階附近的希臘咖啡館談論藝術，一群俄國藝術家會在那里見面，包括當時正在繪制自己的偉大作品的亞歷山大·伊凡諾夫（Alexander Ivanov），他已經為這幅《基督對百姓的顯現》工作了 20 多年。

在羅馬的那段時間使屠格涅夫精神振奮。“羅馬太棒了，”他寫信給朋友說，“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偉大、美麗和重要的人物總是近在咫尺，時刻圍繞著你，你可以隨時進入神明的世界。”屠格涅夫對另一位朋友坦言，這是一座“更容易獨處的城市”——他在給烏克蘭作家瑪麗亞·馬爾科維奇（Maria Markovich）的一封信中發展了這一觀點，他寫道：“羅馬是一座令人驚訝的城市，它可以取代任何東西——社交，幸福，甚至愛情。”

《絕美之城》

意大利各地的旅行也帶來了慰藉。在博特金的專業指導下，屠格涅夫游覽了馬達馬別墅（Villa Madama）和潘菲里別墅（Villa Pamphili），風景如畫的阿爾巴諾湖（Lake Albano），還有弗拉斯卡蒂（Frascati），可以從羅馬經由一條新開通的鐵路到達那里，這是意大利最早的鐵路之一，將一日游的游客從羅馬運送到這個美麗的山頂小鎮只需要半個小時。他們去了更遠的那不勒斯和龐貝。與博特金分開后，屠格涅夫獨自前往佛羅倫薩，在那里他以穆雷的旅行手冊作為指南參觀了該市藝術珍寶；然后他離開佛羅倫薩，前往維也納就醫，途中去了比薩、米蘭和威尼斯看醫生，最后返回俄國。

3月28日，他寫信給博特金，表示“佛羅倫薩太棒了”，并繼續引用穆雷指南上的建議：“順便說一句，請注意在皮蒂宮的一幅拉斐爾的畫，編號245，藏在“朱庇特的教育廳”；這是他的圣母畫的原型，特別是德累斯頓的那些。祝身體健康，讓我們在俄國再見，你的屠格涅夫。又及：來佛羅倫薩時，給你自己買本穆雷指南。”

02.

鐵路上的歐洲

鐵路使這種旅行成為可能。屠格涅夫在歐洲旅行時會盡可能多地使用它們。他甚至學會了在火車上寫作。到了 19 世紀 60 年代，已經可以通過鐵路前往幾乎所有的歐洲大城市和許多小城鎮。在所有的地方，鐵路都被視為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和國家團結的關鍵。

通過讓出國旅行變得更加方便和負擔得起，鐵路鼓勵人們比以前更多和更遠地出行。英國人走在了前列。可以說是他們推動了歐洲旅游業的不斷增長。從法國、萊茵蘭、瑞士到意大利，沿途的每個大城市都擁有“英國酒店”或“倫敦酒店”之類名字的大酒店。英國中產階級是歐洲最富有的。由于遠離歐洲大陸，他們比其他歐洲人更有旅行的需要。壯游一直由英國貴族主導。他們為作為一種社會改良方式的歐洲旅行確立了模板。

旅游業是鐵路時代的產物。甚至“游客”這個詞也是相對較新的，它在 19 世紀的頭十年里就進入了法語和英語，但從 19 世紀 40 年代開始，隨著鐵路、旅客酒店、餐館、紀念品商店、旅游指南等進入歐洲大陸，這個詞變得廣泛流行起來。出國旅游曾經只是少數人的樂趣，而鐵路使更多人有了這樣做的可能。

1873 年的《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評價說：在秋天，整個歐洲似乎都處于一種永恒的流動狀態。每一個地方都受到了沖擊，無論多么難以到達。在巴伐利亞偏遠的柯尼希湖，以前可能一個月里只有十幾個外鄉人能找對路，現在游客多到能坐滿四艘船。里吉島山頂的草都禿了，散落著碎瓶子和《每日電訊報》的碎片。

巴登—巴登的“談話廳” 圖源：《創造歐洲人》

與那些能負擔得起幾個月甚至幾年旅行的老精英們不同，新的鐵路游客將所有的旅行都集中在暑假的幾周里。游客們想要的是精簡版的壯游。他們渴望很多東西：參觀歐洲最著名的景點，具有文化價值和風景如畫的地方；關注某個地方具有“真正”的民族性和獨一無二的，在他們本國看不到的方面；帶著自豪的心情回來，想著“他們看到的東西至少和他們的鄰居一樣多”——正如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在他的《旅行雜記》（1866 年）中所說的那樣。

03.

200年前出門玩也要做“攻略”

“文化”是最大的吸引力。游客們觀賞歐洲最偉大的藝術品，參觀那里著名的歷史名勝和建筑，試圖通過出國旅行來陶冶自己；他們把文化當成可以在清單上勾選的購得物或商品，表示他們經歷過了。國家美術館和博物館是游客計劃行程的主要參照點，作家故鄉和文學地標也是主要的旅游景點。

前往文學圣地的有組織的短途旅行在英國早期的旅游活動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奔寧山區的“勃朗特之鄉”，華茲華斯的湖區，莎士比亞在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出生地——19 世紀四五十年代，鐵路讓游客能夠前往上述地方。在歐洲大陸，盧梭、伏爾泰、彼得拉克、席勒和歌德等作家的故鄉也是如此，歌德在法蘭克福的故居于 1863 年被買下，并向公眾開放。

對于在歐洲大陸的英國游客來說，比起其他任何文學作品，拜倫的作品更能決定他們去哪里。前往萊茵河和意大利的旅行者受到他的詩歌的指引，這些詩歌告訴他們，身處他筆下描繪的那些地方應該感受些什么。穆雷的旅行指南為他們制定了行程，讓他們盡可能多地造訪拜倫提到的地方，確保一有機會就引用他的詩歌，甚至為旅行者推出了袖珍版的拜倫詩集。如果這位詩人喜歡過某一幅畫或某棟建筑，指南中就會向讀者指出。

意大利的旅游業很快就意識到了這條穿越意大利的拜倫小徑的商機。到處都是拜倫飯店和拜倫勛爵餐廳。在《意大利風光》（1846 年）中，狄更斯講述了在博洛尼亞的一段插曲，當時那里的“游客非常多”，一家客棧的服務員認出他是英國人，一有機會就開始談論“拜倫勛爵”：他說，他對此人了如指掌。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把每一個可能的話題都與那人聯系起來，從晚餐時的蒙特普爾恰諾葡萄酒到大床本身，前者產自那人擁有的莊園，后者是以那人的床為模板造的。當我離開旅店時，他在院子里最后鞠躬，向我保證，我要走的那條路是比侖勛爵最喜歡的騎行路線。

穆雷的旅行指南對英國游客的去向，對他們認為“值得一看”的內容以及對他們如何看待這些東西的影響要超過其他一切。它們成為所有現代旅行指南的典范，歐洲游客廣泛使用的是它們，屠格涅夫就是其中之一。穆雷最重要的創新——在于他編排了行程。這使得他的指南比以前的手冊更緊湊和更容易使用。穆雷的書將地點編排成了方便的行程，因此不需要查閱地圖。路線是根據主要景點之間的旅行便利和速度來選擇的，從而將游客人流引導到主要的鐵路、公路和航線沿線。就這樣，歐洲的文化地圖被重新繪制了。

對于不熟悉出國旅行的公眾來說，新的旅游手冊是必不可少的讀物。它們的大多數讀者都是第一次出國旅行，來到語言不通的外國探索。這些人依靠手冊來告訴自己去哪里和看什么，幫助規劃自己的路線，這樣他們就可以盡可能多地看到東西，避免在僅有的幾個空閑的星期里浪費幾天的時間。

《看得見風景的房間》，英國貴族在意大利度假

正如拜德克在 1852 年寫給穆雷的一封信中所說的那樣：游客人數每年都在增加。不僅有錢人一等天氣轉好就出發，下層階級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學生和后一類人希望事先或多或少地知道他們的旅行要花多少，在酒店要付多少錢，還有小費等等。

為了幫助游客克服不安全感，指南向他們提供了公認的意見，讓他們以正確的方式回應在旅行中遇到的文化名勝和器物。認真的游客會虔誠地聽從旅游指南的建議，有時不吃不睡，以確保他們看了一切。海涅抱怨說，他在意大利寸步難行，因為到處都是英國游客；每棵檸檬樹旁都有英國女士在聞它的芳香；每家美術館里都有至少 60 名左右的英國人，人人手里都拿著一本旅游指南，檢查每一樣東西是否都在應該在的地方。

通過引導游客走上同樣的路線，穆雷指南在讓國外旅行體驗變得標準化方面的貢獻無與倫比。游客希望能找到指南中提到的那些東西，它們變成了商品——游客通過觀看它們而獲得了“有文化價值的對象”。

04.

“歐洲人”的概念如何被形塑

鐵路讓歐洲變得開放，通過旅行開闊視野這種舊有的想法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人們在談論鐵路如何通過清除障礙來結束仇恨和分裂。馬克·吐溫的《傻子出國記》（1869 年）描繪了穿越歐洲前往圣地的鐵路之旅，他在書中寫道：“旅行是對偏見、偏執和狹隘的致命一擊。”這種想法在 19 世紀文學中變得司空見慣。

不過，鐵路所做的不僅是克服思想的狹隘。身為“歐洲人”的意識本身就與國際旅行帶來的開放態度息息相關。鐵路使歐洲各地的人們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將自己視為“歐洲人”——根據他們的歷史和地理，有些人更像，有些人不那么像。但成為“歐洲”的一部分的想法與坐火車旅行到歐洲每一處的可能性密不可分。任何有車站的小城都可以認為自己處于橫跨歐洲大陸的鐵路網的中心。

莫奈《圣拉扎爾車站》部分 圖源：《創造歐洲人》

歐洲的文化精英對這種新出現的歐洲人的情感感受得最為強烈。對他們來說，這種情感是國際旅行、語言學習和對外國文化的開放組成的世界主義世界觀的一部分，并不必然會削弱他們的民族身份。屠格涅夫就是這種世界主義的活生生的例子。他不斷地旅行。在柏林、巴黎、巴登—巴登、倫敦或圣彼得堡都能適應生活的能力是他的歐洲人身份的關鍵。

他生活的“歐洲”是一個國際文明，是以理性、進步和民主的啟蒙理想為基礎的文學共和國。當他宣稱“我是歐洲人，我愛這面旗幟，我把信仰寄托在我從小就帶著的那面旗幟上”時，他就是這樣想的。在接觸到果戈理之前，他的文學人格是歌德、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塑造的。他在斯帕斯科耶的圖書館藏有九種歐洲語言的書籍。雖然他認同自己是俄國人，有時在像是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也會是激烈的愛國者，但他反對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拒絕相信任何國家的要求都應該先于人性的要求。

民族感情和世界主義之間的張力不僅塑造了屠格涅夫這樣的歐洲人的身份，也塑造了歐洲政治。雖然可以認為 19 世紀是歐洲民族主義運動興起的時代，但同時也有一股強烈的國際主義情緒的逆流，它植根于康德啟蒙運動的世界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引發了人們對歐洲統一的樂觀希望。

“歐洲將不多不少地成為同一個民族，對所有人來說，無論他們何時何地［在歐洲］旅行，都會發現自己身處同一個祖國。”在接下來的 30 年里，歐洲的革命者和民族解放運動從雅各賓派發展起來的歐洲統一思想中尋找靈感。

國際友誼是他們對抗保守現狀的最好手段。這種國際主義是 1848年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它最具影響力的聲音屬于意大利青年黨領導人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馬志尼主義者看來，民主國家的建立將加強國際友誼，催生推動和平的歐洲民主聯盟。只要國際主義的道德力量足夠強大，防止愛國情緒變得具有侵略性，民族情緒和世界主義就是相輔相成的。

費吉斯通過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法國女高音保琳娜·維亞爾多和藝術評論家路易·維亞爾多三人的故事，展現19世紀燦爛輝煌的國際主義文化，以及當時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如何成為跨國的文化中介者，通過蓬勃發展的文化圈將歐洲各國聯結成一個文化共同體，使歐洲各國人民接受共同的身份標簽——“歐洲人”，進而樹立歐洲文化，以及文學藝術在世界文明的經典地位。

原標題：《我不能一直“喪著”，得出門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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