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  澎湃新聞記者 周頔 攝

中國人口于2022年進入自然負增長。這種人口變化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有哪些挑戰？應如何應對人口負增長問題？隨著未來人口老齡化加速，將如何實現“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

3月30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主辦的第18期“CF40·孫冶方悅讀會”上，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就其新著《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發表主題演講。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關于如何看待技術進步對勞動力替代的采訪提問時，蔡昉表示，過去談技術進步主要指資本替代勞動力，這需要一個過程。如果速度太快會帶來資本勞動比提高，造成資本回報率下降，因此技術不會過快地替代勞動力。然而當前AI等新技術的發展速度超乎意料，蔡昉認為，AI在勞動力替代方面的速度和表現確實需要警惕。

蔡昉也指出，索洛悖論所闡釋的情況長期存在——技術進步看似提高了生產率，但實際生產率不一定會提高，因為在某些領域技術替代了人，從而導致這些勞動力回到了低生產率的部門。與此同時，新發展理念下的社會進步是具有報酬遞增性質的，技術進步既能替代勞動力要素，同時也要與勞動力要素相互配合，因此人力資本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蔡昉還談到了當前AI等新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近期，馬斯克等千名科技人士發公開信建議暫停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AI系統。當前需要將倫理問題、發展方向等問題想清楚。

“既然我們看不清楚它，就不能把寶都壓在它身上。我們必須有多選幾種的可能性，現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通過改革獲得改革紅利。”蔡昉稱。

當前中國人口年齡分布呈現“紡錘形”，如果時間繼續推移的話，是否會出現倒“金字塔”形？遠期又會呈現怎樣的狀態？

蔡昉回應道，當前還沒有確定的推測模型和結論，但可以預測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育齡婦女人數已經極少，無論如何都無法補償負增長，那么社會生育率還會持續降低，人口也會越來越少。另一種情況是，當社會發展到極高程度，性別高度平等的時候，生育率也有可能發生回升，至少不會繼續下降了。因此，我國要通過福利國家建設，讓人人享有基本和充分的公共服務，這也有可能逆轉生育率下降、老齡化加劇的趨勢。

中國社會“未富先老”，人口負增長“不期而至”

今年（2023年）1月，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14億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6.77‰；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37‰。這也是我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蔡昉表示，1961年我國因嚴重自然災害出現了人口負增長，但與2022年的人口負增長并不具有可比性。上一次的負增長是短期的，沒有改變人口長期快速增長的趨勢，而這一次的人口負增長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負增長時代。

2021年我國老齡化率已達到14.2%，進入到了老齡社會階段。蔡昉預計，我國老齡化率很可能在2030年左右超過21%，進入超老社會，而到204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率或將達到27%。

蔡昉表示，我國人口發展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集中體現在中國社會“未富先老”與人口負增長“不期而至”兩方面。

過去兩年，中國人均GDP與世界平均水平相仿，均為12000多美元。中國來到了從中等收入國家畢業的臨界點。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人口金字塔顯示的人口年齡結構有顯著差異，中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要高得多，這導致了中國社會面臨“未富先老”的局面。蔡昉表示，相比于經濟發展階段，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和負增長時點來得早，加大了應對難度。

除此之外，幾乎此前所有的人口預測，甚至2020年聯合國預測，都未能準確指出中國人口峰值及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以致在思想上和物質上準備不足，不利于及時對路和有效的政策應對。人口負增長成了出乎意料的“不期而至”。

在過去的數百年里，中國一直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然而國際預測顯示，去年或今年，印度人口總量將超越中國。對此，蔡昉談道：“我們正經歷從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到世界老年人口第一大國的轉變，而且我國世界第一的老年人口規模會持續很長時間，這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但如果用好了人口規模，（包括）勞動年齡人口規模、老年人口規模，其實它是可以帶來紅利和發展機會的。”

人口負增長無涉好壞判斷，無需在樂觀或悲觀間簡單選邊站

該如何看待我國人口負增長呢？蔡昉分享了他的幾點看法。

首先，人口負增長無涉“好”“壞”判斷。因為伴隨經濟社會發展，生育率降低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這個過程各國都會經歷。縱觀歷史，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呈反向變化關系。具體到中國的情況，雖然具有一定“未富先老”的特征，但中國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總體而言水到渠成，無需在樂觀或悲觀之間簡單選邊站。

其次，人口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會通過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資本回報率、勞動生產率等方式影響經濟增速。蔡昉指出，人口正增長、零增長還是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方向上南轅北轍，在程度上天壤之別。

我國自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后，近十多年來勞動年齡人口一直處于負增長階段。即便如此，我國目前仍然擁有14億人口總量，9億多勞動年齡人口，是非常龐大的體量。蔡昉談道，如果僅僅把人口紅利歸結為勞動力豐富，這降低了對中國經濟的解釋力，會弱化我們的預測能力。增量負面變化帶來嚴峻挑戰，總量規模狀況提供有利機遇。

再者，有人提出勞動力質量替代數量，以及機器人可替代人，包括ChatGPT可以提高生產率。蔡昉表示，這些無疑全部正確，但挑戰在于這些可能性都存在的同時出現人口負增長。他指出，關注人口負增長并非聳人聽聞，而在于提醒加快改變其他條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最后，蔡昉認為，人口負增長雖然增加了挑戰，但我國人口結構尚存潛力，人口總量創造了機遇。雖然人口負增長、老齡化、撫養比增量變化不利，但是中國人口占世界17.9%，居民消費僅占12.8%，縮小這個差距可增加消費總支出39.4%。與此同時，中國農業就業比重為23%，高收入國家僅為3%，如果轉移出10個百分點，非農就業可增加7800萬人。

人口新趨勢或降低潛在增長率，有改革紅利可以挖掘

我國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對經濟社會發展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蔡昉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分析了人口負增長可能帶來的影響。

對供給側帶來的沖擊，體現在降低潛在增長率上。由于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改善將放慢，投資回報率會下降，生產率改善空間縮小，因此，潛在增長率將低于此前預測。然而，蔡昉認為，即使受人口負增長影響而降低，我國的潛在增長率仍然不妨礙達到2035目標，何況還有改革紅利可以挖掘。

對需求側帶來的沖擊，體現在人口新趨勢抑制消費，消費成了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因素。由于年齡結構效應，消費力和消費傾向會隨年齡增長而降低。而如果經濟增長減速，收入增速放緩也會影響消費支出。此外，在收入分配效應里，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會導致部分人的消費無法實現。上述這些因素都可能潛在導致增長缺口。

談及人口負增長對于社會領域帶來的挑戰，蔡昉認為主要集中在人口撫養比顯著上升與老年人勞動參與率極低等方面。

他談道，隨著人口負增長與人口老齡化，會導致更高的人口撫養比，這可能損害“現收現付”式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承受能力和可持續性。可以看到，高齡老年人在身體和精神上的照顧需求將越來越強烈，而當前軟件和硬件都準備不足。

此外，老年人勞動參與率極低，年齡越大人力資本越低特征，使大齡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參與率低，延遲退休難度大。這也導致了老年人靠自身彌補收入不足能力弱，參與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少，不利于身心健康，作為勞動者和消費者的能力不足。

建議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在供需兩側進行戶籍制度改革

談及應對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機會窗口，蔡昉給出了多條建議。

首先，建議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將當前的9年義務制教育延長到14年，即將義務教育年齡拓展至4-18歲。這是繼普及義務教育和高等院校擴招后，提高人力資本的最有效手段。

當前，得益于義務教育階段兒童份額不斷降低，同時我國經濟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因此，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即便保持在GDP約4%的水平，到2035年之前，公共教育支出能力也會得以提高，義務教育負擔率（4-18歲與19-64歲人口比率）也會快速下降。

其次，要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的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潛力。與參照國家相比和農業增加值比重相比，中國農業就業比重仍然異乎尋常地大。勞動力轉移可增加非農產業勞動力供給，同時通過產業間、地區間資源重新配置，使得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

再者，需要在供需兩側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可釋放勞動力供給、生產率提高、居民消費擴大等領域的改革紅利。一方面，總量導致的增量不足可以靠結構調整解決，最終有20%的勞動力供給潛力。另一方面，勞動全要素生產率歸根結底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方面尚有進步空間。此外，穩定就業和收入，基本公共服務擴大新市民消費，將會帶來接近30%的增長潛力。

最后，要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要進行更大力度的再分配。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要推動城鎮低收入家庭特別是新市民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還要使稅收和社保制度更具有累進性，避免馬太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