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在我國源遠流長，“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家喻戶曉，曹孟德更是發出了“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感慨。到了現代，各種聚餐場合也離不開酒，逢年過節、親友結婚、朋友相聚都難免要小酌一杯。

然而，國人的飲酒風氣為社會所詬病，勸酒、斗酒，乃至為了業績被迫拼酒等不加節制的飲酒陋習讓公眾深惡痛絕，作為酒桌上的共飲人往往忽視了相互間的安全保障義務以致釀成不少悲劇，違背了喝酒的初衷，也扭曲了我國的傳統酒文化。

2020年以來，江西法院審理因聚餐共同飲酒人未盡到勸阻和安全保障義務引發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糾紛案件共計19件，其中死亡16人、受傷3人。共飲人不當勸酒、灌酒引發人身損害，甚至發生酒精中毒死亡以及交通事故等嚴重后果，將本來歡喜的喝酒聚會演變為悲劇，共飲人也為此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付出了巨大代價和血的教訓。

勸酒引發事故有三大特征

《法治日報》記者梳理后發現，該類案件有以下特征：

——農村地區勸酒文化盛行，共同飲酒人未盡到合理安全注意義務。農村地區受當地風俗影響，勸酒、罰酒、灌酒以及劃拳飲酒等成為約定俗成的酒席“規矩”，而共同飲酒人對人身安全互負合理注意及安全保障義務缺乏認知，酒局結束后忽視飲酒人身體狀態，且未及時送醫或安全送回家，節假日期間此類情形更甚。上述案件中，因過度勸酒引發飲酒人人身傷亡的有9件；發生在傳統節假日期間的有3件。

如江西省萬年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李某等4原告（系死者胡某親屬）訴陳某等6被告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糾紛案，陳某在明知胡某已經喝多了的情形下仍要求其前往第二場地喝酒，并以斷交相威脅，胡某無奈前往并被輪番勸酒和罰酒，而陳某等共飲人并未察覺胡某已處于危險狀態，卻將其醉酒視頻發送朋友圈進行嘲笑，以致胡某延誤治療因酒精中毒身亡。

——飲酒人安全意識欠缺，酒后駕車搭載酒友現象突出。飲酒人對過量飲酒可能給自己造成的傷害缺乏認知能力，對醉酒駕駛、無證駕駛等違法行為的危害性和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缺乏預見性，甚至有的酒后駕駛車輛搭載酒友回家，以致釀成慘案。上述案件中，有15件系飲酒人聚餐后仍醉酒駕駛引發人身傷亡，其中4件搭載共同飲酒人。

如江西省于都縣人民法院審理的王某甲等兩原告（死者王某乙親屬）訴鐘某、肖某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糾紛案，兩被告與王某乙打麻將結束后一起聚餐，王某乙在聚餐過量飲酒，且在明知其駕駛的二輪摩托車無相關牌照情況下，仍執意駕駛并搭乘肖某從興國縣返回于都縣，以致發生王某乙死亡、肖某受傷的交通事故。

——職場酒局管理缺位，法律關系復雜加大審理難度。部分公司、企業基于追逐利潤、搶占市場、獲取業績、增強凝聚力等目的，對商務飲酒缺乏監管，甚至持放任和鼓勵的態度。實踐中，公司的商務合作、團建、年會、出差洽談業務成為職場酒局的重災區，飲酒人容易因飲酒過量發生諸如交通事故、溺亡、酒精中毒等意外事故。該類案件涉及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飲酒者與共飲人、場地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等多種法律關系，法律適用存在爭議，加之當事人矛盾較大，責任難以劃分，法院審理難度較大。上述案件中，因職場酒局飲酒過量引發事故的有3件。

如江西省上饒縣人民法院審理的羅某甲等5原告（死者羅某乙親屬）訴某中醫公司、裴某等8被告生命權糾紛一案，羅某乙系某中醫公司的員工，其在參加公司銷售業務部的會議總結聚餐中因過度飲酒導致酒精中毒身亡。

共同飲酒人之間有安全保障義務

南昌市新建區人民法院法官汪振華介紹說，聚餐飲酒屬于聯絡感情和增進情誼的社交行為，法律并不禁止飲酒行為，但在共同飲酒過程中其他共飲人基于先前共同飲酒的行為，相互之間產生保障彼此酒后人身安全的附隨義務，如不履行這種附隨義務而產生的相應損害后果的，共飲人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具體來講，共同飲酒人應盡的安全保障義務可分為兩類：(一)相互提醒、勸阻、勸告義務。在共同飲酒過程中切忌灌酒、勸酒等不文明行為，同時，發現共飲人存在酗酒、醉酒或不良反應時應加以提示、勸告其停止飲酒。(二)通知、照顧、護送和協助義務。如發現共飲人存在醉酒現象及人身危險時，應通知其親屬或救護機構等及時采取措施避免危險發生。對醉酒人施以最大限度的照顧行為，或護送至安全場所或醫療機構救治，使其得以脫離危險境地。

為此，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1172條規定：二人以上分別實施侵權行為造成同一損害，能夠確定責任大小的，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難以確定責任大小的，平均承擔責任。基于法理及上述法律依據，共同飲酒人之間存在某種特殊關系，在法理上屬于共同飲酒人相互間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共同飲酒人如果未盡義務則需對其他共飲人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抵制勸酒陋習樹立文明新風

勸酒陋習由來已久，滋生土壤深厚，亦有不少人樂此不疲。為此，法官建議，應采取多管齊下的手段，逐步加以根除，從而保障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

一方面，加大法治宣傳力度。發揮好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主渠道、主陣地作用，引導大眾樹立文明新風，移風易俗，主動抵制勸酒之風，全方位的宣傳文明飲酒、適度飲酒的新風尚。

另一方面，加大以案釋法力度。通過典型案例、庭審公開、送法進社區等活動，幫助聚餐飲酒者增強法律意識和安全防范意識，使共飲人熟知其負有的提醒、勸阻、照顧、保護、通知等注意義務以及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

除此以外，相關部門應不斷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加強監督管理，確保公務、商務活動相關“禁酒令”“限酒令”落實到位，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頂風違紀的，堅決予以嚴肅處理，真正讓法律制度成為勸酒陋習的帶電“高壓線”，從而筑牢群眾生命財產和社會安全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