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實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延長產假政策，企業在其女職工生育一至三個孩子時，平均需承擔3.20萬至9.59萬元生育成本。”在2022年11月發表的《三孩政策下企業生育成本負擔及對策研究——基于延長產假的分析》一文中，研究者給出了這組測算數據。

該研究發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作者為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政策法規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社會學博士楊慧。

該文統計，自三孩政策實施以來，截至2022年9月，除西藏外全國有30個省份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下稱《條例》)將產假延長30—90天，大部分省份規定職工休假期間工資照發。

由此，作者提出疑問：三孩政策及延長產假給企業帶來的生育成本到底有多大?

為解決這個問題，該研究首次提出了“企業生育成本”的概念，并將其分為三部分測算：其一，社保性生育成本，指女職工產假、延長產假期間企業為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其二，工資性生育成本，指企業落實《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對女職工產前檢查、大月份懷孕休息、產后返崗每天1小時哺乳未滿周歲嬰兒的時間視同出勤，支付工資；其三，津貼性生育成本，指女職工延長產假期間企業支付的生育津貼。研究通過三項加總，最終得出了上述測算結果。

作者認為，該測算結果有助于揭示企業歧視女性、限制女職工生育的客觀原因，大部分《條例》存在“政策請客，企業買單”問題。特別是在疫情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下，企業需要承擔數以萬計的女職工生育成本，將降低其促進男女平等就業、落實三孩政策的積極性。因此，政府及相關部門需要對企業生育成本負擔之重予以高度重視。

延長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誰來付？全國28個省份由企業支付

該文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各類企業2505.55萬個，占法人單位數的85.25%，企業貢獻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崗位，其中女性占39.79%。

那么，三孩政策及延長產假給企業帶來的生育成本到底有多大？為解決這個問題，該研究首次提出“企業生育成本”的概念，并構建了測算模型。

該文寫道，“企業生育成本”指的是國內大中小型國有、民營、港澳臺及外資企業在為女職工提供生育保護時，所需承擔的各項直接成本，包括社保性、工資性、津貼性生育成本，不包括企業在女職工產假及延長假期間發生的替代用工成本、男女職工育兒假和陪產假期間的相關成本。

其中，社保性生育成本指在女職工產假、延長產假期間，企業為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雖然企業需依法為每個職工繳納社保費用，但女職工在產假及延長產假期間無法為企業創造利潤。

工資性生育成本指企業落實《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將女職工在產前檢查、大月份懷孕休息、產后返崗每天1小時哺乳未滿周歲嬰兒的時間視同出勤，為其支付相應工資。

津貼性生育成本指女職工在休延長產假期間，企業為其支付的生育津貼。

國家規定女方的98天法定產假享有生育津貼，生育津貼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未參加生育保險的由用人單位支付。但98天后，延長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由哪方支付？

該文統計，截至2022年9月，除西藏外全國有30個省份在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時將產假延長了30—90天，但只有黑龍江、上海2個省份明確由生育保險基金承擔部分或全部延長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其他28個省份均需企業承擔此項成本。西藏規定較為特殊，西藏2017年規定女方每胎享受365天產假及生育津貼。

基于上述生育成本，該研究根據各省份延長產假時間、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月均工資(下稱“全口徑月均工資”)、社會保險繳費比例（下稱“繳費率”)，構建企業所需承擔的生育成本測算模型，對全國及各省份企業平均所需承擔的女職工生育一個、兩個、三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進行測算。測算模型中，企業依法需負擔的人均生育成本為人均社保性、工資性和津貼性生育成本之和。

模型參數中，延長產假天數來自各省份現行《條例》，全國平均延長產假天數為除西藏外各省份延長天數的均值；各省份全口徑月均工資絕大多數來自人社通網站，全國數據為各省份全口徑月均工資均值；2021年各省份企業承擔的“五險”費率來自中央及各地官方發布網站及主流媒體，全國平均的企業社保費率為各省份費率均值。

12省份企業承擔的一孩生育成本為3—4萬

該研究測算，就企業承擔的一孩總和生育成本來看，2021年女職工每生育一個孩子，在全國范圍內企業平均需要承擔3.20萬生育成本。

從各省份一孩生育成本分布來看，有2個省份超過4萬元，12個省份在3萬—4萬元（不含4萬，下同），16個省份在2萬—3萬元，低于2萬元的只有黑龍江。北京企業需要承擔的一孩總和生育成本最高（4.56萬元)，青海次之（4.06萬元)。作者指出，對于育齡期特別是處于生育旺盛期女職工較多的企業，生育成本負擔之重顯而易見。

論文附圖

如果對一孩生育成本分項拆解，首先就人均社保性生育成本來看，根據2021年相關數據測算，在女職工享受98天產假及延長產假期間，企業在全國范圍內平均需為每個生育一孩的女職工繳納社保費0.87萬元。從各省份社保性生育成本的分布來看，有4個省份超過1萬元，24個省份在0.70萬—0.97萬元，3個省份低于0.70萬元。

其中，西藏企業承擔的社保性生育成本最高（2.75萬元）；上海、北京、青海企業承擔的人均社保性生育成本超過1萬元，分別居第2至4位；福建、山西、河北、廣西的相應成本分別居全國后4位。

論文附圖

再來看孕期、哺乳期的工資性生育成本。2021年企業在全國范圍內平均為每名生育女職工支付0.90萬元工資性生育成本，該成本與社保性生育成本大體相當。分省份來看，上海企業需支付的人均工資性生育成本最高（1.47萬元），廣東、江蘇、北京的人均工資性生育成本在1.02萬—1.34萬元，居第2至4位。此外，黑龍江（0.68萬元）、河南（0.69萬元）工資性生育成本相對較低，這與其小時工資在全國最低有關。

最后來看延長產假期間的津貼性生育成本。企業在全國范圍平均為每名生育一孩的女職工承擔的津貼性生育成本達1.43萬元，該成本遠高于人均社保性、工資性生育成本。從各省份津貼性生育成本的分布來看，有2個省份超過2萬元，24個省份在1萬—2萬元，3個省份在1萬元以下，上海和西藏企業無需承擔津貼性生育成本。

作者指出，企業人均津貼性生育成本的巨大差距主要與延長產假時間及其生育津貼支付來源、全口徑月均工資有關。其中，青海生育獎勵假時間最長（90天），全口徑月均工資較高，由此導致該省份企業需承擔的津貼性生育成本最高（2.11萬元）；廣東產假延長時間較長、全口徑月均工資偏高，企業承擔的津貼性生育成本居全國第2位（2.04萬元）。

此外，從企業一孩生育成本構成來看，在全國范圍內企業平均需要承擔的社保性、工資性生育成本分別占27.23%和28.18%，津貼性生育成本占44.59%。

作者特意算了一筆賬：分省份來看，在由企業承擔延長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時，企業所需承擔的“社保性生育成本”占其總和生育成本的23.30%—30.04%，“工資性生育成本”占21.85%—42.43%,“津貼性生育成本”占27.53%—53.53%。在由生育保險或醫療保險基金支付延長產假的生育津貼時，黑龍江、上海、西藏企業承擔的社保性成本占41.90%—84.31%，工資性和津貼性生育成本隨之降低。

作者指出，可見，減輕企業社保繳費、脫崗離崗成本及延長產假的生育津貼，對于減輕企業生育成本負擔均具有重要意義。

企業二孩生育成本全國均值為6.39萬，三孩為9.59萬

該研究還測算了企業承擔的二孩、三孩生育成本。

論文附圖

如果某女職工在同一企業就職期間先后生育兩個孩子，企業在全國范圍內平均需要承擔6.39萬元生育成本,各省份企業承擔的二孩生育成本在3.64萬—9.12萬元。其中有4個省份的二孩總和生育成本超過7萬元，25個省份為5萬—7萬元，2個省份為3萬—5萬元。

如果某女職工在同一企業就職期間先后生育三個孩子，企業在全國范圍內平均需要承擔9.59萬元生育成本，各省份企業承擔的三孩生育成本在5.46萬—13.68萬元。其中，有7個省份三孩生育成本超過10萬元，19個省份為8萬—10萬元,只有5個省份低于8萬元。

作者指出，由測算結果可見，三孩政策實施以來，企業的生育成本負擔確實會明顯加重，印證了此前有學者提出的關于延長產假及實施三孩政策會加劇企業負擔的觀點。

作者寫道，雖然不是每個女職工均會生育二孩或三孩，但企業在招用女職工時假定女性在現有政策下可能生育三孩，由此帶來高額生育成本負擔，以至于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對育齡期女性產生性別歧視，這既阻礙了女性平等就業，又不利于貫徹落實三孩政策。

總體來看，根據2021年相關數據測算，女職工每生育一個孩子，在全國范圍內企業平均需承擔3.20萬元的生育成本，如果女職工在同一企業就職期間先后生育兩個或三個孩子，企業需要分別承擔6.39萬、9.59萬元生育成本。其中，人均社保性、工資性生育成本各占3成左右，津貼性生育成本約占4.5成。

分省份來看,北京企業承擔的一孩、二孩、三孩生育成本分別高達4.56萬、9.12萬和13.69萬元，青海和廣東的上述成本分別在3.99萬至12.19萬元。即使在由生育保險或醫療保險支付延長產假期間生育津貼的黑龍江、上海和西藏，企業仍需承擔1.82萬—9.80萬元的一至三孩生育成本。

作者指出，該測算結果有助于揭示企業歧視女性、限制女職工生育的客觀原因,大部分《條例》存在的“政策請客,企業買單”問題，不但給企業帶來較高的津貼性生育成本負擔，而且還直接給企業帶來社保性、工資性生育成本負擔，進而加劇就業性別歧視，阻礙三孩政策落實。

作者認為，特別是在疫情對經濟發展的沖擊下,企業需要承擔數以萬計的女職工生育成本，將降低其促進男女平等就業、落實三孩政策的積極性。因此，政府及相關部門需要對企業生育成本負擔之重予以高度重視。

建議通過“財政補點、稅收減點、個人交點”，減輕企業生育成本負擔

該文指出，國際勞工組織認為,要求雇主直接支付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既不利于保護女職工的權利，也可能給小企業帶來過多成本負擔，不利于推動勞動力市場上的男女平等。

該文對國外減輕企業生育成本負擔的做法進行了梳理。在實行社會保險的107個國家中，大部分國家的繳費主體涵蓋雇員、雇主和政府，但不同國家情況各異。例如新西蘭的社會保險基金全部由政府供款，瑞典由雇主和政府共同供款，法國和墨西哥由雇員、雇主和政府三方供款，其中，法國雇主承擔的社保費率占其雇員工資13.3%，該比例僅為我國企業繳納社保費率的一半左右。

在實行混合方式的國家中,其生育成本可直接由雇主和國家共同承擔,也可以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從公共基金等項目中報銷,例如丹麥雇主僅需支付產前檢查時間的工資,生育津貼由政府承擔;在英國，生育津貼先由雇主支付,大中型企業可在國家公共基金中報銷92%,小企業可從政府稅務部門獲得103%的退稅。在美國實行帶薪產假的8個州中，雇主可對所支付的、超過產前工資50%的生育津貼申請12.5%—25%的退稅。

為促進女性平等就業和三孩政策落實，借鑒國際社會做法，作者建議，通過財政補點、稅收減點、個人交點的“三點”方式,形成個人、企業、政府多方共擔生育成本的長效機制,切實減輕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

具體而言，一是建議修改完善《社會保險法》，擴大生育保險繳費對象與生育津貼支付范圍。作者建議打破生育保險費全部由企業承擔的規定，建立企業、個人、政府共擔生育保險費機制。首先，參照我國《社會保險法》關于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中雇員和雇主共同繳費的規定，將該法第53條改為“職工應當參加生育保險，生育保險基金由用人單位和個人繳費以及政府補貼等組成”。

其次，建議借鑒丹麥政府支付生育津貼的做法，在總結黑龍江、上海社會保險基金支付延長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經驗的基礎上，在《社會保險法》的生育津貼享受條件中，增加“延長產假”或“生育獎勵假”的規定，以此減輕由用人單位承擔的30—90天生育獎勵假津貼負擔。

二是建議完善假期用工成本分擔機制,由企業和財政共同承擔女職工生育期間的社會保險費，企業和財政均攤。該做法可使企業直接感受到國家減輕其生育成本的用心,淡化企業對招用女性會增加其生育成本的認識,進而提高企業在落實三孩政策、促進男女平等就業方面的社會責任。

三是建議完善企業所得稅征收機制,稅務部門對當年有女職工生育的企業進行適當減稅。首先,建議稅務部門參照“小型微利企業減征企業所得稅政策”，在計算企業應納稅額時，將企業當年承擔的女職工生育費用視為減免稅額；其次，對于當年有在職女性生育二孩和三孩的企業，建議稅務部門再給予企業所承擔二孩或三孩生育成本的5%和10%的減免稅額獎勵。

作者認為，以上做法有助于在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鼓勵企業為女性創造平等的就業環境，提振女職工生育意愿，有效落實三孩政策。

作者同時指出，該文仍有不足之處，如，基于各省相關數據均值測算的全國平均生育成本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未能有效呈現不同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異質性；未考慮女職工在產前工資水平高于企業平均工資時，企業需要支付的差額工資及相關間接成本。以上不足之處，需在后續研究中加以分類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