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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閱讀與思考才能寫出《追憶似水年華》？

2023-03-22 18:1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法國作家安卡·穆斯坦在《普魯斯特的個人書房》一書中寫道：“沒有書籍的生活對普魯斯特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他把文學趣味和閱讀習慣當作界定其角色的手段。”

《追憶似水年華》中幾乎所有人都讀書：仆人和主人，孩子、父母和祖父母，藝術家和醫生，甚至將軍。飯桌和朋友之間的談話大部分聊的都是文學，比較高雅的人物能很自然地在說話時引經據典。普魯斯特的家人也喜愛玩這個“游戲”，他回憶說，他母親臨終前引用了一段莫里哀和喜劇作家拉比什的話。

然而，另一位法國作家安托萬·孔帕尼翁在他的《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一書中卻給出觀點：普魯斯特反對閱讀。這位一級作家當然也是一級的讀者。普魯斯特曾寫到：好書最偉大、最奇妙的特點之一便在于，對作者可稱之為“結論”的，對讀者則是一種“激勵”。所以他可以泰然崇拜某位作家，而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判斷，同時也不忌憚討厭哪位作家，而依然從中獲取養分。

那么，普魯斯特的讀書法有什么特別之處？他為何徹底放棄翻譯事業，又是在怎樣的思想下成為了如此杰出的法國大作家？下文摘編自安托萬·孔帕尼翁《從福樓拜到普魯斯特》，小標題為編者自擬，經出品方授權推送。

01.

放棄閱讀，投身寫作

沒有閱讀，就沒有寫作。這是薩特《什么是文學》一書的中心論點。“如果世上只有作者，那么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寫作，但是作為‘對象’的作品就永遠不會問世了……寫作行為必然牽連著閱讀的行為，閱讀是寫作行為的辯證的關聯品。”

自然，也有另一種觀點，它出自馬拉美的《關于書》：“書冊是沒有人稱屬性的，就像它會與作者脫離一樣，它也不會呼喚讀者……作為事實，作為存在者，它總是遺世獨立。”只要作者寫出了一本書，它的存在就不需要以讀者為前提。書存在，寫作行為是一種自在的存在，它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閱讀。

可還有第三條道路，即“閱讀的證明在于寫作”。這一主張符合經驗主義、反理智主義的路徑，因此它最好用實用主義的語言——英語來表述（The proof of the reading is in the writing）；此外，它也符合普魯斯特這位眾人皆知的熱愛英語文化的作者的口味，特別是它正好與普魯斯特對一切沒有創造性可言的閱讀的不信任相吻合。

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

對普魯斯特來說，“閱讀的證明在于寫作”抑或“反對閱讀”的說法，意味著把他親自構想的兩個標題組合在一起。其一是《駁圣勃夫》：普魯斯特曾設想過把《駁圣勃夫：一個清晨的回憶》這一標題用在一部混合體裁的作品上，他從1905年開始就在構思這本書，并且在1908年和1909年實際投入了寫作。其二是《論閱讀》，這個標題原用于普魯斯特為自己所譯的約翰·羅斯金的《芝麻和百合》一書所作的序言，不過該文雖在1905年后連載于期刊，但后來收入《戲作與雜文》一書時改名為《閱讀之日》。

《論閱讀》與《駁圣勃夫》，再加上若干戲擬式的仿作，便是普魯斯特在全力投入《追憶》的寫作之前的主要工作，也是他從“翻譯他人”轉向“表達自我”的關鍵階段——

1906年，當他喪母后不久，普魯斯特在致與他合譯羅斯金作品的瑪麗·諾德林格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我已永遠結束了翻譯他人作品的工作，盡管我媽媽很喜歡我這樣做。至于表達我自己，我已經失去了勇氣。”1904年之后，他還對諾德林格講過，他們一起從事的翻譯工作主要是一種消遣，“我想，我會拒絕一家威尼斯書商的請求，他們要我再去翻譯羅斯金的《圣馬可的安息地》。如果不這么做，我大概至死都無法通過寫作表達我自己。”

馬塞爾·普魯斯特(左)和母親及弟弟

由此我們就會懂得，《論閱讀》和《駁圣勃夫》之所以被視為關鍵性的文本，正是因為它們恢復了作者的勇氣和通過寫作、通過小說形式表達自我的意志。按照普魯斯特的構想，《駁圣勃夫》本應通過與母親對話的形式對圣勃夫的方法展開批評，用作者對阿爾弗雷德·瓦萊特的話說，它會是一部“真正的小說”。事實上，也正是這部源自批評隨筆的“真正的小說”最后升華為《追憶》，而在真實的《駁圣勃夫》一書里，被論述的主題是文藝美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敘述者所使用的技藝。

如果說《駁圣勃夫》是《追憶》最終告成的前提，那么《論閱讀》的決定性的分量也同樣不可輕忽。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這篇文章提前道出了《駁圣勃夫》的論點，即“圣勃夫誤讀了他的時代的幾乎所有的大作家”，也不是因為它對童年的描述預告了《在斯萬家那邊》；我們毋寧說，這篇文章的價值在于它和《駁圣勃夫》一樣采取了“批駁”的立場。

它懂得“否定”的意義，在其語境中，其矛頭指向了閱讀行為。它仿佛暗示我們，對閱讀行為——恰切地說是某些特定類型的閱讀行為——的揭露或者放棄乃是從事寫作的一種前提、一個條件，似乎普魯斯特就該提前否棄閱讀，否則就難以投身寫作。后來，作家在《重現的時光》中寫道：“我們只有放棄自己心愛之物，才能有朝一日重新擁有它。”凡此論爭性的措辭不免有夸大之處，而我們唯有潛心深思，方能逐漸領悟普魯斯特最終希望達到的是怎樣一種“好的閱讀”——作家后來在《追憶》終篇之處頌揚了這種理想的閱讀，它的對象必得是那些能夠真實表達自我的人的“內在的書”：“這樣的閱讀本身就是創作。”

《追憶似水年華》（1999）

我們在此討論的是普魯斯特對閱讀的感受以及圍繞這種感受產生的諸種觀念。從《追憶》開篇處，從它的第一頁起，敘述者入睡時就總是手不釋卷：

“睡著的那會兒，我一直在思考剛才讀的那本書，只是思路有點特別；我總覺得書里說的事兒，什么教堂呀，四重奏呀，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爭強斗勝呀，全都同我直接有關。”

此處，生活與閱讀已經融為一體，閱讀成為《追憶》的一個基本題材，也是其意義生發的扭結之一。不過，我們也需要避免普魯斯特批評中那種將作品等同于“護教論”的傾向，按照這種已成俗見的看法，“閱讀”簡直就是《追憶》的中心主題——普魯斯特被視為法國文學史上繼蒙田之后的又一位偉大的讀者，導致《追憶》全書充滿了引文、指涉和隱喻，其“互文本”龐雜無比，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豐富的綜合。可事實上，這樣的結論很難證實，而且我們有必要把閱讀對普魯斯特的寫作所具有的“質的意義”與作者具體的閱讀和《追憶》的“互文本”所具有的“量的意義”區分開來。

在世紀之交的那代人中，論對有產者文化傳統之掌握，普魯斯特可謂罕有其匹，他的家庭環境使其非常熟悉經典的文學作品，而學校教育對他而言相對沒有那么重要，也不是他最了解的領域。如果說我們感覺其小說世界里的學術世界在比例上并沒有那么突出，那是因為其中如頹廢派文學等主題在20世紀已經沒落，不為今人所熟知。對他筆下的音樂、繪畫，我們也可作如是觀。

普魯斯特小說的世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穿越美好時代的頹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

02.

圖書館=遺忘之地、垃圾場和墓地

普魯斯特很少出入圖書館。奇怪的是，他唯一從事過的職業，倒是在馬扎然圖書館擔任職員；不過，他也很快就因健康問題而從那里辭職。

普魯斯特并不喜歡圖書館，《追憶》中提及圖書館的幾處地方無不帶著揶揄的口吻。在小說里，圖書館簡直就和遺忘之地、垃圾場和墓地畫上了等號，那些早已無人閱讀的書籍只有在這里才能找到存身之所，“正如將某一種書籍存在國立圖書館一冊，不這樣，這本書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論閱讀》一文對學究式的，即圣勃夫式的閱讀方式語多譏刺，這種以尋找真理自命的行為在普魯斯特筆下淪為漫畫式的圖景，它“好似一種附著在書頁上的物質性的東西，仿佛我們只要向圖書館里的書架伸出手去，就能采擷到這由他人之手釀造的蜂蜜”。

在普魯斯特的世界里，要數奧黛特這個形象對學究的諷刺最中要害，當斯萬顯得三心二意的時候，她倒是直截了當地說：“博覽群書，埋頭在故紙堆里，該多有意思啊！”

圖書館并不能讓書籍增輝，它也不能讓人產生閱讀的愿望，事實恰恰相反。《追憶》中有兩處提到國家圖書館，上下文及其含義相同，因此頗能顯現作者的觀念。當敘述者第一次在斯萬家做客時，“他指給我看他認為會使我感興趣的藝術品和書籍，雖然我毫不懷疑它們比盧浮宮和國家圖書館的藏品要精美得多，但是我卻根本不會去看它們。”

《追憶似水年華》（1999）

另一處地方與斯萬的女兒希爾貝特有關：“希爾貝特對某位高雅的夫人感興趣，因為這位夫人有吸引人的藏書和納基埃的畫，而我這位舊時女友是不會到國家圖書館和盧浮宮去看這些畫的。”

與他們對私人藝術展的青睞不同，敘述者和希爾貝特都貶低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價值。他們兩人的輕蔑并非與附庸風雅的做派無關，這或許是受斯萬影響的結果——斯萬在小說開篇處大夢初醒般地宣稱，“對那些確有精義的書，我們一生中總要讀上三四次”。這樣精英主義，熱衷上流社會品位，講究“物以稀為貴”的原則是與圖書館的設置格格不入的。

勒格朗丹也講過：“說實話，這人世間我幾乎無所留戀，除了少數幾座教堂，兩三本書，四五幅畫。”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斯萬認為，為了獲得它們應得的普及度，某些著作——比如帕斯卡的《思想錄》——不妨在報紙上刊登，而社交場上的名冊卻應該印成切口燙金的精裝版。

03.

書頁的氣味，和玫瑰色奶油干酪一樣可人

圖書館讓普魯斯特無感，在于其收藏、整理書籍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亂象，在于其抹平一切差異的理念——這倒是符合民主制的義理——即使珍本善本在圖書館中也不能不服從這樣的原則；相反，純正的對書籍的熱愛總是見于那些品位高雅的業余收藏者身上，他們對那些真正值得收藏的書總是心懷虔誠和敬意：以斯萬為例，他的身上就總是帶著“收藏者的傲氣、自私和欲念”。

畫家博迪尼筆下的孟德斯鳩伯爵

（斯萬的原型）

這樣的內心傾向也見于《追憶》的敘述者，他把書冊視為物質實體，對它懷有同樣的激情，而這種情感在他看來可以上溯到童年時期。早在《讓·桑特伊》一書里，孩子們就是帶著真正的愛去閱讀童書，這種愛指向閱讀的程式，仿佛在愛欲的倒錯中，愛改變了指向—愛戀的對象成了“愛”本身，而不是被愛之物：“我們不會一心只在乎書里說了什么，而不去牽掛手里摩挲著的書頁。”

如果激情傾注的對象又變成作為物體的書冊，而不再是閱讀程式，那么愛欲的倒錯就幾近“戀物癖”：“當我們更年輕的時候，在我們眼里，書和它要講述的東西是不可分離的。”

于是，普魯斯特開始熱情洋溢地描述書冊的外觀、書上的徽章：“它的形體蘊含的魅力與我們喜愛的故事、書帶給我們的歡愉完全融為一體。”在這一頁上，連續三次出現對書頁上氣味的描寫，這是一種“清新”的氣味，它遠離圖書館塵灰滿布的藏書里的那股土腥氣，倒是“和我們放玫瑰餅干和內衣的櫥柜里的氣味一樣清新可人”。這清新的氣味仿佛可以入口，就像“抹上玫瑰色奶油的干酪，大人允許我把搗爛的草莓倒在干酪上面”，又似從加米商店買來的昂貴的“玫瑰色餅干”、玫瑰色的山楂，總之，像一切因為有玫瑰色而變得價格不菲、勾人食欲的東西。

不過普魯斯特用年幼無知來解釋激情指向的遷移：“那時我們讀過的東西很少，我們閱讀的經常是自己拿在手里的第一本這種開本的書。”這么說，仿佛“第一本”成了“戀物癖”的托詞。這樣看來，怪癖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消失。

怪癖的消失還有另外一種情形：由于在《讓·桑特伊》的同一頁里，這一怪癖還包括對作家的崇拜，包括為心儀的作者——此處是指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的主人公貪婪地閱盡世間一切書籍——樹碑立傳的強烈愿望，我們也可以想象，鑒于《讓·桑特伊》的主人公和《追憶》的敘述者在遭遇作家和藝術家，如貝戈特、埃爾斯蒂爾等人的真身時感到的失落，那么對作家的崇敬之癖恐怕也會隨之消失。

戀書癖的消失還和閱讀者的身份有關。除孩童時期對書冊的愛戀以外，戀書癖主要表現在貴族們的閱讀行為中，他們的癖好簡直把圣勃夫式的習性推到荒謬的程度。簡單地說，他們的閱讀行為的對象不是文本，而是作為物質實體的書冊，或是書背后的人。《駁圣勃夫》中蓋爾芒特先生從父親那里繼承下一座書房，其藏書都是精裝本，并不按作者的姓氏分門別類：“他把這些封皮一模一樣的、令人快慰的書混在一起。”

《尋找失去的時間》馬塞爾·普魯斯特

《追憶》中那位把大仲馬當作巴爾扎克的蓋爾芒特親王也繼承了這一風格。回到《駁圣勃夫》里來，書中描寫的貴族式的戀書癖倒未必是出于對作者們之間差異的不屑，毋寧說，它的確近似于敘述者童年時代的熱情：“我得承認自己是理解蓋爾芒特先生的，因為我的整個童年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讀書的。”

“同樣的方式”意味著讀者首先關注的是書冊的物質性，閱讀時仿佛這是與書冊的第一次相遇，“就像第一次透過一襲裙衫看到一個女人的樣子”。普魯斯特繼續說道，“尋找這樣的書，這就是我作為書籍愛好者唯一的行事方法。我初次讀某書遇到的那個版本，那個給我帶來原初印象的那個版本，便是我作為‘書癡’眼中唯一的‘原版’”。

這些文字幾乎原封不動地被搬到《追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其背景是蓋爾芒特親王的書房：按照《重現的時光》的敘述，這一天的傍晚，當敘述者抵達蓋爾芒特親王府上時，他看到了親王的藏書，不由得浮想聯翩：“倘若我想當一個像蓋爾芒特親王那樣的珍本收藏家的話……”不過，敘述者并沒有對書籍中講述的歷史、人物的生活產生興趣，倒是探索起他自己的往昔，而這往日歲月是透過他童年時閱讀的書籍，乃至舊日讀物的物體形式顯現出的。“就眼前這一冊冊書的本身而言，看著它們活生生的樣子，我還是能對它們發生興趣的。我得作品的初版比其他各版珍貴，可我說的初版是指我首次讀到的那個版本。我會去尋找作品給我留下最原始印象的那一版。”

《追憶似水年華》（1999）

無論是在《追憶》還是在《駁圣勃夫》里，敘述者都總是用動詞的條件式（“倘若我……”）去描述戀書癖，這說明，盡管這種癖好在上下文中顯得是對他者習性的復制，但敘述者并不會陷入蓋爾芒特先生或蓋爾芒特親王的軌跡，他有自己的癖性。

04.

閱讀本身并不能構成精神生活

普魯斯特與羅斯金之間關于閱讀問題的一切爭辯正是圍繞“交談”和“凝視”展開的。被敘述者評論為“失之偏狹”的外祖母的觀點不是別的，正是羅斯金在《芝麻和百合》中表達的主張。

在該書收錄的前后兩次關于閱讀問題的講座中——講座的語境是一座面向高中學生的公共圖書館新近開館，而我們知道普魯斯特與圖書館的疏離關系——羅斯金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這正是普魯斯特在譯者序言和所有的頁注中都著力批駁的東西）：閱讀是與偉大心靈的交談，它應該在人生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此普魯斯特回擊說，閱讀并非交談，它毋寧是孤獨中的沉思，讓閱讀去承擔人生至高價值的觀念也并不公正：“閱讀處在精神生活的門檻上，它可以讓我們由此登堂入室，但閱讀本身并不能構成精神生活。”倘若像羅斯金一樣，把過重的價值賦予閱讀，那么這依然是一種偶像崇拜，普魯斯特對此又進行了一番詳細的描述，其嚴密程度前所未有：“我們也希望走近畫家米勒的《春》向我們展示的那片原野，我們也希望莫奈把我們帶到吉維尼的塞納河畔，帶到那河道的拐角處，看那晨霧起時萬物朦朧一片的景象。”藝術展示生活，但藝術的視野并不能替代生活。

塞納河莫奈法國 1880

普魯斯特又把偶像崇拜者稱為“文人”，書在他們眼中是“恒定的偶像，崇拜者將書作為偶像來尊崇，書并不從它能夠喚起的思想中獲得真正的尊嚴，而是向它周圍的人發送一種人為營造的尊嚴。”這無異為“文化上的原罪”“對書的戀物癖式的尊敬”，是“偉大的心靈”也難以幸免的“文學病”。再也沒有比這更嚴厲的指責了。

就這樣，追求“精神補益”的功利性閱讀最終與偶像崇拜式的閱讀合流了，因為二者都試圖替代精神的“個體存在”（我們還記得普魯斯特的母親在小說中分裂成了敘述者的母親和外祖母兩個人）。應該拷問的依然是閱讀和生活的關系，也正是在人生面前，閱讀才顯示出它的虛弱與局限。普魯斯特在此顯示出某種蔑視——不是對圖書館，而是對閱讀，甚至似乎是對一切形式的閱讀的蔑視——我們只有回到小說敘述者外祖母的精神生命觀，才能理解他的真正想法。

05.

“寫作”才是最終的形式

外祖母總是以生活和行動為理由去指責閱讀的不當，在她眼中，閱讀就是消遣，也是虛擲光陰。在《讓·桑特伊》中，母親也斬釘截鐵地說過類似的話：桑特伊夫人“認為詩歌不能用來充實生活，只能打發閑暇時光。作為學業詩歌太過輕浮，作為娛樂倒還算雅致，它就像用來裝點易逝時光的花環”。輕浮而無用，只能浪費生命，閱讀就這樣被母親棄若敝履，盡管是她自己把讓引進了閱讀的世界。

閱讀代表了感性上的麻木，生活的反面，而普魯斯特長久以來總是長于思辨而短于行動。還是在《讓·桑特伊》中，我們看到主人公即將面臨的決斗將他從慣常的慵懶和“麻木”中驚醒，極為罕見地準備投入行動，這時普魯斯特的評論是：“幾天以來，他的日子古怪地變成了一種外部的生活，積極而又有趣……這些天來他從未打開書本。”

“美好年代”里熱鬧的法國舞會場景

被動、麻木、憊懶、病態……就這樣，閱讀也被列入社交生活。閱讀或許是在孤獨中進行的，但這并不能讓它像外祖母的精神生命論期望的那樣，產生出某種作品來，畢竟她所寄望于敘述者的，是要投入積極的工作，她也為敘述者放棄外部生活而抱憾。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羅斯金把閱讀看成與作者的交談，它優于社交場上的真實的談話，他的觀點卻得不到普魯斯特的贊同。

羅斯金誠然贊美閱讀而貶抑社交對談，但在普魯斯特看來，這并不能真正拯救閱讀，因為即使在孤獨中展開的閱讀行為也只是一種“精神沙龍里的生活”——敘述者在斯萬家遇到貝戈特，這次相逢讓他頗多感觸，但并沒有促動他投身寫作：“這是一場在靜默中進行的操練，但它卻仍是談話而非沉思，我的孤獨則是一種精神沙龍里的生活（在這個沙龍中，控制我話語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想象的對話者；我表述的不是我認為真實的思想，而是信手拈來的、缺乏由表及里的反思的思想）。”因此，關于閱讀，我們能夠談論的東西實際上和那種虛構的、想象的生活并沒有什么不同：“我感到一種純粹被動的樂趣，好比因消化不良而呆坐不動時所感到的那種被動樂趣。”

同樣，按照《論閱讀》里的觀點，體現在閱讀行為中的偶像崇拜簡直比附庸風雅還要糟：“純粹的附庸風雅要更加無辜。”后者相對的無辜在于它少了一些自命不凡的成分。和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眾讀者相比，普魯斯特寧愿選擇蓋爾芒特一家，后者翻閱的總歸還是一些能夠改變他們生活的書，而他自己受羅斯金的影響，“對那些他讓我愛上的東西，我寄托了過多的牽掛，結果這些東西在我眼里簡直比生活本身還要重要”。閱讀近似社交，而其習焉不察的危害更甚于社交，它們都讓人遠離了行動和真正的生活。

《追憶》全書所有關于閱讀的描述無不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中，有時還伴隨著行動和停歇交織的節奏。小說開頭提到了在貢布雷的夏天發生的閱讀場景：

“那時我早已拿著一本書躺在我自己房里的床上了。幾乎全都合上的百葉窗顫顫巍巍地把下午的陽光擋在窗外，以保護房內透明的涼爽……我的房里的這種陰暗的清涼……同我的休息十分合拍，由于書中講述的驚險故事，這休憩時刻本來的寧靜也被激動起來，讓它能經受得起急流的沖擊和搖撼，就像一只插在湍急流水中卻一動不動的手掌。但是，我的外祖母……苦苦勸我出去走走。”

《追憶似水年華》（1999）

除了掃興地打斷閱讀的外祖母形象一再出現之外，如果我們繼續閱讀《在斯萬家那邊》的下文，我們還將發現這段話與著名的“維福納河的玻璃瓶”意象之間的相似之處，后者也表現了靜止之物插入流水后發生的張力能帶來怎樣的愉悅與清爽。與這兩個動靜交織的意象一樣，在閱讀的“被動性”和“激情”之間也有一種脆弱的平衡和張力，一邊是外部的生活，即外部世界中發生的行為，一邊則是書籍本身的世界，即對世間驚險故事的敘述。在這動與靜之間，便能涌現那極致的愉悅。

在別處，與閱讀相伴的“動靜交織”也可能是休息與孩童在田野間的奔跑。“那年秋天，我覺得散步特別開心，因為我總是讀了好幾個鐘頭的書之后才出去散步。整整一上午，我坐在大廳里讀書，讀得累了，就把格子花呢披巾往肩上一搭，出門散步去。”

《讓·桑特伊》中的一段話則把讀書和生活交相輝映、相輔相成的格局展示得更加明白：讓散步歸來，一頭扎進書本，“他一動不動，卻又緊緊跟隨著小說主人公的歷險，他啜飲著自己身體的疲憊和精神的興奮，這帶給他極度的歡愉”。一切秘密都蘊藏在身體和精神雙重歷程的對照和反差之中。小說最后寫道：“當四點半的鐘聲敲響時，讓感到閱讀的疲倦，此時身體反而又被喚醒，于是他合上書，下樓去了。”

我們需要再次強調閱讀與生活之間的對峙和矛盾，外祖母就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基礎上，根據她的生命觀念來譴責偶像崇拜的，而偶像崇拜是所有閱讀行為都極易陷入的傾向。此外，這種矛盾一旦成立，似乎就難以克服，孩童的閱讀方式證明了這一點，它使讀書與生活的相互排斥彰顯無遺。唯一能夠在形式上化解讀書與生活的對立的方式其實正是偶像崇拜，因為它把生活本身變成了閱讀產生的效果，可這種化解卻意味著一個更加致命的陷阱。

事實上，《論閱讀》一文的目標便是在生活和閱讀之間尋找一種可能的調和，并以此克服羅斯金的缺陷。該文首先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在我們的童年時代，過得最充實的日子或許就是那些我們自以為什么也沒有經歷就白白讓其流逝的日子，也就是那些我們和最心愛的書一起度過的日子。”

換句話說，閱讀絕非生活的“他者”和反面，它就是生活本身，因為正是閱讀讓我們對生活更加敏感，閱讀打開了通往生活的道路。我們剛才引用的話其實是作者重新打磨文辭以后的結果，在《論閱讀》的初稿上，這句話其實是“在我們的童年時代，可能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日子能讓我們記憶如此清晰……”與定稿相比，初稿可修正之處在于，重要的其實并不是回憶那些日子，而是我們曾經經歷過它們；也就是說，生活本身勝過回憶。如果說孩童的閱讀能夠避免被動性，那是因為被它存入記憶的不是它自己，而是行為和生活。因此，“閱讀的日子”之所以與“生活的日子”合二為一——這也是孩童的閱讀的教益——是因為“它們給我們留下的東西正是我們進行閱讀的地點和時日的圖像”。

《追憶似水年華》（1999）

能夠逃脫被動性法則的閱讀，積極主動，毅然主導生活的閱讀，這便是孩童的閱讀。這也就是普魯斯特為何在法譯本序言中以此挑戰羅斯金的論點：“我希望通過這本小冊子澄清……為什么在我看來閱讀不應該在生活中發揮羅斯金賦予它的那種至重的功用，可是在此之前，我需要把孩童那充滿魅力的閱讀方式排除在討論范圍之外。”

孩童的閱讀與偶像崇拜完全不同，閱讀者對文本的字詞幾乎毫無興趣，閱讀在他們心中喚起的是文本之外的生活。因此，如果孩童的父母以“與生活毫無關系”為由輕視孩子的閱讀，那他們就犯下了錯誤。父母們像羅斯金一樣，把閱讀行為看得過于嚴肅，他們對“被稱為閱讀的這種獨特的心理活動”一無所知，也不明白本真的閱讀既不是智性的操作，也不基于偶像崇拜。用普魯斯特很看重的一個表述來說，“閱讀者獨特的精神狀態”是積極的，只有從積極的閱讀狀態這個視角出發，才能理解縱貫普魯斯特全部作品，唯一讓他自己心心念念的“書癡”，即對所有初次讀過的書籍的收集—在這樣的“書癡者”心中，“依然希望在書頁上還能看見那些如今已經消失的住所和池塘的倒影”。

普魯斯特手稿

不過，這是不是意味著，積極的、本真的閱讀僅僅限于孩童的世界呢？并非如此，它只不過代表了一種模式。在《論閱讀》一文的結尾處，普魯斯特給出了兩種走進本真的閱讀的途徑——“本真”意味著它們不會崇拜別的閱讀，即使孩童式的讀法也不能作為它們的“偶像”——我們用“趨近的途徑”一語，則是想說明這兩種積極的閱讀形式最終會“二法歸一”，“寫作”才是它們最終的形式。

本文摘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