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曾出現(xiàn)過地位崇高的軍職——“大元帥”，如北宋末年康王趙構南渡，曾以“天下兵馬大元帥”作為號召，抵御金兵。明朝以后，“大元帥”的職位幾乎不再設置，淪為農民起義首領的專有自封稱號。但到了清朝滅亡前夕，實行新政，“大元帥”的稱謂又在政府體制內重新出現(xiàn)。

近代首個“大元帥”的橫空出世

有清一代，以文制武，兵權完全操于皇帝之手。清末經甲午、庚子兩役重創(chuàng)，痛定思痛，決意實行新政，以圖富強。清末新政是以效法日本為主線的，究其原因，第一，日本的維新過程也是立足于引進“西法”之上，較為成熟，也更適合于中國當時的情況；第二，日本在甲午之役后，國策上有所變化，對中國極盡拉攏，提供了諸多優(yōu)惠，較西洋各國更為便利；第三，日式變法后保留了天皇的決定性權力。最后這點對于企圖保持皇權統(tǒng)治的清廷來說，尤其具有吸引力。故此，清末新政的體制改革進程，實際上是一個“山寨”日本政治制度的過程。

在日本，天皇兼有陸海軍大元帥稱號，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tǒng)帥。按照這個翻版，理論上說，清末的立憲，以皇帝兼任陸海軍大元帥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1908年8月27日，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其中規(guī)定由大清帝國皇帝為陸海軍大元帥，統(tǒng)率全國軍隊。但此時光緒皇帝尚在被軟禁之中，兩個多月后，光緒、慈禧先后去世。

宣統(tǒng)皇帝溥儀即位后，其父載灃為監(jiān)國攝政王。載灃曾出使過德國，見過世面，當政后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業(yè)。1909年7月5日，清廷以宣統(tǒng)帝的名義頒發(fā)上諭，稱按照憲法大綱所載，由皇帝親任陸海軍大元帥，在其親政以前由監(jiān)國攝政王代理以合憲法。由此，載灃成為我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首個“大元帥”。

載灃

載灃借立憲改制為名，一意加強皇族的力量。在軍事上，設置軍諮院（相當后來的參謀總部），以弟弟載濤、貝勒毓朗等親貴管理主持，對異己力量予以壓制，軍隊內部袁世凱、鐵良的舊人也逐步進行撤換，并編練了受其直接控制的禁衛(wèi)軍。載灃對于各種新思潮更是抱著抵制、排斥的態(tài)度，在上臺后不久，其倒行逆施就引起了人們的反感，就連資政院也不時給載灃添堵。1910年底，多位資政院議員曾提案，目下移風易俗，監(jiān)國攝政王、陸海軍大元帥為皇上的代表，應先行剪去發(fā)辮，更易禮服，以身作則，為天下先，搞得載灃哭笑不得。

1911年9月17日，清廷為新編制的禁衛(wèi)軍進行閱兵典禮，載灃以大元帥的身份主持，發(fā)表了訓詞，并頒發(fā)了軍旗。此時的載灃躊躇滿志，很是威風。不料不到一個月，武昌起義爆發(fā)，載灃平時所倚重的皇胄親貴們紛紛稱病，做了縮頭烏龜，不得已只好請袁世凱出山。12月16日，載灃在內外交迫之下上表辭退攝政王職務，稱自己“行政多拂輿情，立憲徒托空言，以致人人瓦解，國勢已崩，痛心疾首，追悔已遲”。載灃既退監(jiān)國攝政王之位，其代理的“陸海軍大元帥”頭銜自然也消于無形。

辛亥年“假定大元帥”和“副元帥”之爭的風波

武昌首義后，各省的起義與反正此起彼伏，有不可阻擋之勢。到1911年11月，全國已有十四個省份宣布光復。在辛亥革命之初，湖北無疑是起義的中心，獨立的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漢口英租界開會，商量籌組全國性臨時政府。12月4日，鑒于南京已被江浙聯(lián)軍光復，而武昌尚處于清軍的威脅之下，大家決定將臨時政府設在南京。同一天，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并進一步推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作為暫時指揮全國起義民軍的最高統(tǒng)帥。

此前，大元帥人選以黎元洪的呼聲較高，留滬代表推舉黃興為大元帥之舉，是由中部同盟會宋教仁、陳其美等人與江浙地方勢力推動的，背后的原因主要還是他們對黎元洪抱著極大的不信任，欲通過此舉來爭奪日后在臨時政府中的主導權。至于黃興本人，性格謙遜，不計較個人名利，不久前指揮漢陽、漢口之役失敗，情緒低落，此次被陳其美等人擁戴推舉后，曾極力推辭，最后雖勉強應允，但遲遲不肯就職。

但是，推舉黃興之舉引起了在漢的各省代表會以及鄂軍都督府的不滿，他們一致不承認此選舉結果。同時，江浙聯(lián)軍內部部分將領對由武漢之役的“敗軍之將”黃興來當大元帥也不以為然。12月17日，黃興通電堅辭大元帥，并推舉黎元洪暫任大元帥。在南京繼續(xù)開會的各省代表會遂做出決定，改舉黎元洪為“假定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不到半個月，正副元帥的位置又倒換過來，如同兒戲。12月21日，黎元洪致電各省代表會，表示接受大元帥名義，并委任副元帥黃興代行大元帥一切任務。

辛亥革命期間的“假定大元帥”實際是在臨時大總統(tǒng)選出之前，暫時指揮獨立各省的過渡性職務，經過半個多月的爭執(zhí)，大體塵埃落定。但是此時孫中山已回國，旋被各省代表選舉為臨時大總統(tǒng)，所以黃興的這個“副元帥代行大元帥”也一直沒有就職。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職，中華民國正式成立。3日黎元洪被選舉為副總統(tǒng)，黃興任陸軍總長。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規(guī)定“臨時大總統(tǒng)有統(tǒng)率海陸軍之權”，之前選出的“大元帥”、“副元帥”職位因與新大綱有所沖突而被取消。

在1913年7月國民黨發(fā)動“二次革命”運動時，曾推舉袁世凱的老政敵岑春煊出任全國討袁軍大元帥，以圖號召各界反袁力量。不久，討袁戰(zhàn)爭失敗，岑春煊流亡于境外。

袁世凱當政時期的“陸海軍大元帥”

袁世凱在取得對全國的絕對控制權之后，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了《中華民國約法》，較舊的臨時約法相比，大幅度地提高了大總統(tǒng)的權力。新約法的第23條規(guī)定：“大總統(tǒng)為陸海軍大元帥，統(tǒng)率全國陸海軍。”5月8日，袁世凱下令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統(tǒng)率辦事處，由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參謀次長陳宧以及蔭昌、薩鎮(zhèn)冰、王士珍等人為辦事員，下設一廳三所，并設置了八名高級軍官為參議。統(tǒng)率辦事處擁有極大的權力，之后凡重要軍務決策都有統(tǒng)率辦事處決定，袁世凱的命令、批示也大多以大元帥名義發(fā)出，參謀、陸軍等部的作用下降為統(tǒng)率辦事處的傳聲筒。除此以外，討論的事務涉及外交、內務、財政、交通時，并召該部總長列席。所以統(tǒng)率辦事處的決定事宜并不僅限于軍事，而是擴大到國務的各個方面，架空了內閣，頗有點前清軍機處的味道。

袁世凱

針對民初以來各省都督權力過大，中央政令難以下達貫徹的問題，袁世凱早有“削藩”之意。故在統(tǒng)率辦事處成立兩個月后，下令改各省都督為將軍，沒有都督職權的高級軍官也可以授予將軍稱號，并在北京設立將軍府，直隸于大元帥統(tǒng)率辦事處，管理全國的將軍，將軍府的將軍可以調往各省主持軍務，各省將軍也可內調將軍府。這樣一來，就把各省的都督變成了中央可以隨時調來調去的將軍，削弱了其權力。

袁世凱收權的行徑受到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勢力的抵制，如原來的親信段祺瑞就因此與他產生裂痕，并對之后的帝制抱著消極抵制的態(tài)度。袁所依靠的軍事實力基礎——北洋軍也發(fā)生分化，有所不穩(wěn)。故此，袁世凱以大元帥的名義編練模范團，自任團長，培植軍中親信力量。

蔡鍔在云南舉義后，統(tǒng)率辦事處成為部署鎮(zhèn)壓護法軍的大本營，袁世凱以大元帥的名義，頻頻調動大批北洋軍南下，對抗護法軍。然而人心已去，稱帝以失敗而告終，袁世凱本人也于1916年6月6日病故。黎元洪接任總統(tǒng)后，于6月10日解散了令人詬病的大元帥統(tǒng)率辦事處。

黎元洪繼袁世凱任大總統(tǒng)職位后，陸海軍大元帥名義也一并接收了，但使用起來比袁要低調得多，僅在一些禮儀場合及軍內命令中使用過。例如在當年的國慶時，黎曾著大元帥禮服進行閱兵大操。不過這仍然存在著法理上的問題，由于黎上臺后廢止袁記約法，恢復了辛亥年的臨時約法，并召回了袁解散的舊國會。但大總統(tǒng)兼任陸海軍大元帥一條，在舊的臨時約法中并無規(guī)定，而是在袁記約法中才出現(xiàn)的，因此繼續(xù)使用陸海軍大元帥名義，顯得名不正言不順。為了彌補這個漏洞，在1917年3月19日議會通過的修正案中，再次明確了“大總統(tǒng)得以兼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規(guī)定。不久，張勛乘府院之爭的時機帶兵入京，擁宣統(tǒng)帝復辟，黎元洪黯然下臺。

在張勛復辟失敗后，徐世昌、黎元洪、曹錕先后擔任了民國政府的大總統(tǒng)，從法理上說，仍有兼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但實際中已基本不大使用。

三次擔任“大元帥”的孫中山

自1917年護法運動后，中國在名義上的統(tǒng)一已不存在，一直處于南北兩個政府并立的狀態(tài)。對于南方政府而言，因在正統(tǒng)性方面遜色于北京政府，缺乏中外各方的支持，內部又受各方軍閥勢力的牽制，屢仆屢起，南方政府的形式變化多次，但基本上都是軍政合一的模式。在此期間，孫中山先生曾三次出任南方軍政府的“大元帥”。

1917年7月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重回總理大位，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舊國會，引起了國民黨及西南勢力的反對，護法運動爆發(fā)。8月，一部分議員響應孫中山等人的號召，南下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設大元帥、元帥，在臨時約法的效力尚未恢復之前，國家的行政權歸大元帥行駛。9月1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10日，孫中山宣誓就海陸軍大元帥職，號召北伐，并任命了外交、財政、陸軍、海軍、內政、交通各部總長及參謀總長。

在軍政府的架構中，孫中山有著決定性的地位，具有國會賦予的絕對權力。然而，孫中山的支持力量主要是來自舊時追隨反袁的中華革命黨那部分人，在國內軍政界的實力有限。當時兩廣、云貴各省分別由舊桂系陸榮廷和滇系唐繼堯所把持，他們在軍政府中成為陪襯，愿望落空，對孫中山極為抵制，唐繼堯、陸榮廷均拒絕就元帥職。同時，孫中山任命的各部部長唐紹儀、李烈鈞等，屬于國民黨中的穩(wěn)健派，因抱著團結西南勢力派的想法，一直不肯就職。所以，軍政府自成立之后，即難以正常運行。1918年5月4日，非常國會通過《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案》，議決將大元帥制改為總裁合議制，孫中山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離開廣東。孫氏的第一次“大元帥”以虎頭蛇尾而告終。

第二次就任大元帥發(fā)生于1921年5月。此前孫中山策動陳炯明率援閩粵軍驅逐了舊桂系的軍隊，回到了廣東。4月1日，廣州的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tǒng)，以與北京的徐世昌相抗衡。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tǒng)職。孫中山擔任非常大總統(tǒng)后，按組織法規(guī)定，兼任陸海軍大元帥，以統(tǒng)率各路軍隊。1922年4月，因與陳炯明發(fā)生分歧，孫中山撤去了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職務，將陳所屬的海陸軍直轄于大元帥。5月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下令北伐，從韶關誓師，進攻江西。6月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tǒng)府，孫中山登上永豐艦，后離粵赴港、滬。孫中山在流亡期間，仍用大元帥名義，對仍忠于他的許崇智、黃大偉、李福林等軍隊授給“討賊軍”的番號，并聯(lián)絡滇桂等軍，討伐陳炯明，終將陳炯明趕出了廣州。

第三次就任大元帥發(fā)生于1923年2月，時值孫中山驅逐陳炯明后，再次回到廣州。此時因徐世昌已被曹錕逼迫下臺，北京政府也恢復了張勛復辟時期被解散的舊國會，孫中山早先賴以“護法”的借口已不存在，使用非常大總統(tǒng)的名義已難以繼續(xù)得到社會輿論的認同。為反對直系軍閥、與北京政府相周旋，孫中山決定用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替代非常大總統(tǒng)行使職權。2月21日，孫中山從香港來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職，設大本營。在大本營條例中規(guī)定：陸海軍于戰(zhàn)時執(zhí)行最高統(tǒng)帥事務。此后，孫中山以大元帥的名義，積極組織軍隊，先用“討賊軍”的名義，后來改為“建國軍”。由于軍權都操于各軍頭之手，孫中山所控制的直屬軍隊很少，只好濫發(fā)委任狀，靠封官許愿來收籠軍心，一時廣東地區(qū)“司令”滿天飛。直到1924年，孫中山痛下決心，成立黃埔軍校，建立了直屬于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基礎。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故，大元帥由胡漢民代理。7月1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之后通過北伐戰(zhàn)爭，終于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tǒng)治。

身著大元帥服的孫中山

北洋政權末期的安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已近一年，打敗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的主力，席卷長江流域以南各省。北方的各大小軍閥在北伐軍的打擊下，抱團取暖，趨于大聯(lián)合。6月16日，孫傳芳、張宗昌、吳俊升、張作相等人通電擁戴張作霖為海陸軍大元帥，另組軍政府，以替代徒有虛名的北京政府內閣，領導對抗北伐軍的戰(zhàn)事。18日，張作霖在北京居仁堂就海陸軍大元帥職。在新體制下，政府總理及各部總長均歸大元帥節(jié)制，大元帥實際上代行了大總統(tǒng)的職權。

張作霖以大元帥的名義下令，將孫傳芳、張宗昌等各軍閥所屬的五省聯(lián)軍、直魯聯(lián)軍等名義全部取消，一律改為“安國軍”，所有軍隊統(tǒng)編為七個方面軍團，分別由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升、褚玉璞任總司令。

張作霖的軍政府建立后，“安國軍”的形勢曾一度有所起色，在蘇北方面擊退了南京政府蔣介石的北伐軍，在河南方面對馮玉祥的北伐軍作戰(zhàn)也曾暫時取得一些進展。但好景不上，到了1928年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各部聯(lián)合，舉行第二期北伐，各路“安國軍”或被消滅，或節(jié)節(jié)敗退，軍政府搖搖欲墜。6月4日，張作霖在返回東北的途中被炸死。其后，張學良退兵關外，改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并在年底易幟，投向國民政府。

張作霖在北京居仁堂就任陸海軍大元帥

蔣介石的“大元帥”是怎么回事？

多年以來，蔣介石被西方人稱為“Generalissimo”，一般譯作“大元帥”（按字面直譯是“非常大將軍”之意）。這個稱號國民政府時期也予以默認，在對外宣傳中也常用及。那么，蔣介石真的當過“大元帥”么？這個要從國民政府的最高軍事機構設置說起。

1925年7月國民政府成立時，就取消了孫中山時期的大元帥府，成立了軍事委員會，采取委員制，作為最高軍事統(tǒng)率機構。北伐戰(zhàn)爭開始后，以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戰(zhàn)后改組為陸海空軍總司令。其間，蔣介石雖掌握了軍事領導權，但不斷受到黨內汪精衛(wèi)、胡漢民等派系的挑戰(zhàn)，以及外部各大軍閥的掣肘，地位一直不太穩(wěn)固，甚至兩次被迫下野。直至三十年代初，隨著民族危機上升，以及黨內外反對派勢力的削弱，蔣介石的地位才逐漸變得不可動搖。1932年，蔣介石重新上臺后，國民政府進行改組，重新確立了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軍事機關，并由蔣介石擔任委員長，從此“蔣委員長”成為人們所熟知的尊稱，這一格局一直維持到1949年為止。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國民政府于8月20日成立大本營，作為領導抗戰(zhàn)的指揮機關，最高領導為陸海空軍大元帥，以蔣介石任之，這也是國民政府時期唯一一次出現(xiàn)“大元帥”的正式稱號。大本營存在的時間不長，8月30日蔣介石決定仍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zhàn)最高統(tǒng)帥部，不另設大本營，大本營于1938年1月正式撤銷。因此，在全面抗戰(zhàn)的八年期間，蔣介石使用的仍是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

1935年3月國民政府頒布了新的軍銜等級表，其中規(guī)定特級上將為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同年4月1日，蔣介石被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被授任為特級上將，也是民國史上唯一的特級上將。特級上將從授任條件上說，僅限于全國最高軍事統(tǒng)帥，具有唯一性的特點，與本文前述的那些“大元帥”職務有相當大的交集。但是，最大的不同是這個特級上將是屬于等級軍銜系列中的，也是我國在軍銜制中首次出現(xiàn)類似的設置。將特級上將等價于“大元帥”軍銜，在國外也有先例可循。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人稱呼蔣的頭銜“Generalissimo”也是可以理解的。

身著特級上將禮服的蔣介石

共和國成立后曾有過的“大元帥”軍銜

1955年2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務條例》，開始實行軍銜制。其中元帥等級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元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兩級，其中規(guī)定大元帥授予“對創(chuàng)建全國人民武裝力量和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革命戰(zhàn)爭、立有卓越功勛的最高統(tǒng)帥”。從性質上講，大元帥軍銜與國民政府的特級上將軍銜較為相似。當時，大元帥軍銜僅有時任國家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符合，但由于毛澤東本人拒絕接受，所以直至1965年該條例廢止為止，此軍銜一直空缺。1988年我國恢復實行軍銜制，大元帥和元帥軍銜未再設置。

55式軍銜制中的大元帥帽徽、領章及肩章式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