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的藥神事件

文牧野導演、徐錚主演的電影《我不是藥神》被譽為中國的《達拉斯買家俱樂部》，日前已經提前開放點映，影片主要講述了一個保健品店老板因偶然機會走私抗癌神藥格列寧，該正版藥物價格令普通人難以承受，從印度卻可以輕松獲得便宜的仿制藥，在販賣藥物和病人交往的過程中，老板逐漸由為了賺錢的目標轉為對絕癥患者的悲憫，但法不容情，最終被判刑。這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也使得其現實原型陸勇被人所知曉。在現實生活中，曾被尊稱為“藥俠”的陸勇，在34歲時罹患癌癥，為了獲得便宜的抗癌藥，他從印度購買價格低廉的仿制藥，并做起了代購抗癌藥的行當。后因“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被捕，在看守所里被關135天后，檢方決定不予起訴，涉及的抗癌藥物格列寧也被納入醫保。

這一電影和陸勇的經歷已經引發了眾多媒體與民眾的關注。電車悖論等倫理難題中對于生命權的爭辯尚未有定論，而陸勇的故事充分體現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生命權、專利權與法律之間的矛盾。對藥廠來說，抗癌藥物研發成本極高，動輒便以數十億美元計，還要經歷漫長的投入期，而且擁有獨立研發能力的企業屈指可數，若無相應的回報，便不可能形成持續有效的循環，同時格列寧的定價也一直采取溢價策略，而保護知識產權更是世界共識——正如豆瓣用戶耶律律所言“生命依賴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資本推動，資本全憑利潤引導”，而藥物到國內又需要加上關稅、渠道費用以及其他成本；另一方面，我國法律沿用大陸法系，根據《藥品管理法》第48條的規定——“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藥品均按假藥論處；而因經濟能力無力償付高昂正版藥費用的平民為了延續生命，不得不在規則的邊緣小心試探，罹患重癥的普通人抗議醫藥資本的壟斷，只能轉而求助于走私者帶回國境線另一側的“山寨”藥品——印度1970年的《專利法》放棄了對藥品化合物的知識產權保護，本國企業開始大量生產仿制藥，并迅速發展成為支柱產業，仿制藥與原研藥在劑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區別在于沒有專利。值得慶幸的是，這一次陸勇的故事打動了司法系統，釋法說理書認為，陸勇的行為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觸及到了國家對藥品和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為的實際危害程度相對于白血病群體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來講，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從保障人權出發轉變刑事司法理念,就是要重視刑事法治、慎用刑事手段、規范刑事司法權運行”，否則顯然有悖于司法為民的價值觀。

然而，事情似乎還有另一面。智族GQ雜志的文章《令人生疑的“中國藥神”》重新被網友發現，文中提及陸勇購買、代購的仿制藥來自印度Cyno公司，陸勇與該公司老板私交甚篤，還為其在中國做了四場推廣活動。據悉，瑞士原產的格列寧在中國售價為23500元一盒，市面上最常見的仿制藥是Natco公司生產的 Veenat，價格約在1000元一盒（陸勇曾服用該藥7年），而Cyno公司的Imacy在大幅降價后居然只售200元一盒。文章作者曾查詢過印度國家藥監局，并未查到這家公司的有關信息，其仿制藥的生產批號（由某邦頒發）也早已過期，在印度街頭各大正規藥店中也找不到此藥蹤跡。根據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檢驗結果，Cyno公司的兩種仿制藥每100毫克所含的有效成分伊馬替尼大約為正版藥物格列衛的55%和83%（可能有誤差）。據相關知情人在知乎透露，中國約有10萬慢粒白血病患者，陸勇所掌握的患者群大概覆蓋1萬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購主推的仿制藥有效成分很低，也就是說，現在全中國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陸勇一個人手上，陸勇本人卻至今沒有做出任何回應。陸勇代購的Cyno 公司生產的仿制藥，在印度屬于違規生產的不合法藥物，是仿制藥里的非法藥品，的確是百分之百的假藥。希望能夠真正引發全社會對真相的關注，畢竟這牽扯到是否能真正挽救千萬慢粒患者的生命。

文懷沙去世再引爭議

6月23日，文懷沙在東京病逝。對文懷沙是否堪稱“大師”的爭論始終都未曾停息，支持者多標舉其屈原楚辭的白話翻譯以及大型文獻叢編《四部文明》以佐證文懷沙的學術成果，稱其為中國的“國學擔當”，但據知乎某網友統計許多學者也曾指出文懷沙沒有學術貢獻，如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文懷沙先生是否‘國學大師’，其實根本不成問題，因為國學界或學術界從來沒有將文氏當成什么‘大師’，連同人也沒有被承認過。”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恕我孤陋寡聞，我在北大圖書館沒見過這本書（即文懷沙所著的《魯迅舊詩新詮》）……前幾代魯迅研究專家中好像沒有這個人的名字吧？” 湖南大學教授郭建勛：“文懷沙沒有什么學術論文，所以在研究領域可以說沒什么地位。” 中山大學教授桑兵認為，在民國以來的學術脈絡里，根本沒有文懷沙的一席之地。陳四益曾任新華社《瞭望》周刊副總編輯，他認為文懷沙在楚辭界并沒有地位，從未寫過具有學術性、研究性、考據性的著作，只把楚辭翻譯成現代漢語，甚至連翻譯也不是很好。媒體將其稱為“楚辭第一人”，不過是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分配《屈原集》的任務，他甚至連這個也搞砸了。中國屈原學會的副會長、浙江師范大學教授黃靈庚則表示：“文懷沙每到一處講“國學”，總是那么幾句套話，沒有新的東西，學術界的學者都會知道他有多少水平。”

根據世界華人周刊專欄作者朗博的消息源，文懷沙主編的重要選集《四部文明》，不啻于一場騙局，整個工作流程僅僅是將古書復印、掃描，沒有任何編輯和潤飾工作，而《四部文明》所謂的顧問和委員，如龔鵬程、饒宗頤等知名學者根本從未知曉此事。其實，《人民日報》資深記者李輝在多年前就發文質疑過文懷沙的年紀造假、入獄原因和學術成果，文懷沙一直三緘其口或顧左右而言他，從未給出過任何有價值的證據或材料以自證清白。按李輝的判斷，文懷沙虛構年齡是為了編造早年的傳奇經歷，文懷沙自稱章太炎是其老師，他在勞教記錄中寫道“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但后來被迫澄清時，文懷沙只是輕描淡寫地說“看了章太炎”、“在那里呆過”，頗為蹊蹺。另外，文懷沙在“文革”期間遭受多年牢獄之災，其罪名無非是“右派”、鄙視江青等，但李輝查閱史料發現，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19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污婦女10余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長期在天津茶淀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改。沒有任何記錄能夠證明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并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那么，文懷沙究竟是如何“被成為”“國學大師”的？根據桑兵教授的說法，此類大師只是商業和媒體在政治正確的旗幟下非理性炒作而成的產物。“國學”這個至今在學術界頗有爭議的概念，在弘揚傳統文化的政策鼓勵下，迅速成為了許多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商業機構眼中的香餑餑。一時間，各地“國學班”大張旗鼓，“國學教師”甚至“國學大師”層出不窮，這種大師“遍地開花”的原因，除了媒體的炒作，這種國學大師的產生也跟大學學術評價體系密切相關，太多的利益欲求主導各種評價，使得學術界彌漫追求頭銜之風。桑兵認為，現今媒體往往會編造出一個大師，又在各種傳聞流言中將其摧毀，這種非理性的行為不可能創造出真學問，只會制造一些“假娛樂”。

美團首次公開募股，互聯網如何影響生活

6月22日，美團點評向港交所呈交了正式上市申請，美團擬募集資金用于升級技術及提升研發能力、開發新服務及產品、有選擇地進行收購或投資等。6月25日，美團點評招股書正式被披露，截至2017年底，美團總交易額為3570億元人民幣，整體收入為339億，經調整凈虧損28億元。在具體業務上，過去三年間美團點評的餐飲外賣營收分別為17.5億、53.0億、210.3億元，到店、酒店及旅游業務營收分別為37.7億、70.2億、108.5億。據彭博社消息，美團首次公開募股擬募集60億美元，估值600億美元。

據IT界的作者陸水月的數據分析，目前，在美團550萬在線商家數量中，已經有400萬商家使用美團提供的線上化的工具。在商戶資源上，美團已經形成一家獨大的格局。美團一直致力于成為全球第一生活服務平臺，因此，有了從“eat better”到“live better”的布局，在大場景上，美團完成到店、酒旅以及出行等高頻領域的布局，試圖通過高頻帶低頻在其他生活服務如休閑娛樂、美業、婚禮策劃及親子服務等方面實現突破。此外，還向新零售等新業務上拓展。場景拓展背后是能力延伸，其中在餐飲外賣商戶、配送、用戶方面構建三大壁壘。其中，美團的商戶商家資源及開發能力是到店業務延伸至外賣到家、酒旅業務的重要保證。美團的多元化業務的拓展一直被認為是在“攤大餅”，但從整個業務的邏輯來看，特別是生活服務領域，場景轉化相較順暢，王興拋物線戰略是在用戶端來布局，一頭連接C端，一頭連接B端，以期形成協同網絡效應。目前看來，美團多個板塊的業務正在起勢。根據艾瑞報告，按交易筆數計，美團點評為全球最大的餐飲外賣服務提供商，2018年，美團點評單日外賣交易筆數超過2100萬筆。

在互聯網已經全面進入下半場的現在，互聯網企業的競爭最終是用戶粘性的競爭，有了核心的用戶數據，企業簡直可以橫行天下，在本地生活領域的數據積累層面上美團無出其右，上下游的供應鏈、消費升級降級，包括餐飲、休閑娛樂、酒店、景點出游，現在還增加了出行數據，這種優勢很難撼動，而且正是個人數據里面非常重要的、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消費數據。這比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通過支付得到的數據更加的清晰。同時，餐飲、休閑娛樂、旅游、出行都是萬億級的巨大市場，一旦成為壟斷衣食住行領域的互聯網服務公司，無疑可以成為下一個巨頭。美團在擁有海量個人數據以外，還能夠把握市場新風口的脈搏，了解市場的偏好，在投資布局的新零售領域和技術服務領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種投資邏輯其實很好理解，一方面投資新零售可以用美團平臺扶持被投資企業發展，從廣告位、流量和用戶方面給予支持。另一方面，因為了解餐飲商戶的實際經營情況，美團通過投資眾多科技企業推薦給平臺商戶，提升他們的科技含量和粘性，也鞏固自己在餐飲行業的壟斷地位。

根據好奇心日報的文章，盡管外賣創造了騎手這個以前完全不存在的職業，并且提供了數量可觀的工作崗位——每天有53萬人幫美團送餐，但這個新職業平均收入并不比富士康高。2017年，美團騎手付出的成本為183億元，算下來每個騎手每年總收入在3.4萬元左右。相比之下，鄭州富士康新員工一年包括加班費在內的工資為4.5萬到5.4萬元之間，這還不包括富士康為員工提供的住宿和年終獎。美團騎手的工資可能也不及快遞員，中通快遞招聘啟事顯示，一名在北京工作的中通快遞員年薪在6萬元到9.6萬元之間。而細心的網友還發現，美團在招聘騎手時拒絕錄用肝炎患者，嫌歧視病毒性肝炎患者。匯納數據的報告顯示，2013- 2016年實體商業日均客流的環比增長速度一直在變慢，那正是外賣公司開始燒錢換市場的幾年。根據美團研究院的報告，2017年全國餐飲業關店數是開店數的91.6%。也就是說每新開100家餐廳，就有約92家餐廳以關張告終，在這個博弈中，商戶相對于平臺，顯然是弱勢的一方。

好奇心日報記者周韶宏、楊寬認為，滴滴和美團兩個公司主業的壁壘都建立在資本規模而非技術之上。當增長出現問題，他們就各自撲向了對手的市場。美團、滴滴這樣的規模超大的新公司影響著資本布局：越來越多的錢像向美團這樣的行業頭部公司集中，快速催長、然后找騰訊或阿里入股支持，中小企業卻舉步維艱。互聯網公司追逐增長和估值，無法放慢步伐、停止虧損的問題不只存在于中國。公司燒錢成長、資本越來越大越來越集中，這將是公司和資本相互作用后一同發生變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