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真是疏忽了，疏忽了。”作家周嘉寧不好意思地說。她說的疏忽指的是收錄在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基本美》里的同名中篇里，有一個叫洲的香港青年在提到球星梅西的時候說的是“梅西”，而實際上在香港，與大陸人不同的是，“梅西”被港人稱作“美斯”。周嘉寧說她其實也不看球，梅西也是她寫小說的時候，問看球的朋友最火的球星是誰才知道的。

因為新書《基本美》，上海作家周嘉寧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采訪。

很少在作品里表現地域認同，但對上海的感情一直在

在采訪的開始，周嘉寧主動講到為什么書中很多小說對白有很濃的翻譯腔，對此，她的解釋是：“不光是這本，我之前的小說里有一些人物講的是英語，但是我在腦子里寫的時候，經過了一個自動翻譯的過程，所以很多人說我寫的對話不像是一個真的對話，這是一個問題，但也是我有意識地在這么做的。”

有讀者認為周嘉寧作品里的翻譯腔是因為她這些年一直在翻譯英語文學作品的緣故，但周嘉寧不這么認為，她認為更深層的原因是在寫作的意義上，她已經喪失了作為母語的上海話。

“我是一個上海人，我最最真實的母語應該是上海話。但現在我的母語已經退出了我的日常生活，我很少用上海話和別人交流，而普通話并不完全是我的母語思維。到了這幾年，我跟很多朋友的交流是書面形式的交流，不太用口語的形式。我說的是那種在打字形態(tài)下講出來的話，比較書面。所以有人說為什么我書里的人講話是這樣，其實我平時講話也是這樣的。對于我來說，這是一個思維形態(tài)的問題，我的思維并沒有用根本的母語形態(tài)在運作。”

對于周嘉寧來說，喪失母語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周嘉寧喜歡看金宇澄和張怡微的小說，這兩位上海作家都是用母語思維的。“我也有母語思維，但我沒辦法用那個思維來寫。”周嘉寧第一次讀《繁花》的時候是用普通話的思維來讀的，看到一半腦子完全亂了，后來第二遍時她試著用上海話來讀，一切都順了。

但實際上，周嘉寧是上海作家里少有的很少在作品里表現出強烈的地域認同的一個。2016年，周嘉寧在美國愛荷華待了三個月，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這三個月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帶給她最大的收獲就是更進一步地削弱了她的地域感。

但是，周嘉寧喜歡帶有濃厚上海地域色彩的樂隊頂樓的馬戲團，收錄在《基本美》里的一個叫《去崇明島上看一看》的短篇小說里，還專門借人物之口引述了頂馬的歌詞：所以朋友儂覅怕，就算有一天阿拉真的一無所有,阿拉還可以去崇明。儂看我就一點也不怕,就算我真的一無所有,我還可以去崇明。

周嘉寧說她喜歡頂馬更多是因為青年記憶。“頂馬的音樂里有一種上海小青年的粗糙，這種粗糙感是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特別認同的。”

周嘉寧說她很少在小說里表現出強烈的作為上海的地域認同，一個原因是她沒有那個思維方式。

“我跟你聊天的時候，我不會想你是哪里人，然后給你一個定位，對你做出一個判斷。很多人我見了很多次，我也不會想到他是哪里人。”

周嘉寧說她不去表現地域認同，不代表她不喜歡，如果有人像金宇澄那樣去書寫上海的話，也會喚起她的地域知覺，她對上海的感情一直都是在的。

采訪結束，問她最喜歡的城市是哪里。“還是上海吧。”周嘉寧笑著說。

今天的年輕人對香港可能沒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

周嘉寧的中篇小說《基本美》講的是一個來自大陸小城的青年致遠和香港青年洲之間的友誼，在交往過程中，來自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的青年也會產生一些誤會，比如對于自由的不同理解。

在寫《基本美》這個小說的時候，周嘉寧想到很多諸如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隔閡、不理解的問題，存在很多知識和信息上的鴻溝，盡管都在使用中文。

這種隔膜，周嘉寧自己也深有體會。“我有一個好朋友是臺灣人，但我很清楚，有些話題是不能聊的，不管關系多好，我們都在很小心地避開這些話題，我們都不想因為某些事情損害友情。”

而許多內地年輕人對于香港的不理解，據周嘉寧猜測，可能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今天的年輕人對于香港已經沒有那么強的好奇心。“我們小的時候，看到香港電視，會覺得那是先進的現代文明，不由自主想了解香港的文化，但他們不會對我們這里產生好奇心，因為覺得我們是落后的。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比我小的人所受的教育是我們在發(fā)展，經濟上的落差一定是在縮短，我們對香港沒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了。”

在《基本美》里，周嘉寧借洲的口吻，講出了一個來北京短暫發(fā)展的香港青年對香港和北京的不同看法。在這篇小說里，與一般習慣把上海和香港進行對照的做法不同，周嘉寧讓香港和北京互相對照。在洲眼中，“黃金時代的香港就是自由自在，機會俯拾即是，人們自然也沒有想到如果不去維護，一切都有消失的一天。現在才發(fā)現成長期中最珍貴的東西都在失去，而且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洲印象中的北京則是這樣的面貌：我非常喜歡北京的，雜亂和生機勃勃的勁頭，規(guī)則沒有閉合，各種形態(tài)的年輕人都能找到停留的縫隙。”在洲看來，正是因為他到了北京，才對香港有了這樣的覺醒和審視，看到香港的美好和喪失。

《基本美》的時間大致設定在10年前，而那也是周嘉寧住在北京的時候。重新回到家鄉(xiāng)上海之前，她曾在北京住過三年，洲對于當時北京的觀感大致與周嘉寧自己對于北京的觀感吻合，而在現實中，周嘉寧談到北京時，參照系是上海。“當時那個城市（北京）有種奇怪的魔力，到了那邊真的很開心，你走在馬路上，會看到有很多特別好看的人，好看到出格。而在上海，好看的人都是很規(guī)矩的，不會美到讓你覺得超出社會規(guī)范。”

在周嘉寧看來，上海相比北京，其實更單一。“那個時候北京真的是有各種各樣的人，上海會更單一一點。我覺得上海是個很標準的城市，當然也挺好的，我喜歡在一個有標準的地方做事，在北京有的時候會失控。但08年那個時候，我確實碰到了太多各種各樣的人。在上海，你好像很難看到一個各種類型的人待在一起的地方，你覺得上海有嗎？”

但周嘉寧定居北京三年時的那個北京后來也發(fā)生了變化，她發(fā)現有很多她的文藝圈朋友在2008年那陣聚集在北京，但2011年之后，都陸陸續(xù)續(xù)離開了這座城市。

希望讓我的人物可以動一動

周嘉寧目前正在創(chuàng)作構思了好幾年的一個背景設置在美國小城的故事，主人公是中國人。之所以讓故事發(fā)生在美國，是因為她想避免掉一些敏感的問題，所以對位置和時代都作了一點挪移。而且我覺得寫那個鎮(zhèn)子的時候，你用谷歌地圖查的時候，有一種虛構感在里面，但又是實際的。仿佛是你創(chuàng)造了這個鎮(zhèn)子，但它又是基于實際的材料建造出來的鎮(zhèn)子，整個都很有趣。”

在《了不起的夏天》這個短篇里，有一個人物去了莫斯科，對于這個人物的去向選擇，周嘉寧有自己的考量，她想了很多國外城市，覺得還是莫斯科比較符合，而如果換成紐約，整個人物的情緒就不太對。

這個情緒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遠去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年代消逝后留下的情緒。

“2016年的時候在愛荷華，我最好的一個朋友是一個保加利亞的作家，我們倆年齡相仿，就回憶起1980年代末，她會講他們國家在前蘇聯(lián)時期的情況，而且說他們國家還會留存蘇聯(lián)時期的建筑，很匪夷所思的建筑，今天看上去就像外星文明降臨。”

對于前蘇聯(lián)，有某種審美層面的留存。前蘇聯(lián)之于周嘉寧是一個奇異的存在，其中也有一些浪漫主義的東西，而這樣的留存也可以在今天的上海見到，比如改名為上海展覽中心的建筑當年就叫中蘇友好大廈。“現在每年上海書展的時候，尤其是傍晚，你經過高架，看到中蘇友好大廈頂上那顆五角星，你會覺得那很像一個幻覺。”

在周嘉寧的小說里，人物經常在不同的城市間移動，她說她很希望讓小說里的人物可以去她沒有去過的地方，但她會事先幫這個人物查好那個地方的地理、環(huán)境等基本信息。

周嘉寧也說她希望她的人物可以動一動，這個動不是指旅行，而是指人物有更多的行動和動作。“我覺得路內的小說很好看，因為他的人物都在行動中，他寫那個年代的人送情書，你要真的騎自行車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現在寫一個情書，你就發(fā)一封電郵，你是沒有行動的感覺的，沒有一種人跟世界的互動關系，對于寫小說的人來說，這種人物跟世界的互動關系是很讓人羨慕的。”

技術改變了人的生存和生活狀態(tài)，也改變了人的行動，如今再寫送情書，就會顯得不自然。“那個時候人的感情交流是你要付出一些實際的努力和行動。當然，這也說不上好壞，就是一個變化。但如果人物有一個動的狀態(tài)的話，小說會更好看。我會喜歡有很多動詞的小說，人是在一個流動的過程中。但實際的生活層面中，人是不動的。”

現代人的不動，具體也會體現在周嘉寧的小說里，比如她的小說里有大段大段的對話，對話代替了人物的行動。

“我其實已經很努力地讓我小說里的人物去動了，但結果他們還是說話說得比較多。我現在能做的就是盡量讓他們在散步、行走。在一個外賣軟件如此發(fā)達的時代，其它很多行動已經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