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宋筆記》第一編由大象出版社出版。2018年，《全宋筆記》第十編出版，至此，這套大型文獻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全宋筆記》的點校、編纂工作由上海師范大學戴建國教授主持，經上師大古籍所學術團隊的不懈努力，以及大象出版社的精誠合作，前后歷經三任所長、四任社長，耗時十九年。點校本《全宋筆記》共收入宋人筆記477種，匯編成10輯102冊，總計2266萬字，與《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并為宋代文獻整理“四大全”。

2018年6月30日上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全宋筆記》新書發布暨座談會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術中心舉行。會上“高朋滿座”，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專家學者都對這一文獻整理成果表示祝賀和感謝。

這次會議分四個環節。首先是開幕式，由上海師大社科處處長馬英娟主持，上師大副校長陳恒、上海哲學社科規劃辦主任李安方、北京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長鄧小南分別致辭。接著是新書發布會，大象出版社社長董中山致辭，項目首席專家戴建國報告《全宋筆記》編纂整理情況，上師大工作人員宣讀賀信、題詞（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及其主任安平秋、宋史研究會會長包偉民、大象出版社原社長周常林致信祝賀，中央文史館館長袁行霈題詞）。隨后，上師大古籍所向上海圖書館和上師大圖書館贈書。

合影、茶歇之后是專家座談會。因與會學者甚多，此處僅擇要報道。

座談會由上海師大古籍所所長張劍光教授主持。復旦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宋代文學會會長王水照先生主要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了他對《全宋筆記》的“特殊的感受”，他認為在詩、詞、文之外，兩宋筆記應納入宋代文學研究的視野。面對洋洋十編《全宋筆記》，上海師大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原會長朱瑞熙先生不禁回憶起他2004年在《中華讀書報》為《全宋筆記》第一編撰寫的評介文章。陜西師大教授李裕民先生表示，這項工作持續了十九年，相當于司馬光主持編纂《資治通鑒》，引起大家會心一笑。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唐代文學會會長陳尚君早在2003年參加過《全宋筆記》第一編的出版座談會，對此他感慨尤深：上師大古籍所長期堅持，大象出版社堅持出版，真是非常不容易。陳教授指出，詩、文兩種文體之間的“四至”比較分明，盡管也有模糊的地段，而“筆記”模糊的地方可能更開闊，因此在取舍判別上有相當的難度，《全宋筆記》達到了通融的境界，既有限定，同時也有彈性。他表示，《全宋筆記》全十編是完成了，但對于“筆記”這一體裁還可以采取開放的態度，以利于后續的增補和修訂。比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學者做過宋人筆記的輯佚工作，陸續刊登在臺灣的《大陸雜志》上，其中大部分尚未得到大陸學者的重視。同時，陳教授深切地指出，文獻整理是一項十分繁難的工作，不親歷其事，恐怕很難有真切的體會。《全宋筆記》的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不免存在水平參差的現象和其他瑕疵，這都有待將來的修訂。

南開大學教授查洪德同時兼任遼金文學學會和元代文學學會的副會長，他已接受大象出版社的邀請，準備整理遼金元的筆記，所以主要談了他對《全宋筆記》編纂工作的“學習體會”。

袁行霈先生為《全宋筆記》的題詞是：“取筆記之精華，補正史之缺失。”首都師范大學教授李華瑞則認為，如果僅從“補正史之缺”的角度衡量《全宋筆記》，未免低估了這套書的價值和意義。李教授指出，正史大體反映的是國家的、官方的立場，筆記雖然同樣出自士大夫之手，但基本上可以算作半官方、反官方的書寫，假如從社會角度觀察宋代歷史，今人對兩宋會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而這正是《全宋筆記》對學界的一大貢獻。

華東師大終身教授嚴佐之、華東師大古籍所所長顧宏義表示，華師大古籍所與上師大古籍所同根同源，作為兄弟單位，《全宋筆記》的立項、結項對華師大申報和投入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朱子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日本學習院大學王瑞來教授曾參與《全宋筆記》的點校工作，他指出日本學界比較重視正史資料，而疏于運用筆記類文獻，《全宋筆記》的出版也許會引起日本學者的關注。他還表示，《全宋筆記》的編纂與出版，對以后整理宋代醫書、農書等專書會有一定的示范意義。

此外，浙江大學、河南大學、河北大學、四川大學等國內宋史研究重鎮的著名教授也在會上發言。

作為這項學術工程的主持人，戴建國教授對團隊的努力，對學界同仁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他還特別提到傅璇琮先生和陳新先生，感念傅先生對《全宋筆記》項目的推助之功，感念陳先生的嚴謹求實與不慕名利。他表示，會汲取包括陳尚君教授在內的各位專家懇切的意見，推動《全宋筆記》的增訂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