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原產中美洲，學名Ipomoea batatas (L.) Lamarck，系管狀花目旋花科一生年草木植物，別名甚多，常見有紅薯、山芋、地瓜、紅苕、白薯等，其別名至少在四十種以上。

番薯

中國長期占據番薯第一大生產國和消費國的地位，今天番薯作為大田作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實際上歷史時期番薯也是頗受王朝國家、地方社會與生斗小民青睞的“救荒第一義”。傳入中國后，番薯即使在美洲作物中也頗為特殊，在美洲作物中最早（萬歷年間）發揮了糧食作物功用，也是美洲作物中唯一擁有多部農書、弘歷親自三令五申勸種的功勛作物，如此在短時期內受到重視，在帝制社會也是比較罕見的。

我們可以發現番薯入華，并非一人之功勞，而是經過多人、多路徑（可能有的人還是多次）引種最終完成的本土化，不同渠道之間的區別僅僅在于影響大小、時間早晚。因此，一般論及番薯入華問題，學界一般博采眾長，逐一羅列，至少肯定福州、漳州、泉州、電白、東莞、云南其中的三條乃至更多線路，這樣處理是最穩妥和全面的，已經成為了金科玉律般的“標準答案”，上個世紀還有人對其中的部分線路有不同的觀點，本世紀以來已經趨同般的人云亦云。

那么看似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了，其實如果仔細思考，便會勾連起強烈的問題意識，作物傳播的多路線是一個基本常識，所以理論上番薯引種路線確實可能存在多條，但是番薯的問題在于路線過多、太過細致、敘述過晚。

首先，番薯入華九條路線，這相對于其他美洲作物來說是一個異類，其他美洲作物并無如此繁多的路線，番薯緣何更為特殊？即使它最為卓越的救荒價值，明代也僅限于閩、粵一帶，且并非不能被其他美洲作物如玉米、南瓜所取代。其次，對于番薯入華事件-過程實在描繪得過于詳細，簡直如同親眼所見一般，未聞其他美洲作物乃至外來作物有如此詳實的介紹，一般之闡述多是研究者根據文獻蛛絲馬跡進行的合理推測。再次，對事件的追溯過于久遠，相反記載出現的過晚，都是時序漸近的說辭，難免有層累痕跡；在一個較晚的記載出現之后，后面更晚的記載抄襲的痕跡又很明顯，并不能互相印證。

一、從菲律賓到福州長樂

即陳振龍一線。學界公認該線路影響最大，因為得到了金學曾全省范圍的推廣。質疑的聲音不是沒有，但基本難以成立，如朱維干認為何喬遠在《閩書》中未曾記載金學曾此事，因此認為金學曾覓種一事純屬偽造，后有個別學者附和此觀點，影響甚微。畢竟有萬歷《福州府志》等文獻相互參照，不容置疑。至于《閩書》失于記載，這是文獻學的基本常識，是否方志就要事無巨細地記載一地全部大小事務？答案是否定的，《閩書》中未記載的中國本土作物多矣，當然不代表它們就不存在于當地，誠如謝肇淛參與編纂萬歷《福州府志》，對金學曾頗為推崇，但其《五雜組》并未提及金氏半點。

再者，對于番薯入華的流程，后世也是充滿了想象，始作俑者可能是徐光啟，徐光啟道聽途說“此人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藏到了汲水繩中，很有創造性，似乎比當事人知道的都清楚，都比較離奇。在不斷流傳的過程了又滋生了新的想象，步步層累、演變成鐵一般的事實。最好笑的是在當下網文的流行年代，在寫手的筆下，從菲律賓到福州長樂這樣一條的普通的路線，已經充滿了玄幻色彩，讓人瞠目結舌，這些，其實基本都是假的。

二、從菲律賓到泉州晉江

見于蘇琰《朱蕷疏》，但早已不存，今人僅靠清人龔顯曾《亦園脞牘》輯錄得以窺見一斑：

萬歷甲申、乙酉間，漳、潮之交，有島曰南澳，溫陵洋泊道之，攜其種歸晉江五都鄉曰靈水，種之園齋，苗葉供玩而已。至丁亥、戊子，乃稍及旁鄉，然亦置之磽確，視為異物。甲午、乙未間，溫陵饑，他谷皆貴，惟蕷獨稔，鄉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繇是名曰朱蕷。

近人對《朱蕷疏》的認識都是來源于《亦園脞牘》，但《亦園脞牘》本身就是再加工，“其略曰”已經不言而喻了，能在多大層面上忠實文本，要劃一個問號。

幸甚，我們發現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圖書館藏《金薯傳習錄》，與農業出版社影印福建圖書館藏“丙申本”不同，竟然保存了《朱蕷疏》全文，尚無人使用，整理部分內容如下：

朱蕷之無人不種，亦自甲午始也，原其始有此蕷。漳潮之交島曰南澳，溫陵洋舶有福州船出海，陳振龍者往呂宋國覓番蕷種，挾小籃中而來，同舶洋中泉人聞知乞種攜來，種在晉江縣五都鄉曰靈水，其人種之園齋，苗葉供玩而已。蕷僅大于指，丙申、丁酉稍稍及旁鄉，然亦僅置之磽確，視為異物。

《金薯傳習錄》完整還原了《朱蕷疏》，對比《亦園脞牘》發現二者引種時間與路線有重大差異，《亦園脞牘》之說是早在萬歷十二年（1584），番薯就由泉州人從南澳島攜歸，與陳振龍毫無干系，且比之提前九年，《金薯傳習錄》之說則是陳振龍歸來船上，泉州人求種攜歸。對照《金薯傳習錄》中《朱蕷疏》全文，《亦園脞牘》剪裁、拼接了文本的順序，并大面積縮寫，比較而言《金薯傳習錄》更加可信，在時間、主角問題上孰是孰非？我們傾向于《金薯傳習錄》，事件過渡更加自然、合理，陳世元有沒有可能擅自篡改？我們認為不大可能，因為如果與陳振龍引入番薯之說沖突，陳世元完全可以不收錄《朱蕷疏》。

三、從菲律賓到漳州

萬歷《惠安縣續志》：“番薯，是種出自外國。前此五六年間，不知何人從海外帶來。初種在漳，今侵泉、興諸郡，且遍閩矣。”黃士紳修于萬歷三十九年（1611），萬歷四十年刻，“前此五六年間”，也就是萬歷三十三、三十四年，此時距離萬歷二十一年陳振龍引入，萬歷二十二年金學曾推廣已經過去了十余年，很有可能并非獨立引入而是借由金學曾推廣。“初種在漳”也并不能說明就是從海外引入到漳州，漳州地處閩東南，很可能并不清楚閩東北福州發生之事或漳州確系閩南一帶最先從福州引種番薯，方有“初種在漳”之話語。

結合《朱蕷疏》原文，番薯由陳振龍從洋船通商必經之地——漳州、潮州之交的南澳島引入番薯，既然可以帶入泉州，傳入毗鄰之漳州也在情理之中。從萬歷《漳州府志》的記載來看，“漳人初得此種，慮人之多種之也。詒曰：食之多病。近年以來，其種遂勝”，番薯在漳州的普及速度也遠不及福州，不似福建最早。

持番薯最早登陸漳州的文獻，最典型的當屬《閩小記》：“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其實，仔細比勘便可發現，關于番薯的記載，周亮工完全抄襲、加工自《閩書》，但何喬遠只表“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并無“初種于漳郡”諸語，“初種于漳郡”完全是周亮工想象與建構的，這種謬誤又被后世文獻繼承。

最有趣的是，民國時期已經具體到特定人物張萬紀頭上了，《東山縣志（民國稿本）》：“本邑之有番薯，始于明萬歷初年。據張人龍《番薯賦》其序云：……薯之入閩，蓋金公始也，五都之薯，自萬歷初，銅山寨把總張萬紀出汛南澳，得于洋船間。”這與“蓋金公始也”明顯自相矛盾，但不是沒可能漳州之薯在南澳島來自陳振龍。我們目及2005年修《樟塘村張氏志譜》又將此事寫進家譜，可見地方文獻創作的微觀過程，后來《閩南日報》等媒體干脆稱東山島是番薯首次傳入到中國之地、張萬紀是番薯傳入第一人了。

四、從蘇祿國到泉州晉江

李天錫根據發現民國三年（1914）修《朱里曾氏房譜》，認為洪式二十年（1387）番薯已從菲律賓引入晉江蘇厝。之所以無人附和，因為這是與常識相悖的，美洲作物不能在哥倫布之前就流布舊大陸，持此觀點之人與鄭和發現美洲諸說一般無二。

除了時間上的硬傷之外，孤立的看《朱里曾氏房譜》其他“史實”，確實很難辯倒。這也是類似家譜這種地方文獻不宜輕易相信的原因，根據田野經驗，家譜一類多夸大功績、隱蔽過失，新譜較老譜可信度更低，因此通過區區民國家譜的孤證，當然無法回溯明代之情形，一定要結合其他史料，史料互證，這里所謂的其他史料也需要是直接記載，而非間接描述，如陳振龍一線之記載這般方可。

五、從印度、緬甸到云南

美洲作物通過“滇緬大道”自西南邊疆傳入中國確實是一條可行路線，西南土司借此朝貢甚至可以直接將之輸送到中原地區，這也是何炳棣最早提出番薯首入云南的根據，后人多有附和，特別是云南學者。但是與東南海路的普遍性不同，只有部分美洲作物如玉米、南瓜等是通過該條路線傳入。舊說認為萬歷《云南通志》所載臨安等四府種植的“紅薯”并非番薯，早在上個世紀楊寶霖、曹樹基就已經批判此觀點，今天“紅薯”多指番薯不假，但在入清之前基本都是薯蕷，蘇軾都曾用“紅薯與紫芋, 遠插墻四周”之詩句。

我們討論作物傳入路徑，除了最初的文獻記載之外，還要特別注意作物、作物名稱的時空變遷。以云南為例，不僅入清以來對于番薯的記載非常少、晚（貴州比四川還少；而且記載集中在嘉慶以降，如果源自云南，不應如此之晚），對于番薯的稱呼也是很晚才采用“紅薯”，云南鄰省的貴州、四川文獻相關記載如“紅薯出海上”“種出交廣”“來自南夷”“來自日本”等均顯示貴州、四川之番薯不是源自云南，我們再看云南的記載，不僅同樣少、晚，如乾隆《蒙自縣志》說：“白薯，倘甸人王瓊至壩灑攜種歸，教鄉人栽種”，如果番薯為明代傳入，不應有類似記載，壩灑或為中越邊境壩灑縣，詮釋了此時番薯由越南傳入。總之，一個明顯的結論就呼之欲出了——云南番薯是隨著西南移民潮而來，其源頭也是東南海路。

六、從越南到東莞

宣統《東莞縣志》引《鳳崗陳氏族譜》：

萬歷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陳益偕往，比至，酋長延禮賓館。每宴會，輒饗土產日薯，味甚甘，益覬其種，賄于酋奴，獲之，未幾伺間遁歸。以薯非等閑物，栽種花塢，久蕃滋，掘啖美，念來自酋，因名番薯云。

我們并未目睹《鳳崗陳氏族譜》原文，但楊寶霖目及族譜原本，肯定為同治八年（1869）刻本，《鳳崗陳氏族譜》記載更加曲折，“酋以夾物出境，麾兵逐捕，會風急帆揚，追莫及，壬午夏，乃抵家焉”。因此楊寶霖等堅信陳益為番薯傳入第一人，觀點一直較有影響力。

即使《鳳崗陳氏族譜》真為同治八年刻本（族譜這種地方文獻的成書年代比其他文獻更易作假），對萬歷十年（1582）年近三百年前發生之事情節性如此之強本身就頗有問題，通過族譜故事的前續緣起、后世發展歷歷在目，構建起事件進展的基本鏈條，可信度不高；再者，即使是明末清初之文獻一般敘述番薯傳入時間也多是模糊處理，族譜具體到庚辰、壬午夏，疑點頗多。

七、從越南到電白

道光《電白縣志》最早記載此事：

相傳，番薯出交趾，國人嚴禁，以種入中國者罪死。吳川人林懷蘭善醫，薄游交州，醫其關將有效，因薦醫國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賜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懷半截而出，亟辭歸中國。過關為關將所詰，林以實對，且求私縱焉。關將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祿，縱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義。遂赴水死。林乃歸，種遍于粵。今廟祀之，旁以關將配。其真偽固不可辨。

林懷蘭之事雖未引自家譜這種信度低的文獻，但與它們一樣都是出現過晚。但撰者尚比較公允，也知描述過于戲劇化，遂闡明“相傳”“其真偽固不可辨”，已經很明白了。

但到民國《桂平縣志》則說：“番薯，自明萬歷間由高州人林懷蘭自外洋挾其種回國，今高州有番薯大王廟以祀懷蘭為此事也”。“相傳”等詞匯不知所蹤，再冠以“萬歷間”這樣的時間定語，已經以假亂真了，林懷蘭是又一番薯傳入第一人。其實，無論是福建還是廣東，明末番薯就已經推廣頗佳，入清以來特別是乾隆之后，已經穩居二者糧食作物之大宗，加之福建的金薯記憶與金公信仰的流傳，此時有心者妄圖建構所謂的引種功績是極有可能的，不過這類文獻都出現比較晚，完全沒有明代的文獻佐證。誠如郭沫若所說“林懷蘭未詳為何時人。其經歷頗類小說，疑林實從福建得到薯種，矯為異說，以鼓舞種植之傳播耳。”

八、從文萊到臺灣

清代以降臺灣文獻中頻繁出現的“文來薯”，顧名思義，認為臺灣番薯除了引自福建之外，也有自己直接的線路——文萊。最早的官方記載當是康熙《諸羅縣志》：“……又有文來薯，皮白肉黃而松，云種自文來國。”之后，該說法得到臺灣諸多文獻的繼承。清季之前，從未聞“文來薯”之說法，臺灣相對閉塞，私以為“種自文來”很可能是當地人的“想象力工作”，就如同臺灣對于“金薯”的想象一樣（“金薯”一詞能夠傳播至臺灣，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福建移民攜種而來），《臺海采風圖》：“有金姓者，自文來攜回種之，故亦名金薯，閩粵沿海田園栽植甚廣。”金學曾倒成了從文萊帶回番薯的主角了，將在編年中所包含的事實進行編碼，使其成為特定種類的情節結構的成分，乾隆《臺灣通志》引用《臺海采風圖》后，后世陳陳相因。

所以所謂的文萊傳說可信度是比較低的。越是后世文獻，對相同事件添油加醋、橫生枝節的情況就越明顯，今天的學者卻不加懷疑的采納，讓人費解。

九、從日本到舟山普陀

由于日本學者研究認為日本番薯源于琉球（1605）、琉球又源于中國（1610），因此郭松義認為浙江番薯引自日本或南洋去日本的商船，其實都比較牽強。其主要依據萬歷《普陀山志》確有：“番芾，種來自日本，味甚甘美”的記載，但是“番芾”一詞再未見于其他文獻，到底是不是番薯還是兩說。郭松義認為《紫桃軒又輟》也是記載番薯的早期文獻，恰好證明了普陀先有番薯：“蜀僧無邊者，贈余一種如蘿葡，而色紫，煮食味甚甘，云此普陀巖下番薥也。世間奇藥，山僧野老得嘗之，塵埃中何得與耶！”

實際上，“番薥”不一定是番薯，根據李日華的描寫“番薥”也不似番薯。如果，浙江確系獨立引種番薯，對于浙江一直沒有推廣番薯，郭松義給出的解釋是“山僧吝不傳種”，這也是解釋不通的。此路線存疑，但是相對陳振龍路線之外的其他所有路線，已經有一定可行性了。

自陳振龍將番薯從菲律賓引入福州長樂之后，各方不斷抽繹出其中的合理元素，建構了一個又一個全新的路徑，最終形成了番薯引種的多元路徑觀。明人即使不具體知道是陳振龍傳入一事，多用“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這種較為模糊的客觀書寫方式，清代以降，越是后來，說法越是五花八門，反而描述越來越精準，誤導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一批又一批后人為之背書，三人成虎，足以以假亂真了。

（本文系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明清以來番薯史資料集成匯考”（2021SJZDA116）、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川菜發展研究中心重點項目“中國番薯史資料整理與研究”（CC22W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