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聯合國推出“女性友好城市”聯合計劃，支持并鼓勵婦女與男性平等地參與城市生活的所有領域。但直到2021年，湖南長沙從構建新型消費格局的角度，推出建設“女性友好型城市”的目標，這個概念才在中國正式落地。

女性友好城市雖然在中國是一個新概念，但婦女權益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澎湃研究所策劃《女性友好城市十問》專題，通過追問建設女性友好城市的十個面向，探討一座城市能為女性做什么，試圖找到它的中國定義與實踐樣本，并期待更多人關注女性友好城市。

本篇關注在提高生育率的大環境下，女性友好、生育好友環境實現的可能性。生育政策與女性意愿之間的關系是什么？緩解女性生育焦慮的關鍵在哪里？生育友好與女性友好的同與不同又是什么？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楊菊華表示，如果公共領域能做到同工同酬、兩性能實現縱向社會流動的平等，私人領域能做到家國共育、夫妻共擔，女性結婚生育的意愿或許會有提高。

制圖 澎湃新聞王璐瑤

尊重女性意愿的生育友好

澎湃新聞：前段時間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引起熱議，其中有一個觀點是要警惕生育功利主義，如果國家面臨資源危機的時候就限制生育，面臨人口危機的時候放開生育，可能會造成對于女性的異化，把女性當做生育的工具，您怎么看這樣的觀點？

楊菊華：四川的生育登記條例出來以后，在整個社會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尤其在年輕群體中間，因為這和他們的生育意愿與行為直接相關。雖然從四川的生育登記條例本身來看，它其實只是一個出生登記，事后四川衛健委也進行了澄清，目的在于簡化出生登記手續、更好地服務廣大的家庭。但是，網絡上出現了各種不同的解讀和聲音，這也說明整個社會和相關人群對這個話題是有興趣的，我的理解是，在生育問題上，年輕人還沒有到躺平的程度。

一些法學家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學者，從法律的、倫理的、人本身尤其是女性自身發展的角度，對新的生育登記制度提出擔憂或進行討論，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特別是在小農經濟時代，生育的確是阻礙婦女發展、造成性別不平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古今中外，生育和人口確實是有為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發展服務的意涵。

但是，當前社會和四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四十年前推行控制性的生育政策時，政府是一個大政府，有很強大的力量，能通過各種手段對人們的生育行為進行控制。但是，今天不管是什么政策，都很難強制女性多生孩子。今天做不到這一點，并不是說政府的力量削弱了，而是社會更多元化了。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集體主義文化向著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雖然中國還保有很強的集體主義的印跡，但沒有人能夠逼著女性生兒育女了。

從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以來，中國的生育率有沒有增長？從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看，答案是肯定的：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3，超過2000年和2010年的水平。不過，總體而言，寬松政策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為什么？因為今天是否想生孩子、想生幾個孩子、什么時侯生孩子，多是夫妻共同協商的結果。當然，在客觀上，傳統文化的作用還是有的，還是有出于某種目的而違背自己意愿生育的例子；但從普遍意義上來看，它更多是個體或者家庭理性選擇的結果。

另外，我們也要把問題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考慮，不能把生育單獨拎出來、看作是孤立的事件，忽視它所處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環境。同時，也要把中國置于全球的大視野中來看，不管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生育控制，還是當前鼓勵適度生育，都是全球生育思潮的一部分。

生育如果是在女性自身的意愿范圍內，我并不認為是一種異化。當然如果超越了女性自身意愿，不管是從性別發展的角度，還是從整體社會文明進步的角度，都值得做進一步思考和探討。女性友好的環境，不管政策也好，整個社會的氛圍也好，都要強調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從他們自身的安全感、幸福感和獲得感的角度來考慮。

澎湃新聞：基于您所提到的兩種生育政策，會不會是控制和鼓勵這兩種生育政策本身效力就是不同的，控制本身就是比較好控制，鼓勵其實沒有那么好鼓勵？

楊菊華：為什么控制的效果明顯？這既與當時政府的強力有關系，也與彼時的社會情境有關。為什么鼓勵適度生育的效果不明顯？前面已經談到，因為社會環境變了、各種制度和結構性因素變了、家庭和個體的追求也變了。雖然當前政府密集出臺了很多的鼓勵適度生育的政策文件，鼓勵生兩個或三個孩子，但在一個變化的情境中，在個體和家庭可以更為自主選擇、決定自己生育行為的前提下，寬松政策的效果就比較有限了。

在生育控制時代，人們如果想多生、想超生，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予以控制；現在，政府也在采取鼓勵適度生育的措施，包括更好的生育服務、公共空間的友好、稅收的減免，以及法律上規定的男女兩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平等，等等。不過，與過去控制生育的措施相比，很多鼓勵措施都是一種倡導、而非強制性的。在任何情況下，倡導和強制性的手段之間，所帶來的效用無疑是有差距的。

澎湃新聞：您剛才特別提到了要尊重女性的生育意愿，這是否意味著女性在家庭中的生育決策權比以前要更大？

楊菊華：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小農時代，女性需要依靠生兒育女，特別是生兒子，來建立并鞏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生育在某種程度上是女性獲得家庭和社會認可的一種途徑，同時也將女性進一步固化在家庭中。這也與傳統的性別分工有關，女性不直接參與社會生產勞動，她的生存是需要依靠丈夫來提供的，從經濟學的角度，她是需要通過生兒育女、經營家庭，來換取丈夫提供的經濟保障。

但是現在，“男主外”的傳統分工模式幾乎已經被完全打破了，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明顯改善，帶來一連串的經濟社會后果，首先是大大增加了女性的非農就業機會，女性全面參與經濟社會生活；繼而提升了女性對于職場追求的期待，同時也為女性的經濟獨立提供了基礎性保障。而女性經濟獨立了，就能與丈夫一樣，成為家庭經濟的提供者，成為養家糊口之人。當然，這也意味著，她們不太需要通過以生兒育女的功能去換取丈夫提供的經濟保障，所以她們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很明顯增強了。

很多調查數據也反映出，在家庭大事小情的決策中，包括女性對自我的投資、跟娘家人之間的關系（如：給父母提供經濟支持）、生育、孩子的教育等，多能得到丈夫的支持，或是夫妻共同協商的。無論是得到丈夫的支持還是夫妻協商，都表明女性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能得到尊重。實際上，女性在家庭各個領域的自主權都在提升，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都有相應的數據。

澎湃新聞：我們認為，社會對女性越友好，也會對生育友好，雖然目標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您是怎么看的？

楊菊華：在生育議題的討論中，性別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你這里問的“生育友好”和“女性友好”是大家都很關心、也常常使用的概念。除了這兩個概念外，還有一個概念是“家庭友好”，這三個概念之間有相通的地方，有重疊的地方，但不是完全相同的。比如家庭友好，西方會講family friendly，比如a family friendly policy（家庭友好型政策），或者是a family supportive policy（家庭支持型政策），是一個更大的視角，因為家庭支持、家庭友好包括了生育，也包括了“一老一小”和青年群體，養老等都在家庭友好的概念范疇中。

生育友好和女性友好也有很大的重合，但也不完全相同。說女性友好，我們首先可能會考慮到很多物理環境的友好。把環境友好跟育兒關聯起來，我們看到在很多公共空間，包括機場、車站等，都有母嬰室，某種程度上它是一種女性友好，但是不是生育友好？不一定，生育友好是要把男性、把丈夫、把父親也納入進來，它不應該僅僅是母嬰室，而應該是“家庭育兒室”，如果是父親帶著孩子，那也應該有相應的地方。

從社會環境來說，我們現在都在強調要給女性增加育兒假，要給她們彈性工作時間和空間。這些當然是需要的，它們能讓女性有更多的自主權，但同時，也要強調的是，不能只是給女性、也需要給丈夫提供育兒假和家庭照顧假，鼓勵他們的家庭參與，因為育兒必須是要丈夫和妻子同時承擔的。

女性友好城市空間建設也好，制度、服務、文化軟件建設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建設，都必須同時考慮女性和男性、而不僅是女性自身。女性雖然是獨立的個體，但作為社會人，她們不是孤立的。女性友好，必須要有性別平等的視角；否則，看似女性友好，可能會把女性推向一個更傳統的角色位置中、進一步固化女性的家庭角色，使得她們更難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責任。所以，我們要警惕一方面在批判性別的本質主義，另一方面不知不覺或無意識中又在生產性別本質主義。

一個女性與她的兩個孫子。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 攝

生育支持更利于女性友好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對于“包容性”的理解跟其他學者不太一樣，其他學者更多強調的是把之前被排斥在外的，比如說非婚生育的群體，納入制度保障體系，為他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和資源。但您好像更強調“生育支持”，您為什么會這樣理解“包容”？

楊菊華：對于生育政策包容性，首先我是強調“育”這一塊，主要是因為，在過去生育控制政策的時代，更多強調的是“生”的環節，從今天來看，從懷孕、生產到養育、教育，是女性生命鏈條中前后相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實不僅僅對女性，對丈夫、對父親來說也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男性不能懷孕、生孩子，但養育、教育都是可以而且也是應該參與的。

生育政策包容性的概念是“十四五”規劃提出來的，增強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降低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建立生育支持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同時，二十大報告也提到，要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所以促進生育和婦女發展是要同步推進的。

具體對包容性的理解，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觀念上的包容：一是數量上的自主化；二是生育形式的包容性（包括未婚生育的包容——這種現象一直是存在的，雖然不鼓勵，但對于這樣出生的孩子，也需要予以制度上的接納）；三是生育時間的自決性等。另一方面是全程性的包容，這也就是生育支持。不是說孩子生下來后，國家就不管了；從備孕、懷胎、出生到三歲以下嬰幼兒的照護，以及三歲以上幼兒、義務教育等，都應該提供全程的服務與支持。這樣的支持與性別關系、性別平等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生育支持是進一步促進性別平等的一個重要抓手。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是包含生育支持的。

澎湃新聞：關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偏離，比如想生不敢生，是否存在性別、階層或者是城鄉差異？

楊菊華：是的。我們首先來說城鄉的差異，普遍來說，過去農村的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子女數都比城鎮要高，城鄉差異比較大。全面兩孩政策，尤其三孩政策放開后，這種差異有明顯縮小，因為過去農村養孩子偏放養，但現在也在往精細化的方向轉變。特別是受到一定教育的農村女性和家庭，也希望把孩子培養好，要把孩子送到縣城去讀書。所以農村人的生育意愿也在降低。

從階層的角度來看，生育一直是跟階層密切相關的。西方國家也有很多相關研究，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階層地位特別高的人和階層地位特別低的人，生育率都相對較高，階層與生育之間呈現U型關系。階層地位高的人能養得起，階層地位低的人在西方有政府支持，而且他們對孩子的要求相對低一些，故生育水平也較高。

我國在生育政策放寬前也存在類似現象，有錢人多生，他們不怕罰款，也可以到國外生；經濟比較貧困的，反正就是放養，多一雙筷子而已。這種階層差異也是明顯的。雖然特殊性總是存在，但整體來說，不想生二孩或多孩、或是想生不敢生的主要也是中產階層。他們不希望自己的階層地位往下滑，同時還想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他們也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而孩子如果有成就的話，也是一種向上社會流動的途徑。

從性別的角度，曾經男性的生育意愿超過女性，因為受到養兒防老、傳宗接代觀念的影響；但在現在的年輕人身上，這些觀念比較淡薄，生育更多的是家庭層面的決策。

澎湃新聞：您一直提倡讓想生的人敢生很重要的一點是降低育兒成本，那么降低育兒成本是否意味著國家對育兒成本分擔有責任呢？

楊菊華：我確實一直在倡導“家國共育”“夫妻共擔”的理念，并且希望這些理念能盡快得到落實。生育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時間、經濟、機會等，故我認為，需要針對這些成本，提供四個方面的支持，一是時間支持，二是經濟支持，三是服務支持，四是女性勞動就業支持，這些支持對性別平等至少會帶來輔助性的推動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企事業單位和集體組織都有比較完善的托兒所和幼兒園體系，這些對把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降低育兒成本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重建生育支持體系，也有助于降低生育成本。

我們國家過去幾年出臺了大量的指導性意見和支持性政策，都是在回應家庭對社會育兒支持的需求，這些舉措都在嘗試家國共育、鼓勵夫妻共擔的理念。“十九大”“二十大”和“十四五”規劃等，都談到要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意味著育兒不應該只是家庭的獨立責任，而是要通過國家、企業與社會、社區、家庭等多主體來共同分擔。國家并非唯一的成本分擔主體，市場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

實際上，如果沒有市場的支持和積極配合，很多政策都無法落地。比如，家庭育兒假或家庭照顧假，其成本是需要企業來承擔的，企業的生育支持很必要、很重要。在過去的單位制時代，人從搖籃到墳墓的需求都由單位負責；今天不一樣了，但企業依然需要承擔一定的人口再生產責任，當然，具體怎么承擔還需要深入探討。我強調一點，企業提升社會責任感，包括對女性人力資源的尊重和重視，是非常重要的。女性在生孩子前后，可能減少對企業的貢獻，但優質和穩定的女性資源，對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非常重要。如果能事先做好安排與替補，盡量降低女性因生兒育女所帶來的不便，女性的貢獻遠大于生育給企業帶來的損失。但是，國家不能把這些成本都轉嫁到企業身上，而是應在稅收方面給予相應的補貼或優惠，特別是對女職工多的企業，更需要有相應的補貼，從而減輕企業的負擔，也減輕生育主體在職場可能面臨的不公平對待。

兩性平等要把男性納入到畫面中來

澎湃新聞：女性主義的興起可能會讓一些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因為她們了解到自己的女性處境之后，可能會以不婚不育作為對性別不平等境況的抗爭，您怎么看？

楊菊華：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話題，但對于這個問題，還需要更深入和細致的考量。目前，我的一個總體認識是，在目前公共領域的性別平等達到一定高度的基礎上，既要繼續從女性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更要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把男性和女性綜合考慮。實際上，性別不平等不僅是對女性的不公，而且，養家糊口的責任也給男性巨大的壓力。如果夫妻能共同分擔養兒育女、養家糊口的責任，不僅會降低男性的工作壓力，也能讓他們更多地體驗到天倫之樂。

從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來看，中國人依舊普婚普育，這個特點與40年前相比，并未發生本質變化。網絡上有很多不婚不育的聲音，但聲音是聲音，行為是行為，中間會有一定的差距；人的觀念也會隨著生活場景的展開而發展變化。女性產生不婚不育想法的背后，是因為她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育兒的不易，也因為她們在網絡上看到大量的喪偶式育兒和母職懲罰的宣傳報道。母親、姐姐、同伴等在傳統性別分工模式下的生活，對她們肯定是有影響的。如果公共領域能做到同工同酬、兩性能實現縱向社會流動的平等，私人領域能做到家國共育、夫妻共擔，女性不婚不育的想法或許會有改變。

女性主義學者尤其是先驅對父權制度的批判，抓住了性別不平等的深層次本質，所以她們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對抗傳統，既喚醒了社會各界對生育與性別不平等之間內在勾連的關注，也在不斷推動性別平等的發展。她們的主張和行為，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我個人認為，婚姻和生育與性別平等之間不必是相互對抗、互不兼容的；處理得好，“魚和熊掌”可以兼得；而且，婚育家庭依舊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我們不能強迫人們結婚生育，而應給予人們更多的自由選擇，并對婚育之人提供有效的、可供選擇的支持。

一個女性為女兒征婚。澎湃新聞記者周平浪 攝

澎湃新聞：從生育的角度來看女性友好城市建設，您還有什么想補充或者特別想強調的地方嗎？

楊菊華：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在突出女性需求的同時，一定要秉持兩性平等的理念，要把男性納入到女性友好城市建設中來，不能割裂男性和女性。一個友好的城市，一定不只是單性別友好的城市；只有推動兩性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城市，才能讓生活更美好。

制圖 澎湃新聞王璐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