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為紀念中央民族大學的諸位名師和前輩學者，2014年該校民族博物館啟動了“民大記憶·口述歷史”的訪談項目，迄今為止已經采訪了100余人。

近日，“民大記憶·口述歷史”項目的第一批成果由學苑出版社出版發行，包括《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下）文獻資料選編》等。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從1956年正式啟動，到1964年基本結束。這是一項由中央政府發起并組織的針對中國少數民族社會和歷史的大規模學術調研活動，先后參與的科研人員達1700人之多，足跡遍及中國少數民族人口較密集的19個省和自治區，所獲調查資料累計達數億字。這場民族大調查與稍早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為此后中國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奠定了基礎。

《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包括17位學者的18篇口述訪談，對于我們今天回顧這場學術調研活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摘錄書中部分內容逐篇刊發，以饗讀者。今天刊發的是黃光學的口述。

黃光學（1927—），朝鮮族，吉林延邊人。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延吉縣政府民政科科長，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政法司科長、財經司副司長，國家民委政法司司長，國家民委副主任，中國民族研究團體聯合會理事長。

訪談對象：黃光學

訪談者：胡巖、定宜莊

訪談地點：國家民委某辦公室

訪談時間：2005年11月25日9:00—11:00

錄音整理：關是宇、陳伊玲、李亞楠

[定宜莊按]：對黃先生的訪談，是我在2005年所做的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口述中的一篇，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胡巖教授出面牽線、聯系，并由我們共同完成的。本書選取的，只是訪談中與少數民族識別和調查有直接關系的部分，其中大多數內容，都已經由定宜莊轉錄并整理完成；但訪談的后半部分，由于被訪者的朝鮮族口音，以及錄音技術等諸多原因，而難以聽清，此次由張龍翔先生帶領幾位同學，經過頗為艱苦的努力，尤其是取得黃先生的女兒黃連順女士的熱情幫助，終使錄稿工作得以全部完成，在此我們對黃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當年采訪黃先生時，他大病初愈，口齒和思維有一定的障礙，再加上黃先生有著濃厚的朝鮮族口音，他認真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并談了自己的看法，在當時是很難得的。當年的設備技術也沒有達到今天的水平，現在整理起來有一定的難度。現在黃先生大病臥床，還不能講話，黃先生還和施聯朱先生多次合作出版過很多民族研究領域的著作，可以說無論是作為黨的領導干部，還是作為一位學者，黃先生都是非常優秀的。

早年參加革命的經歷

定：最初您在延邊，什么時候參加的革命？

黃：我家是老革命家庭，我父親是民族主義者，他是在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工作的，以前來說，是公務員。我爸爸有五個兄弟，老四、老五是我們抗聯革命的老前輩，都犧牲了，一個中國沖鋒隊的，一個是隊長，在一次戰斗的時候犧牲了。老四呢，日本統治時期被日本人關在監獄里面，老三呢回來以后說我還要繼續革命，結果日本給他關了兩年之后把他槍斃了，兩位是中國革命里的犧牲者。我爸爸在韓國政府里面管經濟、財政的，就在遼東半島，北至四平南至丹東那一帶活動，臨時政府就在寬甸那一帶活動。從小開始我有點印象，我家里人不多了，媽媽養了我們三個兄弟，老太太非常苦，她是家里唯一的勞動力，種地養活奶奶和我們弟兄三個，五口人是在這種情況下，靠一個老太太勞動養活我們，我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在延吉東盛的一個山溝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后來我又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整個地區三千來戶的人，蹲過日本監獄的就六個，犧牲了三個，一共六個在日本監獄里待過，三個人就犧牲了，住在日本監獄里，或是戰斗里犧牲了。在東盛早就有了地下黨組織，我從小對日本就有反抗性，對他們有一定的看法。日本人在快結束（投降）的時候，我當時有一點想法，當時我在延吉車站里面管貨物，跑腿的小工，我不干了，在日本天皇投降的前幾天，靠日本是靠不住，跑到家里去。我們村子里頭有一個勞動黨黨員，他蹲過監獄，他來我家經常和我談話，他不在家的時候，我盼著他回來。日本投降的前一個禮拜，實際上我就參加了革命，他是老黨員，是我至交的人，這使我想起了我的爺爺和我兩個犧牲的叔叔。

定：您父親那時候呢？

黃：我父親已經去世了。他是韓國臨時政府的執行官，在外邊參加活動的時候，在長春，他是腦溢血什么的突然去世，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刻。在家鄉我算是一個體面的人，那時候蘇聯紅軍還沒有進入延邊地區，在日本關東軍殘散部隊尚未繳械的情況下，延邊的龍井在地下革命組織策劃下，舉行了各界上萬人參加的歡迎蘇聯紅軍大會，我們這個地區八千人參加，我的家鄉是這里的一個區，這是1945年的8月25號或是26號。

定：那時日本剛投降。

黃：日本投降了，但是殘余勢力還在那里。我們那里有一飛機場，飛機場里日本人還照樣帶著槍在那里面，大概是六個。歡迎蘇聯紅軍大會是地下黨第一個公開的活動，兩個月后，黨派來了干部，大概是晉察冀來的，像謝扶民、雍文濤，再加上延邊地區的老的地下黨員，還有北大的學生在延安參加了革命。1945年11月7號發布了中國共產黨延邊地區委員會告人民書，這是共產黨在延邊公開的一個身份。1945年11月6號晚上，我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在平安區三個村張貼了告人民書。

定：您怎么記得這么清楚？

黃：這是我的一件大事。我們那個村子里成立了鄉，當時我17歲，朝鮮族16歲還算孩子，我們七個人晚上半夜在村子里的小學校里面集合，在方圓二十多里半夜一個人在顯要地點張貼了15張告人民書，在三個鄉，當時鄉叫村子。這樣的環境我都度過，這是第一次最危險的活動，我怕狗不怕人。有人問我是哪里來的，我是鄉下的，這地方有共產黨了。日本人雖然投降了，國民黨在這個地方也公開了，就這樣一個情況。我們村子里有個小學，我就到了學校里面。老百姓在那里看告示，非常高興，這是什么人貼的，肯定是共產黨貼的，我們家鄉也有共產黨了，老師啊教員啊他的思想還開化一些，他就懷疑這里有共產黨。我的革命活動就是這么開始的，來自于我是革命的后代，前輩的活動給了我很多的啟發，因為地方比較重視，因此產生了延邊民主大同盟。在戰爭年代，共產黨是外地的，民主同盟是公開的，它的缺點是漢族不大參加同盟，是朝鮮族自己搞起來的，都是老革命，帶頭的是黃埔出身，延吉中學的一個教員，他打的頭，我參加了這個大會。后來共產黨正式培養我，1945年11月下旬咱們地委搞的青年干部學員班（培訓班），我們縣來了20幾個人，學習這個。第一次公開共產黨身份的人來給我們講課，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個是來自晉察冀的宣傳部長雍文濤，他講得很清楚，講新民主主義啊……五六門課學習了半個月。延邊地委就這么辦了第一個學習班。

定：那您那時候講的課里有沒有關于民族問題的？

黃：談不上民族呢，一般概念上的。

定：一般的革命基本知識。

黃：一般地方干部的去向，一般人都去了區上。我是1946年的6月份正式入黨。然后土改的時候貧雇農當家，我的家是貧農，我的入黨介紹人以前是住過監獄的，監獄里活著出來的都是叛徒了，不像現在客觀看問題，說他們是“叛徒”，結果開除黨籍。

定：當時土改也開除黨籍啊？

黃：那是1946年的6月入黨，第二年的3月份給我開除黨籍，1947年。

胡：解放前入黨，入黨不到一年就被開除了。

黃：我的介紹人是“叛徒”，后來鄉長到我們那兒，他說憑什么開除你黨籍啊，工作是好樣的，也不調查研究，這件事牽連了好多人，各個村里的人有好多。我參加土改，還擔任了平安區政府副區長。

胡：不是共產黨員但工作還要做。

黃：那時候真正的共產黨員還是我，雖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了，但還是要做黨的工作，青年人嘛。后來縣長問我的工作，區長是陜西老區來的老同志，介紹了我的情況，談了一下我是怎么工作的，因此推薦我到縣里工作。關于黨籍的問題，延邊不是我一個。那好，就把他調到縣里。縣長是新四軍的干部，是安徽人。1947年的6月份把我調到縣里去，縣委書記曾應峰是陜西人，還有一個副書記，后來是省黨校的教務長，說不對啊，他本身不是叛徒，從監獄出來的人不見得都是叛徒，應該解決這個問題，先恢復黨籍。給我恢復了黨籍，我還當了科長。建國一周年的時候，中央組織部要調一些地方干部，尤其幾個大民族，東北的朝鮮族要兩個，提出來這么個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參加工作與政治學習

胡：解放初好像能參加一屆政協，那時候作為民族代表沒有幾個民族吧，就十來個民族吧，朝鮮族還在里頭。

黃：有朝鮮族，朱德海同志參加了會議。在研究的時候，考慮到有我，還有一個是吉林省黨校的教務長，要求是縣級干部，我的條件不夠。我不愿意來，地方上我可以發揮作用，到中央來也干不了什么。我小的時候會朝鮮語，后來學的日語，上小學時，兩年朝鮮語，四年日語，漢語是參加工作以后一句話一句話學的。

定：哦，漢語不是母語。

黃：我們家是朝鮮族地區，以朝鮮話為主，日本統治時期學日語，不懂日語不能工作。我到這里來怎么工作啊，特別是漢話我說的特別不好，沒法工作。縣委書記通知我，說給你道喜，你可以到北京去了，我想怎么工作，我要搞好自學，一邊工作一邊學，只有這樣了。漢語我不行，漢字我懂一點，因為小時候我學過《千字文》，五歲開始學習《千字文》，起碼認識一千個字吧，去了以后很快就學會了。我剛到北京的時候還不如你們呢，你們都是大學生。我一個人就來到北京了，這就是我到北京的背景。我是1950年9月份到北京，到中央組織部報到。

定：當時您是非常年輕。

黃：報到后把我分配到中央民委，就到了國家民委（中央民委）。那時候我們住在大取燈胡同，來了以后我擔任過科員、副科長，分工管東北蒙古的一些事，第二搞過一些回族工作，第三分管藏族問題，在研究室和行政部分待過，開始工作是這樣的，后來發展變化大了。在政法司、經濟司、文化、教育、科研等司工作過，根據形勢的變化。

胡：當時不叫國家民委，叫中央民委。

黃：叫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在這以后呢，我非常感謝我的領導李維漢同志，讓我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給我創造一個學習條件，上了一個政法干校。我不像其他同志一樣整天坐班，我既可以上班，又可以在學校里上課。政法干校的校長是彭真，還有一個負責人叫什么，由于工作上的意見不同，后來被派到廣西去了，可惜啊，他是教務長。有時白天去，每天晚上去，上了一年。他們討論什么我不參加，課我要聽，這是中央民委李維漢同志對我的關心和培養。第二個呢，我又上了人民大學的兩年班，在張自忠路，校長是吳老（吳玉章），何干之給我們上課，吳老的秘書給我們上過課，蘇聯專家也來上課，學制兩年班后來壓縮到一年。當時每個部委派兩個人來上課，我們同班還有一個人是內蒙古辦事處的處長，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在這個班里，內蒙古辦事處的同志后來調到伊克昭盟當盟長。吳老坐在凳子上和我們一起在班里聽課，聽蘇聯專家的課，我是93號，他叫號不叫名字，經常叫你站起來回答問題。

定：當時他講什么啊？講民族學嗎？

黃：講馬列主義，什么政治經濟學、哲學、辯證法，什么中國革命史，三個蘇聯專家，講中國革命史是謝華同志，是個老同志了，延安參加革命的。我是逐步被培養的，一個是政法干校，一個是大學，本來我是不夠格的，對少數民族照顧，但是經過這么一段學習，對我有很大提高，剛開始學習馬列，我有點吃不消，因為要一定的文化基礎，我只好在晚上學習一點文化。我的一個屋子里的同志，他是民族大學的老師，叫謝飛，他是日本某大學的學生，他一直在漢文學系，文化水平比較高，蒙古族，后來當了一個司長。他當時被派到馬列專業來學習，結果不夠格，他學不了了，因為他工作過，學習太苦了，就留到民委去了。他是我學習古漢語的老師，給我一點一點講解漢字的意思，還給我一點一點地翻譯。幾年的時間，學習了不少東西，許多東西還是得靠自學，半年以后，沒有時間學習了，我得出差，有時候還要帶隊去，就干這些工作。

定：您出差主要是去做什么啊？

黃：我出差主要是到東北和蒙古地區，我在國家民委中比較系統的工作是在政法司為主，當時我經常出去搞調查研究工作。當時工作環境有些困難，有時候出差半年，有時候幾個月，最少也得半個月，坐火車、坐汽車，一出去就是幾個月幾個月，不像現在幾天就可以回來。開始工作就是搞調查研究，到民族省份搞調研，到民族大學搞調研，有這個特點，對民族地區一些特點、經濟問題啊，做的工作多一點，比如說后來為什么我能夠接觸這個呢？民族識別問題，具體的材料、概念或研究的本身，教授信息量多，比如蘇聯搞的東西，我們當時不僅僅靠這個東西，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特色，我們要具體研究，根據中國的地區化，要有宏觀的視角，還要有微觀上的視角。

民族識別工作的開始

定：當時這個民族識別是誰來主持的？是李老嗎？

黃：民族識別的工作啊，是中央的決策，比較大的事情呢在政協或人大的會議上搞，究竟怎么樣的情況，要搞到什么情況，有多少個民族，要靠自己來搞，50年代的一些書，1953年搞人口調查（民族調查），全國自報了四百多個民族，非常復雜，四百多個民族。這里面某一個民族的稱呼非常復雜，搞不清楚這個民族究竟屬于哪一個，這個時候民族學院的一些老教授非常積極，潘光旦、費孝通、吳文藻，這些是老一代的專家，一起研究，同時和他們培養出的第二代一起實地調查，依靠這些力量把他們帶出去。像潘光旦，他在歷史上是研究土家族的。費孝通對廣西瑤族地區進行了考察。還有其他老師，民族學院還派人到內蒙古地區研究蒙古族問題，到東北研究滿族問題，對西北的回族，還有西南的少數民族進行了調查。特別是民族學院的幾代人都這樣，老師學生還有研究生，還是對各個少數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整個在一起進行了社會調查。民族學院做了很大的工作。

定：您那時候參加了嗎？

黃：我那時候在政法司工作，我那時候主要在機關搞研究，在這個期間，我們請了一些蘇聯專家，對一些民族問題有看法，有些老先生他們有他們的看法，費孝通也好，林耀華也好，有些概念是可以的，提出一些我印象比較深的問題，他們兩個提出來的意見多一些。蘇聯的東西作為某一種概念上和理論上是可以用，但是不能套用蘇聯的，民族啊、部族啊、部落啊，這個和蘇聯概念不一樣。蒙古部落里面的人還是蒙古民族，民族就是民族，部族就是部族，這個和蘇聯不一樣，做了很大的研究，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特點，蘇聯專家提出來的這些問題，這一點，我們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

胡：不分部族，只分民族。這是不是主席拍的板？有出處嗎？這是什么時候說的話？

黃：這就是后來的事了。李維漢基本定的，經過中央研究和討論，這句話是有的，李老在這個上面貢獻特別大。

胡：我看《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這本書中毛主席說，不分民族和部族，科學的研究是可以的，但是政治上不要分民族和部族。

黃：這是后來的事了。中央討論了這個問題，基本有了概念和定論。我們實事求是。

定：李維漢好像對民族問題特別有研究。

胡：剛才給了我一個最大的啟發，這個民族識別好像和開第一屆人大有密切的聯系，不識別，沒法開，沒法分配代表（名額），這個問題實際上趕在少數民族的民主改革之前，這樣社會調查就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材料。以前我的老師沒有談過這個。

定：最后哪個民族成為一個民族，這個最后的決策是李維漢定的，是中央定的，還是民委定的？這個事情，教授定不了。

黃：是民委提的意見，報到中央。報告到主持民族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有的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黨的民族調查工作，1953年進行過一次，1958年12月進行過一次，比較大的少數民族調查就這兩次。中間的有的調整來了以后，我自己去了。

訪談對象簡介：

黃光學（1927—），朝鮮族，吉林延邊人。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吉縣平安區副區長、代區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延吉縣政府民政科科長，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政法司科長、財經司副司長，國家民委政法司司長，國家民委副主任，中國民族研究團體聯合會理事長。在國家民委工作期間，多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完善了少數民族地區的法制建設和經濟建設。20世紀50、60年代，多次深入西藏地區對宗教政策，以及少數民族生活問題，多次寫報告呈送中央，很多問題得到中央的重視，得到了妥善的解決。改革開放后，在新的形勢下，妥善地解決了少數民族之間土地、草原之爭，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的穩定。關于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寫有多篇論文。著有《中國的民族識別》《新中國的民族關系》（均與施聯朱合著）等。

（本文摘自學苑出版社《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上）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