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大衛·埃德蒙茲 理想國imaginist

《老友記》中頻繁出現的咖啡館沙發

如果你看過《老友記》，一定會對「Central Perk」印象深刻，從第一集Rachel穿著婚紗闖進這家咖啡館起，許多故事和對話就發生在咖啡館（中央的沙發上），以至于這里已經成為了貫穿《老友記》始終的一個標志符號。該劇的藝術指導約翰·薛夫納形容咖啡館是一個「更富有波西米亞風格」的地方，在那種輕松的氛圍中，人們可以和朋友甚至陌生人隨意攀談，也不會大白天就醉醺醺的——這一點比酒館要好些。

選擇咖啡館并非偶然。事實上，作為一個舒適的交流地點，咖啡館長久以來都承載著一種「平等對話」的想象，更是信息和思想集散的樞紐，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現代科學的奠基之作——牛頓的《原理》——就起源于咖啡館中一次有關萬有引力的爭論，同樣，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大部分內容也是在大英咖啡館中誕生的：他將寫好的章節分發給咖啡館內的學者們閱讀，再聽取他們的意見。在巴黎，文學家和思想家們也對咖啡館情有獨鐘：狄德羅在普洛可普咖啡館（Le Procope）寫出了世界首部百科全書，波伏娃在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創作出了《第二性》——她和薩特的愛情故事也發生在這里。

反對咖啡館的人，則認為咖啡館會敗壞個人品格，甚至社會風氣，因為「他們經常在咖啡館泡五六個小時，把學業和生意都拋諸腦后」。一些保守分子更宣稱，咖啡館是各種陰謀和反叛的滋生之地。

維也納的中央咖啡館，是以上說法的典型例證之一。茨威格將其形容為一個「民主俱樂部」，文學家們在這里探討創作，維也納學圈的學者們常在這里舉行學術辯論，各類消息在這里傳來遞去。它與維也納的其他數十家咖啡館一起，成為了大學堡壘之外的緩沖地帶。松散，但是活躍，如同一張信息網絡上的數個節點。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里，這座城市產生了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勛伯格、波普爾、哈耶克等重要人物，要去找這些人，咖啡館是個好去處。維也納的咖啡館見證了無數思想火花的碰撞，也目睹了「流散的猶太人」的苦難與逃亡。

為什么是維也納？為什么在咖啡館？

咖啡與學圈

摘選自《進步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英]大衛·埃德蒙茲 著；許振旭 譯

01

保守的大學

智識生活的興旺，是各種文化相互融合的副產品。最近的研究表明，最能預示出優秀思想的傳播和興盛的，是社群的交融。維也納是來自全奧匈帝國的人的家園——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猶太人，當然還有奧地利本土國民。他們聚集在維也納的不同街區之內。維也納是一個交談和辯論的地方。

然而，交談和辯論的發生地點并不在大學。

我們可能對大學有一個理想化的圖景，認為它是寬容和平等的港灣。但實際上，20世紀前幾十年的維也納大學是保守主義的堡壘。例如，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從傳統上，學者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就是疏遠的，他們也很少鼓勵互動。波普爾描述了那些教他數學和哲學的人是如何被奉若半神的，他回憶道 ：「對我們來說，他們遙不可及……教授和沒有資格寫博士論文的學生之間沒有接觸。對于去結識他們，我既無絲毫野心，也沒有任何機會。」

維也納大學（圖源維也納大學官網）

大學里的學生都是兄弟會的成員。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學生群體中多了許多退伍軍人，這些兄弟會對外人，特別是少數民族的敵意提高了很多。許多兄弟會只允許能證明自己雅利安血統純潔性的人加入，并為減少猶太學生的數量而大肆活動。每周六的早上，兄弟會都會在校園里游行，而聰明的自由派和不恪守教規的猶太人都會識相溜走。大學是一個自行其是的區域，如果你被人粗暴對待，大喊救命也是徒勞。

維也納大學作為首都唯一的主要學術機構，擁有事實上的壟斷地位。在哲學系，經驗主義者（石里克、卡爾納普、克拉夫特）是少數派，大多數課程都是哲學史。大學還有自己的哲學社團，經驗主義者在其中的比例同樣不高。

事實上， 各種學圈之所以興盛，正是因為大學里的正式講座不適合他們開展自由討論。哲學家海因里希·貢珀茨就主持著一個討論小組，每周六在他家中召開，內容覆蓋經濟、政治、精神分析及哲學。卡爾納普偶爾也會參加——他還會在周三晚上去參加著名心理學家卡爾·布勒和夏洛特·布勒夫婦開辦的學圈。周三晚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在他的寓所定期舉行聚會。憲法律師漢斯·凱爾森也有一個學圈，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頭號理論家奧托·鮑爾也有一個學圈。

對于有精力也有意義的人來說，每天都有學圈聚會，一天兩場也是常事。

雖然各個學圈往往是松散的聚會，但通常只有學圈召集人才會發出邀請。這也是為什么在大學和學圈之外，另一類無需邀請、無需門票、無需資格的維也納「機構」，對這個城市的繁榮如此關鍵。

02

咖啡館里的猶太人

這類「機構」就是咖啡館。咖啡館往往是中產階級光顧，也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空間，在這里，人們可以讀報、追八卦，可以獨處但不會寂寞，可以和朋友坐坐，下棋、打撲克、玩多米諾骨牌，可以做生意，可以卷入激烈的政治爭論，可以仔細琢磨曲線理論。維也納的公寓供不應求，而且一般都狹小、陰暗又寒冷；咖啡館提供了一個比家里更吸引人的選擇。

當然，它們各不相同，不是所有咖啡館都有大理石桌子，都有深色的皮椅和沉重的吊燈。它們供應自己的獨門糕點。所有的咖啡館都按類似的路線經營，受一套類似的非正式規則控制。除了咖啡，還有一杯水奉上。報紙堆放在竹架上，有時可選范圍驚人，連外國報紙都有。

1933 年，一位來維也納的游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威廉·貝弗里奇——坐在一間咖啡館里，在晚報上讀到一篇猶太學者在納粹德國被解雇的報道。這篇報道將促使他成立一個救生組織，這個組織為許多難民學者提供了救命的機會，其中16人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獎。

威廉·貝弗里奇，曾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

學者援助委員會（AAC）的發起人

咖啡館白天和晚上都開放，忙人和閑人都惠顧。只要愿意，你盡可只慢慢呷一杯咖啡，而不會招致服務員的憤怒。想要放縱一下？那可以聽聽服務員報上菜單，用一塊蘋果卷或薩赫蛋糕來犒勞自己。

不同的咖啡館因特定的領域和職業而聞名：魏格胡伯咖啡館（Weghuber）在男女演員中很受歡迎；蘭特曼咖啡館是弗洛伊德和一些精神分析學家碰面的地方；格林施泰德咖啡館（Griensteidl）直到20世紀初關閉之前，都有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胡果·馮·霍夫曼斯塔爾等作家常來光顧——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們轉投羅伯特·穆齊爾和約瑟夫·羅特喜歡的貴族莊園咖啡館（Herrenhof），盡管未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蒂更喜歡博物館咖啡館（Museum）。

1907—1912年間，有著美麗穹頂和拱門的中央咖啡館（Central）很可能就是維也納學圈的先驅相聚的其中一個地點，盡管他們可能太過沉迷于相對論帶來的哲學問題，而沒太注意這里的常客：其中有論戰家卡爾·克勞斯、建筑師阿道夫·盧斯，以及流亡的俄國人列夫·布朗斯坦，他在那里下棋消磨時間，回國以后他變得更為出名，那時候他化名為托洛茨基。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Café Central）

后來，在維也納學圈正式成立后，咖啡館仍是其成員在周四的工作之余繼續晚間討論，或是學圈有外國友人在城里時他們聚會的地方。帝國議會咖啡館（Reichsrat）、蘇格蘭門咖啡館 （Schot tentor）、拱廊咖啡館（Arkaden，在帝國議會街上）和約瑟夫咖啡館（Josephinum）都很受歡迎，尤其是靠近玻爾茲曼巷的約瑟夫咖啡館。作家們的偷閑所在——貴族莊園咖啡館——也是紐拉特的最愛，他開玩笑說，咖啡館的氣氛就像「某地土著人的生活」值得人類學家觀察分析。在貴族莊園咖啡館，每周都能看到紐拉特好幾次，結果它也開始吸引學圈的其他人。它有一種現代感，照明好過中央咖啡館。

奧托·紐拉特（Otto Neurath）

維也納學圈代表人物

學圈的一位國外訪客，挪威哲學家阿爾內·內斯回憶說，咖啡館里的談話比在玻爾茲曼巷的學圈會議上更加活躍。「我要在快速的討論中插嘴并不容易。有時我會突然出乎意料地用德語說， ‘恰恰相反’。然后會有一秒鐘驚訝的沉默，這樣我就可以從容地繼續了。」詩人彼得·阿爾滕貝格表示自己的地址是「維也納第一區的中央咖啡館」，而咖啡館也有「常客桌」（der Stammtisch）的傳統，按照慣例，這一桌在某一天的同一時間會為同一批人保留。

這些團體可能是封閉的，有點小圈子調調。但更一般的氛圍是友好的：在這里，個人在社交上一般不會被孤立。學生和圖書館員可以與領薪水的教授平等地辯論數學、邏輯、語言和哲學。在「中歐」（Mitteleuropa）的許多地方，咖啡館都是社會的黏合劑，能將不同的個人和團體聯結起來——而維也納無疑是個中之最。咖啡館提供了一種環境，在咖啡的熱氣和香煙的煙霧中，人們可以暢所欲言，交換理論。咖啡館里面的世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世界公民烏托邦的形象，外界的等級不復存在。

這種開放性對維也納的猶太人特別有吸引力。據一位歷史學家說，咖啡館是「猶太會堂（synagogue）的世俗版：猶太男子可以在去過猶太學堂（Shul）之后在那里碰面，而后越來越多的人干脆只去咖啡館」。一份關于維也納及其他州咖啡館的全面研究報告指出，在維也納咖啡館里，「主要是新猶太人或第二代猶太人」。

維也納的水晶之夜后，被摧毀的猶太教堂

圖源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官網

誰又能反對咖啡館呢？

但實際上，「纖弱的猶太知識分子在抽象的爭論中消磨時間」的這一形象，同時引起了反猶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不滿。1898年，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諾爾道，在猶太復國主義者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中，暢想了一幅肌肉發達的猶太人在圣地的田間勞作的未來景象，以取代流散的「咖啡館猶太人」。

同時，對保守派來說，咖啡館里飄蕩的抽象思想可遠非無害。在維也納和其他地方，20 世紀前三十年是一個新的思維方式、新的世界觀顛覆現有秩序的時期。而右翼，即社會及政治的保守主義者，將其視為一種威脅。

03

上帝活得夠久了

為什么奧地利法西斯主義不能容忍學圈？邏輯經驗主義內在傾向于社會主義嗎？

納粹主義有著多樣的思想根源，其一是浪漫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德意志血液與德意志土壤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神秘紐帶。魔力（magic）和感性優先于經驗和理性；在探尋真相的過程中，情感比枯燥的理智運思（intellectualizing）更可靠。納粹主義沉浸在懷舊和傳統中，對所謂「人民性」（v?lkisch）思想的堅持是它的必備成分。許多政治思想家，如讓-雅克·盧梭和卡爾·馬克思，已經發現了現代人內心的一種隱憂（malaise），例如城市化、工業化和專業化帶來的異化。而「人民性」對群體、種族和人民（Das Volk）的強調，也是對抗個人主義焦慮的一劑良藥：個人的集合是比其組成部分更多、更偉大的東西。

當人作為齒輪存在（圖源卓別林《摩登時代》）

但在「人民」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個人。具有人民性意識形態的浪漫主義，就包含著贊頌天才的部分，特別是以歌德和貝多芬為代表的德意志天才。這種天才是在一種獨特的德意志精神中滋養并孕育出來的。天才們自成一類：他們可以而且應該按照不同于普通凡人的規則行事。他們所遵守的是不同尋常的準則，也承擔著特殊的責任和義務。他們擁有一些難以名狀的超越性（transcendental）天賦。

而邏輯經驗主義，與其中的每一種理念都對立。它接受現代主義，而許多保守派認為現代主義是頹廢的。它抨擊傳統，而保守派認為傳統是社會的基石。它雖然沒有明顯的民主傾向，但的確暗含著反精英的氣質。教士階層聲稱自己對上帝有某種特殊的洞察，而形而上學家則稱對表象之外的世界有某種特殊的理解，而宣告所有知識都是經驗性的，就暗含著知識要開放給所有人檢驗，因此不難看出，為什么這種觀念會被視為對教會和某類哲學思想家的威脅。

邏輯經驗主義也對群體的本體論地位表示懷疑——個人才應被認為是解釋行動的基本單位。這個論題，即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至少可以追溯到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后來由卡爾·波普爾等人更充分地發展。

神化天才的做法則受到了埃德加·齊爾塞爾的持續批判。他說，我們需要新的神來取代那些被拋棄的神。他把天才崇拜的興起，追溯到宗教世界觀受到的威脅。學圈的大部分人都不信教。年輕的時候，卡爾·門格爾曾在日記中寫道：「上帝已經活得夠久了。」

正如我們所見，學圈也不能幸免于它自己的天才浪漫主義，而與這一標簽最相關的人物維特根斯坦，也對何為天才的問題著迷。他被互相矛盾的恐懼所折磨：一方面，他怕無論天才必須具備何種品質，他都不具備；另一方面，既然他是天才，就必須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與世界互動。齊爾塞爾堅持認為，天才的概念被籠罩在形而上學的晦暗之中。

所以，學圈反對「人民」意識形態，貶低浪漫主義，懷疑傳統，批判對天才的贊頌，支持現代主義、個人主義，最重要的是，它反對形而上學，還帶有濃厚的猶太色彩和左翼色彩。這顯然不是一籃可能吸引奧地利法西斯主義者或德國納粹分子的食材。

原標題：《誰又能反對咖啡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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