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薛定諤從擼貓中總結出的物理學理論離我們太過遙遠，那么他在《生命是什么》里說的“人活著就是在對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負熵為生”，則是我們在一生中繞不開的話題。

小到房間大如宇宙，如果沒有外界向其中輸入能量，那么它們作為沒有外界干涉的孤立系統，會從有序趨向于混亂，直到達到最混亂的平衡狀態。

熵代表了這個系統的混亂程度（無序程度）——系統越有序，熵值就越小；系統越無序，熵值就越大。當整個系統退化得趨于穩定，在達到最大熵時“滅亡”，這就是熵增定律。

要擺脫死亡，就是說要活著，唯一的辦法就是從環境中不斷地吸取負熵。

01 符號化的世界

是人為性的“織物”

人類傳播是一種人為的過程，其根植于技巧、發明和工具，即符號組成的象征。人類不是用自然的方式進行交流的——人說話與鳥兒自然地啼鳴是不同的，人書寫的文章與蜜蜂自然的舞姿也是不同的。

因此，傳播理論不是自然科學，而是與人類非自然的層面相關，屬于精神科學的領域。美國式的名稱“人文科學”似乎是更為確切的稱呼，暗示著人類是一種非自然動物的事實。

所以，我們可以把人類稱為社會動物或政治動物。人類如果不學習使用傳播工具（如某種語言）的方法，那么他就是一個“傻瓜”。“傻瓜”作為不完全的人類存在，其技巧性是不充足的。

但是，自然的人際關系（比如吃奶的孩子與媽媽的關系或性關系）也是存在的，我們可以稱這種關系為原初性的、根本性的傳播方式。不過，我們不能把自然的關系稱為人類傳播方式的典型，典型的人類傳播是依靠技巧（如接受文化的影響）展開的。

人們完全沒有認識到人類傳播的人為性特征，即人與他人是通過技巧而進行交流的。當人們學到一個符號，人們就會人為性地忘掉它。以學習“姿勢”這類符號為例，當我們學了“點頭”（符號），便會自然而然地使用這一符號，而并沒有在使用時意識到它具有“是的”的含義。

因此，符號（以及符號構成的象征）成為一種“第二自然”。我們生活在符號化的世界（如點頭、交通信號和家具等，它們都屬于可被統一闡釋的現象界）中，并且忘記了作為“第一自然”的世界。這也是符號化世界之所以形成的目的。只不過這一事實也要通過分析才能得以顯現。

換言之，我們忘記了這樣的一個事實：符號化的世界是人為性的“織物”。這種人為性“織物”的意義反映了人類的需求，并為無意義的自然賦予意義。人類傳播的目的便是令人忘掉無意義，因為在無意義之中，人們作為完全孤獨的存在喪失了傳播與交流的能力。

進言之，人們孤獨地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之中，并獨自接受了死亡的判決（人的宿命仿佛就是向死而生）。人類傳播能夠令人忘掉人生的無意義，忘卻自己是接受過死亡判決的存在。

人類天生是孤獨的動物，因為人們知道了自己必有一死的事實，并且在人死亡的時候，他們也明白一直以來被粉飾的共同體是無效的，因為在向死而生的人生旅途之中，任何人都只能孤獨地走向死亡。

人所擁有的時間其實都是潛在地走向死亡的時間，為了不用時刻銘記著這種根本性的孤獨并無意義地活著，人類傳播出現了。人類傳播是人們利用符號化的世界創造出的一塊免死金牌。這塊免死金牌是由藝術、科學以及圍繞著我們生活的哲學、宗教共同塑造的。

如此，我們便能將自己那種天然的孤獨、死亡以及自己所愛之人的死亡逐漸遺忘。簡而言之，能與他人進行交流的人類是政治性動物。這并不是因為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而是因為人們是不得不在孤獨之中生活的動物，所以才稱人類為政治性動物。

02 人類傳播

是需要解釋的

傳播理論是人們為了忘卻孤獨而編織的一種人為性織物，所以它屬于人文科學。這里不再贅述“自然”與“人為（或者文化、精神）”的差異。傳播理論并不屬于自然科學的事實已經被確認，所以在此僅談一下方法論上的結果。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人們在19世界末已經接受了自然科學的存在是為了說明現象，而精神科學的存在是為了解釋現象的說法。例如，為了展示云朵形成的原理，我們需要對它加以說明，但要想展示一本書的意義，我們則需要對它進行解釋。所以，傳播理論是一門解釋的科目——它與意義相關。

遺憾的是，我們對現象本身進行說明或解釋并不如我們所相信的那么簡單。我們可以對云朵進行解釋（正如預言家或心理學家所做的那樣），也可以對書進行說明（正如歷史唯物主義者或一些心理學者所做的那樣）。

我們對事物進行說明時，該事物就成為“自然性”的存在；對事物進行解釋時，該事物又成為“精神性”的存在。

所以，對基督徒來說，所有的東西都是“人為的”，因為那是上帝創造的“作品”。而對18世紀的啟蒙主義哲學家來說，所有的東西都是“自然的”，因為原則上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說明。由此可見，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差異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研究者的態度。

但是，這并不與事物的實際情況一致。我們可以將所有東西都擬人化，例如，云朵正在讀書；也可以將所有東西都自然化，例如，我們發現了書的原理。這里的兩種研究方法展示了研究對象（現象）的不同側面。因此，應該明白我們談論的“統一現象”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被解釋”的云朵不是天文學家的云朵，而“被說明”的書與文學也是沒有關聯的。

如果將談論的內容應用到人類傳播現象上，那么我們就必須認識到前文提到的方法論問題，即若要對人類傳播進行說明（如用哺乳動物的交流進化、人類解剖學的結果，或中轉信息的方法來說明），我們就不是在談論傳播現象。所以，人類傳播是需要解釋的（考察其意義）。

《傳播學：歷史、理論與哲學》強調的就是人們要注意這一事實，因為后面我們將把傳播理論當作一門解釋性科目來分析（比如區分信息理論或信息學與傳播理論的差別）。我們的目的是解釋人類傳播并將其視作一個應該被解釋的現象。

03 人類傳播

是負熵的時代傳遞

從解釋的角度來看，通過人為性的方法（人為地創造符號）并不能完全解釋這種被展示的現象所具有的非自然屬性。所以，人類傳播是非自然性的，或者說是半自然性的。

因為人類傳播的目的是人們想要將獲得的信息儲存起來。人類傳播是負熵的世代傳遞。人們獲得的信息是人類傳播的核心，也是人類的一般特征—人類是為了將所得信息進行儲存而發明技巧（方法）的動物。

然而，自然也具有負熵的過程。例如，我們把在生物學發展中出現并逐漸變得復雜的形態視為信息不斷積累的過程。我們可以把生物學的發展視為一個朝著越來越難以誕生的結構方向發展的過程，人類傳播是這一發展過程的最后一個階段。無論是哪種情況，要說明人類傳播現象的時候都是如此。不過，接下來我們不從解釋而從說明的方法論角度去探討一下現象。

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說，或說從說明的角度來看，雖然信息的積累以信息的消逝作為終結，但這是在信息走向消逝的過程背后產生的過程，即本輪。雖然櫟樹比櫟樹的葉子更加復雜，但櫟樹最終會成為比其葉子更簡單的灰燼；螞蟻的身體結構實際上比變形蟲的結構更加復雜，但隨著地球與太陽的距離越來越近，所有的生物本輪最終都會變成灰燼。

此時，灰燼再次與變形蟲的結構相比就變得簡單多了。雖然信息保存的本輪不會發生，但從統計學角度看，這是具有可能性的，特別是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來看，其最終是可能發生的。

人類傳播具有負熵的傾向，這就使我們在解釋而不是說明人類傳播現象時，能夠看到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樣子。如此，通過統計學實現信息的積累并不是不可能發生的過程，人們可以通過調動自身的技巧使之成為可能。

換言之，信息的積累并不是偶然或必然的結果，可以將其闡釋為自由的產物。將獲得的信息進行儲存并不是把它們作為熱力學的例外進行把握，而是將其闡釋為接受死亡審判的人類的反自然意圖。具體闡述如下。

人類傳播是人們為了對抗向死而生的孤獨而實施的一種人為性技巧，同時它也被視為與熵的自然流動方向相反的一個過程。這兩種看法其實是一致的。無論何時，蓋然性狀態化為土堆、灰燼的自然傾向（熱寂）只是一種客觀性面向，是人們主觀上體驗的單調性的孤獨以及接受死亡判決的客觀性面向而已。

無論是從實存的立場（與他人一起試圖克服死亡）來看，還是從形式的立場（試圖生產并儲存信息)來看，我們的傳播行為都是意圖欺瞞自然。人類傳播的這種意圖不僅與我們身外的自然有關，也與人類本身的自然（天性）有關。

當我們對傳播行為進行解釋時，使用統計學（所有量化的）研究方法是沒有意義的。例如，石頭和磚頭的堆砌現象對一個城市的形成來說是一件多么具有蓋然性的事情，如果提出它們在什么時候會變成廢墟這樣的問題就是不正確的，因為都市的延生在于給向死而生的無意義的存在賦予意義。

同理，詢問多少只猴子在幾年內可以通過敲擊打字機完成“神的喜劇”（但丁的《神曲》）這樣的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通過某種方式來證明但丁的作品是沒有意義的，應該通過希望達到某種目的的想法（意圖)來解釋但丁的神曲。

所以，人們通過儲存信息來對抗死亡的行為是不能用自然科學的基準來進行測定的。例如，在氧氣測定實驗中，可以通過測量特殊的輻射原子信息的消逝來測算自然時間，但有關人類自由的人為性時間（歷史性時間）則不能用這個方法進行信息測定。

這里重點強調的是與傳播活動有關的解釋方法和說明方法，傳播理論和信息學之間是沒有任何矛盾的。現象并不是“物自體”，而是在考察之中出現的事物。所以，執意要將傳播理論和信息學中的考察說成是對同一事物進行的考察是沒有意義的。

從信息學的觀點來看，傳播活動是一種自然的過程，所以應該予以客觀的說明；在本書中，從傳播理論的立場來看，傳播活動是一種非自然的過程，所以應該以主體間性的立場來解釋。

《傳播學：歷史、理論與哲學》并不關注這兩種具有差異的立場在何處可以接合，以及其共同點是否可以被第三視角接受，而是采用人文科學的立場考察人類通過傳播所獲得的自由現象。

*選自《傳播學：歷史、理論與哲學》緒論

《傳播學：歷史、理論與哲學》

[巴西]威廉·弗盧塞爾 著

[德]斯特凡·博爾曼 編

周海寧 譯

本書根據威廉·弗盧塞爾生前的手稿整理而成，以傳播理論的系統化為目標，試圖完善人類傳播理論的未盡之處，從歷史、哲學和符號的視角探究了人類傳播活動的意圖、結構和運作方式。

與薛定諤提出的“生命以負熵為生”一脈相承，弗盧塞爾確信，人類的傳播活動呈現出與熵增相反的意圖——以符號為中介的信息生產與儲存意味著人類對自然的反叛和對死亡的抵抗。這也是人類傳播，以及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

弗盧塞爾以他頗具創造性和預見性的洞見向人們發出了誠摯的邀請：在傳播的過程中，通過媒介與他人共存，對抗死亡，實現“永生”。

原標題：《人際關系的大變革：我們為什么要“負熵”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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