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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期間，探親旅客陸續返鄉。圖為剛下火車的旅客在南京火車站準備出站。新華社發

從杭州東站發往重慶北站的動車組列車上，和媽媽、弟弟一起回重慶外婆家過年的小女孩在車窗邊觀看沿途的風景。新華社發

黑龍江哈爾濱市道里區一餐廳內，人們聚餐慶祝佳節。新華社發

曾幾何時，春節的年味里，一定有來來往往、熱熱鬧鬧走親戚，這也是不少人難忘的春節記憶。而現在，年輕世代對過年走親戚多提不起興趣，平時更是疏于、懶于甚至不屑于與親戚走動。

這種現象緣何出現？在中國高度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城市化、工業化和社會流動的加速，帶來親屬間的居住分離和生活方式分化；核心家庭的崛起改變了家庭世代親緣關系結構；獨立、個體化的生活方式更是讓親緣關系進一步被邊緣化。多種因素改變并催生了年輕世代對于親戚關系的認知和行事方式。

親戚關系淡化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結果，我們或許不必過于憂慮。眼下，如何引導年輕世代理解包括親戚在內的社會關系，在合適的時機重新回歸親緣關系網絡，值得我們正視并探索。

1.“隱身”的親戚

這個春節，思鄉心切的游子們如愿踏上歸途，品嘗“媽媽的味道”、重賞熟悉的街景，愜意享受自由時光……回家滿載期盼和溫馨，不過對于不少年輕人來說，回家也有難過的“關”。

24歲的山西姑娘趙瑾坦言，對于回家過年，自己是“喜憂參半”。三年沒回家，自然很珍惜這次與家人的團聚，但幾乎占滿整個假期的走親戚，讓她有些煩惱。“閉上眼睛，想到的就是超高分貝的嘈雜，孩子們大呼小叫，大人們說不完的閑言碎語。”她說。

趙瑾坦言，因為自己多年在外上學、工作，與親戚們已沒有太多共同話題和語言，聊天經常陷入尬聊。除非極特殊情況或涉及父母的事情，平時自己也不太會主動跟親戚們聯系。

在現在的年輕人中，疏于與親戚交往和互動的情況并不鮮見。在記者隨機調查中，身邊多數90后、00后，如果不是考慮父母要求，個人春節計劃中是不太會安排走親戚的。

據趙瑾分享，她身邊一些同學朋友，在結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上也不再那么“積極”邀請親戚們見證，還有的甚至搞不清一些親戚的稱謂和名字，聯系方式自然也是沒有保存。

為了大致摸底青年群體中親緣關系淡化的現象到底有多普遍，2020年的寒假，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胡小武利用學生回鄉過節的時機，開展了一項社會調查。

在對1200份有效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絕大多數90后、00后家里沒事幾乎不與親戚聯系。此前，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對近4000位年輕人開展的相關調查也顯示，超過80%的受訪者與父輩親戚的聯系頻率為每年1~2次，接近1/5的人基本不走親戚。

催生催婚、窺探隱私、熱衷攀比……前些年，年輕人對親戚的吐槽，多以“沖破邊界”“代際沖突”來描述和討論。

對此，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杭蘇紅指出，這是年輕人在主觀上缺乏與親戚互動交往、情感溝通意愿的表現。

胡小武認為，親戚關系淡化并不意味著真正割裂親戚關系或舍卻親情。目前，這一現象在青年和青少年群體中更為普遍，“數量占比可能已經超過70%，甚至更高”。

2.親情淡化何以發生

過去“打斷骨頭還連著筋”的親戚，怎么就不親了？對于女兒與親戚們的疏離，趙瑾的父母雖有心理準備——畢竟古話講“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走了”，原本這些親戚關系就是基于父輩甚至祖父輩的血緣關系而建立的，關系逐代淡化實屬必然，但仍難以接受。

50后、60后多出生于多子女家庭，小時候家庭條件普遍困難，要跨過生活中的溝溝坎坎，離不開親戚們的“搭把手”。在大半生里，兄弟姐妹間彼此依靠，親緣關系對他們來說非常珍貴。

杭蘇紅說，親屬關系是中國社會中相當重要的關系網絡，是一個人重要的社會性資源與情感性資源。它有溫暖的一面，比如歸屬感和人生意義的實現，親屬間在資源、情感各方面的支持；但也有殘酷的一面，比如家庭間的攀比以及利益糾紛，等等。

“對親屬關系的這種復雜情感，應該是百年來大部分中國人都或多或少有所體會的。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中，經由這種親屬關系網絡建立的情感和資源支持也有著強大的生命力。”杭蘇紅說。

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傳統親緣關系正迎來沖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狂飆猛進，經濟發展日新月異，帶來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據官方數據，我國的居民城鎮化率在2021年攀升至64.27%，接近1999年的2倍。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浪潮。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我國流動人口近3.76億，幾乎相當于美國整個國家的總人口數。而在1982年這一數字僅為652萬，2010年也才不過2.21億。

在這個被高度壓縮的現代化過程中，人們離開自己熟悉的土地，也逐漸脫離了原有的社會關系，與大家庭漸行漸遠。而在這個流動的過程中，社會分工的細化、公共教育的擴張、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無疑都加速了這一流動。

“這種歷史形成的流動，導致了居住分異、職業分異、學歷分異、生活方式分異、價值觀分化、家庭變化以及日常生活的瑣碎化，使得很多人與自己本就不多的兄弟姐妹分離，從而使得他們的下一代從小缺乏對親戚的親密接觸和頻繁交往。”胡小武說。

伴隨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家庭物質財富也實現了一定的積累，借錢、幫工等很多互助需求也都可以在市場上找到相應的服務。這讓現代家庭獨立對抗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也減輕了對親戚關系網絡的依賴，雖說減少了欠人情、還人情的負累，但也讓親戚間的黏性和韌性下降。

另外，年輕世代作為不折不扣的“互聯網原住民”，“以網為生”，這種個體化的生活方式極大填補了他們的多種需求和空閑時間，親緣關系被進一步邊緣化。新世代的年輕人，在屬于自己的新世界中，建立新的人際規則，劃出新的邊界線，自行組成新的親密單元。

“當代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一方面愈來愈難以獲得親屬關系所帶來的溫暖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與網絡化的當下社會中，新的生活方式也使他們愈來愈難以忍受親屬關系中相對殘酷的一面。”杭蘇紅說。

3.理性看待親情冷暖

有學者指出，親戚關系淡化是工業文明的產物，這種轉變無所謂好壞，不過是適應各自的時代要求罷了。對此，胡小武表示認同：“這只是一種社會現象，不是社會問題，不具備負面功能和不穩定因素，只是一種可觀可感的社會發展的結果。”

杭蘇紅則指出，親情淡漠雖然在年輕人中凸顯，但并不只是一個青年群體的問題，它折射出的是社會的整體狀況。如果父輩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缺乏親屬間適宜的日常交往和互動，那么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孩子，自然也不太會對親屬有特殊的情感。

“想一想這些孩子的成長環境吧：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強，親屬間居住地分離，親屬間的交往與互動越來越少；與之相伴的是一個個依靠雇傭關系（育兒、養老）建立的小家庭，以及一個個從小就生活在各類學習培訓、虛擬網絡中的孩子。”杭蘇紅說。

杭蘇紅進一步指出，親屬關系淡漠有其社會性成因，但這種淡漠本身是一種主觀性問題，是當代個體只關注自身，缺乏對他人理解導致的。現代社會中的年輕人生活環境的狹隘、逼仄與壓力，使他們更容易流于一種先入為主的意見。

她認為，逢年過節時，正是一次近距離了解彼此的機會，雖然相互間在年齡、生活環境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會帶來在溝通上的一些不適和不理解，但對于年輕人來說，對這些不適、不理解之處的觀察，在現實社會中努力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的嘗試，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

我們該為此憂慮嗎？“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家庭倫理與親緣關系的主體結構也沒有發生質的改變，中國人的行為邏輯沒有改變。”胡小武篤定，年輕人會隨著自身的成長和社會化而重新回歸親緣關系網絡，像他們的父輩那樣經營和維系著親緣關系。

4.重新喚醒親緣

胡小武的社會調查中，還有一項結論耐人尋味。對于40歲至50歲的被調查者中，超過八成與親戚經常聯系，剛好與90后、00后的統計結果倒置；而且相比90后，00后對親戚關系看得更“淡”——在18歲以下的被調查者中，63.15%的被調查者已經和親戚“基本無聯系”。

胡小武解釋說，這與家庭世代親緣關系結構變化不無關系。簡單來說，80后中，一大部分出生于農村，還有兄弟姐妹，特別是60后父輩基本生活在大家庭中，因此他們的一代親和二代堂表親，依然有共同生活的記憶，客觀上會增加血緣親戚的鏈接度。90后或一部分的00后年輕人，大多自己是獨生子女，其70年代初出生的父母，不少人都有一或兩個兄弟姐妹，因此他們依然還有二代堂表親戚，一些父輩關系好的家庭會為90后、00后的子女帶來較為親密的二代親。

但到了2005年之后出生的05后、10后這代人，很多城里人連二代堂表親都沒有了，他們大多數人的親戚都是三代親。因此，本身就屬于親緣關系淡薄的代際群體。“在客觀上缺失一代親關系的年輕世代中，從小就缺乏‘親緣關系’的概念，何來親疏和斷舍呢？”胡小武說。

概言之，越年輕的世代，發生疏于親情交往的行為概率越高，這不僅是時代變遷及社會生活方式的客觀必然，更是一種家庭世代親緣關系結構變化所決定的客觀后果。過去的生育政策，加速了擴大家庭的縮減和核心家庭的崛起，也放大了對傳統親戚關系的沖擊。

不過也不是沒有轉機。胡小武認為，隨著中國的城鎮化放緩、經濟發展步入更高水平，家庭結構或會出現新的變化。尤其是當90后、00后步入婚姻并為人父母，他們將在事實上擴大自己的親緣關系網絡。身份的轉變，則讓他們更能理解和共情父輩們的“親戚情誼”，并將其持續作為自身的情感和資源支持網絡。由此，親緣實現了聯結，并被喚醒。他認為，未來，親情淡化現象將會有所改善。

杭蘇紅也認為，未來隨著回老家就業的人口增加，親屬關系網絡會得到一定的發展。但她也認為，如果年輕人在“自我”的道路上發展過甚，那么因為現實而不得不重新對親緣關系進行的“喚醒”，可能是痛苦的。

作為10后的父母，胡小武對可能發生在自家的變化很是警惕。為了減少表兄妹之間感情淡化的潛在可能，他和妹妹一家約定，要盡最大努力跨越700公里的物理距離，讓兩個孩子在寒假和暑假相聚一些時日，平時也多遠程交流互動，盡可能拉近他們的心理距離，幫助兩個孩子維系相互之間的情感紐帶。

有喚醒信心并愿意付諸努力的人并不少。生活在北京的張先生分享說，自己也會與生活在杭州的表親一家結伴共赴某個目的地旅游，兩家的孩子年齡相仿，創造條件讓孩子們多熟悉，讓她們不至于因為生活在不同城市而完全陌生。“現在各家經濟條件好了，不太需要親屬間相互扶持了，但也正因為經濟狀況改善，讓我們有條件給下一代多創造一些接觸、交流的機會。”他說。

親緣關系折射時代變遷

（作者：高文珺，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期，關于“走親戚”的話題頻頻登上網絡熱搜，引發多方討論和關注。年輕人缺乏與親戚間的互動交往和情感溝通，這一現象背后折射出文化、社會和個體的時代變遷。

“走親戚”有著悠久的文化根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孕育了“人情文化”，親戚是人情關系網中最重要的組成之一。人們會通過互相問候、拜會訪問等形式來保持與親戚的聯系、維持親情關系，“有來有往，親眷不冷場”。而親屬關系網也會為個體提供資源和情感支持以應對生活變故。

進入工業化、信息化社會后，一方面，歸屬感獲得渠道多元化。現代社會，人們不再單純依賴親緣、地緣等先賦性因素來形成群體認同。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因獲得性因素（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心理特性、行為偏好）而形成的群體類別，被稱作“心理群體”。相較之下，人們對心理群體的認同更具有主動性、選擇性、參與性和建構性，也帶來更多歸屬感。另一方面，服務業發展多元化，家庭在養老、育兒、醫療、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可通過雇傭關系得到滿足，對親戚支持的依賴性大幅減少。

現代化進程中，我國社會表現出家庭規模縮小、社會流動性增強、信息化加速，社會關系也產生了相應變化。首先，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家庭戶平均人數從1990年的3.96人縮減至2020年的2.62人，家庭規模日益微型化。家庭結構由傳統的幾代同居的擴大家庭為主導，轉變為由一對夫婦及未婚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導，代際關系日益趨于平等。成長于這樣環境中的年輕人，更注重獨立性、隱私和邊界感。親屬交往過程中一些模糊邊界的行為，比如對年輕人情感、收入和工作狀況的詢問，基于親戚身份而單方面要求對方提供幫助等，更容易讓年輕人產生不適感。

其次，社會流動性的增強讓親屬間居住地分離成為常見形態，物理距離限制了親屬間溝通、交流和理解的深度以及社會支持的力度，也因此減少了年輕人對親戚的情感聯結。另外，互聯網深刻改變人類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年輕人可以通過網絡尋找到志趣相投的心理群體獲得情感支持，可以通過網絡便捷地獲得服務支持解決生活難題，可以通過網絡獲取教育、醫療、生活等信息來解答疑惑，還可以通過網絡滿足休閑時間的娛樂需要，傳統的親屬間的資源和情感支持的重要性進一步弱化，親屬關系網的維系意愿也會減弱。

現代化進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經歷了文化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碰撞和社會結構的改變，性格特質也更多表現出自我取向，而不是以往中國人較為常見的他人取向。他人取向注重在人際網絡中表現適當的角色行為，以維持自己與他人的良好關系，可能掩飾個人的想法和感受而遷就他人。自我取向則更注重在社會與個人生活中表現自己的特點，不去輕易遷就別人，因而更少愿意去為了融入家族或順應親戚需要而做出行為改變。

年輕人越來越不喜歡走親戚，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其文化、社會和個體基礎，是社會結構、社會關系、人際交往方式變化的一個縮影。但這種親戚關系的淡化并不必然意味著親緣關系網絡的瓦解。

其一，年輕人在不同的人生發展階段，對親戚關系的理解會有所不同。在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對于親緣牽絆會有更深的感悟。此外，因家庭需要，隔代撫育孩子的現象在中國非常普遍。研究顯示，中國家庭結構中，有24.46%的家庭為三代和四代家庭。父輩參與到年輕人的小家庭生活之中，會加強其與其他親屬的交往。

其二，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滲透于社會教養方式、社會行為規范之中，人情文化仍有相當的影響力。特別是近些年，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和認同日益增加，象征傳統文化的圖案、樂曲、服裝、器物、手工藝等深受年輕人喜愛，潛移默化的影響下，這些傳統文化載體所蘊含的價值觀、信念和精神可能會更加獲得年輕人的認同，并體現在人際交往方式之中。

其三，互聯網雖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親緣關系的功能，但同時又為建立新的親屬間聯結提供了契機。在親屬間居住地分離的情形下，網絡成為保持交流溝通的便捷平臺。家庭群內日常生活的展示、家長里短的分享、真摯的關心和祝福，能讓年輕人從中感受到生活的煙火氣和家的意義，拉近其與親戚間的距離。

總而言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親緣的聯結在未來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但人情基底還會嵌于中國社會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