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文

1月31日，法國又迎來一輪大規模罷工和示威活動，抗議馬克龍政府最新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方案。當天，在8大工會的號召下，200多萬法國人走上街頭，強烈要求政府取消法案，參與人數遠超1月19日的第一波全國罷工行動。

依照新法，從2023年9月1日起，法國法定退休年齡將每年提高三個月，直至2030年達到64歲，這是此次退休改革最大的爭議點。不過，盡管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法國人反對，但馬克龍政府并不打算順應民意，稱改革將是“沒有商量余地的”。

退休制度改革在任何國家都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難題。在過去20年，法國所有工會聯合動員的5次示威之中有4次都跟退休改革有關。從希拉克到薩爾科齊，任何大型退休改革，要么以完全失敗告終，要么就是被迫作出大幅退讓。

對于退休制度改革之難，馬克龍也是了然于胸的。早在2019年，馬克龍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就曾推出過一份改革方案，試圖將法國42種退休制度統一為同一套計分制度，結果引來1968年來未見的大型示威。最終，新冠疫情來襲，給了馬克龍“暫緩改革”的下臺階。

那么，內有通脹壓力，外有俄烏戰爭隱患，為何馬克龍還要在此時“冒天下之大不韙”，執意再次推動退休制度改革？

養老金不堪重負

法國退休制度同社會保險等體系一同設立于1945年，在職職工被要求繳納分攤金，保障65歲以上的退休職工享受養老金，這種現收現付的退休制度被叫做社會分攤制，通過世代之間的團結合作保障年長者養老、促進社會穩定。

1982年社會黨上臺之后，密特朗政府將法國法定退休年齡從65歲提前至60歲，規定繳納分攤金的年限為37.5年。1993年，巴拉杜爾改革將繳納年限從37.5年提高到40年。10年后，菲永政府再提高至41年。2010年，薩科齊執政時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最近一次改革是在2014年，奧拉德政府再度將繳納年限從41年逐漸延長至43年。總體而言，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推出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要求職工延長工作時間。

法國退休金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4%，至2030年，退休基金的虧空將高達140億歐元。
 

從職業特性來看，法國目前有42個不同的退休體制，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別——“普通退休制”適用于一般受薪階級，約占88%的勞動人口；“自營與農業退休制”適用于各種自營商與農業人員；“特別退休制”對象主要為政府公務員，及傳統公營事業的員工，例如鐵路、地鐵、電力、天然氣等，以及其他因為歷史因素難以歸類的部門（例如巴黎歌劇院等）。這些職業并非所有的法定退休年齡都是62歲，一些特殊職業例如警察、清潔工等高強度的，可以選擇在52歲或57歲退休（依職業類別而定）。

然而，一旦馬克龍的退休新法過關，所有類別的法定退休年齡都將延后兩年（極少數的例外），原本特別類可享的許多優惠也將以社會平等為名義而取消。而且，新法還將人們領取全額退休金的繳費期限從現在的41.5年提高到43年的計劃，從2034年提前到了2027年執行。

那么，為何一定要推動退休改革呢？馬克龍政府的理由一點也不出乎意料：退休金在高齡化的大勢下無以為繼。根據官方專業機構的估算，如今每1位65歲以上的法國人之中就有2.6位20至64歲之間的人與之對應，但這個數字到2030年將減至2.25，到2040年則減至2以下，將導致整套制度的入不敷出。

來自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法國退休金支出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4%，至2030年，退休基金的虧空將高達140億歐元。

馬克龍政府表示，退休制度改革不僅可以填補現行制度將于2030年出現的缺口，還能在同年制造出177億歐元額外存款，使法國的退休制度能重見盈余。

馬克龍政府稱改革將是“沒有商量余地的”。
 

不過也有法國學者對此不予認可，稱政府強調負債數據只是為了恐嚇人心，因為法國光是2022年就舉債了1600億歐元，為何退休基金的缺口不能同樣透過政府預算、課稅或其他財源來補足，而一定要由勞動力來承擔呢？

一個全球性的難題

隨著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及出生率持續下降，延遲退休似乎已經成了歐洲諸多國家的唯一選擇。歐洲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歐盟27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已整體步入“超高齡社會”，到2050年更預計接近30%。

相比之下，法國當前的62歲退休年齡是歐洲最低的國家之一。意大利和丹麥的現行退休年齡已延至67歲，西班牙和荷蘭稍后也會將退休年齡推遲至67歲。到2030年時，德國人和比利時人必須工作到67歲，才可以領取全額退休金，而那時丹麥人必須要干到69歲，才能算真正退休。

不過，法國人退休年齡看似全歐洲最低，但若考慮最低繳納年限因素，卻未必如此了。

法國當前的62歲退休年齡是歐洲最低的國家之一。
 

例如，希臘的法定退休年齡是67歲，這涉及到只繳了15年分攤金的雇員。那些已經繳了至少40年分攤金的人可以在62歲就退休，如果他們接受較低的養老金，甚至可以更早。

在比利時，法定年齡也將從65歲提高到67歲，但是，16歲就開始工作的雇員依然能夠在60歲退休。對于那些21歲開始工作的人，年齡將是63歲。

在盧森堡，法定退休年齡被設定為65歲，但那些已經繳費40年的人可以在57歲時申請提前退休。

在退休待遇方面，各國的情況也差別很大。在法國，退休金相當于最后一個月工資的60%，而德國的這一比例只有41%，歐盟的平均水平則是54%。丹麥人的退休生活最為愜意，因為他們的退休金相當于退休前最后一個月工資的80%。

不過，由于同樣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歐洲各國的養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都比較高，平均高達12.4%，其中法國、意大利和希臘的養老金負擔最為沉重。目前，年齡在55至64歲的法國人當中，只有56%的人還在工作，而同一年齡段的德國人和瑞典人當中，仍在工作的人占比分別是71%和77%。

法國民眾為何反應如此大？

在過去的十年里，大多數歐盟國家的民眾已經接受了延遲退休年齡，因為這是個世代公平的問題，隨著人們活得更長，應該為自己的養老金工作得更久，而不是指望年輕一代承擔越來越多。

那為何法國人還在如此“有激情”地抵制這一現實？是法國人“愛抗議”“不愛工作”的民族性作祟，還是改革方案確實不公平合理？

事實上，法國民眾的不滿，主要還是因為改革方案確實尚有不完善之處，加劇了普遍民眾內心的不公義感受。

法國工會提出的最主要的反對原因是人均壽命的概念淹沒了不同職業、不同生活水平的職工的壽命之間的重大差異，新法表面上以消弭行業差距為方向，但實際執行后將產生社會不平等的沖擊，因為社會安全制度的保障對于底層階級的重要性，遠比對中上階級要大。

新法表面上以消弭行業差距為方向，但實際執行后將產生社會不平等的沖擊。
 

以一個出身中產階級的年輕人為例，他的求學階段通常比較長，以全額退休金所要求的43年工齡來算，法定退休年齡延遲對他沒有太大影響，因為無論是62歲或64歲退休，他都可能得延長工作年限才能享受到。而且，這類人資產往往相對豐厚，即使選擇實時退休，也不需要擔心養老問題。有實證數據指出，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美國與英國有大批的精英階級在達到法定年齡之前就退休，對于退休金似乎完全不眷戀。因此，對于中上階層而言，新法帶來的沖擊并不是那么嚴重。

而對中下階層而言，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通常較低，參加工作早，且往往是消耗體力的工作類型。因為薪資低，爭取全額退休金是他們的必要選項，延后2年退休也就成了必要選擇。而這多出來的2年，并不是年輕力壯的2年，而是年老力衰的2年。因為，據統計，法國人口的平均壽命雖然有提升，但平均的“健康壽命”（日常生活與行動尚未有重大障礙的年齡）卻長期停留在65歲左右。還有資料顯示，法國最富有與最貧窮人口兩者之間的平均壽命相差了13年，且最貧窮的階層中約有1/4的人活不到法定退休年齡。

因此，綜合兩端來看，退休年齡越往后延，中上層階級越有可能提早退休，中下層階級卻可能需要在“不健康”的狀態下毫無選擇地工作更久。因此，退休基金收入的主力將會更大程度地落在中下層民眾身上，如此改革，等于變相要求中下階層為全體的虧損買單。

馬克龍政府也嘗試以“世代正義”的觀點說服大眾，他甚至在全國動員罷工前夕透過媒體暗示：這場由工會發起的抗爭并不反映民眾的真實想法，因為他相信大部分的法國民眾是“有責任感”的。結果，這番暗示更激怒了抗議的民眾，他們認為，這就像是政府把制度問題甩鍋給廣大勞動人民、將多元反對的聲音視為“不負責任”。

能夠阻止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通過的，就只剩下“強烈到足以讓政府恐懼”的街頭運動了。
 

不過，即使說服不了，民情激烈反對之下，馬克龍政府依然有可能“創造歷史”，因為對總統而言，這是保持法國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的必需選擇，而法國《憲法》給馬克龍留下了一個“核工具”，就是動用“憲法49條第3款”。該條款賦予了法國總統可以不經國會投票而通過法律的權力，而國會唯一可阻止法律通過的辦法就是通過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但法國第五共和憲法1958年生效至今，雖然“49條第3款”曾多次被引用，卻暫時沒有任何政府被推翻的案例。

如此情勢之下，能夠阻止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通過的，就只剩下“強烈到足以讓政府恐懼”的街頭運動了，這注定會是場艱苦且希望渺茫的一戰。而放眼全球，面臨類似養老金困局的，又豈只有法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