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研究所策劃《試管之路》系列文章，關注異地就醫做試管的女性的故事，在孤獨的就醫旅途中，如何用自身策略與姐妹情誼在簡陋卻溫馨的小旅館中追逐生育夢想。專題共四篇，這是第四篇《旅館之外，重要他者》。

《試管之路》系列文章：

試管之路①︱決定的做出

試管之路②︱“試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試管之路③︱家庭旅館里的“好孕聯盟”

月月接到母親撥來的視頻，手機里傳來關中農村的雞鳴狗叫，卻聽不到她母親的說話聲。月月也不說話，苦著臉搖頭，搖著搖著眼淚落下來。其他姐妹也都放低聲音，整個臥室安靜了。

視頻結束后，大家圍過來安慰月月。月月的母親是聾啞人，也沒系統學過手語。視頻里的母親雙手抱臂，拍了兩下自己的胳膊，她便知道母親是在問她“孩子有了沒”。月月被戳中了痛處，沒繃住眼淚。

和很多做試管的女性家屬一樣，月月的母親雖從未在家庭旅館里出現過，但他們在試管之路的故事中也從未缺席。除了丈夫，女性的試管之路上還有很多“重要他者”，他們不僅影響女性的生育抉擇，也或多或少參與到試管嬰兒技術的實踐過程。

關注“重要他者”，意味著做試管是多元主體參與的過程，醫療技術與社會參與是相互影響、交織在一起的。

家庭關系：獨自就醫的女性與遠方的生育期待

在我們的理解里，由于試管之路上充滿了對女性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壓力，她們理應受到在情感上足夠的連接與支持，尤其是來自親人的關懷，但現實并非如此。

家庭旅館里最常見的劇本，總是以一個女性的獨自入住開始，試管成功，被家人隆重地接回去，試管失敗，又獨自離開。阿穎是一個人來的，但是她期待著成功之后，一大家子的人過來把她接回去，好讓她享受一回做皇后的特殊待遇。她用手在肚子前面劃出一條弧線，昂起頭顱，用孕婦的姿態走了幾步。公公對生不出孩子的阿穎百般羞辱，試管成功對她來說是翻身的時刻。

做試管雖然以夫妻為單位，但丈夫們大都只在一個節點才會出現——取卵日。女性取卵的當天，需要老公過來同時取精。那一天快來時，她們會提前通知旅館老板吳姐，讓吳姐安排一個包間，由夫妻二人同住。老公出現的時候，別的姐妹也會好奇地張望，別人的老公長什么樣兒。這些一閃而過的老公的身影，更多時候出現在女性們日常聊天里，或是手機視頻的另一端。

男性的短暫參與，會被形容為“貢獻”，“他們只需要貢獻精子”，這是女性們經常說的話。即便如此，女性通常會抱怨男性“不上心”。月月早就告訴了老公取卵日，并叮囑他提前請假并購買車票。老公并未照做，取卵前一天才忽然意識到第二天需要去醫院取精，下班后趕夜班火車過來。

月月剛被聾啞母親惹哭過，又再一次被老公氣哭。她擔心老公取精前一晚坐夜車睡不好，影響精子質量，她為卵泡的生長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也希望老公可以和自己“一起努力”。別的姐妹安慰月月，她老公睡不好也許對精子的影響不大，“男人精子多，任性”。

并非沒有陪同的案例，老公、姐妹、母親、婆婆或者是已有的孩子都會是陪同者。但陪同的照護者一般也是女性，男性就不一定了。丹丹的老公全程陪著，但他常常很晚才回來，經常可見他在門外抽煙，腋下挾著一包零食，進門后說餓了，讓移植后不敢走動的丹丹起來給他煮碗面。

生殖中心常見夫婦?????帶著一胎來“做試管”生二胎。 本文圖均由澎湃研究所研究員 戴媛媛 攝

陪同者往往也是至關重要的家庭成員，是女性們試管之路上的重要配角，他們的觀念和行為，都深深影響了女性的生育實踐。而這種影響，在農村尤其凸顯。

住在家庭旅館里的女性大都來自農村地區和縣城，根據北京市衛健委2021年5月發布的《北京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規劃》，北京一些輔助生殖機構接診的外地患者比例達60%-70%。他們中多為東北、西北、中原地區，也有江南、嶺南、藏區等遠方來客。雖然區域不同，但從經濟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來看，她們大都屬于中下階層。

關于農村女性的處境，生育是地位變遷的重要標志。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美妃在《從娘家人到婆家人》一文中指出，女人終其一生都處于從娘家人到婆家人的閾限狀態。在從娘家人到婆家人的身份轉換過程中，孩子將成為她在婆家取得穩固地位的保障，孩子的出世也意味著以她為中心的生活空間的建立。伴隨著孩子的成長，新媳婦通過“從兒稱”的方式，逐漸依從了孩子的情感歸屬，逐漸認同了自身的婆家人身份。但如果沒有孩子，女性很難找到自己的歸屬。

家庭關系在試管之路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統一。一些人有陪同者，更多的人則是獨自居住在家庭旅館中走完試管之路。當陪同者為女性時，往往能夠受到一定的照料，而男性陪同者看似起到了物理性的陪伴，但多數缺少照料意識。更多的女性是只身前來獨自就醫的，但她們仍然受到遙遠的家庭成員的影響。來自老家的親屬關系給予了她們背水一戰的決心，即使這種關系的背后可能并非是支持，亦有可能是輕蔑與事不關己。

醫護角色：有積極的師生互動，也有冰冷儀器的專業展演

試管之路上，在理論上，醫護人員是技術的實施者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角色。雖然生殖中心已實現“流水線化”的操作流程，但女性并不是傳送帶上被裝配的零件。她們與醫護產生的多樣互動，以及她們自身豐富的身體體驗，都令醫護人員超越了技術性的角色，成為一個具有豐富角色的重要他者。

首先，由于醫學知識上的差距，很多醫患之間形成了類似師生關系的互動。丹丹曾被醫生問道：“從小學習好不好”，她回答：“學習不好，但談戀愛挺好的”。而這個主動和醫生開玩笑的舉動，也讓醫生在眾多病人中記住了她。后來醫生再見到她，隔著口罩也能認出她是“那個會談戀愛的小姑娘”，丹丹的就診體驗也頗佳。

丹丹的其他表現，也如一個積極上進的“好學生”。由于就診時間緊迫，她并不能快速理解醫生的意思，在進診室前，她都會把口袋里的手機錄音打開，錄下醫生的話，回去再聽，不懂的地方，請教病友或是去網上檢索。

丹丹不是個例，做試管的女性中有好多“愛學習的人”，就診之前，她們會“做功課”，并會將自己總結的經驗發布到試管嬰兒論壇上，分享給其他姐妹們。

就像在一個充滿了多元個體的教室一樣，有聽話的學生，也有敢于挑戰老師權威的學生。來自東北的華姐年屆四十，曾在老家做過一次試管，醫生在開促排卵藥物用藥量的時候，主要依據的是她的年齡，用了最大劑量。結果，華姐的卵泡長得特別快，最終取出7顆卵子且質量不佳，僅配成1個胚胎。移植失敗后，華姐總結經驗，她認為醫生主要依據她的年齡來定藥量“有些片面”，她從各項指標和身體感受判斷，自己的生殖系統要比同年齡層的要健康。

來到北京的生殖中心后，醫生依然用最大的劑量給她用藥，她向醫生講明先前經歷，并建議減小藥量。“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醫生有些生氣了，但最終接受了華姐的建議。這一次促排，華姐最終取出20顆卵，近乎前一次的3倍。對于具備專業性知識的醫生來說，華姐是外行人，但是她基于對自己身體的細心體察和對經驗的總結思考，勇敢地挑戰了醫生的權威且獲得了好的結果。

除了與醫生面對面的語言交流，女性與醫護人員的互動更多時候是通過各種儀器設備進行的，接觸的通常是極隱私的部位。對此，不同女性間有著差異化的體驗，一些女性習以為常，但也有人感受到不悅。當儀器設備成為與就醫者溝通的方式時，一邊豐富了女性就診時的身體體驗，另一邊也展現了醫護對專業性的展演時的冷冰一面。

生殖中心B超室內景。

華姐對陰道消毒印象深刻，她和我講：“陰道里面也要消毒，她（醫生）就拿著一個好像是棍還是刷子的東西，直接捅進去，‘唰’就拽出來了，像刷馬桶一樣，特別野蠻！特別迅速！特別痛快！我就感覺毫無溫度，往那兒一躺，就覺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

在做試管中更常面對的是陰道B超。在促排卵過程中，女性每隔幾天就要去做一次陰超，以監測卵泡的生長。胚胎移植之前，也需要在來月經的第一天前去醫院做陰超，血液可能會隨著B超儀流出來，不止一位女性和我講到，她們感到尷尬和羞恥，無論心理或生理。

一位女性的陰道B超體驗是這樣的：“跟讓人強暴了差不多，（醫生在顯示器上）看不清楚的時候，一手在肚子上按著你，一手握著棍在下面捅著你，真的，我死難受。做完之后，我給我老公發了一條短信‘我感覺自己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牲口一樣，我是待宰的羔羊’”。

“沒有溫度”的就醫感受，很大程度上源于醫生對專業性的展演。對身體工作的研究表明，醫生也是一種身體工作，身體工作是有位階的，位階越高，越是處理成無差別、無身份特征的身體接觸場景。醫生在做陰超的時候避免與患者的眼神接觸，也避免詢問患者的身體感受，都是在表現自己的專業。

儀器可以阻隔身體的直接接觸，卻阻斷不了身體體驗的傳遞。在生殖中心觀察的時候，我經常會聽到候診的女性在談論哪位醫生“溫柔”，哪位“態度好”，如果當天看診的醫生是位“溫柔”的，她們會露出中獎了一般欣喜的表情，醫生“態度好”時候說的話也會讓她們備受鼓舞。

同時必須承認的是，醫護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正受著市場價格的影響。我曾在私立醫院看到護士蹲在地上半個小時，耐心對患者答疑解惑，這個場景，我在公立生殖中心從未見過。隨著醫療服務市場化的推進，私立醫院的醫護也往往付出更多的情感的勞動。

試管寶寶：是未來的孩子，也是當下的情感歸屬

無論是在家庭旅館，還是在生殖中心，寶寶畫像和成功誕下的試管寶寶照片都隨處可見，成為一種象征“好孕”的符號。

家庭旅館墻上的天使寶寶圖片。

在某赴美試管中介機構的宣講會上，迎接賓客的是身穿紅裙、背著白色羽翅裝飾的一群女孩，她們手挎籃子，發放糖果，大聲介紹自己是試管寶寶。關于試管的宣傳畫冊上也往往是專家、媽媽和嬰兒或洋溢著幸福的一家三口，遮蔽了女性做試管需要面對的復雜流程和身體苦痛。

孩子，對于做試管的女性來說，是“缺席的在場”。在日常閑聊中，我經常聽到女性們談論對未來孩子的暢想，希望他/她是什么樣子，遺傳誰的基因，長大了如何教育，期待他/她成為怎樣的人。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她們中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可以“當醫生”。或許是在與醫生的接觸中，她們感受到了醫生的職業精神、社會地位或者是權威。

在我認識的旅館老板中，有幾位也曾走過試管之路，并在試管成功后，帶著孩子一起開旅館。孩子給他們的旅館增加了很多人氣，這些正在成長的試管寶寶給了女性想象未來孩子的模板。安姐現在是旅館老板，曾經也是做試管的女性，她在9次試管移植之后，生下女兒。女兒是個游泳小將，12歲就已經入選了國家隊。還在試管之路上的女性，看著這位“超級寶貝”，總是帶著渴慕的眼神。

在醫院試管里凍存的胚胎已經被做試管的女性叫作“我的寶寶”。在移植后，她們就開始望向自己的肚子，與“寶寶”對話。在移植的病房里，春姐就對胚胎說“寶寶，媽媽來接你回家了”，回到家庭旅館后，她也會雙手合十，在嘴里念叨“寶寶，求求你快點扎根吧”，祈禱胚胎順利著床。丹丹因此給春姐起了個外號叫“扎根姐”。

對春姐來說，孩子是“指路明燈”，是她“生活的意義”，是情感歸屬。對女性們來說，“孩子”的意義有很多種，可以是愛情的結晶，可以是養老保險，可以是血脈或DNA的傳承，可以是婚姻的保障，可以是女性身份完整的象征。在訪談的時候，春姐對孩子的期盼最令我動容，她說和老公結婚久了，兩個人生活越來越沒意思，下班回家也是各自玩手機，交流很少。她期待孩子的到來可以為這個家庭增添生機與活力，讓她與老公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

孩子承載的意義和期待太多，所以春姐才會說：“只要我的身體還能取出一顆卵來，我就要把生孩子——這項女人畢生的事業——進行到底。”

結語

在幾位重要他者的包圍之下，做試管的姐妹們也在積極發揮自身的能動性。本應給予支持的家人，成為遠方的他者，但家庭旅館里的“好孕聯盟”和姐妹情誼填補了這一層情感支持的空白。就近的醫護人員雖然展演著冰冷的專業性，但女性通過積極的態度，換取更好的就醫體驗。因為她們知道，醫生和自己的目標是一致的——“好孕”，她們和醫生一起努力做這件事。想象中的孩子也是女性力量的一種體現，在生殖焦慮之外，她們也發揮出樂觀積極的想象力，對遠方充滿期待，也成為試管之路上的一種風景。

在與這些女性的朝夕相處中，我看到的是她們在試管之路上被激發出的斗志、事無巨細的努力、互助互愛的姐妹情誼、求知的熱情、對未來孩子的想象和期待——她們發揮出的極大的能動性，已然成為她們積極生活的體現。

這些年的田野經歷也讓我意識到，只有從田野對象的真實生命境況出發，才能共情理解，了解她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從而給予她們更強大的支持。每個階層的女性有不同的處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我在做試管的姐妹身上看到的，是她們如何最大化利用自身資源，發展出多重策略，與在試管路途中結識的同伴一起，在小小的旅館里努力追逐夢想，等待一場生育的降臨。

白浪 制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