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進步知識分子的死與生：兩次大戰間的維也納新哲學與石里克的遇害》一書從活躍在兩次大戰間的一批科學、哲學界知識分子們形成的“維也納學圈”切入，勾勒了前后約70年的相關“硬文化”的興衰嬗變，既涉及我們熟知的羅素、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哥德爾、波普爾、包豪斯，更有紐拉特、卡爾納普等樞紐性人物……這幅宏大畫卷不但覆蓋歐美，包含科學與文藝的新氣象，更有風云驟變，以及戰后新哲學的硬核。本文摘編自該書第5章《維特根斯坦施魔法啦》，澎湃新聞經理想國授權發布。

維特根斯坦先生是一位卓爾不群的哲學天才，我認識的任何其他人都和他不在一個等級。——弗蘭克·拉姆齊

有些作家的個性與其文風不一致，另一些則文如其人。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就屬于后一種。他生前只出版了一部哲學著作，《邏輯哲學論》。此書文風激烈斬截，寸步不讓，一如其作者的為人。對于人生應該如何度過，維特根斯坦有著確定不移的看法。他不會無動于衷，不會搖擺不定，不會妥協折中。他表達觀點堅決有力，令人生畏。

他于1889年出生在一個極其富有的維也納家庭。他專橫霸道的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對奧匈帝國的鋼鐵業頗有控制。路德維希同胞八人，五男三女，他的四個哥哥是漢斯、庫爾特、魯道夫和保羅，姐妹是赫米內、瑪格蕾特和海倫。八個孩子都被焦慮所困，不過男孩們還是對來自父親的壓力感觸最深。卡爾施加著不可抗拒的情緒壓力，要求兒子們跟著他做生意，但只有一個兒子表現出了一點興趣，其余幾個則偏愛藝術。卡爾的頑固只是孩子們痛苦的一個因素。他的五個兒子有三個自殺，路德維希自己也常受自殺意念的折磨。漢斯特別有音樂天賦，他1901年逃離父親，一年后自殺。魯道夫在1904年將氰化鉀滴入一杯牛奶，服毒身亡，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感到羞愧，害怕暴露。庫爾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之時，在意大利前線開槍自殺——直接原因一直沒有確定：可能是因為他的士兵不服從他的命令，也可能是因為他寧死也不愿背負被俘的恥辱。保羅是僅存的一個兄弟，他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胳膊；這位鋼琴演奏家利用自己的財富和人脈，委托包括理查·施特勞斯、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和莫里斯·拉威爾在內的作曲家創作了一系列單手曲，使他得以延續自己成功的演奏生涯。

卡爾的錢多到他用不著也花不完，因此他成了藝術的贊助人。維也納分離派展覽館即由他慷慨資助，在跨世紀的前夕建成。設計建造這座樓宇，為的是展出以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為首的那一代先鋒藝術家的作品。他的家是一座名為“維特根斯坦宮”的維也納豪宅，那里經常會舉辦私人音樂會。勃拉姆斯、施特勞斯、馬勒、勛伯格等著名音樂家都受邀參加。

路德維希（家人叫他“盧基”或“盧克爾”）正是在這種高雅的環境中長大的。起初他在家里接受教育，但后來，他被送到奧地利北部林茨的一所實科中學（Realschule）。他的潛力尚未顯露：他是個好學生，但絕對算不上出類拔萃，盡管顯然比另一位一度與他共處一校的學生聰明。后者在進入政界之前是個成就不高但還算勝任的藝術家，以此混口飯吃，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雖與維特根斯坦同齡，但比他低兩個年級。后來，希特勒會痛斥他以前的老師全都糊涂、無知，有時還精神失常。

1906年，維特根斯坦到柏林就讀應用技術大學（Technische Hoch schule）。他寄宿在一對善良的夫婦，斯坦尼斯勞斯和阿黛勒·約勒斯的家里。斯坦尼斯勞斯是一位數學家，他對維特根斯坦寄予厚望，希望他從事工程事業。他幾乎是把“小維特根斯坦”當作養子來看待的。兩年后，即1908年，19歲的小維特根斯坦搬到了英國北部的曼徹斯特大學。在這個階段，他的興趣主要還是在工程方面。在柏林，他研究過熱氣球；在曼徹斯特，他研究螺旋槳和風箏。

這是飛行的時代。1908年，威爾伯·萊特和奧維爾·萊特兩兄弟證明了機器可以在空中飛行，一舉登上了頭版頭條。他們的成功帶來了驚心動魄的可能性，必定也吸引了維特根斯坦的想象力。1910年，他申請并獲得了一種新型飛機發動機的專利，其設計的工作原理是：用噴嘴管將螺旋槳葉片圍起，氣體自此噴出，形成動力。

這種發動機所需的計算迫使維特根斯坦做了一些嚴肅的數學工作，而這又反過來滋養了他對哲學已經萌生的興趣。他漸漸專注于數學的基礎：數學真理是何種真理？數學證明的地位如何？經人介紹，他接觸到了《數學原理》，并如饑似渴地閱讀。就這樣，1911年10月18日，這位年輕的工科生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敲門，向該書的著名作者伯特蘭·羅素做自我介紹。

羅素最初還把維特根斯坦這個奧地利人誤認成了德國人。他和維特根斯坦之間密切而又跌宕起伏的關系已經有了相當充分的講述，本書無須重復。不過對我們來說，維特根斯坦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他如何令羅素以及其他思想巨人，相信他是天才。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維也納學圈的大多數成員（并非全部）同樣為他著魔。與其他人相比，羅素認定維特根斯坦是天才要慢一點兒。好幾個星期里，這個煩人的“德國人”都不肯放過他，即使在羅素準備去吃飯的時候，他也要不停爭論。羅素對他的判斷搖擺不定。他們第一次見面后兩周，羅素給情人奧托林·莫雷爾夫人寫信說：“我們這位德國工程師啊，我認為他是個傻瓜。他認為沒有什么經驗性的東西是可知的——我讓他承認房間里沒有一頭犀牛，但他不肯。”

維特根斯坦仍然不確定是否應該回歸航空領域，于是問羅素自己是不是“一個十足的白癡”。如果他是一個十足的白癡，那么他就去當飛行員；如果不是，他就去當哲學家。羅素在自傳中說，他請維特根斯坦在假期里寫一篇文章，好讓他可以評估他的能力。維特根斯坦照做了，并在該學年的第二學期回到劍橋。“剛讀到第一句話時，我就相信了他是個天才，并向他保證，他無論如何都不該去當飛行員。”

事實上，到1912年初，羅素已經確信他找到了自己的智識繼承人。“我愛他，覺得他會解決我因為太過年老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他是人們希望出現的那種年輕人。”在自傳中，羅素這樣描述維特根斯坦：“也許是我所知道的傳統觀念中的天才的最完美例證，熱情、深刻、激烈、霸氣。”第一年年底，維特根斯坦的大姐赫米內前來拜訪，羅素說了令她大為震驚的話：“我們預期，哲學的下一步重大進展會由你弟弟做出。”

這位英國人成功地讓維特根斯坦確信了自己的智識價值，給了這位悲苦的奧地利青年一個活下去的理由。因為對維特根斯坦來說，不是天才的人生，一無是處（在“世紀末”[Fin de siècle] 的奧地利，對天才的狂熱崇拜已經牢固地樹立了起來）。

然而，如果說羅素說服維特根斯坦相信了自己的優秀，從而救了他的命，維特根斯坦卻讓羅素相信自己能力不足，給羅素的生活蒙上了陰影。到1913年，羅素在討論邏輯問題時，會對維特根斯坦的看法洗耳恭聽。而維特根斯坦雖然并非故意，卻讓羅素相信40多歲的自己已然落伍，無法再做出突破性、原創性的成就，費盡思慮也只是徒勞，因為他即便再努力也跟不上來了。“我必須給他騰出位置，否則就可能甚至一定會成為一個大包袱。”

維特根斯坦集不容置疑的才華、專橫的氣場和狂躁的魄力于一身，令身邊的很多人為之著迷。在這方面，他與G. E.摩爾的關系很有說明性。摩爾很快就默認了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判斷是對的，即使面對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反駁，他未能完全把握精髓。他認為維特根斯坦比自己深刻得多，并告訴羅素，每當他們意見不一致時，他“總覺得維 [ 特根斯坦 ] 是對的”。

1913年，維特根斯坦決心與世隔絕以便專心思考，后來證明這是他一生中每隔幾年就會出現的一種習慣。他出發前往挪威的峽灣，就在卑爾根市往北一點兒。幾個月后，他從那里派人去找摩爾。前往挪威是一段波濤洶涌的漫長航程。摩爾不太愿意去，但發現維特根斯坦的懇求是無法拒絕的。一俟到了那里，摩爾就當起了聽寫員，記錄維特根斯坦口述的邏輯方面的想法。這種安排很怪，很該強調一下：維特根斯坦當時只有24歲，連哲學本科學位都沒有；摩爾是教授，在國際上享有盛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維特根斯坦原本正準備離開奧地利前往挪威，但發現這已經不可能，于是他志愿為祖國而戰——盡管因為身體狀況（疝氣），他本可免于征召。讓他的上級軍官大惑不解的是，他急著要求被派往更危險而非更安全的地方。這讓他贏得了嘉獎和非凡勇氣勛章。1917年7月，他經歷了東線的克倫斯基攻勢（Kerensky Offensive），這也是俄國人的最后一次進攻；隨后被調往意大利的南線。1918年11月3日，維特根斯坦被俘，隨后做了9個月戰俘。戰爭讓紐拉特和卡爾納普在政治上都走向了激進，但對維特根斯坦并未產生類似的影響。相反，它只是讓一個本就激烈的人變得更加激烈。在戰爭初期，奧地利人俘獲了一艘俄國巡邏艦“戈巴拉納”（Goplana）號，在上面服役時，維特根斯坦讀了列奧·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這本對《新約》福音書的綜合作品。這提示出，他個性中的宗教和神秘主義傾向正在發展。

他的家人盡力用物資供應和鼓勵去支持他，尤其是一心一意疼愛他的長姐赫米內。“對我來說，”她在一封信中寫道，“你與這世上一切善好、偉大、美麗的事物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這聯系多于、也異于其他任何人。”在整個戰爭期間，路德維希竟得以繼續寫作，這份手稿就是后來的《邏輯哲學論》，其中包含他在挪威與摩爾討論過的一些思想。這本書于1918年完稿，這時，維特根斯坦從獄中寫信懇請伯特蘭·羅素來探望他，以便他能解釋這本書。他強調了這本書的重要性。“我想你是不可能來這里看我的吧？又或許你會覺得，這種事我即便只是想想，都太厚顏無恥了。但如果你在世界的另一頭而我‘能’去看你，我‘會’去的。”

他們確實見了面，不過是在維特根斯坦出獄后，地點在海牙。德文版的《邏輯哲學論》直到 1921年才出版，并且是在羅素同意寫導言之后才出版的（出版商認為，這位著名的英國人的認可能保證這本晦澀難懂的書的價值）。可結果，維特根斯坦卻對羅素的此番貢獻不屑一顧。他以他那典型的毫不掩飾的方式評價道：“你英語文風中的所有雅致，顯然都在翻譯中喪失殆盡，剩下的只有膚淺和誤解。”在寫給朋友保羅·恩格爾曼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對羅素導言的態度更為冷淡：“他醞釀出了一種我并不贊同的混合物，但鑒于它不是我寫的，所以我也并不太介意。”英文版于1922年出版。維特根斯坦得到的預付款是零。版稅也沒有高多少，盡管這本書后來長銷不衰。這將是維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哲學著作。

在《邏輯原子主義哲學》（一部系列講座稿，首次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之際）中，羅素陳說道，此書中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旨在解釋某些觀念，這些觀念得自我的朋友和從前的學生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自1914年8月以來，我沒有機會了解他的觀點，甚至不知他是生是死”。粗暴地說，羅素的邏輯原子主義是這樣一種理論：所有的命題都可以分析成越來越簡單的成分，直到我們達到不可還原的、相當于原子的元素——物（Ding）。這些原子/物能為心靈直接獲知，是實在的最基本要素。

當然，《邏輯哲學論》和邏輯原子主義有一些共同元素。但維特根斯坦認為，實在的最基本層次是“事實”（Tatsache）而非“物”。語言與實在的聯系，是在命題的層面上（“貓在墊子上”即是一例命題）。鑒于維特根斯坦對羅素未能理解《邏輯哲學論》一事大為惱火，就無怪乎學界一直爭論該書是否應解讀為邏輯原子主義的某種展現或某個品種了。

《邏輯哲學論》不容易概括。其形式是一系列編號的命題，分為七個主要部分，形成某種層級結構。最重要的命題是標為整數，如1、2、3等。其下是對這些命題的評述（如 3.1、3.2等），以及對這些評述的評述（如 3.11、3.12……），以此類推，有時甚至到小數點后好幾位。它有一個著名的開場白“1.世界是一切情況（Fall）”，和一個更著名的結尾“7.對于不可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沉默”。《邏輯哲學論》提出論證的方式高度濃縮，往往把許多步驟留給讀者去填補。維特根斯坦曾對羅素說，論證有可能破壞論點的美感，并且（據羅素所言）會使他“感覺自己好像在用沾滿泥巴的雙手弄臟一朵花”。在不到80頁的篇幅里，《邏輯哲學論》具有哲學史上罕見的經濟性。

根據《邏輯哲學論》，語言描繪實在：語言、思想和世界，三者共有一種邏輯形式。某些詞（名稱）代表對象。按適當順序排列的詞（命題）反映世界；它們描繪一種可能的“事態”（Sach verhalt）。句子“維特根斯坦用他那沾滿泥巴的雙手捧著一朵花”，就是在描繪維特根斯坦做這件事的事態。當然，這個命題也可能不是真的——他可能沒有捧著一朵花，或者他捧花的方式不是命題描述的那樣。

書中有一對關鍵區分：可“言說”的（ausprechliches），和只可“顯示”（zeigen）的。這一點不容易解釋，但我們可以這樣想。如果我們能用一個命題說些什么，它就必須與某些關于世界的事實有關。“維特根斯坦用他那沾滿泥巴的雙手捧著一朵花”這個命題可能描繪了一種真實的事態，也可能沒有；它“說”出來一些東西，這東西要么為真，要么為假。又，根據《邏輯哲學論》，關于什么是好的、有價值的，或者關于神秘或崇高的命題，并不描繪可能的情況；它們與關于世界的事實無關。就像維特根斯坦說的：“如果存在某種有價值的價值，那么它必定處在一切發生的和既存的東西之外。”而關于上帝、倫理和審美的推定性命題，則最多只是在說一些“只可顯示”的內容。

更重要的是，語言雖然可以描述實在，但在描述我們“如何”描述實在這方面，其能力是有限的。正如倫理和審美在某種重要的意義上是不可討論的一樣，語言本身的骨架也不可討論。嘗試討論語言的限度，會不可避免地帶我們離開意義的疆域，進入胡話的領地。這就給《邏輯哲學論》本身帶來了一個出名的悖論：畢竟，維特根斯坦在文中不正是一直在談論這些東西嗎？他在倒數第二段給出了一個回應：“我的句子以如下方式起到闡明作用：理解我的人，在借助它們來登上它們并越過它們后，最終會認識到它們都是胡話性質的（就是說，他在踩著梯子登上了高處之后，必須把梯子扔開）。”

《進步知識分子的死與生：兩次大戰間的維也納新哲學與石里克的遇害》，[英]大衛·埃德蒙茲著，許振旭譯，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