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客戶端

登錄

從《夢華錄》到《滿江紅》，為什么火的總是宋朝？

2023-02-04 18:1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維舟硬核讀書會

《夢華錄》劇照

這個春節檔，《滿江紅》是一部繞不過去的電影。

岳飛抗金可能是傳播度最廣的歷史故事之一。不過，這個故事的焦點往往在于“精忠報國”的家國情懷上。但其實，要理解這個故事，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歷史背景。在“軍事力量羸弱”的背后，有著繁盛的商業和平民文化。這可能是中國古代與現代商業社會最接近的一個時期。我們該如何理解宋朝？它又如何從繁榮走向滅亡？

不只是《滿江紅》，從《清平樂》《大宋宮詞》到《夢華錄》，每隔一段時間，與宋朝相關的作品，總是會引起巨大的討論。它天然地帶著一層濾鏡，盛世、戰爭之下，它的復雜性讓它成為最迷人的朝代。

讀完這篇文章，相信我們會對宋朝將有更全面的理解。

?作者 | 維舟

?編輯 | 王亞奇

“如果能穿越回去，你愿意回到哪個時代？”

在痛苦于國家“積貧積弱”的近代，人們很自然地向往“盛唐”，很少會有人喜歡“弱宋”，作為“偏安小朝廷”的南宋就更別提了。

然而，正如歷史學者包偉民發現的，“進入新世紀以后，南宋歷史的這種負面形象發生了令人稱奇的變化”，整個宋朝的形象也為之改觀。與中國歷史里的其他朝代比起來，若論哪個時期百姓負擔輕、人身更自由，兩宋確實不錯。

問題來了：宋朝到底好在哪？

一個適合普通人生活的時代

宋朝社會的繁榮，最能直觀感受的是傳世杰作《清明上河圖》，它誕生于北宋，絕不是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這5米長的畫卷上，沒有出現首都開封城任何重要的政府或城市的地標，相反，刻畫的都是非常平民化的城市景觀和百姓生活。

這種“眼光向下”的視角，與其說表現的是國家的強盛，不如說是民間的活力，傳達出強烈的平民文化精神。

和明清皇宮不同，兩宋都城的宮室都較為簡樸，南宋臨安皇宮“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等級嚴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某些衣裝只要有錢就能在市面上買到，連紐扣之類的小物件也成了商品。

在唐末坊市制崩壞后，宋朝城市里都能臨街開店，自由買賣發展出競爭性的商業推廣，商標、抽獎、替商戶沿街告白、唱賣甚至飄色巡游都開始出現。唐代藏冰極難，但“在兩宋的京城中，民間冰雪經營業極其發達普遍，夏天市面上賣冰雪，已經是很平常的事情”。

《清平樂》劇照。

唐朝一到天黑就宵禁的規矩也已取消。北宋初年，東京夜市就已是尋常現象，只是朝廷規定要在三更以前結束；到了北宋中葉，夜市時間不斷延長，有些繁榮的商業區甚至完全取消了時間限制，通宵達旦地進行交易。

電視劇《夢華錄》里東京酒樓深夜熱鬧的景象，在宋朝很正常，在唐朝就沒可能了。

《夢華錄》劇照。

當然，《清明上河圖》畢竟也不是那個年代的“老照片”，未必全真，宣和二年（1120）開封有22000余名乞丐，但畫上一千多人物中只有一個孤單的乞丐。不僅如此，美術史學者曹星原強調指出，這一畫作也表明，當時“無論是消費者還是銷售者都必須服從、依賴于由宮廷政治掌管的市場才能生存。雖然宋代的經濟看似在很大的程度上比五代、唐等前朝更為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只是表象”，它仍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

現在有個流行的說法，“宋朝的GDP占當時世界的60%-80%”，這并不確切，但和歷朝歷代相比，宋代即便“積弱”，可一點都不“積貧”，宋代鑄幣量之大，是歷代之最：宋元豐元年的銅產量是唐朝高峰期的銅產量的20多倍，之所以需要這么多銅，當然是因為鑄造貨幣銅錢的需求量大增。不僅如此，宋代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唐天寶八載（749）可算盛世，但絕大部分的歲入都是實物形式，貨幣形式的僅占3.9%；而到北宋治平二年（1065），這一比例已高達52%。

圣宋元寶。/ wiki

直到1849年，田賦占清政府全部財政收入的比例仍高達88%，隨著晚清工商業的興起（特別是海外貿易帶來的海關稅收），1894年才降至40%；然而，在宋朝早就不再單純依靠田賦收入了，而是大力從蓬勃興起的工商業中開辟新的財源。

據漆俠《宋代經濟史》研究，兩宋非農業稅收入占財政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間，商業稅比重就已高達40%左右，及南宋紹興、乾道之交，僅茶鹽榷貨一項即占49%，再加上供朝廷使用的各種雜稅（即經制錢、總制錢），非農業稅合計達逾79%。

對地方來說尤為重要，因為榷酒、商稅有相當部分歸州縣支配，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如江陵府在光宗時期，“全藉酒稅以養官兵”，可想而知，這就使得各地更有動力積極發展工商業。城市人口比重在南宋也達到中國古代的最高值（22%），此后就漸趨停滯，晚清時低至6%。宋代還首次允許縣治以下設市，涌現出至少1800個小型商業市鎮，“鎮”本來是軍隊駐防地點，也是從這時起成為縣以下的工商業中心。北宋時設立的景德鎮，被英國學者柯律格稱為“18世紀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基地”。

南宋初期，宋高宗全力支持海外貿易，認為這遠比搜刮農民要好：“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這樣做的效果如何？確實不錯。不抑兼并、放縱土地買賣是兩宋“田制不立”的根本，按說如果農民沒了地，日子應該很艱苦，宋朝也爆發過不少農民起義，然而其規模遠不能和秦漢、隋唐、元明清這些朝代的農民起義相比，聲勢最浩大的方臘起義，也沒越出江南一地的范圍。有些地方更為太平，比如今湖北省邊界內，整個宋代三百多年都“沒有發生較大規模、較有影響的農民起義”。如果說農民起義往往是因為老百姓走投無路、活不下去才揭竿而起，那這似乎表明，普通人在宋代的日子相對還算是不錯的。

《水滸傳》劇照。

宋人的觀念是：“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因此，宋代皇族不像明代諸王那樣有那么多特權，特別是太祖子孫，到北宋末年已寂寥無聞，僅同民庶。皇權雖大，但也受士大夫制衡，不像東漢、唐、明三朝那樣有宦官專權的惡劣政治。

沒有背景的平民在宋代確實遠比在唐代更有機會出頭：《宋史》有傳的官員46.1%出身寒門，通過科舉考試從平民中選拔人才成為全社會認可的機制，何懷宏的《選舉社會及其終結》根據南宋兩個年份的進士題名錄統計，沒有官員背景的進士約占56%-58%。

這些做法極大地釋放了社會活力，尤其是激發了士人的主動性。趙宋祖宗家法不許殺士大夫，這與明朝對士人動輒打板子、抄家的折辱摧殘形成鮮明對照，甚至可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時代，用揚之水的話說，“兩宋是養育‘士’氣、即士大夫之氣韻的一個黃金時代”。余英時也曾強調指出：“宋代士階層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至少他們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主動性遠超過了以前的漢唐和后面的元明清。”

一代名相范仲淹便是寒門出身。/ 《清平樂》劇照。

正因此，國學大師陳寅恪在一百年前就斷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雖然他本人研究的是唐史，但他卻相信，對思想、文化來說，宋朝才是黃金時代：“六朝及天水一代（指宋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論再生緣》）

但是，這樣一個宋朝，怎么就成了“積貧積弱”的象征？

宋朝為什么會滅亡？

宋朝之所以長期被譏為“弱宋”，主要是因為武力不競：和“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那種漢唐盛世的豪邁不同，宋朝別說是遼、金、西夏這樣強悍的北族政權，甚至連臥榻之旁的大理、安南都搞不定。不論人們對宋朝抱有什么樣的態度，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軍事是它在諸多領域中表現最差的一個。

雖然當時也有不少士人想著“盡復漢唐故地”，但更多人覺得這不切實際，還不如放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姿態，以實際的對等外交策略處理國際關系。更重要的是，他們基于前朝的歷史教訓和理性計算，認定“大一統”即便能做到，也是得不償失的——漢武帝驅逐匈奴、擴張疆土的代價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隋唐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的結果，也是要么覆亡（如隋煬帝），要么陷入藩鎮之亂。也就是說，失控的武力本身就相當危險，有害于“文治”這一和平秩序的實現。

《大漢天子》劇照。

趙宋家法一貫提防武將、轉而“以文制武”，根源就在這里。在宋人眼里，那些塞外的不毛之地，就算收復了也沒多大價值。在商品經濟發展之后，似乎和平也能花錢買到：因為宋朝“超有錢”，所以當時雖然對遼金付出恥辱性的“歲幣”，但從成本效益來考慮簡直九牛一毛。

北宋向遼每年給予銀10萬兩、絹20萬匹，后來再各加10萬兩/匹，這點錢，范仲淹在1042年就曾說過，還不及越州（現紹興）的財政收入多；王旦、富弼等大臣也都說，付給遼朝的歲幣不及每年軍費開支的百分之一二，用小錢換取息兵，完全是一筆劃算的買賣。宋朝之所以能經濟、文化繁榮，恐怕原因之一也是省下了軍費，因為打仗是天底下最花錢的事，那就是個無底洞。

更何況，宋朝的經濟實力遠遠超過其北方的對手，戰場上打不過，但打貿易戰是碾壓式的。

《清平樂》劇照。

歲幣對北宋來說只是一筆小錢，“作為各種中國產品特別是絹的支付款項，最終仍回到宋朝手中，因為北方對其有著無休止的需求”。

金朝也一樣，北方因為幾乎不產茶葉，每年買茶流入南宋的錢就達到百萬貫，歲幣差不多又回到了南宋，以至于金朝許多官員紛紛要求朝廷禁茶。這一手法，宋人早已熟門熟路，西夏立國后，宋軍打不贏，改用禁止青鹽的貿易戰制裁，結果是西夏國王元昊稱臣，請求每年賣十萬斤青鹽給宋朝，不然西夏就要經濟破產了。

從經濟合理性的角度來看：于宋朝而言，獲得和平的成本似乎小得多。然而，這一設想卻有一個重大漏洞，那就是它依賴于一個穩定、和平的外部環境，而這種環境的維持，卻超出了宋朝所能掌控的程度。

《蒙古王》劇照。

宋朝的滅亡，既不是由于皇族內亂、藩鎮割據，也不是因為農民起義，純是因為外敵武力太強：北宋不幸遇到了女真，南宋則亡于蒙古。當它自身缺乏力量、外交和經濟手段又無法贖買到和平時，喪鐘就敲響了。

這不僅僅是宋朝的悲劇，也是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的一個問題：雖有強大的經濟和龐大的人口，卻難以在危急時刻轉化為軍事力量。

唐朝的府兵制曾建立赫赫戰功，一直為后人稱道，然而對普通百姓來說，府兵制下當兵者雖然免去賦稅義務，但也沒有薪餉，連隨身武器都要自備；宋朝的募兵制常被詬病養了百萬“冗兵”，但軍隊也真正成了一個開放的職業，正如軍事史學者曾瑞龍所說的，宋朝“以政府掌握大量稅收來招募軍隊，實遠較世兵制及國家部曲性質的府兵制接近現代概念，視之為近世的特征，并無不可”。問題是：為什么明明更“現代”的事物，在現實中卻無法戰勝看起來更“落后”的東西？

《精忠岳飛》劇照。

在冷兵器時代，以步兵為主體的宋軍要想在戰場上擊敗遼、金、蒙古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騎兵，為數不多的希望之一，是升級軍事科技。

在歐洲，市民社會就是依靠槍炮葬送了封建社會的騎兵。宋朝的科技也確實相當發達，古代四大發明中，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都是在宋代誕生或開始大規模應用，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曾總結過：“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但當時像槍炮這樣的熱兵器還處于很幼稚的階段，更現實的是強弩。早在漢代就有人發現，漢軍在裝備方面勝于匈奴的關鍵，就是遠射的強弩和堅密的鐵鎧。宋軍對遼騎兵的野戰記錄也證明，弩炮曾發揮相當的殺傷力；南宋初年和尚原、仙人關兩次大戰，宋軍都依靠密集的弩箭擊敗女真騎兵。

北宋修有名為《武經總要》的軍事著作，其中記載有火藥等武器的使用。/ wiki。

不過，弩炮的機動性較差，且弩越強就越笨重，因而它利于防守，卻不利于在開闊平原地帶的快速進攻。這與北宋初期的崇尚野戰的軍事傳統背道而馳，在試圖收復幽燕的對遼戰爭中，“宋軍在一旦使用武力時傾向于快速突擊，及對準敵軍政治中心，發動風險偏高的決定性戰役，而未能發揮在持久戰中社會穩定及經濟較為繁榮的優勢”，最終在飽受挫敗后不得不承認宋遼對峙的現實。這一幕在南宋初年差不多又重演了一遍。

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也能重新理解岳飛之死：岳飛一心想要收復中原，卻沒有想到，按傳統的作戰模式他很難成功，要充分釋放南宋的戰爭潛力，除非像圣女貞德那樣激發全民抗戰，并獲得朝廷的充分授權進行總動員，然而這樣一來，他就站在了突破朝廷體制的邊緣。因為要適應這樣的戰爭，意味著整個國家要全面改組、蛻變為一個戰時體制，這是他一個武將難以辦到的，更是趙宋家法無法容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