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觀眾徜徉在現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館、昆蟲博物館，是否會想到，在一百多年前，上海土山灣畫館的畫師們投入全部身心，繪制了一部多卷本的皇皇科學巨著——《中華帝國自然史》，涵蓋宗教、美術、生物、醫學多領域。

2022年，土山灣畫館誕生170年之際，張偉、張曉依合著的《土山灣畫館人物志》由中華書局出版。由張偉策展的“傳承與影響——紀念土山灣畫館誕生170年藝術文獻展”也于去年底在滬舉辦。2023年1月11日，67歲的學者張偉先生因感染時疫不治而辭世。本文選自該書，經土山灣博物館和中華書局授權刊發。

為科學而繪：土山灣畫館與《中華帝國自然史》

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徐家匯，一群遠渡重洋傳播宗教的法國耶穌會神父們，用了近五十年的時間，進行著影響至今的科學研究；與此同時，那些原本培養來繪制宗教畫的土山灣畫館的畫師們，則拿起畫筆，配合神父，投入全部身心，仔細繪制著各類動植物的標本圖。正是由于他們的神奇合作，誕生了一部多卷本的皇皇科學巨著——《中華帝國自然史》。

一、 江南科學計劃與《中華帝國自然史》的誕生

1. 江南科學計劃

1872年8月，江南代牧區郎懷仁主教和耶穌會谷振聲會長主持在徐家匯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決定在江南代牧區進行科學與文化研究的方案（即“江南科學計劃”），方案內容之一便是：“在韓伯祿神父領導下研究自然科學工作，在徐家匯珍藏并展覽他陸續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個博物院；將其主要記錄、論文編輯成冊，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歐洲。”

這個會議影響深遠，今天的上海氣象臺、上海天文臺、上海自然博物館、昆蟲博物館、復旦大學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這次會議相關。生物學方面的成果除了今天的自然博物館和昆蟲博物館外，這本《中華帝國自然史》也是其中之一。

生物學能夠被列入“江南科學計劃”，得益于法國人當時在中國生物學上的幾大貢獻。其中最大的莫過于法籍遣使會會士譚衛道（Armand David）神父在歐洲科學院對他在中國動植物方面的新發現作的科研報告，報告中第一次有了關于大熊貓的描述。這一發現震驚了當時的世界，同時也讓當時的歐洲生物學界對于這片神秘的土地產生了濃厚興趣，因此，在充分的資金保證下，傳教士們對于生物學的研究自然也就被納入“江南科學計劃”了。

2. 韓伯祿其人

在上海徐家匯的這些中外神父中，韓伯祿無疑是一位神奇的人物。說他神奇，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算不上一個稱職的神父：他的傳教工作做得并不好，至今在很多關于安慶教案的史料中，提起“韓石貞”，都是負面評價。但是在生物學領域，沒有人能否認他的建樹，除了這本《中華帝國自然史》之外，他曾出版過多部生物學著作，如《南京省和華中地區江河貝類動物》《鱉類研究報告》等，還曾于1877年獲得法國教育大臣授予的銀質獎章。

韓伯祿，字石貞，原名皮埃爾·瑪麗·韓德（Pierre Marie Heude），1836年出生于法國西北部布列塔尼省的富杰堡（Fougeres）。歷史檔案中已經找不到他的家庭以及他本人接受早期教育的更多記錄，只知道在二十歲那年，他扣響了耶穌會的門，然后和所有耶穌會士一樣按部就班地讀書，直到1867年9月5日，他在拉瓦爾（Laval）的圣米歇爾堂中，接受江南代牧區主教郎懷仁的涂油，然后，被告知要準備去中國，同時被賦予了新的任務：自然科學研究。

韓伯祿神父

教會選擇他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他在阿爾薩斯、普伊、布列塔尼等地居住期間做的一些植物學研究以及圖集。終其一生，無論在哪里，他始終對于當地的動植物有著特殊的感情。

兩個月之后，韓伯祿踏上了開往中國這片古老土地的商船，在他的心中，最吸引他的是中國那些神秘的動植物。當時的法國，對于中國的動植物了解并不多，韓伯祿希望自己能夠補上這一塊內容。韓伯祿時刻記掛著那些動植物，即使在途經新加坡時，還去當地的叢林做了一次遠足，甚至在叢林中遭遇過老虎和蛇的襲擊，但依舊樂滋滋地把收集來的標本裝進廣口瓶里。

1868年1月，韓伯祿到達徐家匯。他經常會爬到閣樓上，察看空間，并記錄下他所看到的每一個新的生物，還去上海縣城的魚市場，察看、購買他沒有見過的魚類做標本。1869年2月，他被派去鎮江傳教。即便在傳教過程中，韓伯祿也在進行考察動植物的工作，從上海到江南、蘇北、安徽……江南代牧區的每個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1869年9月，安慶教案爆發，一些考生闖進英國傳教士的寓所，雙方發生了口角。不久，法國天主教的住院也成為攻擊目標。1869年11月，當時韓伯祿因病乘船去上海，突然留守看家的一個工人急匆匆地跑來報告，說集結在省城應試的一群考生在神父動身后，立刻沖進了住院，目前正在搶掠。韓伯祿毫不猶豫，立即回城。路上遇到了一批青年考生，他們正背著從住院搶來的財物，一見到韓伯祿，便丟下財物逃散了。傍晚，一大批有組織的群眾來到神父的住院前鬧事，大聲威脅說要殺死神父，燒掉住院，并向住院內扔磚頭。韓伯祿一看寡不敵眾，只好逃離住院。他乘坐那艘平時用來搜集動植物標本的小船到長江邊，不久途經安慶的一艘日本洋輪（“平戶丸”號）將他帶到了上海。

在逃難的路上，韓伯祿只帶走了幾年來在安徽地區收集的動植物標本。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帶出來的動植物標本，后來成了徐家匯博物院最早的藏品。

安慶教案給韓伯祿留下了難以忘卻的陰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曾奔赴陜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地，似乎故意繞過安徽，直到八年之后的1876年底，他因為感覺還缺少較多的安徽動植物標本，才再次回到安徽。這以后直至1880年，他每年都會花四至六個月時間在安徽的安慶、寧國、水東、池州等地考察當地的動植物。

經過多年的考察，韓伯祿搜集了無數魚類、龜類和甲殼類標本，此外還有許多哺乳類、鳥類、蛇類的標本以及植物的標本。

早在1880年《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一冊出版之前，韓伯祿就于1874年在法國出版了《南京省和華中地區江河貝類動物》一書，該書中有八十幅貝殼類的作品，由當時的法國畫家Arnoul繪制。

1883年，徐家匯博物院建成，這是十余年前制定的“江南科學計劃”中的一部分，宗旨是為科學研究收集大量動植物標本，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標本的收集、分類、考訂、研究、著述等工作。博物院開放之后，韓伯祿的心中始終有一個夢想，就是將徐家匯博物院建成遠東級的博物館，“從馬六甲到遠東，從新幾內亞到貝加爾湖”地區最大的博物館。因此，之后他又相繼去了菲律賓、印尼（當時名為爪哇）、越南、日本等國考察，深入叢林，收集標本作研究，同時參觀當地博物館。1900年7月8日，他在老撾考察時病倒，被緊急送往河內的醫院。雖然之后僥幸被救回，并回到了上海徐家匯，但是身體已大不如前，后于1902年1月去世。

二、 莊其儀神父與《中華帝國自然史》

相比閱歷豐富、九死一生的韓伯祿神父，莊其儀神父的經歷就簡單多了：他一直在上海，從事的職務也較單一——教區的醫生，兼帶進行生物學研究。

莊其儀，字敬齋，原名夏樂·拉圖伊（Charles Rathouis），1834年出生于法國南特。和當時來華的很多神父、相公一樣，莊其儀也是“半路出家”的，在進入耶穌會之前，他是醫學博士，也是南特當地的名醫，他的生活一直平靜地進行著。直到三十一歲那年，他去昂熱（Angers）參加了一次避靜之后，突然決定為天主獻身，不久便加入了耶穌會。不過由于他的專業背景，加入耶穌會之后，他曾在拉瓦爾的耶穌會主辦的教會學校中教授生物學七年，還曾編撰過生物學教材。

徐家匯博物院

1877年底，年逾四十的他自愿前往中國傳教，職務是做代牧區內的醫生。同時，他也在博物館中繪制各種標本，還利用業余時間對當時徐家匯地區的一種新的昆蟲種類白蠟蟲進行研究。

由于韓伯祿來中國時已年屆不惑，且之后還罹患上了心臟病，從頭開始學習漢語并去更加艱苦的地方傳教顯得很不現實。因此，他在中國的十三年中，除了1888年因心臟病加劇被調往洋涇浜養病外，其余十二年的時間都待在徐家匯。

由于相同的愛好，韓伯祿和莊其儀決定利用土山灣印書館將二人的研究出版成冊，取名《中華帝國自然史》，上級對此十分支持，同意出版。

第一冊出版于1880年，其中有兩份報告，一份是韓伯祿關于中國甲魚的，另一份則是莊其儀關于白蠟蟲的。出版之后引起了歐洲方面的注意，之前的研究文章中，都將白蠟蟲分泌的蠟和蜜蜂分泌的蜂蠟（又稱黃蠟）相混淆，但是莊其儀用了十四頁的報告以及兩張素描圖展現了二者的不同，因此他的報告可謂是為科學“添磚加瓦”。

除了白蠟蟲之外，莊其儀還有一篇研究山東地區野桑蠶的文章和一篇研究華中地區短吻鱷的文章，1878和1879年分別發表于耶穌會內部雜志《研究》（Etudes）上。

除自然科學的昆蟲之外，莊其儀還繪制了在上海所見到的各種船舶，并把畫作寄給了他在法國海軍做上尉的弟弟。

1890年，由于心臟病加劇，莊其儀神父在洋涇浜去世，但留下的是《中華帝國自然史》中無數關于動物的珍貴的素描插畫。

三、 土山灣畫館的全面參與

在1880年《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一冊《昆蟲 龜類》出版之后，書中出自莊其儀神父之手栩栩如生的動物骨骼、牙齒的素描引起了巨大轟動。于是上級把他派到了土山灣，以便其能夠利用土山灣的平臺，培養更多的生物畫家，為徐家匯博物院服務。

莊其儀手繪插圖

1890年，莊其儀去世，土山灣畫館中留下了無數珍貴的手稿。此后安敬齋繼承了他的任務，但不久因被派去佘山天文臺工作，無法繼續再繪插圖。《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三冊《哺乳動物Ⅱ》的出版需要尋找新的畫家，此時韓伯祿選擇了土山灣畫館中的水彩畫老師宋德林與溫桂生。與前兩冊相比，第三冊開始有了動物內容的彩色水彩畫。兩位來自土山灣畫館的中國畫師將莊其儀存留的部分手稿補全，這才有了1896年《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三冊的出版。

安敬齋手繪插圖（署名“畫館學生”，其余均署名“耶穌會士安敬齋”）

莊其儀神父與溫桂生共同繪制插圖

1898年出版的《中華帝國自然史》第四冊《鳥類Ⅰ》，土山灣畫館的宋德林畫師繼續擔當重任，畫師王思福也參與了繪制。宋德林可謂深得莊其儀神父真傳，里面有多張水彩畫，均為兩位的“隔空對話”。某些插圖若非有注，旁人恐很難猜到左右兩只鳥分別出自中外兩位畫家之手。

莊其儀（左）宋德林（右）手繪插圖

莊其儀與宋德林共同手繪插圖

莊其儀生命的最后兩年，深受心臟病的折磨，但是并沒有辜負教會對他的期望：“他教導一些中國青年學生繼續他的事業……他每天和學生一起度過幾小時，指導他們努力學習，有數人得他指導后有相當的成績，至今能替代他工作。”

莊其儀神父與宋德林共同繪制插圖

1888年，《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二冊《哺乳動物Ⅰ》出版，其中除了莊其儀繪制的插圖外，參與的人更多，如當時擔任土山灣孤兒工藝院副院長，同樣具有藝術天賦的方殿華神父（Louis Gaillard）。莊其儀也是土山灣畫館的著名作品《新史像解》的插圖設計者，還曾用指南針繪制《南京地圖》。在第二冊中，他參與繪制了一幅羚羊的頭骨和牙齒，可惜不久就被派往海門和南通地區傳教，無法再繼續這項工作了。之后接替插圖繪制工作的，是后來擔任土山灣照相制版部主任，成為張充仁老師的安敬齋修士。第二冊其中一幅的署名為“畫館學生安敬齋”，而其他幾幅的署名為“耶穌會士安敬齋”。結合安敬齋的生平軌跡，這些作品大約作于他進入耶穌會修道的前后。可以這樣說，除了恩師劉德齋外，安敬齋也曾受過莊其儀的指導，當時的教會也有意培養他作為莊其儀的接班人。

方殿華手繪插圖

1901年，《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五卷第1冊《哺乳動物Ⅲ》問世，該書中全部11幅插圖的繪制工作都是宋德林一人完成。

1902年韓伯祿神父去世之后，留下了許多未能編入《中華帝國自然史》的哺乳動物標本。一年之后，教會指派柏永年神父接替韓伯祿的工作。柏永年生前曾多次說過，他本不愿來中國，覺得在法國擔任物理教師的平靜生活更適合自己，還曾以種種理由推脫了多年。韓伯祿去世，博物館的事業后繼無人，柏永年不得不接受安排來到上海。

巴黎大學物理學專業出身的柏永年雖然對于這一決定有點失望，但依然在思考怎樣依靠自己有限的能力來完成任務。思慮再三，沒有生物學背景的他，選擇了從植物學開始學習……

從此，柏永年將他每年的工作分成兩塊：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他會去江蘇和安徽考察，重點采集植物的標本；每年的冬季和夏季，他會留在徐家匯，將考察結果分類、整理，并繼續邀請土山灣畫館的宋德林來擔任插圖的繪制工作，這樣才有了1906年第五卷第2冊《哺乳動物Ⅳ》的出版。

《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五卷第3冊《鳥類Ⅱ》的出版可謂一波三折，由于攝影技術的發展，之前幾卷中紙本水彩的呈現方式被認為無法反映標本的全貌，但當時無法實現文字與彩色照片同時印刷。因此，《中華帝國自然史》第五卷第3冊的文字版于1912年先行出版，扉頁上注明讓讀者“稍事等待”，而這一等就是兩年。

1914年，終于出版了第五卷第3冊《鳥類Ⅱ》的圖冊部分。該冊最大的特點是印制黑白照片，然后手工著色。這一系列工作皆是由土山灣孤兒工藝院下屬的照相制版部制作，學生負責著色。第3卷《鳥類Ⅱ》的圖冊一共分為五本，歷時十三年才出完。這是當時土山灣照相制版部最大的任務，包括張充仁在內，幾乎全部參與了這項繁重的工作。

在照相制版部負責鳥類標本照片的拍攝、修圖、著色工作的同時，土山灣畫館參與了《中華帝國自然史》第六卷的繪制任務。1920年，《中華帝國自然史》的第六卷《植物》出版，該卷中的十七幅插圖全部由土山灣畫館的素描教師楊達明繪制。

楊達明手繪插圖

縱觀《中華帝國自然史》一書，前后歷時近五十年，共出版六冊，其中包括動植物素描、紙本水彩、著色照片三百二十二幅，幾乎全部由土山灣畫館負責完成。該書中的插圖，是當時徐家匯博物院中最經典的藏品，可以說是當時徐家匯博物院的“館藏精品圖集”。

就在《中華帝國自然史》最后一本出版一年之后，當時的徐家匯博物院院長柏永年神父因在海州云臺山（今連云港花果山所在地）考察期間身患惡性痢疾去世。

《中華帝國自然史》是徐家匯博物院歷史上最經典的出版物，同時也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最著名的自然科學出版物。憑著圖文并茂的《中華帝國自然史》，柏永年被提名為巴黎自然科學博物館學會會員。

柏永年之后，徐家匯博物院院長由耶穌會士松梁材（Auguste Savio）接任。松梁材當時在震旦大學擔任教師，他發現震旦大學有大量研究人員對于這些標本有研究的需要，加上原先徐家匯的館舍非常狹小，徐家匯博物院于1930年在震旦大學（今交通大學醫學院）內建設新院，改名震旦博物院（為紀念韓伯祿神父，法語名至1948年一直為Musée Heude）。1931年土山灣木工間主任葛承亮相公去世后，教會方面將其生前收集的古玩與徐家匯博物院的藏品一并遷往新院。1931年，震旦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成為當時上海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

這里有一個插曲：1935年前后，當時擔任震旦博物院副院長的鄭璧爾神父（Octave Piel）曾寫信給當時的土山灣畫館主任、同來中國的潘國磐相公，想讓他幫忙尋找一位好的素描畫家幫他繪制標本畫像，而潘國磐在回信中提到，之前畫館參與繪制的楊達明老師已經離開土山灣，下落不明，目前畫館中也沒有適合的人選。

之后，鄭璧爾、蒲君南（Albert Bourgeois）等人先后負責震旦博物院。但柏永年之后的負責人職位——除出版過多部昆蟲學研究著作的鄭壁爾神父，和在任僅一年的白于珩（Henri Belval）外——都只是單純的“管理者”而非“研究者”，他們除了管理震旦博物院之外還有許多繁雜的其他事務，不可能把重點僅僅放在研究上。最重要的是，由于震旦博物院1931年之后對外開放，若有意研究標本可以直接來館參觀，加上攝影技術的發展，欲展示館藏精品，完全可以使用攝影的手段，沒有必要將館藏以費時費力的方式繪制出來，因此這本《中華帝國自然史》也成了徐家匯博物院和土山灣畫館合作歷史上的絕唱。

即使如此，鄭璧爾依然從土山灣木工部和五金部預定了一些櫥柜和箱子，因此，震旦博物院與土山灣孤兒工藝院的往來并沒有中斷。

1939年，鄭璧爾將當時震旦博物院所存的標本拍照，收入震旦博物院的70周年紀念冊。這也是對震旦博物院最完整的記錄。

震旦博物院一直存在到1953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其藏品分別歸屬于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和上海自然博物館。

今天的我們，也許是帶著孩子徜徉在上海自然博物館、昆蟲博物館的文科生，也可能是想在書本中了解生物學知識的理科生，但是否會想到，在一百多年前，宗教、美術和生物、醫學曾合作出版過《中華帝國自然史》這套如此美妙的著作？

張偉、張曉依著《土山灣畫館人物志》，中華書局2022年10月出版。攝于“傳承與影響——紀念土山灣畫館誕生170年藝術文獻展”現場，2022年12月29日。澎湃新聞記者 陸斯嘉

（本文選自張偉、張曉依著《土山灣畫館人物志》，中華書局2022年10月出版。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