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軍第16師團的右翼先鋒第30旅團占領下關，接著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門各處，切斷了城內中國守軍的退路。雖然中國軍隊敗局已定，但第30旅團在“掃蕩”過程中注意到城內守軍抵抗意識強烈。最終，該部隊由和平門入城，數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陸續投降。之前因遭遇激烈抵抗而殺紅了眼的日軍士兵卻開始殘忍地殺戮俘虜；而軍官們非但未阻止，反而縱容乃至鼓勵著暴行。

第30旅團長佐佐木到一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想到戰友的犧牲和戰斗的艱辛，不僅士兵們，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1938年春在徐州附近行軍的日本陸軍第33聯隊

暴行

1937年12月13日這一天，佐佐木到一的部隊不接受任何“俘虜”，對停止抵抗的殘兵敗將依舊進行“掃蕩”，據說僅此一天就“解決”了兩萬人以上。當天下午2點前后，佐佐木的部隊結束了對所有中國殘兵的“掃蕩”。這位曾在中國當過武官、在日本陸軍有“支那通”稱號的陸軍少將站在南京城頭上有過這么一番感慨：

實際上我于明治四十四年弱冠以來，以解決“滿洲問題” 為目標，暗地里一直對國民黨懷有敬意，然而由于他們的容共政策，特別是蔣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導致與日本絕交，我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在排日侮日的高潮時飽嘗不快，擔憂著皇軍的前途，我憤然離開此地，昭和四年的夏天里的回憶不斷浮現在我的眼前……

“等著瞧吧！” 這不是單單出于私憤，背信棄義的人日后必遭天譴，這一點從那時起成為我堅定的信念。長眠于紫金山中腹的孫文倘若在天有靈，想必也會悔恨而泣吧。

1937年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內肅清和宣撫委員長，為了抓捕消滅所謂“中國便衣”，手段異常殘酷。同樣來自第16師團的日軍士兵東史郎曾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由于語言不通的緣故，不知有多少良民被當做化裝的敵人或有壞心的居民死在我們的手下。”

這時離佐佐木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已經過去了31年之久。

佐佐木到一，攝于1935年3月晉升少將之時。

思想軌跡

佐佐木到一出生于日本愛媛縣，后隨父親移居山口縣。他與中國的“孽緣”始于1906年派駐中國東北地區期間。當時，他作為第5師團的一員以“關東軍”的名義駐扎旅順。1914年，此前落榜三次的佐佐木到一終于考入日本陸軍大學并選擇學習漢語。至于為什么會選擇漢語，佐佐木曾這樣解釋道：“因為知道自己成績并不很好，因此下定決心不管別人怎么說都要去‘支那’。”在當時的日本陸軍大學里，研究中國并不是一流頂尖人才的成長道路。一流人才大多傾向學習研究歐美軍事，只有二流人物才會來研究中國。所以，佐佐木到一非常識相地認為自己該去鉆研符合自己在校成績的漢語，也就從此時開始他萌發了要當所謂“支那通”的目標。

1917 年自陸大畢業后，佐佐木到一如愿獲得了在青島守備軍陸軍部服役的差事。這期間，他開始深入中國內地，收集各類情報資料。1919 年，調任浦巖派遣軍，參與出兵西伯利亞的軍事行動。1922年至1924年間，他又作為武官曾常駐廣州，與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高層要人多有接觸，甚至跟初出茅廬的蔣介石打過交道。佐佐木曾一度醉心于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對之有過巨大共鳴。20年代后，他在日本軍內就已被視為名副其實的“支那通”。

實際上，與之有類似經歷且熟悉中國情況的“支那通”在日軍內部并不少。本莊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岡村寧次、磯谷廉介、土肥原賢二、影佐禎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鈴木貞一等皆屬此類。對中國人來說，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們要么是曾作為武官、駐屯軍人員或特務機關負責人常駐中國，要么就是曾以顧問身份成為過中國某派勢力的“幕僚”。盡管他們熟悉中國黨政大事與民風社情，最終卻又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侵華戰爭的急先鋒，身體力行地將日本推進了對華全面侵略的深淵。

早年的佐佐木到一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視為“支那之曙光”，推崇孫中山的興亞主義，認為他是“憂國的志士”、“擁有遠大的抱負但卻沒有個人野心的人”。為此，即便遭到軍中同僚嘲笑與輕蔑，他亦在所不惜，辯稱：“我從我自己的信念出發，甘愿承受‘吹捧’孫中山的誹謗。”然而，在孫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對中國革命、國民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觀感卻陡然發生了逆轉。佐佐木到一在寫給日本軍政當局的秘密情報報告書——《國民黨的將來》文中曾預測：“……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破壞力也許將更加難以控制”，表達對國民革命中反帝尤其是反日傾向的擔憂。

《國民黨的將來》

之后幾年，他先后經歷了所謂“南京事件”、“濟南事件”等風波，親眼目睹了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在華勢力之間的激烈沖突。因為日本侵略政策不斷升級，中國軍隊與百姓的反日情緒隨之高漲。而佐佐木這類“支那通”卻幾乎沒有反省日本自身的原因，反而認為這是中國國內政治宣傳煽動的結果，甚至指出：“從被卑劣之極的宣傳所迷惑、操縱的‘支那’所得到的，除了憤懣之外什么也沒有……不幸的是，我還不得不承受了排日的‘支那’加于我的許多極為不快的經歷……為‘支那人’考慮的人必然會成為被利用的犧牲品。”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岡村寧次曾這樣概括佐佐木到一這批“支那通”的想法：“日本的‘支那通’對中國人的態度或看法，基本上分為兩：其一，認為考慮到中國人的性格，以誠相見未免愚蠢，應根據利害關系加以斟酌，審慎對待。其二，認為只要確實以誠相待，中國人也會對我信賴，并且樂于共事。”雖然，岡村大言不慚地表示“我本人則屬于后者。從我壯年時代以來的經歷，即可證明這點。”但是，他本人在侵華戰爭中的種種行徑恰恰是在踐行前者的信條。

除了震驚于中國國內反日、抗日的風起云涌外，當時佐佐木又轉而指責這是中國革命正在墮落的表現，并將之歸咎于“支那”的民族性，進而認為“無論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還是國家制度中，都無限蘊含著促進這種墮落的要素。”無論是“容共”，還是倒向英美，皆是這種“墮落”的明證。又例如在《我是這樣看“支那”的》一書中，佐佐木講述自己對中國與國民黨的觀感，認為孫中山之后國民黨業已“腐敗墮落”，指責蔣介石“打著國家的旗號，實際上以私黨出賣國利民福謀取私利，只是標榜國家統一而已”。

在他看來，國民黨雖然提倡反帝國主義、恢復國家主權，但是“以為只有攘夷是民族革命的唯一手段就大錯特錯了。只要不將退一步修身治內作為第一要事，就是忘了正視自己并沒有資格要求廢除所謂不平等條約的這幅模樣”、“國民黨采取容共政策使得蘇聯和共產黨都扎根下來，危害了國家統一；依附英美則是出賣國家主權加快了殖民地化，這種愚蠢在不斷重復著”。

佐佐木到一的這類言論在當時“支那通”的群體中相當普遍，例如同樣曾在廣州當過武官的磯谷廉介。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就曾親耳聽過磯谷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評價：

當時正逢蔣介石創立黃埔軍校，他親眼看到蔣介石受到鮑羅廷的影響。盡管蔣介石曾經有過“剿匪”的歷史，但磯谷武官認為這只不過是同伴之間的權力斗爭，他甚至感覺到蔣介石總有一天會與反帝的中國共產黨及蘇聯聯手。因此，無論蔣介石如何高唱對日親善，在磯谷武官看來，這只不過是暫時為爭取時間所作的欺騙，他堅信只有采取一切手段削弱蔣介石在黨政軍的實力，才對日本有利。

而在給國內高層的正式報告中，磯谷廉介同樣直率地表達了類似的意見，甚至指責當時日本駐華外交官手段過于柔軟并未認識到當時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思潮的“嚴重程度”：

南京政權的中心當然是蔣介石。其他的要人，比如汪兆銘等被稱為親日派的人，充其量不過是作為對日緩沖機關而設置的“傀儡”而已。這些人或者口頭喊著親日，或者也許是發自真心但卻沒有實現之力，只能唯蔣介石馬首是瞻，而且暗地里被蔣介石的秘密機關嚴密監視著。現在日本的外交官接觸的正是這些對日緩沖機關，要根據他們的言行來理解中國、制定對華政策，當然是欠妥的。

磯谷廉介（1886—1967）

“滿蒙是生命線”

日俄戰爭后，“滿蒙是日本生命線”的認知已經成為日本軍部的主流看法，詳細完備的情報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與“支那通”岡村寧次、“皇道派”核心小畑敏四郎一同被稱為“陸軍三羽鳥”的永田鐵山，在20世紀20年代就曾系統調查過日本所缺乏軍需戰略物資與中國資源之間的關聯。在整理大量戰略情報后，他提出“必須從資源豐富且近鄰的中國獲得資源”。永田鐵山曾擔任過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陸軍省軍務局長等要職，其觀點很快就被軍部尤其是統制派將官奉為“指導原則”。在永田看來，惟有真正建立“自給自足的國防體系”才能保證日本不受英美掣肘，擁有所謂“國防自主權”。于是乎，為了能夠建立“自給自足體系”，那么轉而對中國采取軍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以及接踵而來的華北分裂活動，便是永田鐵山這種思想順理成章的產物。

在此過程中，活躍在對華軍事行動的第一線者幾乎都是所謂“支那通”軍人。例如佐佐木到一便在回憶錄中宣稱曾寫信勸告河本大作“要乘此機會一舉將張作霖除掉”。而九一八事變的幕后主謀石原莞爾雖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支那通”，但卻秉承著與之類似的中國認知。他非常清楚當時中日矛盾若要和平解決，那日本就必須在政治、軍事上全面從中國大陸撤退。然而，他又擔心蘇俄勢力會乘機南下，從而“造成東洋新的不穩定局勢”，威脅日本在東亞的利益；而他一手參與構建的偽滿洲國，便可以成為抵擋蘇聯勢力南下的“防波堤”與“資源庫”。1932年12月，佐佐木到一調任關東軍司令部，成為了所謂“滿洲國”軍政部顧問。兩年后，又接任他的“支那通”前輩板垣征四郎，成為了偽滿洲國的最高軍事顧問。

佐佐木曾在一次名為《從國防的角度當如何看待“支那”》的演講中非常露骨地講道：

日本想要打長期戰爭的話，中國以及滿蒙的資源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要獲得這些資源，是采用武力搶奪呢，還是和平的進口呢？這兩種辦法中，后一種方法，當然是我們希望的，不過，遺憾的是，最終不用武力來施加壓力的話，還是無法獲得所需要的資源吧。原因不僅僅在于中國的對日感情在惡化，也因為中國要復興、獨立的自尊心越高，就越輕視日本，另外還會利用歐美各國對日牽制。

中國正在無視現實，盲目地以恢復國家主權為目標迅猛前進著。他們忘記了自己國家的內情和現實，妄想成為大國。作為日本，雖然應該對中國國家主權的恢復表示精神上的同情，但是卻不能無視現實，將所有的既得權益全部扔掉。因此，一旦有事，就不得不用武力來奪取中國的資源，然而這未必是很容易的。因為中國簡直就像一條蚯蚓一樣，就算將其斬斷也不會死掉。

另一方面，早期的石原莞爾與永田、佐佐木等人的觀點類似，例如石原也會強調河北、山西等地煤礦資源對日本的重要性。不過自1935年后，石原的觀點開始發生轉變。在1936年6月制定的《國防國策大綱》中，石原認為“對華政治活動”不應影響當前與英美之間的外交關系。之后，石原在參謀本部內部發表過自己的見解：“在華北避免發生無益的糾紛”。如小磯國昭所主張的那樣，“鞏固‘滿洲國’才是最重要的。”石原之所以提出不要在華北制造事端的根本原因是希望集中日本有限的國力、軍力用于占領和經營“滿洲國”。

九一八事變后，如磯谷廉介、土肥原賢二這樣的“支那通”軍人在看待、處理中國問題時，也均以維系偽滿洲國，保證日本勢力繼續實際占領中國東北地區為根本出發點。為保障這個目標，他們的基本對華政策就變成了“不斷弱化南京中央政府”的統治。松本重治清楚記得磯谷、土肥原曾把當時日本外務省提出的所謂“日中合作論”，貶斥為“長江意識”，要求以強硬態度來保障日本在“滿洲國”的權益。1936年，松本自己去長春時也曾被揶揄道，“松本君也是長江意識形態哦”。

對此，松本重治有自己的觀察，認為：

石原莞爾只是代表了從“滿洲事變” 至“滿洲國” 建國期間的基本構想，但對于中國整體的認知以及對策，能在理論上構筑體系的，日本陸軍中卻一個人也沒有。如果非要找出與此相近的一、二個人的話，或許可以舉出鷹派的磯谷、土肥原兩人了。但是在這兩位仁兄的中國觀里，對于中國民族主義及蔣介石的可能性所做的判斷，我認為是有基本缺陷的，而日本的悲劇正是從這里釀成的。

侵華急先鋒

“西安事變”后，目睹中國國內的風云突變。當時“支那課”課長永津佐比重曾提出應重新檢討日本的對華政策，認為如果希望國民政府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就必須放棄除中國東北以外所有地區的租界、居留地、治外法權、軍隊駐屯權等特權。然而，永津認為無論是日本軍方、日本工商業，又或是國內輿論都不會認可這種放棄既得利益來交換“滿州”的政策。在盧溝橋事變前夕，“支那課”課長永津與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曾前往中國考察，對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日熱情感到擔憂。與之相對，時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卻不信任“支那課”，而幾乎從不與永津直接交談。對不聽從他指示，強行在華北和內蒙古地區制造事端的“支那通”軍官群體表達出毫不掩飾的不信任感。而在日本陸軍內部，對中國持最激進、最強硬侵略態度者卻大多是所謂“支那通”。

曾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中飽嘗各種不快的“支那通”代表人物佐佐木到一，最終在1929年憤然離開南京回國。整整八年后，他揮著軍刀重返了中山陵旁的這座古都。此時，佐佐木到一對中國的評價與日本主流社會所謂“討伐暴支”的狂熱論調幾無差異，甚至有過之而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在社論中寫道：“‘支那’的不誠實，在十幾年中一再被驗證……日本行動之目的是為了東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實力才有可能實現之。”佐佐木回憶起之前曾在“濟南事件”中遭到中國“暴兵暴民”騷擾的經歷后，便以更為激進的言論來號召“懲罰中國”：

吾輩同胞必須把這一點作為“支那民族”殘忍的一面牢記在心。我認為必須刻骨銘心地認識到將來只要有機會這一切必將重演。他們如果認為對方比自己軟弱，就夜郎自大、氣勢洶洶，這種心理，恐怕了解“支那”人的日本都知道。如果再煽動一下的話，就不知道將會發展成怎樣的殘暴的行為了。

在彼時不少日本軍政人物的理念中，之所以指責中國“不誠實”與“背信棄義”，便是在于他們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過中國革命，那么中國在重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就理應給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試圖從“半殖民地”狀態掙脫出來的中國，絕無可能將日本視為例外。于是，任何有損日本利益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皆會被日本軍政要人們理所當然地視為“背叛”。如大川周明之類的軍國主義理論家，便熱衷于批判國民政府總試圖將英美勢力引入中日之間。又如北一輝雖從未主張侵華，然而卻歌頌日本近代以來對外發動的戰爭“不單單是為了私欲私利，而是為了促進其他民族的積極覺醒，趕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現狀，并視其為正義”。淞滬會戰打響后，出身參謀本部“支那課”的松井石根被任命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而他本人便是這種扭曲心理的典型代表之一。

這位早年信奉所謂“亞細亞主義”、自稱是孫文信徒的日本陸軍“支那通”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曾異常興奮地聯絡日本軍政界各方高層人士，推銷“一舉推翻南京政府”的論調，要求擴大作戰范圍乃至一舉占領南京，迫使中國政府屈服，徹底撲滅中國國內高張的民族主義訴求，鞏固日本在華的既得權益。領命前往上海前，他在日記中甚至抱怨近衛文麿首相“贊否不明言”，又對堅持不擴大立場的石原莞爾感到“殊為遺憾”。抵滬后，曾找舊識、記者松本重治談話，希望通過他來了解上海各界的情況。

然而，松本卻告誡他：“中國已經不再一味依賴‘以夷制夷’那樣的政策了。保衛國家的急切感情振奮了士氣。你也知道，中國最近一二年時間里發生了根本變化，因此，絕對不可輕視。”

松井石根的回答不置可否：“如今我也這么想。看到對登陸作戰的頑強抵抗，也會知道這一點。”

緊接著，松本重治問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即這位“支那通”出身的總司令官究竟打算把戰爭擴大到怎么樣的程度。這位記者先用當年日俄戰爭時期的一段軼事引出了這個話題：“曾聽到這樣的傳說，大山元帥擔任‘滿洲軍’總司令官，從（東京）新橋車站出發的時候，回頭對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說，‘戰爭我可以打，但希望到時候能給我一個停止戰爭的暗示’。”

話到此處，松本終于拋出了問題：“閣下，不，松井君，作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你是否考慮過怎樣收兵這個問題？這不是想打聽軍令機密。我想你是‘支那通’，心中早有什么打算吧？”

松井顯然不愿意正面回答，環顧左右而言他：“我一直很欽佩大山元帥當時對想法，在回答你的問題以前，先請你說說，你已經在上海觀察了五年之久，從你的角度看，如何做才好？應該怎樣做的，請給我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于是，松本重治非常坦率地說道：

我說說我的想法，主要是兩點，第一點，如果占領南京，日中戰爭將成為全面戰爭。中國方面有決心打長期戰爭。日本方面想盡量避免那樣的情況，想通過一次打擊后再談判。這種設想，從上海派遣軍的名稱就可以明白。然而事情不會那么簡單，所以，在去南京前停戰是上策。這一方略，恕我失禮，我想沒有松井辦不到，也只有松井先生能夠做到。第二點，毫無疑問，無論如何不能損害第三國利益，而且應該絕對避免同第三國的武力摩擦。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這兩點。

作為駐華多年的記者，松本直言不諱地發表了這些意見。直到此時，松井石根才透露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一定要進攻南京”：

對我太過獎了。關于你的話，第二點我完全有同感。這也希望得到你的協助。關于第一點，我也不是沒考慮過，但是戰爭是和對方交手，未必按我方的計劃進展，而且一旦動用軍隊，大勢所趨、恐怕要終止戰爭不那么容易吧。不過正如松本君所說的，作為上策，是不去南京而能收兵。對此，我日夜苦思苦想。這事千萬不能外傳。

眾所周知，日軍不僅攻陷了南京，也把侵略的戰火燒遍了大半個中國，而急先鋒都是這群所謂“支那通”。

松井石根（1878-1948）

縮影

1823年，江戶幕府末期的思想家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中曾驚世駭俗地提出日本應該“征服滿洲”，甚至“將中國納入日本的版圖”。不過，佐藤臨終前卻改變了自己的想法，認為只有中日團結才能夠抵御西方勢力的侵略，繼而拋出了“存支攘夷論”：“力主保全、強化‘支那’，挫敗英國，抑制西洋各國對東亞的侵略。”佐藤信淵前后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日后竟成為了此后日本對華政策的兩極，以至于百年間日本始終糾纏徘徊于這個“利”與 “義”如何抉擇的困局。

期間，日本對外政策往往混合著功利主義、“脫亞論”、“亞細亞主義”等各類截然不同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將西方文明視為學習的楷模，另一方面卻又把西方看作貪得無厭的殖民強盜。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隨強盜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亞細亞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當然領袖。在對華態度上，這一系列思潮碰撞下的矛盾貫穿始終。對相當多日后成長為“支那通”的日本軍人來說，這亦是他們中國觀逐漸養成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若從此背景出發，也就不難理解“支那通”軍人思想轉變的關鍵要素究竟是什么。這種矛盾不僅存在于日本陸軍的“支那通”身上，同樣能在不少近代以來研究中國文化的日本學者身上找到，例如知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

日軍偷襲珍珠港后，竹內好一廂情愿地認為太平洋戰爭可以給予日本發動“支那事變”的合法性，進而號召“我們要驅逐哪些似是而非的‘支那通’、‘支那學者’、沒有操守的‘支那放浪者’，為‘日支’萬年的共榮而獻身”。同時，他還認為為了彰顯“大東亞戰爭”的如“圣戰”般的偉大意義，中國是可以被犧牲的：

我們為這樣的迂腐而羞愧。我們埋沒了圣戰的意義。我們一直在懷疑，我們日本是否是在東亞建設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在東亞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義，在今天已經轉換成為我們刻骨銘心的決意。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決意。我們與我們的日本國同為一體。看哪，一旦戰事展開，那堂堂的布陣，雄偉的規模，不正是促使懦夫不得不肅然起敬的氣概嗎？這樣看來，在這一變革世界史的壯舉之前，“支那事變”作為一個犧牲不是無法忍受的事情。如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那樣，對于“支那事變”感受到到道義的苛責，沉溺于女里女氣的感受，從而忽略了前途大計，真是可憐的思想貧困者。

此外，與竹內好這類的文人不同，日本陸軍的“支那通”始終是身懷殺器的軍人。日本帝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戶部良一曾如此評論這個詭異而特殊的群體，“他們把握了真實的一半，卻又無視另一半。或許可以說他們是為了完成肩負的任務，不得不無視之吧”。從實際業務角度而言，他們最基本的任務之一便是各類軍事情報搜集。以武官為例，根據1928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的《諜報宣傳勤務指針》，其明確指出：“作為諜報工作的準備，最需要的是密切與情報來源的聯系……盡可能與官方人物、一般實權人物或其他能夠成為諜報來源的人，迅速而廣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誼，適時接近。此為要中之要。”

“支那通”群體，可以說是近代以來日本對華態度的集大成者。他們早年多少懷有東亞民族獨立自強的浪漫主義理想，卻相信可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他們往往清楚地認識到中日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與癥結，卻又不甘心放棄日本的既有利益，轉而希望采取更為極端的方式來“教訓”中國。高舉“義”旗，難舍私“利”。正是在這種自我賦予的神圣感中，無數日本人揮舞著兇器在一片刀光劍影之間試圖完成“解放亞細亞”、“解放支那”的事業，卻難以擺脫悲劇的歷史宿命。用戶部良一的話來總結便是“正因為太了解中國了”，所以如佐佐木道一這樣的“支那通”最終意識到鞏固、擴大日本在華利益的任務與中國近代化奮斗目標本就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至于佐佐木到一本人，攻陷南京后晉升中將，轉任第三獨立混成旅團長、“北支那憲兵司令官”、第10師團師團長等職。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被編入預備役，后在偽滿洲國擔任顧問。戰爭結束時被蘇軍俘獲后引渡給中國政府。1955年病亡于撫順戰犯管理所。毋庸置疑，佐佐木到一是日本陸軍“支那通”群體的典型代表。他的經歷、言行的論述反映著“支那通”們彼時彼地的政治抉擇。同時，也是近代以來日本對華政策失敗的縮影。

（本文摘自沙青青著《暴走帝國：近代日本的戰爭記憶》，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