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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洋員包臘如何推動晚清中國的外交事業
英國人包臘自1863年到1873年效力于中國近代海關,屬于最早一批進入中國近代海關任職的洋員。在眾多的海關中高級洋員中,他出類拔萃,頗受總稅務司赫德的重用。他個人的奮斗經歷又是當時一批洋人在中國海關任職的一個典型事例,這批海關洋員與商人、外交官、傳教士并列為四大洋人在華職業群體,但他們作為中國政府的雇員又有別于其他群體。包臘從因經濟動機進入中國帝國海關打工賺錢,到作為中國雇員盡心盡責地為中國海關辦事,再從低級關員奮斗到稅務司一職,同時在工作中又努力成為漢學家,身心都融入中國社會,從鄙視中國,到理解熱愛中國的歷史、文化和人民,這些特點在當時的海關洋員中極具代表性。與他同時代的還有其他一些著名外籍稅務司,如德璀琳、金登干、葛德立等。比較來看,包臘與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于所處環境和性格等因素不同,他們各有特色、專長,因此包臘的經歷具代表性也具獨特性。

作為中國近代海關洋員的包臘
包臘,生于英國肯特郡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1863年5月,他受中國近代海關第一任總稅務司李泰國之聘請來到中國,從四等幫辦做起,先后在津海關(天津)、江海關(上海)、粵海關(廣州)和浙海關(寧波)任職,經過9年的勤奮努力,得到第二任總稅務司赫德的賞識和器重,1872年升任為粵海關稅務司,1873年擔任維也納世博會中國展的“帝國海關委員會”總負責。1874年10月因勞累過度,在英國休假時病逝。
不同于外交官、傳教士或商人,包臘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供職,只緣于一個無奈的經濟原因——生活拮據。包臘的家族雖然古老,但已家道中落,父親沒有固定職業和收入,熱衷于發明創造,卻始終一事無成。包臘年少時就“跟著父親數度輾轉,經歷著家境的起起落落。他在英國各地好幾所學校上過學”。他因勤奮、聰穎,最終考入了倫敦城市學院。1859年畢業后,他參加了倫敦公務員考試,成為六名入選者之一,擔任英國倫敦海關稅務司的秘書,但工作不到一年,便投身到支持意大利加里波第自由統一運動中,放棄了衣食無憂的公務員職務。他回國后一直失業,還欠下哈里特公司(Hallett&Co.)200英鎊、尼科爾斯及科布公司(Nicholls&Cobb)50英鎊的債務。1863年2月1日,包臘在一次上流社會朋友的晚宴上偶然認識了李泰國,恰逢這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到倫敦招募雇員,兩人交談甚歡。李泰國的高談闊論,使包臘對東方異域充滿了神往,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海關洋員的高薪回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月3日,李泰國的秘書金登干發函邀請包臘面試。2月7日面試不到5分鐘,第二天包臘便收到了李泰國的正式聘書,承諾年薪400英鎊,并令他3月底前往中國。包臘到達中國后不久(5月),在上海見到了時任署理總稅務司的赫德。他十分羨慕一個只比自己年長6歲的同輩,竟然已經身居要職,年薪4000英鎊,從此下決心以赫德為榜樣,發奮圖強,“總有一天我會坐上他的寶座”。此外,包臘有著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孝順父母的思想。除了償還債務之外,他還把每年攢下的100英鎊寄回英國老家,改善父母的生活。于是,爭取不斷升職加薪,成為包臘在中國海關勤奮學習和工作的最大動力。
包臘作為中國近代海關洋員,具有該群體一些共同特點:恪盡職守,勤奮刻苦,精通中文,熟諳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風土人情,能欣賞中國人的優秀品德,也能看透中國人的丑陋性。包臘初到中國就特別重視中文學習,不僅是因為總稅務司的要求,還出于功利思想。他認為李泰國和赫德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名利雙收,主要歸因于他們熟練地掌握中文。但日后他逐漸從內心喜歡上中文以及中國的歷史和文學,立志當個漢學家。包臘翻譯的《紅樓夢》前八回英譯本以及撰寫的《廣東史》其中五章分別在《中國雜志》(China Magazine)和《中國評論》(China Review)上發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正如他的朋友后來對他的評價:“他對中華帝國的一切珍貴而高尚的東西,包括它的歷史和文學,都懷有敬意和熱愛。”
包臘作為中國近代海關洋員參與了1866年斌椿使團出訪歐洲和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中國展。這兩次外交活動在中國外交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前者是中國政府首次遣使訪歐,而后者則是中國政府首次正式參加“萬國博覽會”。包臘因為參與了這兩次重要的中國外交活動而聲名鵲起,身后也留名青史。

包臘與1866年的斌椿使團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清政府終于認識到,來自“泰西”的“外夷”實為“平等敵國”,不能待之如“藩屬”或“臣邦”,傳統的外交方式已不能“御夷”。因此清政府被迫屈從于西方列強,開放了沿海口岸貿易,并同意四個西方有約國的公使進駐北京。與此同時,清政府還進一步認識到,要“羈縻”西方列強,必須“借法自強”,即“師夷長技以制夷”。而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在中國目睹并經受太平天國運動等內亂后,也認識到為維護自身在華利益,有必要保全清政府的統治和中國的“自主權”,因此一致支持美國倡導的“合作政策”,以“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從而推動中國的改革、“進步”。在這個大背景下,1861~1895年中外關系處于某種“合作”狀態。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配合”下,開始實行西式外交,舉辦洋務。斌椿使團和維也納世博會正是該時期西式外交和洋務運動的產物。其中,中國近代海關及其總稅務司赫德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
1866年斌椿使團出訪歐洲之事,最初是赫德的建議,在獲得恭親王奏請同治皇帝恩準后,整個行程都由赫德精心設計,使團出訪的經費也完全由赫德掌管的帝國海關負責,因此包臘出任斌椿使團的譯官和協理(實為使團的實際負責人),自然也是赫德的選擇和決定。魏爾特(Stanley F.Wright)在《赫德與中國海關》(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稱:“負責照管這個代表團的人事和安排旅行事宜的包臘先生是當時海關總署最能干的稅務司之一”,這一說法并不準確。當時的包臘僅是粵海關剛轉正的通事,二等幫辦。赫德重用包臘,主要是因為包臘在總司署的見習通譯進修班里勤奮刻苦,做事認真,能力出眾。赫德把自己直接管轄、專為海關洋員開辦的這個漢語進修班看作培養海關高級人才的搖籃,因而對進修班的學員了如指掌,因才施用。根據赫德日記的記載,與包臘同一期進修(1864年9月~1865年8月)的六名學員成績分別為:滿分200分,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162分;包臘,126分;康發達(Kleinwachter),99分;德善(M.de Champs),94分;漢密爾頓,21分;道蒂,14分7赫德最喜愛的無疑是成績最佳而且他認為學習“最敏捷”的葛德立。他把葛德立留在了總司署當秘書,任總稅務司錄事。包臘成為赫德要委以重任的第二個優秀學員。在赫德設想中,中國第一個官方使團出訪考察歐洲,預期要達到八個外交目標,因此其使命非同一般,而負責落實使團使命的領隊,其責任顯然十分重大。赫德挑選了包臘來承擔這樣的重任,并派遣德善為其副手。正如《龍廷洋大臣》作者所評論的:“無論是語言能力、辦事能力還是社交能力,這些都使他成為得以勝任如此重要職責的不二人選。”
關于斌椿使團游歷歐洲有約國之經過,國人從斌椿的《乘槎筆記》和張德彝的《航海述奇》的詳細記載中已大致清楚。但關于西人對斌椿使團的反應以及包臘在使團中的重要作用,人們實際上不甚了解。斌椿曰:各國使臣“知有差赴外國之行,舉欣欣然有喜色”。事實上,并非如此輕松。包臘跟斌椿、張德彝一樣,習慣于書寫日記,因此他的日記可以使我們更全面了解斌椿使團出訪歐洲的實情。斌椿使團出發前,在華洋人已開始對“老態龍鐘”的三品專使及四名“少不更事”的隨員大肆抨擊,對清政府派遣低級別使團出訪歐洲深表不滿,認為西方列強接待地位低下的外交使團有損歐洲國家的威望和尊嚴。歐洲駐京外交官也十分失望,毫無“喜色”,認為清政府并未改變“唯我獨尊”的心態,但仍希望這“無足輕重”的使團成為中國邁向遣使西方并改善與歐洲國家關系的第一步。在此壓力下,使團的成敗,對于使團的設計師和推動者赫德來說意義重大。赫德認定“我的船就是斌椿”,要完成計劃和達到目標,無論如何都要使這艘船“繼續前行”。包臘是斌椿使團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是因為使團到了歐洲后,赫德便返回老家愛爾蘭阿爾斯特(Ulster)休假,超然地把整個使團交由包臘和德善負責,而在訪問法英之后,德善也休假,因此使團在歐洲各國游歷半年的大部分責任由包臘一人承擔。二是盡管使團的整體計劃和重大活動主要由赫德定奪,但在游歷過程中,包臘卻有很大的主導權,使團的政治、外交和社會活動的成效,取決于包臘的安排、引導和翻譯。作為敬業的中國海關雇員,包臘在帶領中國使團游歷歐洲的整個過程中,表現出“食其祿者忠其事”的品德。他盡心盡責地協助斌椿使團完成出使任務,處處維護中國使團的形象,不能容忍法國人對中國認識的無知,更不能容忍一些英國人對中國使團和赫德的抨擊,力求讓中國使團給歐洲各國政府留下美好印象。除了在法國,包臘負責在歐洲各國的官方場合為斌椿“譯其語而通之”。經過他出色的翻譯,歐洲各國政府首腦和官員無不感覺斌椿應答得體,不失禮儀,甚為斌椿的言辭歡欣鼓舞,都表示愿與中國修好。在荷蘭和瑞典,他盡其所能地幫助斌椿把即興賦作的詩詞譯成英文,贈予國王,令“王見之喜甚”,或者“刻為新聞紙,傳揚各國”,使當地宣傳媒體開始對斌椿使團予以更多的關注和作正面的評價。包臘對斌椿和其他隨員日常生活的關照也無微不至。斌椿是傳統的文人士大夫,喜愛文藝,故此包臘充分滿足其愛好,每到一國幾乎每晚都安排斌椿觀看各國戲劇、舞蹈、馬戲、雜技、煙花等表演。對于年輕好奇的鳳儀、德彝、彥慧和廣英,除了讓他們見識西方先進的工業科技外,包臘還細心安排他們參加各種歐式交際娛樂。他在自己父母家里組織了一次輕松愉快的家庭聚會,使他們有機會結識包括其姐包婀娜(Annabella Bowra)在內的普通英國姑娘,給張德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德彝稱:她們“皆雅麗絕倫”,“座中女子,以包婀娜最為精巧,以陶木森最為溫雅”,他們一起“互相跳舞,鼓琴作歌,樂甚”。從斌椿和張德彝的著述來看,他們的歐洲之行不但對西方的認知收獲豐厚,而且對此次游歷的整體回憶也頗為愉快。這意味著包臘幫助赫德實現了八個目標中的四個。
然而,當時的包臘畢竟是初出茅廬的英國人,他的思想觀念無疑是英國的。他認同西方列強推動中國改變“自我中心”的封閉態度和政策。在英國伯明翰訪問時,他曾以中國使團成員身份聲言:“(斌椿)專使的到訪將預示著中國開始奉行新政策,預示著長期以來的孤立和排外時代一去不復返。”包臘還熱切希望中國政府高官能全面而充分地欣賞西方的物質文明,尤其是英國的繁榮富強。因此,他對斌椿只沉迷于文化藝術而逃避各種政治、外交和觀光活動深感不滿,對“斌大人”擺架子、發脾氣頗為反感,以至不時地寫信給赫德,抱怨斌椿“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包臘忘記了總稅務司1864年第8號通令的諄諄教導:“首先要清楚且須常牢記在心的是,海關稅務司署是一個中國而非外國的行政機構。既然如此,每一個職員的本分就是,在對待中國官民時,必須操行得當,避免冒犯他們或使他們產生敵意”;他也忘記了赫德在行程中特別強調在禮節方面要盡可能多地給斌椿面子的提醒。這造成了他跟斌椿之間關系的不和,他的日記充滿了對斌椿的冷嘲熱諷。斌椿的不滿往往是公然發脾氣,甚至威脅要中斷行程,最終果真下令提前回國,取消原定訪問美國的計劃。這一結果無疑令赫德的總體計劃受挫,雖然不能完全歸咎于包臘,但赫德對包臘的處事能力產生了很大的懷疑,覺得包臘過于自命不凡。赫德質疑斌椿不合作的差錯難以歸咎于斌椿一方,因為“斌椿和我在一起總是極其愉快,顯示他是一個十分明智的人”。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既不能充分信賴B(包臘)先生和De C(德善)先生的溫和性情和判斷力,也不能充分信賴他們兩人處事機敏”,“我認為不論在需要最普通常識還是需要機智的地方,他們都不合適:他們既不能見機知微,也不會隨機應變。”赫德對包臘處事能力的不信任,給包臘本人帶來了負面的后果。當斌椿使團回到中國后,赫德把包臘“打回原形”,讓他在粵海關繼續擔任二等幫辦,一年內都沒有給予他任何職務提拔或薪水提高的回報。對包臘更大的心理打擊是,1868年當赫德再次推動清政府派遣正式外交使團——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時,赫德舍棄了包臘,改派自己的同齡好友、英國駐華公使館中文助理秘書柏卓安(Mcleavy Brown)作為協理和英文翻譯官,德善則仍然出任助理和法文譯官,而且赫德安排使團出訪的第一站便是美國。

包臘與1873年的維也納世博會
時至1873年,包臘的心智已漸成熟。作為署理稅務司,他對粵海關的管理有聲有色,與在粵洋商、外國駐粵領事、海關內的洋員和華員都保持著甚為友好的關系,并深得廣東文武官員的信任,時常成為兩廣總督的“座上客”。他也在遏制走私販毒方面同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系。作為在廣東權力最大的洋人,他經常出面接待到訪的西方各國將軍、艦隊司令、外交特使和主教等顯要人物,招待規格隆重體面,得到西方外交界好評。同時,他對中國的認識和感情也較前深入。經過著名漢學家梅輝立(W.F.Mayer)的指教,他對中國語言、歷史、文學和植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尤其沉浸于對宋朝忠臣文天祥的研究。因此,赫德對包臘已經刮目相看,認可了包臘的“聰明才智”,表揚他具有多種優秀品質。1872年10月赫德晉升他為粵海關稅務司。又由于包臘為海關籌備參加維也納世博會積極進言獻策,得到赫德的贊賞和采納,于是赫德決定任命包臘為世博會中國展的“帝國海關委員會”總負責,再次把中國對西方外交的又一重任交給包臘。
清政府其實于1870年9月已答應奧匈帝國參加維也納“各國各項物件公會”,并飭請國內工商界參與,但直到1872年6月工商界都反應冷淡,并沒有出現政府期望的“鼓舞樂從”之勢,故此清政府準備以“有許多礙難之處”為由打退堂鼓。但鑒于奧地利駐華公使館代辦嘉理治男爵(Baron Calice)盛情邀請,一再強調“該公會明顯有敦厚天下各國彼此和平相睦之意”,總理衙門只好將此項對外事務交由赫德迅速妥善處理,而赫德也認為中國不應缺席“如此有趣的”國際交流活動,故積極承擔。國內學者關于中國參加維也納世博會的記述和研究不多,注意包臘作用的更少。詹慶華提到:“包臘攜帶了一些中國商品在維也納賽會上展銷,在世界貿易工商貿易界發生了一定的影響。”事實上,包臘在維也納世博會的作用,不僅僅是攜帶一些中國商品在博覽會上展銷那么簡單。無論從包臘的日記、包臘傳記及魏爾特的研究,還是從包臘最后獲獎情況來看,包臘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貢獻都是頗為突出的。首先,在甄選和驗收展品方面,包臘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在一個多月內高效地完成了任務。1872年8月至1873年7月,赫德為維也納世博會共發布了9號總稅務司通令,指導海關的籌備和組織工作。按照維也納世博會的章程,赫德強調了“展示中國十年的世界貿易狀況”主題,要求14個通商口岸在4個月內征集具有代表性的進出口產品和當地特色的產品,并對樣品的分類和報告的制作作了詳細的指示。因此,包臘是在赫德規定的總原則下甄選和驗收各口岸的展品的。1872年11月底到1873年1月初期間,他馬不停蹄地走訪了11個口岸,親自征集和挑選各口岸推介的中國進出口貿易商品,盡量突出商業特色。但他也“自作主張,增加了選送物品種類,如家具、珠寶、銀器、瓷釉器皿和漆器,還有帽盒、寧波塔(義塔)模型,以及諸如動物脂油、蟲蠟、靛青的原材料和‘酷刑器具’”。由于包臘人緣好,他在各口岸的中外朋友紛紛向他提供私人的珍貴收藏,其中包括九江海關稅務司葛顯禮珍藏的一整套江西現代陶瓷產品以及英國博物學家、時任英國駐寧波領事郇和從海南島搜集而來的動物標本。他也拿出了自己收藏的中國木雕作品。包臘挑選的展品總體來說代表了中國的工藝水平、產品類別、工業門類和貿易情況以及當時中國社會文化狀況,有助于世界更完整地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欣賞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盡管有些展品反映了中國人的丑陋習俗,但具有社會和文化的真實性。中國展品最終在世博會上獲得了西方各國的好評。
其次,包臘精心編寫了題為《適銷于英國市場的中國產品》的最終報告,以此作為《1873年維也納國際博覽會中國海關各口岸征集展品目錄冊》。他的報告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含歐美產品的“進口產品”,第二部分是“出口產品”,第三部分是“沿海貿易商品”,第四部分是“土特產”。在最后一部分里,包臘特別表達了對中國工商界的敬意,寫道:“他們具有敏銳的眼光,實事求是,只要是有利可圖,他們一點都不反對變革。他們富于理性,不拘泥于階層偏見,沒有不能容忍的宗教偏好。”包臘的報告被部分地收錄到《1873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之官方目錄冊》里。該目錄冊最后有16頁是專門介紹突尼斯、波斯、暹羅、中國、日本和夏威夷的展品,其中關于中國的部分就占了8頁,可見中國展品數量之多,地位之重,超越其他亞洲國家。
再者,由漢南、德璀琳、杜德維、包臘、葛德立等組成的中國稅務司代表團,于10月18日在維也納歌劇院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音樂招待會,1400多名奧匈皇室成員、歐洲王公貴族、外交使團和社會名流出席了招待會。由于除包臘外,其他4人尚未結婚成家,而且從未經歷過歐洲上流社交活動,因此這么大規模、高規格的招待會實際上由包臘夫妻組織、安排和領銜。音樂招待會獲得了巨大成功,當地媒體對中國海關稅務司舉辦的音樂招待會給予了高度評價,由此對中國展產生了積極效應。世博會初期,參觀者對中國區的印象和好感遠不及日本區。8月2日波斯皇帝參觀亞洲國家展區時,兩度進入與中國區相鄰的日本區;而在歐美影響廣泛的英國《泰晤士報》也在夸耀一番日本館后表達了對中國區的失望。但招待會之后,參觀中國展區的歐洲各國達官貴人絡繹不絕,反響熱烈,交口稱贊。英國的瑪麗公主也慕名前來參觀中國展,夸獎中國紙扇的精美。一些歐洲媒體開始詳細介紹中國展區,并夸獎赫德為讓世界了解中國而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取得了圓滿成果。為表彰中國稅務司代表團對維也納世博會的貢獻,11月5日,奧匈皇帝向包臘和漢南頒發了“鐵王冠”最高榮譽勛章,其他三人則從嘉理治那里獲得了“弗蘭茨·約瑟夫”榮譽勛章。
雖然參與維也納世博會的中國代表團沒有一個中國人,以致在中國國內幾無影響,但由于包臘及其他海關外籍稅務司的努力,使得中國第一次正式參展就在國際上產生較大影響,達到了展現中國經濟和文化、密切中國和世界關系的效果。赫德無疑對包臘在維也納出色地組織中國展而感到滿意。他在1874年12月21日總稅務司第35號通令里正式肯定了中國稅務司們的貢獻,并表示“非常高興”。然而,未等赫德獎賞和重用,包臘便已英年早逝。赫德最終以關照其子包羅進入中國海關方式,給予了包臘回報。
結語
1861~1895年中外關系處于某種“合作”狀態。中國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配合”下,開始實行西式外交,舉辦洋務。1866年的斌椿使團和1873年的維也納世博會正是這一時期西式外交和洋務運動的產物。對此,中國近代海關及其總稅務司赫德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導下,作為海關洋員的包臘參與了中國這兩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外交活動。
相對于赫德,包臘無疑是“小人物”,但赫德的重大目標和計劃需要他的屬下如包臘等“小人物”來輔助實現。因此,海關中高級洋員參與晚清中國外交,盡管沒有決策權,但在具體事件中卻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從包臘參與中國兩次重大外交活動來看,其動機和目的對中國是友好的,在參與過程中他都盡心盡責,不遺余力,最終也達到了促進中西相互了解、改善關系的效果。就此,我們很難一概而論地認為海關洋員必然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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