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北在醫院陪診

2022年12月底，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關于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的總體方案》，經國務院批準，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采取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對其實施“乙類乙管”。1月19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春節期間疫情防控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家衛生健康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表示，總的來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醫療救治平穩有序，日常的診療服務在逐步恢復。各省已經度過了三個高峰，就是發熱門診高峰、急診高峰和重癥患者高峰都已經度過。

而在新冠感染高峰期，一些獨居或留守老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面臨就醫難題。在這一時期，陪診師們駐扎醫院，陪伴或者遠程幫助感染老人就診，見證著老年群體就醫時面臨的種種困難，也努力為老年人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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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診師被誤解為醫院“黃牛”

春節前的一個上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門診樓的候診大廳人流涌動。曾曾背著雙肩包，拿著患者的既往病歷，N95口罩上方一雙有神的眼睛時不時往電子屏上瞥，等待第一診室24診號的名字亮起——這是她今天的工作，為一位四川巴中的老人做遠程代理問診。

她告訴記者，當地的醫院已經很難再為罹患腫瘤的老人提供后續的診療方案了，但老人的兒子不愿放棄。老人身體虛弱，吃不消從巴中到成都的車程；加之母親感染新冠后引起肺炎，身邊離不開人。兒子便在網上找到了陪診師曾曾，希望她能先帶著老人的病歷去華西醫院腹部腫瘤科代問診。

醫院候診患者較多

在等待叫號的間隙，曾曾會在微信上與老人的兒子保持緊密聯系，向他告知問診進程，也聽著他對一些病情細節的反復強調。“能請陪診的子女們，其實都真的挺有孝心的，就是實在沒辦法親自陪老人來。”曾曾說。不多一會兒，輪到了曾曾的診號，她快步走入診室。大約十分鐘左右，又急匆匆地走出，但原本緊繃的神情終于松快了下來：“有希望，醫生說可以治！”

放好病歷，曾曾立即掏出手機，撥通患者兒子的電話，將醫生的話逐一轉述給兒子聽，并將重要部分反復叮囑。聽到有診療方案的兒子非常開心，說著就要帶老人去檢查。曾曾趕忙提醒他，基礎的檢查可以在當地做完，在必要的時候，再帶老人到成都。

交待好所有的細節，曾曾下樓將老人的病歷等材料寄走，這一單正式結束。這是曾曾正式成為一名全職陪診師的第四個月，她在工作當中見證了許多家庭的苦與樂，也盡自己的力量服務患者，一同尋求病愈的生機。

作為近兩年來的新興職業，陪診師持續引發熱議。據《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3月報道，2021年有2.6萬人在淘寶搜索“陪診”。另據美團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老人陪診”等關鍵詞搜索量同比增長424%，訂單量同比增長95%。去年一年陪診服務的線上搜索熱度同比猛增1152%。

盡管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向社會公示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當中，“陪診師”這一職業尚未被收錄在內。但在2020年6月，人社部等多個部門聯合發布了9個新職業信息，其中對“社群健康助理員”的工作內容描述為：為社群成員提供健康探訪、體檢、就診、轉診等代理或陪護服務；為患者提供預約掛號、繳費、取藥、辦理住院手續等協助服務。而這些工作職能，正是一位陪診師的日常。

在社會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的今天，空巢老人、獨居老人的就醫問題受到關注。2018年，支付寶曾發布過一份“空巢老人就醫現狀調研”，有近2萬網友參與了這項網絡調研。調研結果顯示：老人生病時，有7成是自己去醫院；2成不去醫院，在家“硬扛”；僅有1成會在子女的陪伴下前去看病。

當老人有就醫需求而無人陪伴時，陪診師的出現，為解決獨居老人的就醫問題提供了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對他們的工作感到不解。“一些網友罵我們就是變相的黃牛。”陪診師曉隱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不過，在曉隱看來，陪診師的工作性質實際上是和黃牛背道而馳的，“黃牛想盡辦法從患者身上獲益，但是我們卻是希望能幫助患者省時省力，盡可能提供最需要的服務。”曉隱說。

以陪診為例，在大眾的認知中，更多可能停留在“陪”，即幫助就診者緩解孤獨，降低獨自就醫的風險。但實際上，一位富有經驗的陪診師，能夠為患者提供就診科室的建議、幫患者預約檢查、排隊簽到、代理取藥取報告等等，加之陪診師對醫院的布局相當熟悉，能夠幫助患者提升問診效率。

據了解，目前陪診師行業并沒有明確的準入門檻，陪診師們出自各行各業，有全職也有兼職，總體來看門檻并不高。有些陪診師被相對自由的工作時間和富有價值感的工作內容吸引，從其他行業脫離出來全職投入；也有一些陪診師具備醫護背景，發揮所長從事陪診。

某一線城市陪診團隊創始人阿杰告訴記者，作為團隊的創始人，在團隊吸納新的陪診師時，有無醫療專業基礎并非關鍵，重要的是對患者是否有耐心與關懷。在陪診師正式獨自陪診之前，團隊會先為陪診師做為期一周的培訓，熟悉醫院就診的流程，同時也要學習如何和患者、家屬、醫生更加高效的溝通、具體有哪些注意事項等，幫助患者提升問診效率。在收費方面，多數陪診服務按時長收費，據記者了解，大約半天200元，全天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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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高峰期陪診如同逆行

2022年12月底，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關于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的總體方案》，經國務院批準，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采取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對其實施“乙類乙管”。此后，多地迎來感染高峰。在此情況下，各大醫院的急診科承受著較重的負擔。

某一線城市陪診團隊創始人阿杰告訴記者，由于當時醫院接診了許多新冠染者，一些就診者有所顧忌，擔心去醫院會增加感染風險，于是就會預約代問診、代取藥等服務，請陪診師們為自己跑一趟，以減少院內感染的風險。在此情形下，阿杰明顯感覺到，這段時間預約陪診服務的訂單少了，預約代問診、取藥服務的訂單則有所增多。

此外，此時預約急診陪診的病人，基本都是因為新冠感染就醫。有次在晚上8點，阿杰團隊接到了周邊城市一60歲老人的陪診需求。老人當時血氧飽和度降到了92，身體狀況比較差，希望能去省會城市的一所三甲醫院就醫。當晚，阿杰陪著老人和家屬，在經歷科室之間的周轉和等待之后，終于被急診收治。

小北在醫院幫老人辦手續

陪診師小北也面臨過相似的情形。感染高峰期，一位來自三線城市的老人需要到省會醫院就診。但她的女兒遠在新疆，而女兒一家都感染了新冠，實在難以回來照顧獨居母親。當時老人的血小板降到了3萬/毫升，情況危急。女兒為母親預約了陪診服務，當天上午，小北與同事前往高鐵站接到老人，陪她吃飯，隨后就去了醫院。

當晚，小北陪著老人在急診科輸上了液。在候診期間，老人會焦慮、急躁，小北會盡量和老人聊天嘮嗑，幫助緩解緊繃的情緒，也時刻留意老人的身體狀態。

對于陪診師們來說，在感染高峰期陪診，如同一場“逆行”。尤其是接到急診陪診的單子，常常需要陪患者等待一段時間，并伴隨被感染的風險。這對陪診師們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小北回憶說，政策放開之后，她是團隊中第一個感染的，也成了最早康復的人之一。康復后，她馬上回到工作崗位上，“因為很多人需要陪診服務，我覺得把自己保護好就沒什么問題。”

12月底，曾曾新冠康復后也回到崗位上。但是工作沒幾天，她又開始咳嗽，并且出現了氣緊、胸悶的癥狀。“不會是二次感染或者有了什么后遺癥吧？”曾曾緊張起來。

當時常在急診室陪診，四處連綿起伏都是咳嗽的聲音，長時間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做陪診工作，讓曾曾難免有些不安。身邊的家人、朋友也都在勸她先別干了，停一段時間吧。但曾曾不愿放棄，對她來說，陪診師的工作并非僅僅是掙錢謀生的途徑，更能夠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及時的幫助。

她在醫院約了一個CT檢查，在看到結果一切正常時，懸著的心終于落地，“整個人都又精神起來了。”曾曾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

“說實話在高風險的環境當中，顧慮肯定是會有的。但想一想醫護人員，他們也會發燒、他們也會生病，但是他們沒有退縮。在患者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必須努力去幫助患者解決問題。”阿杰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阿杰在醫院陪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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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老年人就醫困難不是滋味

在成為一名陪診師之前，因為家人生病，阿杰就時常往醫院跑。

當時，他作為一名患者家屬，常常在醫院碰到向自己求助的中老年人。這些老人常常會問：怎么使用醫院的自助設備、怎么預約檢查、具體的科室怎么走。這樣的經歷觸動著阿杰，讓他切實地感受到了門診就醫這一過程對老年群體而言有一定困難。

“對于老年人來說，有些連智能手機都還沒有弄得太明白，就要面對全面數字化的醫院了。”阿杰感嘆，“尤其是大型的三甲醫院，大大小小的門診科室劃分得非常細致，真的挺復雜的。”

而在從業幾年之后，阿杰還發現，一些老人在獨自就醫時，只會告訴醫生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況，而忽略對基礎病史的講述，這可能影響醫生的診斷。所以作為陪診師，他需要在陪診前多向老人溝通、詢問，對老人的病史詳細掌握，從而幫助老人同醫生溝通。

除卻對于網上預約、自助機器等流程上的陌生，子女不在身邊、空巢獨居等狀況，也為老年人群的就醫帶來諸多難題。小北曾經在醫院遇到過一位獨自就醫、向自己求助的老人，老人腿腳不方便，拄著一個拐杖，走起路來顫顫巍巍的。老人問小北怎么去照X光，小北趕忙為老人帶路。在帶著老人去做檢查的路上，小北問老人：“您的孩子沒有來陪您嗎？”老人說，女兒太忙了，實在脫不開身，只能自己來醫院了。

“我聽完之后心里面特別不是滋味，阿姨走路真的有些費勁，我都不知道她怎么一步一步過來的。”小北說。

在陪診師曉隱的觀察當中，老人不愿麻煩子女，害怕成為子女的負擔，也是老年群體就醫時需要克服的一種無形障礙。

曉隱在接到一些子女為老人訂購的陪診需求時，有人會要求，不要告訴父母他們陪診師的身份，而是盡可能地裝作是他們的同事、朋友，在子女沒有時間的情況下，來陪老人看病。

她非常理解子女這樣做的原因，“在老人眼里你請陪診師肯定得花錢，對吧？老人心疼孩子的錢，他可能就直接會跟兒女講，‘不看病了，我不難受。’寧愿拖著病體，也不愿意去多花幾百塊錢。”

曾經從事過營銷行業的曉隱，對患者的心理狀態往往總會有很敏銳的體察，也善于通過巧妙的溝通交流幫助就診老人緩解緊張情緒，讓就診的過程更加舒適。曉隱說：“其實老人到了一定年齡之后，很多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兒女的一種負擔。如果自己身體再出現狀況，他的價值感就更不強了。這種情況下你還要讓他花兒女的錢，他心里是不好受的。”

曉隱陪診過一位在兒媳的陪同下，來成都看病的老人。老人的右耳聽力喪失，醫生建議配一只耳蝸。但耳蝸的最低價格是8900元。老人聽到價格后十分猶豫，把曉隱拉到一旁，悄悄問她這個情況該不該配，她怕自己花多了錢，讓兒媳不高興，“我用一只耳朵也能聽到的。”老人說。

“還有一些自己來的老人，在我跟他們子女溝通情況時，老人嘴上說著不用給他講兒女怎么說的，但一旦撥通了電話，就會很認真地關注子女們的回復。”在曉隱看來，老人們有時候不會直接把自己的需求說出來，實際上很希望能夠多被關心、多被關注。

曉隱告訴記者，做陪診行業以來，她能感受到為老人購買陪診服務的年輕人承受的生活壓力，他們有牽掛老人的心卻無力親自陪伴。除此之外，還有相當多的老年人在醫院獨自就醫，獨自等候。看到此情此景，曉隱希望“有時間的話，還是要對身邊的老人多一點關心、多一點陪伴”。

（原標題：《活躍在醫院的陪診師：被誤解為變相“黃牛”，感染高峰期為老人就醫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