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建筑承載著時間與空間的記憶，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歷史。

梁思成如何發現佛光寺？貝聿銘何以成為一代大師？兩廣總督之子張镈為何選擇建筑設計之路？

2018年5月，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第一輯·搶救記憶中的歷史》，書中選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訪記錄。被訪者包括張镈、莫宗江、貝聿銘、羅小未、陳式桐、漢寶德、鄒德儂、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馬國馨為本書題詞。

同濟大學出版社旨在將《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打造成為保存人人記憶中有關中國建筑的歷史，借此倡議全國更多的建筑學界同仁、建筑學愛好者能夠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為中國建筑的發展歷程留下珍貴記憶。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授權摘錄書中部分內容逐篇刊發，以饗讀者。今天刊發的是陳伯超的口述。

陳伯超

陳伯超，男，1948年生，沈陽建筑大學教授。2015年完成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沈陽近代建筑史研究”和2016年完成的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沈陽近代建筑文化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版的學術專著《沈陽近代建筑史》，是他和他的學術團隊經過30余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

采訪者：張勇，原硯龍

訪談時間：2017年12月進行了3次專訪

訪談地點：沈陽建筑大學建筑研究所

整理時間：2018年2月20日

審閱情況：經陳伯超先生審閱

訪談背景：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陳伯超教授主持沈陽建筑大學建筑研究所，對沈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已30余年，成果豐碩。我們邀請陳老師就自己的研究經歷和心得進行介紹。希望有助于總結經驗和進一步推進這項研究的開展。

張：在技術層面上，沈陽近代建筑的發展有些什么特征嗎？

陳：中國傳統的木構建筑經過長期的發展，建立起一套十分成熟、完備的技術體系。愈是成熟亦就愈是固步。正值中國建筑難于再有所突破，西洋風暴刮了進來。近代建筑以全新的形態另辟新路。于是，古老的體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發生了質的變化。而這種轉變，又是以建筑技術跨越性的進步作為前提和依托。近代建筑技術的發展步幅是巨大的，正是這個時期的技術成就，為現代建筑的發展奠定了直接而堅實的基礎。

沈陽建筑近代化的初期，從建筑技術層面上，屬于一種用傳統技術對西洋建筑形態適應性的應用階段。西方近代建筑是在石結構的基礎上過渡到混凝土結構，由于混凝土與石頭具有類似的堅固、敦實、大體量和可雕塑性，由石頭向混凝土的轉變不但使建筑的基本性格和形態能夠得以保留，又為建造帶來了巨大的便利與靈活。當西洋建筑樣式傳到沈陽，而石頭和混凝土的材料與建造技術未能及時跟進的情況下，充滿智慧的前輩們嘗試著用當地現有的材料和技術對完全陌生的建筑形式與空間進行著適應性的嘗試，并塑造出許多令人驚嘆的優秀作品。其中奉天省諮議局即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它以精湛的青磚砌筑技術和磚雕藝術將本屬混凝土或石材特有的技術美演繹得淋漓盡致，其絕世的“替代技術”至今令人驚嘆不已。

不過，沈陽建筑全面近代化的進程，還應從“新材料、新技術支持下的洋風建筑的設計與建造”算起。那么，沈陽近代建筑發展的技術性標志，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內容：力學在建筑中的具體應用、鋼筋混凝土材料與技術的引進、建筑設施與設備的近代化、建筑功能的專一性與多樣性，以及工業建筑的出現與發展。

所謂力學在建筑中的具體應用，是說原來中國傳統建筑在許多方面都體現出對力學的感性理解和應用，但從不需要進行具體的結構計算。只是從大的方面進行控制，而具體部位的構造采用大材大料，確保建筑的安全與堅固。隨著洋風建筑的進入，建筑中所蘊含的建筑力學就一起被帶到近代建筑之中。這是建筑發展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步跨越。

在沈陽近代建筑中最早的力學計算應用在屋頂部分。三角形木屋架的出現，標志著近代建筑的實質性開端。用三角形屋架取代抬梁式屋架使得木材用料大大地節省、建筑跨度可以更大、屋架受力更合理，并有效地減輕了屋面的重量。在沈陽近代早期的建筑中就已經有三角形木屋架的應用，一開始是出現在由外國人在本地設計的建筑之中，逐漸地被中國設計師所學習和接受。

本地近代建筑的發展順序是由表及里，力學計算也是由外至內：最初只是將外維護部分的形式塑造成西洋樣式，而結構系統仍以中國傳統的木構框架作為承重體系；此后，首先在屋頂的結構部分發生了變化，經過力學計算的三角形木屋架成為近代建筑走向科學化的第一步；進而，外墻變成了承重體，由外圍護部分變成了外圍護結構，這時樓房各層內部的承重系統仍為木構框架；以承重墻和梁柱系統構成的磚混結構、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以及多種高層建筑結構標志著建筑技術近代化的真正實現與完成。

說到鋼筋混凝土材料與技術的引進，要了解青磚、木材是長期以來構建沈陽傳統建筑最主要的材料。洋風建筑的進入，首先體現在建筑的樣式上，材料和技術仍是傳統的延續，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談到。盡管這種狀態打破了傳統建筑材料和技術長期以來與建筑形式之間所形成的牢固、穩定與平衡關系，并推動和刺激著它們的適應性革新與提高，但是，畢竟傳統材料和技術與一種全新的建筑體系并不能實現全面的對接，它們對近代建筑的空間、結構和理念的實現與表達往往很牽強，甚至力不從心。新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技術的跟進與發展就成為必然。

紅磚技術借日本人之手被帶入沈陽。紅磚的引進并不完全出自建筑樣式的需要，由于紅磚具有更好的受力性能，隨著磚混結構形式的出現，紅磚也自然地出現在建筑之中。由太田毅和吉田宗太郎于1908年設計的特大型火車站——奉天驛，以“辰野式”的建筑形象令人耳目一新。紅色磚墻、白色線腳、綠色穹頂形成的色彩構圖打破了沈陽城的單一色調，成為城中紅磚建筑的典型代表，以及大型磚混結構具有綜合性服務功能公共建筑類型的開端。而在由中國人設計的建筑中，紅磚的使用則首先體現在它的裝飾方面，再逐漸地被用作承重材料顯示出它的受力優勢。早期建造的奉天東關模范小學堂教學樓和奉天省諮議局大樓都是僅用紅磚作為青磚的點綴，而此后紅磚建筑則越來越多并替代了青磚的主體地位。

日本人設計建造的“南滿洲鐵道奉天驛”。

建筑材料歷來是激發建筑革命性變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沈陽近代建筑發展邁出的最大一步，莫過 于鋼筋混凝土的引進與應用。鋼筋混凝土技術進入沈陽并不很早，但發展很快。雖然1906年由日本人設計建成的七福屋百貨店已是城內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多層公共建筑，但直到1910年前后的公共建筑大多仍采用磚木形式。因為，一方面在于混凝土技術的普及需要時日，另一方面當時認為“鋼筋以歐美者為合格”，舶來品的價格自然昂貴，也成為早期難于普及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實力雄厚的張作霖于1922年建造的帥府大青樓，也僅是在建筑的前臉露臺部位使用了鋼筋混凝土結構，其他部分仍采用磚木結構，這與同期天津大多小洋樓建筑在結構形式發展的進度上有所滯后。然而，至20年代中后期，混凝土建筑迅速普及，特別是大量出現在公共建筑和工業建筑之中，這與近代社會生活對建筑功能和建筑 空間的特殊需求，以及政府和日本人對該項技術的強力推進密不可分，從而造就了近代建筑的突破和快速發展。

在建筑設施與設備的近代化方面，今天我們所謂的建筑設備——水、暖、電等及其相關設施，恰恰也是在近代才與建筑形成直接的聯系。無疑，這使沈陽人的城市生活發生了質的改變。這一步巨大的跨越卻來得十分迅速。曾幾何時，令今天沈陽人難以置信、甚至覺得可笑的“馬拉鐵道”正式營運，竟在當時成為引起全城轟動的重大事件。然而，僅僅時隔兩年（1909），在沈陽建立起的電燈廠就開始正式發電、送電。隨后電話、電報、自來水等設施都在沈陽城陸續出現。城市亮了，家庭亮了，自來水進屋了，嚴寒的冬季不再靠生爐子房間里依然暖洋洋，在這些可能令今人不以為然的變化之中，體現著巨大的社會進步與建筑業里程碑式的發展。

國外的設備與技術被引進的同時，也在按照當地的具體情況和要求被改進著、完善著。由日本人設計的滿鐵社宅為了適應沈陽寒冷的氣候，創造性地采用了一種叫作“撇拉沓”的供熱方式——在幾個相鄰房間共同的屋角處設一個圓柱形的鍋爐，可以同時為幾個房間供暖。電梯出現在公共建筑之中、有軌電車代替了馬拉鐵道、沈陽也成為國內最早廣泛應用煤氣的城市之一。特別重要的，又在于建筑設備與技術成為沈陽現代工業及工業建筑產生和發展的前提與必備條件。

說到建筑功能的專一性與多樣性，需要先了解中國傳統建筑雖有殿、堂、軒、亭等稱謂之分，但其空間形式大同小異。若用以居住，規模大、裝修豪華者可作宮殿或神殿，反之就為民居。四周以墻壁實圍者稱為“堂”，以門窗虛圍之則為“軒”。單側不設墻可作“廊”，雙面無墻者為“門道”，三側不設墻可用作“戲臺”，四面皆無墻乃“亭”也。幾乎可以說，中國建筑是以不變之空間應對萬變之功用。這也是基于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內容相對單一，對建筑空間特點的要求不高，而以梁柱作為主要承重構件的木構框架體系，基本可以滿足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必在增加建筑類型方面花費心思了。

近代，伴隨著洋風建筑進來的也包括了豐富多彩且前所未見的生活方式。單一類型的空間形式逐漸不能滿足相互差別巨大的行為模式和人們對具有個性空間品質要求的不斷提高。于是，有聲電影院、百貨商店、電報電話局、西式醫院、洋學堂、廣播放送局、體育場等多種多樣的新的建筑類型應運而生。建筑功能專一化、多樣化成為沈陽乃至中國近代建筑發展過程中的顯著標志之一。不同的建筑功能不僅令建筑空間的形態豐富起來，也為建筑技術的發展注入了極大的推動力。對大跨度、靈活分隔、高層、專業工藝等需求，使得建筑的科技含量迅速提升。原本以手工勞動作為特征的建筑業開始與科學技術接上了軌，并進入到同步發展期。

于20世紀20年代興建的銀行建筑成為沈陽近代數量為眾的一類新型公共建筑。由日本人設計修建的朝鮮銀行奉天支店（1919）、東洋拓殖銀行奉天支店（1922）、橫濱正金銀行奉天支店（1925）；美國人設計的花旗銀行（1921）、英國人設計的匯豐銀行（1932）；中國人自行設計的東三省官銀號（1929）、 邊業銀行（1930）、志誠銀行（1932）等西式金融建筑改變了中式錢莊、票號的四合院式傳統格局。另外，如滿鐵大連醫院奉天分院本館（1909）、耶穌圣心堂（1912）、滿鐵奉天圖書館（1921）、東北大學理工樓（1925）、奉天郵務管理局（1927）、吉順絲房（1928）、奉天大和賓館（1929）、奉天國際運動場（1930）、同澤俱樂部（1930）、平安座電影院（1940）……內容豐富的新建筑類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近代沈陽城中，顯著地改變著沈陽的城市形態，記載著沈陽建筑近代化所取得的成就。

奉天滿鐵醫院舊影。

再說工業建筑的出現與發展。進入近代之前，沈陽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清末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刺激下，盛京（沈陽）地方當局開始考慮修建鐵路、開設礦山、開設工廠等事務。1895年盛京將軍依柯唐阿奏請清政府批準，成立了“盛京機器局”（后改名奉天機器局）——沈陽第一次出現了官辦的機械廠，成為沈陽現代工業的開端。特別是進入民國時期，張作霖為發展奉系實力，大力發展工業和鐵路。軍事工業、煉鐵業、機械工業、機車制造、飛機修理等成為沈陽近代工業的主體產業。沈陽被迫開埠以后，沈陽的民族工業在與外來資本工業競爭的過程中，得到了更加迅速的發展，很快在中國成為舉足輕重的工業之城。1931年沈陽淪陷，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沈陽工業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鑒于沈陽的工業基礎，日本人操縱的偽滿洲國為其侵華戰爭需要，將沈陽作為工業中心加速進行建設。在繼續發展原有工業的基礎上，又傾全力開發和建設沈陽鐵西工業區，一大批規模、設備、產品皆為一流的工廠建成投產。重工業城市從此成為沈陽城市性質的基本定位。盡管日本戰敗投降前對沈陽工業進行了摧毀和破壞，但1949年以后國家的大規模投入與建設，使沈陽成為國家重要的工業基地和聞名遐邇的工業之都。

工業的需要促動著工業建筑的進步，也為其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和保障。進入近代之前，沈陽發達的傳統手工業對建筑并沒有過多的要求。然而，現代的大機器生產完全改變了小作坊式的生產方式。不同的生產線、不同的生產工藝對工業建筑提出了與其他建筑類型完全不同的要求。特別是在巨大的內部空間、良好均勻的采光和通風條件、能夠運行生產的起吊設備、耐熱耐腐蝕的工作環境、必須嚴格遵守的生產流程、不同設施設備的安裝與使用要求等多方面都對建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正是新技術和新材料的出現為工業建筑的發展提供了必備的條件。最初，以三角形木屋架有效地加大了建筑的跨度。位于城內北中街的倉庫即為采用了三角形木屋架的木結構體系，并裝有簡易電動提升梯。以鋼材代替木材的三角形屋架使得建筑的跨度、受力與耐腐條件都得到更大的改善。位于沈陽北市場東側的原英美煙草公司的生產車間即屬采用了三角形鋼屋架的混合結構建筑。鋼筋混凝土的普遍使用，令工業建筑的發展邁出了重大的一步。各種單層廠房、多層廠房、承擔吊車運行工作的柱梁結構、鋸齒形天窗、各種冷卻設施、高大的煙囪、形形色色的傳送裝置……復雜的生產要求隨著建筑技術的進步逐一得到了保證。沈陽相對先進的工業條件又對近代建筑的工業化以及建筑技術、建筑設備的發展與提高，給予了重要的支持和推動。沈陽近代的工業建筑與沈陽的近代工業同步，走在發展的前列，也成為沈陽建筑近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

近代是建筑發生著巨大變化和質的跨越的時代。沈陽建筑近代化的標志性特征既展示著沈陽建筑在近代的發展足跡，又體現了其在中國近代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

受訪者簡介：

陳伯超，男，1948年生，沈陽建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建筑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建筑學會寒地建筑專業委員會及工業建筑遺產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遼寧省土木建筑學會副理事長及建筑師分會名譽理事長等。

長期從事建筑設計、建筑歷史和建筑理論方面的研究與實踐。

主持完成建筑設計、規劃設計、景觀工程設計項目共98項；獲國際國內建筑設計獎多項；主持完成科（教）研項目74項；發表論文170余篇，出版著作36部。其中于2015年完成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沈陽近代建筑史研究”和2016年完成的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沈陽近代建筑文化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版的學術專著《沈陽近代建筑史》，是他和他的學術團隊經過30余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

（本文摘自同濟大學出版社《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第一輯·搶救記憶中的歷史》，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