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奇幻文學的讀者都不會對C.S.路易斯這位20世紀英國作家的名字感到陌生，他的《納尼亞傳奇》使他與《指環王》作家托爾金齊名，也是《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的靈感源頭。但路易斯同時也是一名對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做出過杰出貢獻的牛津學者，以及上個世紀公認的西方最重要的基督教護教作家。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復雜的身份，自從他1963年去世之后，坊間始終能找到不斷推陳出新的路易斯傳記。

麥格拉斯《C.S.路易斯》

2013年出版的麥格拉斯所著的《C.S.路易斯》是最新的一部，作者本人是牛津大學宗教系教授，他在研究對比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以客觀沉靜的筆觸再現了路易斯的一生。時隔五年，由國內路易斯研究專家蘇欲曉和傅燕暉兩位老師翻譯的中譯本也于近期由上海三聯出版社推出。這部300頁的全譯本達到近乎一字一句的忠實，且行文曉暢通達，常使人忘記這竟是翻譯而非原創。

《C.S.路易斯》全書仍以時間為主線，從路易斯出生（1898年）一直寫到他去世（1963），但又根據他現實生活的空間背景將其一生分為三個大的時間段：截至從一戰戰場回來的前20年（第一部分），在牛津大學度過的35年（第二部分），以及在劍橋大學的最后9年（第四部分）。

因我譯了路易斯回憶前半生的自傳《驚悅》（201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感覺圍繞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第一部分很多內容非常熟悉，明顯參照了自傳。只是在一些細節問題上能看出作者的用心考證，比如路易斯在家人朋友中被稱為“杰克”，據說他是在1903或1904年暑假提出拒絕再使用原名“克萊夫”，而是希望被叫做“杰克西”，慢慢變成“杰克斯”，最后成了“杰克”。至于那是不是他家一只寵物狗的名字，作者認為沒有文件記載而無法證實。從這段內容足見麥格拉斯是帶著學者治學的嚴謹態度在寫這部傳記，同時也考慮到盡量對此前同類作品中忽略的細節多做補充，畢竟路易斯的這段生命時光因其自傳的詳盡描述而已經有了相當完整統一的敘述版本。

但是，第一部分花了很大篇幅描述路易斯在一戰中的經歷，顯然是因為路易斯自傳中對這段生命所花筆墨之輕淡與其性質之沉重形成了難以忽略的強烈對比：幾乎每位讀過《驚悅》的讀者都會驚訝于關于一戰的那個章節竟然是全書最短的。麥格拉斯先是指出這種不均衡感背后最簡單也最可靠的原因：“路易斯無法承受戰時記憶的創傷，因為這些經歷缺乏理性，引發了他對宇宙整體意義以及自身個體存在意義的懷疑。”他同時指出這種心理應對方式是明智而有益的：“他的那些創傷性回憶本來都極具摧毀力，但因他謹慎控制，對生活其他方面的影響也便降到了最低。”而路易斯自我療傷的方式在麥格拉斯看來就是文學，尤其是詩歌，他開赴法國前線之后更加如饑似渴地讀書，并且開始寫詩，文學“是路易斯的防火墻，把混亂、無意義的外在世界攔截在安全的距離之外。因此，其他人遭受毀滅性打擊時，他卻能幸免。”

隨后，麥格拉斯詳細追述了青年路易斯這段時間的生命軌跡，他于1917年夏加入牛津大學軍官訓練團，再進入英國步兵團訓練，隨后于同年11月開赴法國，開始了殘酷的戰壕生涯，直到1918年4月15日在一次戰役中受傷而終于離開前線回到英國。這些片段再現的主要依據是路易斯與家人友人這一時期的通信，尤其是他寫給父親和他童年時結交并成為一生摯友的格雷夫斯的信。他給后者信中有一句話尤其讓人過目不忘：“無論你何時厭倦了生活，開始寫作吧：墨水是治愈人類所有惡疾的良藥，這是我許久前就發現了的。”麥格拉斯似乎也格外鐘情這句話，在第四章時他再次引用，成為全書唯一兩次被引用的路易斯原話。

1905-1930年期間路易斯一家的住所

傳記第二部分涵蓋了路易斯成年后在牛津大學度過的35年生命，因此篇幅最長也不足為怪。作者用7個章節（全書共15章）客觀描述了路易斯成長為一名學者、作家和基督教思想家的完整歷程，如果說這是沿著時間軸展開的縱向線索，那么在橫向維度上，幾乎所有與路易斯有過交集、留下過雪泥鴻爪的人物皆為麥格拉斯所網盡。這其中很多人與路易斯的關系我們也能在其自傳《驚悅》中讀到比較詳細的記述，尤其是對他的信仰和學術思想產生深遠影響的朋友們。但是誠如麥格拉斯指出的，路易斯在自傳中有三個“漫長事件”是他刻意選擇隱而不談的，除了前文論及的一戰經歷，第二件事就是他與摩爾太太的復雜關系。

這位摩爾太太是路易斯戰時結交的朋友帕蒂的母親，帕蒂不幸陣亡，而路易斯回到英國之后幾乎就一直與摩爾太太生活在一起，直到她1951年去世，同時也照顧帕蒂的妹妹摩琳至她成年出嫁。因其在路易斯人生中登場極早，又很快成為像他哥哥沃尼一樣的實際家庭成員，摩爾太太的名字從第一部分最后一章起，直至第二部分最后一章，都會不時出現。麥格拉斯沒有刻意回避這段關系的特殊性，即最初摩爾太太極可能就是路易斯的情人，盡管他也指出并沒有任何文件或人證。他隨即表達了對這一關系的理解和同情，并花了很多筆墨描述她在路易斯牛津大學前20年生命中如何扮演了他實際的“生活支柱”，給他提供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而這個話題恰恰是之前的路易斯傳記大都避免深入討論或欲言又止的。

第三件令路易斯“不忍討論”的事與他父親的去世（1929年）有關，麥格拉斯根據對那段時間路易斯的書信研究，指出當時的路易斯“對父親沒有什么感情，對他而言，父親的離世似乎更像是一種釋懷，而非創痛。” 但在路易斯皈依基督教之后，也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對父親生出越來越多的愧疚感，認為自己年輕時自私執拗，在這段糟糕的關系中畢竟也負有很大的責任。他甚至認為自己是不可寬恕的，只是上帝總能寬恕“你里面那不可寬恕的。”對于這三件路易斯本人在自傳中只作邊緣化處理的事，我們在麥格拉斯的傳記里能讀到很多補充信息和分析式探討，并且也更能體會路易斯有選擇的緘默恰恰說明這些相關回憶的痛苦之劇。

英國牛津黑丁頓的圣三一教堂，C.S.路易斯之墓就在這里。

第二部分有一個章節專門討論路易斯對基督教的皈依。麥格拉斯首先指出，路易斯可以嵌入同時期作家學者經由“文學智趣”而歸信基督的模式。路易斯在自傳中曾詳細描述，他如何越來越深刻感受到那些植根于基督信仰的文學恰恰是最具驚人深度的，能真正傳達出現實生活“最根本的品質”。麥格拉斯由此聯想到由17世紀法國哲學家帕斯卡開辟的“發現神圣的經典路徑”：“沒什么必要試圖說服任何人相信宗教信仰是真的。”重要的是，“要使人們在看到信仰所提供的豐富而令人滿意的現實圖景后，希望這信仰是真的。”路易斯正是在踏上這條“經典路徑”之后開始越來越折服于基督教在“理性”和“想象性”方面的魅力，而這兩個詞也正是他信仰道路上的關鍵詞。麥格拉斯隨后指出，路易斯向有神論的皈依“是純粹理性的”，而他把握“基督教的現實”則是通過“想象力”。

幫助路易斯突破理性范疇，向自己想象力最深處的直覺敞開的，正是路易斯的牛津好友、《指環王》作者托爾金。麥格拉斯花了很多筆墨描述1931年9月路易斯與托爾金之間的一次徹夜長談，后者讓路易斯最終理解了“把握基督教的意義要先于把握它的真實”。圣經新約的這一“意義”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真實神話”的意義，必須通過充滿“開放性”和“期待性”的想象力來把握。神話可以喚醒人們心中對無可企及之物的渴望，而這種渴望正是路易斯從童年起就深切感受卻苦于無法描摹無處安置的，常常是驚鴻一瞥，既讓人喜悅，又莫名心痛。而此刻，托爾金幫助他意識到如果可以正確理解基督教這個“神話”，看到它如何將發自人類渴慕之心的“真理的回音和光影”帶到完滿之地，這樣一種信仰“便能將理性、渴望與想象融為一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麥格拉斯注意到路易斯1929年與病中父親的通信只字不提信仰上的重大轉變，基于這一發現，他對一直以來公認的路易斯1929年歸信有神論的時間節點提出質疑，并進一步大膽假設“是否有可能，他父親的死反倒起了這么個作用：這段時間所經歷的情感風暴激發他更深入地思考上帝？”嚴謹的麥格拉斯按照路易斯創作的順序把他所有已出版作品通讀一遍，負責地告訴讀者們，1929年的作品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那一年路易斯的內在生命有過任何戲劇性變化，“甚至1930年1月之前的所有作品也沒有任何一處暗示了語調或節奏上的變化。”隨后作者又羅列了一些詳細的基于私人書信的文本證據，提出路易斯開始相信上帝應該是在1930年，因其論證詳實，極具說服力，書出版之后，經麥格拉斯修訂的時間節點立即被廣泛接受，也被認為是這部傳記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淡墨會的聚會地，牛津The Eagle and Child酒吧。

這部分后四個章節繼續按時間順序追溯路易斯在牛津的工作和生活，與之并行的線索是對他1933年起近二十年間發表的文學研究和原創作品的介紹分析，鋪呈出路易斯作為學者兼文人的成長過程。年輕時的路易斯是“牛津最優秀的講座教師之一”，他驚人的記憶力和博學雄辯，以及蘇格拉底式的好辯和循循善誘令學生們對他愛戴有加。他與托爾金等同事好友組織的小團體Inklings（“淡墨會”），因其催生了《指環王》和《納尼亞傳奇》而成為英國文學史上的佳話。路易斯認為文學最大的“功效”之一是幫助治愈現代人的“時代勢力癥”：經典文學總是“對當下的終極權威構成一種強有力的隱含的挑戰”，因為人們通過這些作品會認識到，如今的“過去”也曾是“當下”，而當下看似“確鑿無疑的東西”，也可能只是時代風潮，也將如風散如潮退。在路易斯看來，真正的學者是“在許多時代生活過的”人，深諳“所有不是永恒的，都必永恒地過期”。

1933年出版的《天路歸程》是路易斯的第一部小說，探討“理性和想象如何在基督教的現實圖景之內得到確認和融合這一知性問題”，而不是為信仰做哲理性辯護。1936年《愛的寓言》出版，奠定了路易斯在中世紀文學研究的權威地位，其中關于伊麗莎白時代詩人斯賓塞《仙后》的一章被公認勝過之前所有的評論。最先讓路易斯進入大眾讀者視野的則是1940年出版的《痛苦的奧秘》，這也是他的第一部護教類作品，雖然一直被廣泛引用，但這本書主要是對痛苦概念的智性討論，與現實的痛苦體驗并無直接關系。路易斯真正描寫個體切膚之痛的書是《卿卿如晤》，在他晚年失去妻子喬伊后寫就（1961年）。1941年路易斯開始在《衛報》連載小說《魔鬼家書》，深得英國普通讀者的喜愛，一年后在美國集結出版，幾乎一夜間為他贏得了國際聲望，這部路易斯本人“從來沒有十分喜歡過”的作品卻讓他成了通俗基督教神學家的代表人物。1952年出版的《返璞歸真》最初是路易斯二戰時為BBC錄制廣播節目的講稿，之前也曾分冊出版，對這部至今仍常常排名基督教暢銷書榜首的作品，麥格拉斯詳細追溯了英文書名（Mere Christianity，純粹基督教）的緣起，分析了作為本書核心概念的“純粹的基督教”，也是這本書魅力長存的原因。作者同時討論了這部路易斯第一代表作存在的問題，指出一些嚴肅批評的正當性，充分體現了這部傳記視角的客觀和全面。

《C.S.路易斯》全書以路易斯的生命時間為主線，唯有第三部分脫離了時間軸，內容是純評論性質，圍繞《納尼亞傳奇》（1948-1954）展開，對這部奇幻經典作品從創作過程到主題結構、人物意象、思想深度、社會影響等等做了徹底細致的啟發式探討。麥格拉斯用一個獨立的部分來寫《納尼亞傳奇》，足見這部作品在路易斯寫作生涯中的地位，以及作者本人對這部作品的喜愛。除了讓讀者了解到極其詳細的小說創作背景，麥格拉斯還特別深究了“想象力”在這部小說中的重要性。納尼亞的故事源于路易斯的想象力，這也許可以說是所有文學創作的共性，但路易斯喜歡把自己的“創作”看成是對由上帝激發的靈感的回應。他雖然是在寫一個兒童故事，但他要探索的卻是哲學和神學的問題：“惡的根源、信仰的本質以及人類對上帝的渴望，等等”。但這絲毫不妨礙納尼亞受到孩子們深深的喜愛，不僅因為路易斯成功構建了一個永遠最能吸引孩子的新鮮神秘的魔幻世界，更重要的是，在那個世界里既沒有標簽也沒有說教，所有人物都復雜多面且處于變化之中。孩子們的想象力獲得激發和釋放，也正是憑借想象力的引導，他們可以自發地在故事中探索奧秘，進而探索人性、理解智慧、追問有關良善、高尚、直至生命意義的問題。

在談到納尼亞中動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時，麥格拉斯又聯想到路易斯對20世紀30、40年代流行的動物活體解剖和優生學論的堅定批判。為了所謂人類整體“質量”提高而倡導“優質”個體的繁衍權高于“劣質”個體，這一優生學論當然因為后來在二戰中被納粹付諸實踐而臭名昭著，但確曾在西歐自由主義圈子中風靡一時。而以科學之名對動物做活體解剖試驗，這在基督教信仰堅定的路易斯看來就和優生學一樣既荒唐又邪惡：一旦消解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那么既然可以對動物做實驗，接下來拿所謂“劣等人”做實驗幾乎就順理成章了。麥格拉斯隨后指出納尼亞就是一個“現實的窗口”，引導讀者“從不同角度去想象我們的世界”，“在我們已知的世界里探索更深層的意義與價值”——這確實是對這部小說非常公允到位的評價。第三部分幾乎就是一篇詳盡的《納尼亞傳奇》書評，在結尾處麥格拉斯還對作品受到的一些負面批評一一做了回應和辯解。沒有讀過納尼亞的讀者也許會因為這一部分的介紹而上網給自己的孩子們訂購一套，而如果本來就是納尼亞迷，也很可能會產生重回那個魔幻世界的沖動。

本書最后兩個部分分別講路易斯在劍橋大學度過的最后九年生命，以及他身后這半個世紀中形成的所謂“路易斯現象”。盛名在外的路易斯在牛津同僚中卻備受排擠：三次晉升教授落選，考慮到年齡健康都已不允許他再勝任講師的繁重教學和指導工作，路易斯終于1955年正式調往劍橋，出任劍橋歷史上第一任中世紀文藝復興英語文學教授。他也是這時期開始把自己喻為“恐龍”的，他已強烈預感到戰后的歐洲社會正大踏步進入巨變期。而他的個人生活將面臨怎樣的巨變，這恐怕倒是路易斯不曾預料的：一位離異的美國婦人海倫·喬伊·戴維曼走進了路易斯晚年的生命，不僅成了他的妻子，也催生了他后期一系列重要的文學作品，包括他自己最喜愛的小說《裸顏》（1956）、代表其最成熟的基督教思想的《四種愛》（1960），以及喬伊被癌癥奪走生命之后，在絕望之痛中寫就的《卿卿如晤》（1961），既是對信仰的終極拷問，也是路易斯的天鵝之歌。

全書的第五部分是對“路易斯現象”的總結分析，路易斯去世大約十年之后再度成為熱銷作家，甚至比生前受到更多關注喜愛，被譯成各種文字為全世界讀者所熟悉，而且目前這一趨勢似乎有增無減。麥格拉斯分析了這種現象背后的現實因素（路易斯生前助手、研究者、以及歐美教會對其作品的接力式整理出版和推介），同時也從歷史角度探討了更為深層隱性的社會因素：20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速度幾何式迅增，但個體的人在這樣一個后世俗時代似乎并沒有像想象中那樣無憾無畏地“與時俱進”，過往世代的精神遺產依然在時間深處熠熠發光，引得在機艙里吃著快餐、在健身房里插著耳機、在地鐵上呆刷手機的“現代人”忍不住頻頻回望。而路易斯留下的作品中，既有奇幻文學，也有中世紀文化研究，還有基督教思想辯論，懷有不同興趣的讀者似乎總能找到最吸引自己的那本書，進入路易斯用文字編織的一個個獨特的充滿想象力的世界。

C.S.路易斯

麥格拉斯為他敬重有加的路易斯所寫的傳記與以往重要的同類作品相比，最大的特點仍是其嚴格基于文本史料的客觀性，這種嚴謹和辯證的視角貫穿對路易斯其人其書其思想各方面的介紹討論。讀者因此得以在這本書里認識一個更真實的路易斯，以及對路易斯全部重要作品的最完整的閱讀指南：每本書的緣起和前后順序，主題內容上的傳承和相關，以及與作者內在生命成熟變化的相互照亮——在麥格拉斯深具啟發性和批判性的指引下，路易斯的文字很可能再次引發新一輪的閱讀興趣，其歷時半個世紀不衰的經典魅力也將會受到新的挑戰抑或驗證。而在麥格拉斯對路易斯做出的眾多中肯評價之中，我想下面這一句應該是永遠不會過時的：路易斯“是一名捍衛文學及其在人類文化和知識中的地位的斗士”。

【作者系復旦大學英語系副教授、C.S.路易斯自傳《驚悅》中文譯者（201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