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后，現(xiàn)代建筑在整個西方社會得到了廣泛傳播和認可，深刻地改變了建筑和城市的面貌，其影響直至今日。由于二戰(zhàn)的破壞，在現(xiàn)代建筑的發(fā)源地歐洲，最主要議題是戰(zhàn)后重建。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由于現(xiàn)代建筑追求經濟性和效率的一面過于突出，導致城市面貌蒼白乏味，單調無聊，引發(fā)了越來越多來自大眾的批判和建筑界的反思。由現(xiàn)代建筑大師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參與創(chuàng)立和主導的“國際現(xiàn)代建筑協(xié)會（CIAM）”在1956年開完最后一次會議后宣布解散。如何面對現(xiàn)代建筑運動的危機，走出困境，是當時建筑界的重要任務。

進入1960年代，歐洲的英國，荷蘭，意大利建筑界十分活躍，而法國建筑界則比較沉悶。青年們既不再崇拜和迷信柯布西耶，又對有著輝煌歷史的巴黎美院建筑教育極為不滿，處于彷徨迷茫的時期。然而，這時的法國卻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建筑團體， “建筑原則”（Architecture Principe），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做出了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成果。他們承上啟下，對努維爾（Jean Nouvel）、庫哈斯（Rem Koolhaas）、哈迪德（Zaha hadid）、藍天組（Coop Himmelblau）、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等一系列當代建筑師有著重要影響。但由于當年他們引發(fā)的爭議太大，存在的時間又只有短短七年，即便在西方建筑界，他們也一度被遺忘。這個建筑團體的實踐恰逢整個西方社會危機爆發(fā)的1968年前后，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涉及到建筑和藝術、社會和政治的關系，角度獨特，內涵豐富。 50年后的今天，本文試圖重新挖掘這段被塵封的歷史，以期對當今的建筑思考有所啟發(fā)。

1.

1963年，“建筑原則”由法國建筑師克羅德·巴夯（Claude Parent，1923-2016）和文化理論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1933-）創(chuàng)立。

當時的法國很流行這種多學科的研究小組，巴夯本人就參加了不止一個。在他還是個學生的時候，就以其生猛的個性和藝術家及出版人安德烈·布魯克（André Bloc）不打不相識，誤打誤撞地進入了以布魯克為核心的藝術家圈子，成為空間小組（Espace Group）的一員。布魯克是《今日建筑》（Architecture d’Aujourd’hui）的編輯，對世界建筑思潮感覺敏銳。空間小組是一個以畫家和雕塑家為主的研究群體，關注新造型運動（Neo-plasticism）和幾何抽象。憑此機緣，從1950年代開始，巴夯得以和當時第一流的藝術家，如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費爾南.萊熱(Fernand Léger)，合作或者互相啟發(fā)，完成了很多藝術裝置和小型建筑項目。他也曾在柯布西耶那里短暫工作過，在贏得一個設計競賽后獨立執(zhí)業(yè)。

在巴夯和藝術家們合作探索動態(tài)建筑的時候，維希留在做關于大西洋沿岸碉堡的研究。從1942年到1944年，納粹德國在2685公里的海岸線上建造了大約8200個碉堡，以阻止盟軍登陸。維希留在南特（Nantes）長大，對那些碉堡很熟悉。他在研究過程中拍攝了幾千張碉堡的照片，并且在日后出版了《掩體考古學》（Bunker Archeology）。維希留除了是一個理論家，也是一個給玻璃著色的畫家。他曾經做過好幾個宗教藝術項目，和教會的關系很好。在朗香教堂的建造階段，他和柯布西耶熟識了。

巴夯和維希留有一個共同的朋友，畫家米歇爾·卡拉德（Michel Carrade）。他一直覺得這兩個人的談吐很像，應該認識。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彼此只有耳聞而不曾會面。原因在于維希留很討厭建筑師，一直拒絕和巴夯見面。戲劇性地轉變發(fā)生在1963年。維希留想在巴黎買一套公寓，甚至都簽了合同。突然他發(fā)現(xiàn)附近的大街上有一棟剛剛建了兩層框架，還在繼續(xù)修建的房子。他的直覺讓他瞬間決定，那才是他要住的地方。后來從卡拉德那里知道原來巴夯就是這棟樓的建筑師，于是維希留終于同意見面了。

維希留給巴夯分享他拍攝的那些令人激動的碉堡照片，巴夯深感震撼。他開著一輛吉普車，去實地體驗那些半埋在松軟沙土中的碉堡。那是一種在其他地方無法感受的空間感：昏暗，暈眩，錯亂。穿過一個個陌生房間，分不清楚哪是地板，哪是墻。“上”和“下”的概念在這些防御建筑的廢墟中根本沒有任何意義。突然，在某處坍塌斷裂的地方，一束天光直射進來，有一種神圣感。

巴夯知道維希留討厭建筑師。但他的個性也是極其高傲的，心想 “你談論那些你根本就不懂的事情，還蔑視所有的建筑師。讓我給你看看，到底能發(fā)生些什么？！”那時候巴夯恰好有兩個住宅項目即將完工，于是他帶著維希留參觀了那兩棟建筑。這兩棟房子一個以傾斜的方式出現(xiàn)，另一個房子是曲線的形式，都有運動的感覺。那兩棟住宅是他之前十年對動態(tài)建筑研究的頂峰。這一次輪到維留希瘋狂了，他對巴夯說“咱們百分之百應該一起工作”。

從建筑學角度來看，巴夯前期通過和藝術家群體的交往、合作與實踐，間接繼承了蘇俄構成主義和抽象藝術的成果，發(fā)展了對動態(tài)的建筑的研究和實踐；而在同一個時間段，維希留則通過他關于碉堡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了不均衡建筑的另一個版本。兩人的合作使同一個主題的兩條獨立道路融合在一起。

兩人剛開始合作的時候，維希留只是巴夯討論的伙伴。當巴夯被邀請去參加辯論的時候，維希留往往一起去并且聯(lián)合回答問題。后來，維希留對事務所的工作介入越來越深，每天都來辦公室待幾個小時。憑借維希留和教會的良好關系，他們得到了位于訥韋爾（Nevers）的圣伯納黛特（Sainte-Bernadette）教堂項目委托。

維希留對建筑有令人敬佩的雄心和遠勝常人的直覺，但畢竟建筑設計需要專業(yè)的技能，他缺乏這方面的實際知識。因此，在教堂設計過程中，他們的合作方式是由巴夯畫出最初的設計和平面，然后兩人開始頻繁討論，并進行修改定案直到最終建成。

這座教堂的規(guī)模不大，大約可容納400人做禮拜；功能并不復雜，輔助用房位于一層，主空間位于二層。信眾從西側進入一層門廳，正對著一部寬敞但卻陡峭的樓梯。拾級而上，就到達了二層的中心部位。教堂的平面是一個不對稱的六邊形，二層屋頂?shù)闹虚g，也就是樓梯的正上方，從北到南有一個貫通的天窗，把室內空間分成兩部分。

二層室內空間的特異之處在于它的地面。以天窗覆蓋的區(qū)域為界，樓梯所在的中部為最低點，向東西兩側延伸的地面都是傾斜的。一層的輔助房間面積不大，所以二層傾斜的樓板一直伸出了外墻，形成了懸挑的形式，而一層入口和門廳上方傾斜的天花板恰好是二層的樓板。除了地面是傾斜的，二樓的屋頂和墻體也是傾斜的，在墻體和頂棚的交界處是連續(xù)的弧形，有意模糊了墻面和天花的分別。東西兩端的地面和墻面之間脫開了一條縫，讓反射的光線可以從下部進入室內，把墻面下半部分照亮，地面看起來似乎飄在空中。祭壇布置在最東端。面對祭壇的地面，設置了簡單長凳構成的坐席區(qū)，分為四組。祭壇位于大廳盡端本來是個常見的做法，但和地面坡度的傾斜角度組合在一起，則形成了極為奇特的氛圍：距離祭壇近的一半，人們坐在位于斜坡的長凳上，仰視祭壇；距離祭壇遠的一半，人們則是俯視祭壇。

這座教堂采用整體現(xiàn)澆的素混凝土建造，室內外都是脫去模板以后不加修飾的粗糙的灰色混凝土表面。外觀極為封閉，只有很小的幾個方窗。室內大部分區(qū)域極為昏暗，但中部的天窗則把明亮的光線引入室內，形成一種似乎很神圣的感覺。

這座教堂如此奇特，全都是因為它的靈感來自于巴夯和維希留所鐘愛的碉堡。

不出意外，這座任性的教堂落成之后震驚了法國，完全顛覆了常人對教堂的印象。人們不能理解，為什么教堂要采用碉堡的形式？！人們也不能理解，為什么樓面要做成傾斜的？！

2.

對于維希留來說，碉堡是20世紀建筑的頌歌。如果說有人諷刺和謾罵現(xiàn)代建筑像是碉堡，那么在這里，這種說法就是對這座建筑的最高褒獎。維希留是個反軍國主義者，但是他喜歡那種有組織的，集合在一起而得到的非凡力量。他尊重那種近乎魔力的，能超越個體的力量。諾曼底登陸對于他來說極為重要，它不僅帶來了解放，還在達到目標的時候展示了整個美國工業(yè)的威力。他贊美這一點。基于同樣的道理，他也贊美超級有組織的德國裝甲師和德國的高速公路系統(tǒng)。

巴夯也是個反軍國主義者。但這只是他的本性，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的立場。他覺得設計一個教堂和設計一座獨棟住宅、一個電影院或者一個超市，沒什么不同。對他來說，重要的是在面對人們的行為時，要找到最好的空間解決方案。他也不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也不太關注教堂的玄學議題。在維希留的影響下，他認識到碉堡是特別棒的建筑形式。混凝土形成的連續(xù)性，薄殼的技術表現(xiàn)力都很有參考價值。最關鍵的是碉堡有動感，如果盯著碉堡看一會兒，會發(fā)現(xiàn)它們似乎向前朝著人駛過來，就像坦克一樣。所以他們一起決定使用碉堡這種軍事詞匯來創(chuàng)造一個教堂。

從兩人相遇之前對動態(tài)、不均衡建筑的共同興趣以及各自工作中對這個主題的實踐來看，圣伯納黛特教堂出現(xiàn)了傾斜樓面實在是一個雙劍合璧而又水到渠成的結果。維希留并不從事建筑實踐，因此可以擺脫現(xiàn)實中存在的干擾因素，感覺敏銳從而保持概念的純粹性。巴夯之前費勁周折完成的德魯士住宅（Drusch House）項目在傾斜的概念上并不徹底。雖然平面和立面框架都有旋轉45度的傾斜元素，但從剖面上看，并沒有打斷基本的平面參考，樓板還是平的。所以在教堂的合作過程中，當維希留提議把樓面層做成傾斜的，巴夯雖然覺得這想法沒能出于自己而感到十分沮喪，但更多的卻是興奮。他認識到，在一個真實項目上兩人一起工作的挑戰(zhàn)激發(fā)造就了最基礎的突破性進展：這是第一次應用有功能的傾斜樓面。

圣伯納黛特教堂引發(fā)的巨大爭議，并不會讓他們覺得困擾。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宣揚他們的觀點。有一次，他們在里昂做公開演講，但遭到了一些人的羞辱，稱他們是“情境主義者”（Situationists）。面對這個名詞，兩人的反應截然不同。維希留顯然早已了然于心。據(jù)巴夯后來推測，維希留很可能受了“情境主義”以及提出新社會主義的學者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K. Calbraith）的影響。維希留是個很會讀書的學者，有一種天分，可以在了解趨勢和事實的基礎上，用他自己的與眾不同的方法進行綜合，并且賦予新的維度。

巴夯卻從沒聽過這個名詞，他不知道別人用這個詞是不是在罵他們。但他覺得維希留肯定知道，就問維希留“情境主義”是什么？于是維希留私下丟給他一本宣傳情境主義的雜志。這類書當時可是禁書，但在巴夯看來，這本采用高檔紙張印刷，裝幀華麗的冊子，根本就不像批判社會的毒草。巴夯看完后覺得“情境主義”的社會分析跟他們的觀點幾乎一樣。尤其是荷蘭藝術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的觀點很接近他們。

這并不奇怪，因為“情境主義國際（SI）”的成員很多都是藝術家，其思想直接承襲先鋒派藝術。他們的主旨是在城市中通過構建新的情境，用情境主義式的對生活的藝術化改變，來對抗資本建構的景觀社會，以實現(xiàn)對日常生活的解放。 “建筑原則”提倡連續(xù)流動的運動，逼迫身體去適應不平衡；鼓勵人們形成對重力的經常性意識，讓身體形成一個和建筑可以觸碰的關系。或許可以這么解釋，在1960年代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大眾逐漸麻木冷漠，需要用極有個性的空間，來刺激大家不要掉進資本主義形成的舒適性陷阱。更直白的解釋就是，不能讓你舒服了。不舒服，不習慣的空間才能讓你思考，讓你感受，從而保持你作為一個人的獨立性。當然，巴夯后來對堅持使用斜面有一個浪漫的解釋：“我愛航海，從不曾像我在帆船上那樣那么快樂。因為我要經常移動，在那里，我是平衡的。”

如果說“建筑原則”和“情境主義”有什么區(qū)別，那就是前者沒有僅僅停留在紙上，而是有幸通過具體的建筑形式得以表達。情景主義者卻從來沒能做到這一點。

3.

無論如何，教堂項目讓兩人在合作中發(fā)現(xiàn)了傾斜帶來的潛力。他們對于自己要達到的目標有了很清晰的想法，他們決定要大力宣揚他們的理論，并把他們的實踐總結為“功能斜面”（the Oblique Function）。但是建筑出版社對這些不是太有興趣。于是他們自費出版了一本以他們這個組合 “建筑原則”命名的雜志。關于雜志，還有個小插曲。在出版人一欄里，還列著莫里斯·利普西（Morice Lipsi）和卡拉德的名字。也就是說，名義上，他們也是“建筑原則”的成員。但兩人實際參與很少。根據(jù)巴夯的回憶，利普西為圣伯納黛特教堂做了雕塑，卡拉德本來是要做教堂的裝飾，但他并沒有做完。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參加了巴夯和維希留關于項目的討論，和他們的想法有共鳴，但是傾斜樓面則完全是巴夯和維希留兩人的工作。

言歸正傳。這是一系列宣言式的出版物。目的是為了反對歐幾里得空間，探索新的建筑和都市秩序。從1966年2月到12月，一共出版了九期。每一期的主題依次是 “功能斜面”，“第三種都市秩序”，“潛力主義”，“訥維爾的工地”，“可居住的流通”，“中介城市”，“掩體考古學”，“力量和想象”，“沙爾勒維爾（charleville）計劃”。

兩人包辦了所有的理論文章。維希留本來就是文化理論家，他在理論建構方面很有天分，“功能斜面”這個詞就是出于他的手筆。他的文章主題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可居住的流線和傾斜的城市。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都在論證斜面如何在未來的建筑和城市中發(fā)揮作用。他的論述往往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實際上，靜態(tài)的垂直和水平不再與人類生活的動態(tài)相對應。在未來，建筑必須建立在傾斜的基礎上，才符合人類意識的新層面。任何不這樣做的建筑項目將很快變得毫無用處。”（警報，《建筑原則，第一期》）

大規(guī)模遷移的社會現(xiàn)象，工業(yè)社會或先進科學企業(yè)所需要的各種能源，甚至大自然的力量都是流動的，但卻沒有一個被現(xiàn)代城市所吸收。在所有的表現(xiàn)中，運動已經成為我們城市毀滅的媒介。（可居住的流通，《建筑原則，第三期》）

在物理約束不斷增加的時候，當異化變得司空見慣時，為了社會的利益，我們必須利用斜面、曲線和拓撲，或者說是拓撲學的方法來充分利用空間的潛力。（中介城市，《建筑原則，第六期》）”

也正是在這本刊物中，維希留畫出了那個著名的圖表：- |=+, / =X。農業(yè)時代是水平的時代。田野，風景，沿著小路行走，都是平的。工業(yè)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工廠的煙囪和鋼結構的摩天大樓宣布了垂直時代的到來。向太空發(fā)射火箭的過程中，垂直的特點達到了頂峰，這是地球引力的終極逃逸。那么后工業(yè)時代的特征是什么呢？答案是傾斜。他堅信不論向哪個方向傾斜，都會帶來增加的（即乘）可用空間的好處。

巴夯的文章當然也充滿了和維希留類似的宣言和結論，但從內容來說，或許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考慮具體問題，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要回答需求，處理約束，對抗不可能，建筑必須：

離開現(xiàn)有的城鎮(zhèn)，促進新城市社區(qū)的創(chuàng)建

主導這個場地，成為一種自然的解脫

改變它的尺寸，變成一個人工風景……

面對目前的不確定性——焦慮、痛苦、集體恐懼、暴力的增加——建筑必須建立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它可以通過兩個關鍵設備實現(xiàn)這一點：

功能斜面，適用于空間的形成和利用：

傾斜式，懸臂式，內部用于居住，外部用于循環(huán)。

建筑永遠不應該是中立的或不確定的。它必須是主動的；它必須不斷地鼓勵人們參與進來，讓他們參與到公共活動中。在建筑環(huán)境中，人是至關重要的（建筑物是用來攀登的，被征服的）。”（主導的場地，《建筑原則，第三期》）

“第一步就是要提高人們的認識。這樣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引起如此強烈的’不滿’，以至于人們被迫陷入一種拒絕的狀態(tài)。第二步是提供克服這種最初反應的方法，也就是說，超越拒絕。新釋放的建筑潛力，激活了一種無意識的機制。

這兩種策略是串聯(lián)起來的，它促成了第二種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人們無意識地，沒有偏見，沒有受到接受的文化的束縛，沒有懷疑——重新發(fā)現(xiàn)自主行為的自由。因此，他們將能夠進化出非傳統(tǒng)的交流方式，并有意識地參與到建筑中來。他們將在他們面前展示人類和建筑的統(tǒng)一的證據(jù)。”（潛力主義，《建筑原則，第三期》）

另一類則是充滿激情的戰(zhàn)斗檄文。如果說，面對外界的批評，維希留的寫作采取了一個對抗激進的理論化立場，那么巴夯就是明確地宣戰(zhàn)：

“在20世紀后半葉，武器正集結在一起，以對抗建筑。這一次，我們的目標是永遠粉碎它。

‘組織者’正在把人類連根拔起，以使他們變得可塑、可量化、可編目、可分析。……

職業(yè)官員、規(guī)劃人員、工程師、技術專家、行政人員、法律和財務顧問、保險公司、社會學家、社會學家、人種學家、氣候學家、地理學家、人口學家、裝飾家和設計師——都在進行必要的平定工作，帶著為人類最佳利益行事的確定性而具備的平靜。這些職業(yè)正在削弱建筑師的作用。……

那些正在標準化的人

那些正在摧毀群眾并拼命反抗的人

那些主張不加區(qū)別地使用純粹的數(shù)學結構的人

那些想把建筑師和工程師的角色混為一談的人

……

那些不相信建筑自主權的人

那些要求建筑謙遜的人

那些背叛建筑的人

我們想對所有這些人說：我們正在進行活動，宣布一種戰(zhàn)爭狀態(tài)。”（連根拔起的人類，《建筑原則，第三期》）

或許有必要把這一系列宣言放到更大的時代背景中來理解它們的意義。1966年，羅伯特·文丘里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Robert Venturi & Denise Scott Brown）出版了《建筑的矛盾性和復雜性》，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出版了《城市建筑學》，他們都是出于對正統(tǒng)現(xiàn)代主義不滿而提出的理論。比較這三本著作，文丘里、布朗和羅西都把出路回溯到了歷史，而“建筑原則”則直指未來。應該把他們放在1960年代全球的新烏托邦運動中來理解。那也是Archigram、Superstudio、 Archizoo和“新陳代謝”縱橫江湖的時代。事實上，他們也確實被視為全球先鋒運動的一部分。1966年，彼得·庫克（Peter Cook）邀請“建筑原則”參加了在英國福克斯通（Folkestone）舉行的“國際實驗建筑對話”（IDEA）。這是當時規(guī)模最大的國際會議，主題是實驗建筑。該活動由“大都市藝術中心”、 “Archigram”和英國建筑學生協(xié)會共同主辦，對外宣傳說這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所有歐洲的創(chuàng)意狂人都將發(fā)言。”這次大會約有500名建筑師、藝術家、學生和評論家參加，其中包括Archigram，雷諾·班海姆（Reyner Banham），尤納·弗里德曼（Yona Friedman），漢斯·霍萊茵（Hans Hollein），塞德里克·普萊斯（Cedric Price）等重量級人物。

在這次會議上，巴夯和維希留特立獨行，處處都和參會的其他建筑師不一樣。他們一身黑色，侃侃而談他們通過景觀展開的傾斜城市理論，介紹以碉堡為原型的圣伯納黛特教堂。他們的做派、想法和實踐強烈地刺激了參會的先鋒建筑師們。當他們講完的時候，在座的聽眾集體起立，把他們比作納粹，向他們致以納粹的舉手禮。或許他們真的是狂人中的狂人，狂到了普通狂人沒法理解的地步；或許專業(yè)知識并不能使人更包容，有時候專業(yè)人士的態(tài)度甚至更極端而導致狹隘。此后30年間，巴夯再沒有去過英國。但彼得·庫克幾年后曾經到法國拜訪巴夯，他感嘆：“天吶！他不只是談到了斜面，他真的是在斜面上生活的！”

外界不能影響他們的熱情，他們下定決心，要把斜面進行到底，所有的建筑里都必須有斜面。兩人后續(xù)設計了一系列“功能斜面”項目，比如沙爾勒維爾文化中心，馬里奧蒂住宅（Mariotti House），伍格住宅（Woog House），但卻都沒能實現(xiàn)。1968年，為了證明傾斜是可以居住的，他們精心設計了一個傾斜的實驗性模型，取名為“擺動的減穩(wěn)器（The Pendular Destablilier）”，打算驗證人在其中的生理和心理的變化。這是一組類似剪刀樓梯那樣交錯的裝置，升到地面以上12米，讓它和外部世界隔離開。里面沒有電話，沒有郵件，沒有溝通的方法。人們只能通過墻上的一個小洞交談。他們打算利用假期在南特大學測試結構，但這時已經臨近五月，革命的暴風驟雨即將來臨。

4.

在風暴之前，兩人都住在巴黎最高級的住宅區(qū)里，巴夯開著蘭博基尼，維希留開著捷豹。運動開始了，維希留很快就扔掉了他的捷豹車，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按照巴夯的說法，“維希留發(fā)現(xiàn)了麥克風。他失控了。”

隨著五月初學生運動和警察的沖突升級，風暴愈演愈烈。5月13日法國工會號召全國工人總罷工支持學生，千百萬工人群眾加入運動。維希留滿懷著對革命的熱情，深深卷入了這場重要的運動。這是他一生的夢想——1789年重來了。他作為核心成員發(fā)起了“占領奧德翁劇院行動（Occupy the Odéon）”。

奧德翁劇院是法國的六座國立劇院之一，坐落在塞納河左岸的巴黎第六區(qū)，毗鄰盧森堡公園。劇院于1782年開張，但1799年被大火燒毀，重建后于1808年再次開張，是法國皇室和貴族觀看表演的地方，莎士比亞也曾在這里上演過他的著名劇作。“占領奧德翁劇院行動” 是由一群藝術家和戲劇人、學生和工人的行動，他們組成了一個革命行動委員會，在這個國家的節(jié)日表演之后，占領了被視為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征的奧德翁劇院。他們認為占領劇院顯然只是第一階段，強烈要求所有的專業(yè)人士與工人和學生聯(lián)系，加入這場行動，并在他們自己的工作場所采取類似的行動。為了繼續(xù)這場運動，委員會呼吁大家5月16日的午夜時分在“前劇院”聚會。維希留把整個行動的籌劃過程當作嚴肅認真的革命工作，當巴夯去看望他的時候，維希留告訴巴夯，現(xiàn)在他是“保羅同志”。

維希留革命熱情高漲，他不光是自己全身心投入，也希望 “建筑原則” 加入到這場運動中。然而巴夯對此卻一點胃口也沒有，他跟維希留直說不想去示威，別拉著他去。他并不覺得一說秩序就聯(lián)想到法西斯。他覺得秩序意味著連貫，一種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的思考方式。巴夯希望這場運動能夠提出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秩序，然而參加這場“運動”的人只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撕開而已，并沒有提供現(xiàn)實的選擇。他在后來的一次訪談中說到“（這場運動）使我想到了在法國南部解放以后的余波，十五歲的孩子被組織起來，拿著槍出去報仇。我不喜歡那些暴民心態(tài)。在教堂里也發(fā)生同樣的事情：當人們來到一起形成一個大組，每一個個體就會迷失。”

基于這種立場，他對維希留在五月風暴中的狂熱，很有一些不屑。巴夯后來曾經語帶諷刺地說“他可不傻。當那天警察猛攻奧德翁劇院，拿著警棍把每個人像趕牲畜一樣往外趕的時候，他不在那兒。他回家洗澡了。”

兩年后，大約是1970年，《今日建筑》編輯了一期特刊，主題是當代建筑的趨勢。編輯請巴夯和維希留各寫了一篇文章。寫的時候，兩人沒有互通消息。巴夯在自己的文中寫道：功能斜面并不是政治運動；它沒有政治的議程。維希留讀到這里的反應十分激烈，打電話給巴夯：“你怎么能那么說？！你知道我在68年卷入甚深，我冒著生命危險……”巴夯則以他一貫的直白方式回復 “‘建筑原則’有你和我兩個人，在‘功能斜面’理論上也有你我兩個人。你可以質疑社會，挑戰(zhàn)建筑進程，但我不把那個看成是政治的。那根本就不是68年五月的政治感覺。你這么說太蠢了。”至此兩人決裂， “建筑原則”不復存在。

在兩人的合作中，涉及到了跟建筑有關的三個方面：藝術，社會和政治。維希留雖然也涉及到藝術議題，但他關注的始終是建筑和社會或政治的關系，他的《掩體考古學》出發(fā)點就是試圖揭開地理政治學的基礎。在“建筑原則”的寫作主題也一直是跟社會危機和改造社會有關的議題，68年他本人甚至直接深度卷入了政治運動。巴夯則始終站在建筑的藝術角度來思考和實踐。他本質上是個藝術家。

現(xiàn)代藝術與社會的關系極為緊密，社會現(xiàn)實是藝術的出發(fā)點，藝術是對社會現(xiàn)實的揭示；藝術可能會發(fā)現(xiàn)潛在的能量，提供更多的視角和真知灼見。巴夯和藝術家們的交游往來，當然使他具備了這樣的眼光。因此，關于建筑和社會的議題，無論外界的批評和質疑的聲音有多大，巴夯和維希留的理念是高度一致，渾然一體的。

對于以最終建造為目的的建筑實踐來說，建筑的社會性很難回避。然而尷尬之處在于，無論建筑師如何有理想有情懷，主動提出以建筑為媒介改造社會的提案，但真正決定實施的主動權并不真的掌握在建筑師手里。能夠實施與否，或許需要點運氣。雖然“建筑原則”建造了一個教堂，1970年還建成了一座大型超市，但巴夯念念不忘的遺憾卻是從來沒有得到參與大規(guī)模社區(qū)重建項目的機會。“功能斜面”沒能在真正體現(xiàn)社會性的社區(qū)重建中得到哪怕一點點可能實現(xiàn)的機會，和“情境主義”空間介入策略的命運如出一轍。

建筑和政治當然也有緊密的關系，但規(guī)則極其簡單，結果也一目了然。建筑想利用政治的結果一定是被政治利用。

5.

拆伙之后，維希留專注于教學和研究。研究的焦點從拓撲學轉到了速度學。按照他的學生讓·努維爾的說法，維希留以前是個軍事美學理論家，只有經過了五月風暴，他才真正成為了哲學家。他的研究涉獵廣泛，激發(fā)了無數(shù)跨學科的研究者對藝術、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熱情。

拆伙之后，巴夯繼續(xù)在實踐中做“功能斜面”，先是獲得了商業(yè)的成功，后來則由于核電站項目飽受抨擊失去了關注。他后來專注于建筑畫。按照他的學生讓·努維爾的說法，他是當代的皮拉內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事實上，他雖然被大眾甚至建筑界遺忘，但卻是建筑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對當今的重要建筑師們影響巨大。他連接著過去和當代。

但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本文取材主要包括1996年由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出版的《The function of the oblique》，2013年purple雜志對巴夯的訪談，2014年第三期《建筑創(chuàng)作AC》出版的法國建筑師特輯，以及Dezeen、architectmagazine、core77、Icon、nytimes、wallpaper等國際期刊對巴夯的報道及紀念文章。為保證行文流暢，未按照學術論文格式一一注明出處。關于巴夯的早期實踐、后期研究，以及他對努維爾、庫哈斯、哈迪德、藍天組、里伯斯金、妹島和世、藤本狀介等一系列當代重要建筑師的影響，另有文章進行敘述。）

［作者簡介］

劉延川，畢業(yè)于建筑聯(lián)盟設計研究實驗室（AADRL）。C Office主持建筑師。在建筑實踐之余寫點有關建筑的文字。曾出版《在AA學建筑》,《參數(shù)化原型》等專著，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