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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客邦:找到一個作者和讀者擦肩而過的時刻丨新銳訪談
原創 袁歡 文學報
青年作家 貝客邦

推理作家貝客邦在上大學時曾萌發輟學寫作的想法,但因為想法過于不成熟,加之被家人勸說,他按部就班地上完了學,畢業后又當了十年動畫設計師。寫作的念頭一直埋在心里,后來,他還是成為了職業作家,在35歲時,他終于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小說。
剛剛過去的2022年對于作家而言,算特別的一年。處女作《海葵》被改編成劇集《消失的孩子》并熱播,又接連出版了《白鳥墜入密林》和《冬至前夜》兩部作品,他也因此被稱為“懸疑界的黑馬作家”。時間線上,前者的寫作晚于后者,創作心態也發生了很大轉變。他說:“比起其他小說,《白鳥墜入密林》里面的人物個體和人物間的關系更加復雜,描繪的方式也更隱蔽,我不想籠統地去概括人物,而是通過一件件事情來呈現人物。”
貝客邦信任一句話:“‘曖昧’是小說的養分”,他說自己其實很難總結具體的寫作方法,對他而言可能是無序的,“我只能做到集中精力走進人物里面,以他們的視角來看待故事中的世界,寫他們的所見所想。”目前他想好好做的就是講故事這件事,“找到一個作者和讀者擦肩而過的時刻。在這個時刻,作者把故事講給讀者聽,而后走向各自的路。”

貝客邦/著
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
01
“把一個純粹而堅持的人
放進一團亂麻之中”
記者:從兩本新作《白鳥墜入密林》和《冬至前夜》的創作背景聊起,通常你如何獲得一個故事靈感?
貝客邦:大概三四年前,我看了一部國外紀錄片,叫做《未解之謎》,總共六集。除了一集講不明飛行物之外,其他五集講的都是未破獲的案件。這些案子本身的內容都很吸引人,但更讓我感興趣的是它的表現形式:采訪。受害人家屬、警察、嫌疑人等案件相關人員娓娓道來,敘述中有一種追溯時間的魅力。于是我就打定主意寫一個以采訪形式講故事的小說。這就是《白鳥墜入密林》寫作初期形成的念頭。不過在那之前,我心里已經有了一個人物的“樣貌”,我想把一個純粹而堅持的人放進一團亂麻之中,讓他成為案件嫌疑人應該是個不錯的主意。這樣,一條線的敘述方式和內容都落實了,隨后慢慢擴充細節,完成了故事大綱。
《冬至前夜》動筆的靈感也是看影片的時候冒出來的。《黑鏡》第四季中的某一集,開場有一起車禍,肇事司機為了掩蓋罪行處理掉了尸體。我心里馬上有了一個猜測。不過影片并沒有按我的猜測走。隨即我想,為什么不把我的猜測落實,融入自己的故事?我一直對女性復仇、精神重生等主題比較感興趣(雖說目前并沒有處理地很好),兩者一結合,就有了《冬至前夜》。
“如何獲得故事靈感”比較難回答,從剛才那兩部小說的情況來看,大概首先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內在的、對于某種情感或問題的表達欲,這個因個體不同而不同,是每個作者獨一無二的,可能是成長過程的體驗積累吧。另外一個是外部的刺激,就是一個故事的正確打開方式。這里的“正確”是作者的一種自我認同,隨著寫作經驗的積累,可能會越來越難。它可以來源于文學或者影視作品,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某個瞬間引發的聯想。當然,要寫好小說,光有這兩點是遠遠不夠的。我還在琢磨和學習。
記者:詭計是推理小說的一個重要部分,《冬至前夜》的詭計設計與《白鳥墜入密林》有很大不同,詭計設計對你來說,是寫作時最耗費精力的嗎?
貝客邦:詭計的設計確實耗費心力,而且容易吃力不討好。懸疑推理類型小說發展到今天,幾乎任何一個詭計都能在過去的小說中找到模板,只能在詭計的來源上做文章。最困難的是,要將詭計和故事核心相融合。《海葵》是難辨花朵或惡魔的雙重面目,《冬至前夜》是人生重啟,《輪回前的告別》是生死無法阻隔的情感,《白鳥墜入密林》是密林自然生長所形成的天然困境。我盡可能地把這種融合作為我寫懸疑小說的一個重點,希望未來能把它做得更好。

貝客邦/著
后浪·海峽文藝出版社
記者:《白鳥墜入密林》的開放性結局是一開始就設想好的嗎?這里追問一下,通常對于讀者來說,時不時的兇殺案可以持續刺激閱讀興趣,但你的小說好像并不太在意這一點?
貝客邦:《白鳥墜入密林》的結尾和大綱有所不同。原本只到第一個“真相”為止,以金瑩投河自盡為故事的終點。但我在寫到接近“真相”的位置時,隱隱感到不安。我用梁皓的思路去看待金瑩,我發現金瑩變得不那么純粹了。她試圖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來向母親表達永遠的恨,留給她無法斬斷的羈絆。如果這是真的,那第一個“真相”就太殘酷了,因為金瑩不但毀滅了自己,也毀滅了梁皓心中的理想世界。梁皓內心無法接受,他必須在邏輯的夾縫中尋找另一種可能。第一個“真相”中的一些疑點給了他機會。于是有了“梁皓的真相”。
懸疑小說有個套路(至少大部分讀者看來如此):最后揭示的就是真相,后者一定是前者的反轉。所謂反轉,是要推翻前面的內容,樹立新的局面。但在這個故事中,我只想提出另外的可能,而不是將“自殺的真相”推翻。為此,我加入了其他的“真相”來收尾。
“時不時的兇殺案”好像在歐美犯罪小說中比較常見,“暴風雪山莊”模式也有這種情況,如果有合適的點子,我也很樂于寫這樣的故事。
記者:那我們進一步聊一聊梁皓。他在不同人的講述里,有不同的面貌。對孩子金瑩來說,是個懂溝通的好大人,但這樣一個人,卻又不是一個好丈夫好爸爸。我記得采訪時有一位老師評價說:“他這個人,太固執了。說好聽點是理想主義。”
貝客邦:他有點像一個存在主義者,像局外人。當然他的表現沒有那么極端。
梁皓認為,每個人應該有獨立的心靈,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而其他人應該對此持有尊重,他對處于生活掙扎中的人飽含同情,愿意幫助他們。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和社會接觸有限的人,無法解決他的理想環境和自身的矛盾。他的困境我在小說中借由其他角色(主要是他的朋友錢老師)有所表達。另外,他也面臨著選擇獨善其身還是融入密林的彷徨。他在面對事業和婚姻時都有過強烈的困惑。在別人的事情上(金瑩,俞心嵐,敏芳),他選擇堅持,但在自己的事情上,他往往會放棄主動權,順他人之意。所以他對自己說:我終究是一個固執而沒有力量的人。
我感覺,性格的內在呈現出這樣特征的人,現實生活中應該有不少,只是多數人會因為沒有力量而不再固執,最后能比較和諧地融入社會生活。

記者:你的小說作品比較關心兒童成長與教育等問題,小說里也多次有兒童形象出現,比如這一點在金齊、趙楠和金瑩這一家體現得就很明顯,當然《海葵》也是,有什么特殊緣由嗎?
貝客邦:教育以及由此引發的兒童成長問題其實一直都很受社會關注,就連我的一位中學教師朋友也有過消極的感慨,為他那些學生的未來所擔憂。從宏觀來看,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但是關注到個體,就能看到差異性,總讓人覺得某些孩子有更適合他們的其他選擇。但如果一味著眼于個體,又會讓整體變得不可控。這本身很矛盾。我因此感到困惑,也許就潛移默化地成為了我小說的表達主題之一。
02
“曖昧”不明最終會成為“故事”
記者:“常常會聽到親戚朋友、街坊鄰里以發現驚天密謀般的口吻,描述在當事人看來習以為常的‘曖昧’,我反倒覺得這種將生活細節不斷放大的態度很可貴。‘曖昧’是懸疑小說的養分。”是否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這句話呢,?尤其是其中的“曖昧”一詞。
貝客邦:這個“曖昧”是相對于那些言論者,對被評論人來說,也許是特別不值一提的事情。比如,一對熱戀的情侶在相貌、經濟水平、家庭背景等方面不對等;某人四十歲了還沒結婚;誰家明明雙工薪卻買了全城最貴的房子,諸如此類,那么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被評論的人。這些“曖昧”不明的言論最終會成為“故事”,在言論者之間流傳,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當然也不全是負面的。“曖昧”就是說不清的事,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較為私密的人類社交活動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記者:你在一篇采訪里說過,喜歡聽廣播,這個習慣一直保持著嗎?通常是什么情況下會聽?它對于寫作有影響嗎?
貝客邦:這個習慣其實只保持了兩年。2014年到2016年,我在嘉興市區的一家公司上班。從我家到公司要開70分鐘的車,每天來回,差不多要兩個半小時,這段時間就只能靠聽點什么來打發。一開始就聽廣播,后來也聽有聲劇。小說里的“桂圓燒蛋”就是廣播里聽來的,冬至吃這個東西其實僅僅是嘉興市區以及周邊一帶的習俗,范圍很小。我居住的縣城只吃紅豆糯米飯,所以我既沒有嘗過也沒有見過桂圓燒蛋。《消失的孩子》劇集播出之后,我才一睹真容。


小說《海葵》與改編劇《消失的孩子》
記者:你提到了根據《海葵》改編的劇集《消失的孩子》,有的作家認為影視和小說是完全不同的類別,對于改編,他們傾向于完全放任的態度。但你當時好像還專門去參加了討論會,你是支持派并愿意參與改編工作的作家?
貝客邦:不是。參加討論會是因為劇集的主創團隊希望通過交流能對故事有更明確的理解。得益于豆瓣閱讀對影視方的推薦,那是我的小說第一次受到關注,我也從來沒有與人直接討論過我的想法。之后播出平臺(芒果TV)讓我參與《海葵》劇集的編劇工作,我沒有過多考慮就拒絕了。一來是覺得自己做不好,二來我不想耽誤后續的寫作。我還是想專注于小說,把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團隊做,最后劇本定稿我也沒有再看。劇集給了我很多驚喜,改編有不少比小說更出彩的地方。
記者:我感覺你的小說是有些晦暗不明的部分的,且擅長營造氛圍感,影視化后也多采用偏冷的色調,你自己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比如寫作過程中怎么處理小說里的畫面感?或者說寫作時是否會有意識地來營造這種氛圍感呢?
貝客邦:《海葵》這個小說的劇本屬性比較強,劇集的主創方面也表示改編的空間很小。這也是劇集還原度高的原因。倒不是說我寫得多好,而是故事的結構幾乎鎖死了。但是劇集在氛圍上做了調整,包括結尾,比小說要溫暖很多。目前我寫的小說,“呈現”多過“敘述”,這大概是許多讀者說的有畫面感的原因。寫角色互動的時候,我常常要把動作和對話自己演一遍,尋找一些細節;有時寫到人物的極端心里,需要借助外部環境。我自己很難總結出具體的寫作方法來,對我而言可能是無序的,我只能做到集中精力走進人物里面,以他們的視角來看待故事中的世界,寫他們的所見所想。

劇照
記者:有點好奇的是:愛倫·坡的懸疑小說《厄舍府的倒塌》為什么會讓你產生輟學寫作的想法?單純是被震撼到了嗎?
貝客邦:這個應該是話傳話,傳歪了。我冒出“輟學寫作”這個幼稚的想法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距離我看愛倫坡已經過了五六年。我看愛倫坡的時候還在念初中,那時候絕對不知道世上還有輟學這回事。
愛倫坡是一個很有前瞻性的作家。不僅僅是因為他是懸疑推理小說的開創者,也因為他向內凝視的寫作手法。他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人,而西方文學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轉變的特征之一,就是從宏觀現實的描繪轉變到更加注重個體感受,注重人物的內心。
在讀到愛倫坡之前,我只看過一些武俠小說,當時最大的感受是:原來這也可以是小說。這樣的小說讓我拓寬了對人性和人格的認知。
記者:你曾說:“一個人愿意講故事,而另一個人恰好愿意聽,這是極其偶然的幸運。”類型作家比起純文學作家,可能要更看重讀者,你對于作家、作品與讀者的關系有怎樣的看法?
貝客邦:這也是我近期在琢磨的問題。小說是由作者創造,但卻是由讀者成就的。讀者這一層面的因素必須考慮,但如果寫的東西不能打動自己,就很難寫得下去。一個故事和讀者的相遇需要緣分,我還得繼續閱讀和學習,找到一個作者和讀者擦肩而過的時刻。在這個時刻,作者把故事講給讀者聽,而后走向各自的路。
原標題:《貝客邦:找到一個作者和讀者擦肩而過的時刻丨新銳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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