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是近年來失眠最嚴重的一次，到凌晨三點多猶未入睡，這當然是因為與文堪哲嗣研信通了電話，得知相交四十多年、相處十七年的文堪先生于昨天下午走了。但我盡量抑制情緒，不去多想，勉強睡了兩個小時。六點醒來，腦海里竟相浮現出我和文堪一起在漢語大詞典編纂處那些歲月瑣事的片斷。

徐文堪先生

1980年底我應聘《漢大》編輯，雖有幸在四百多人中穎脫而出，卻仍幾經周折才被錄取，時間已在1981年的3月份。當我去陜西南路25弄8號報到，率先碰到的是文堪懷孕在身的夫人劉澤淮，由澤淮再得知文堪先生時任《漢語大詞典》盧灣區編寫組副組長，組長是錢劍夫老先生。盧灣區編寫組借向明中學一教室作為辦公室，離編纂處不遠。編纂處是《漢語大詞典》的總部，加之澤淮有孕在身，所以文堪經常來我們這里查書。我是和他熟識后才知道他就是徐森老公子的。80年代初《漢大》有兩位名公子，一位自然是文堪先生，另一位是小校經閣主人后裔劉篤齡先生。劉先在上圖208參考閱覽室與我相識，他言必談老莊，于小學亦略有研究。篤齡兄清癯瘦長，生活雖清貧，而頭勢清爽，中山裝風紀扣必緊扣不松，眉宇間透出一股桀驁不馴氣勢，頗有夫子所謂狂狷之氣。而文堪給人的印象卻是溫文爾雅，和藹親切，每事必先稱謝。兩公子個性鮮明，為人處世各有特色。

1984年，編纂處搬到上海影城旁邊的新華路200號，這時《漢大》已進入第一卷出版階段，編寫組任務大致結束。盧灣區編寫組因之拆散，錢劍夫年老在家看些稿子，專心去做自己的《后漢書校注》。文堪先生則劃歸到編纂處任二編室主任，和我們一起上下班。起先我們同在三樓東頭一間大辦公室，文堪因為腿腳不便，所以總是趕在通勤高峰前出門，早早就到辦公室。下班時他也不急著走，捱到晚高峰稍過才回。而我一般要到晚上十一點多才騎車回家，后來又申請到所謂的宿舍——其實是主體建筑旁違章搭建的“風雨樓”，和炊事員合住，為節約時間，不再回家，這樣我們在休息時或下班后有很多時間可以敘聊。記得陸錫興借到一本馬衡的《漢石經集存》來復印。80年代復印很貴，我只能復印其中文字部分，沒有復印圖版。《集存》由徐森玉題簽，那是因為馬、徐兩老當年曾一起去洛陽收集熹平殘石，于是我們相與談論森老和馬叔平的一些軼事。我在上圖抄讀過葉笑雪的《謝靈運詩選》，他說葉是他父親的老部下，劃成右派后，生活很不如意。我在南京西路江寧路交界處的上海舊書店淘到一冊森老發表在《文物》上的《蜀石經和北宋二體石經》抽印本——近年我編著《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已予收錄，上面有森老題贈簽名，簽贈給誰現已記不得。我買來后，送給文堪，并問，為啥不給老先生出一本文集。他說：“家父寫得很少。”“那以他對古籍保護和抗戰時遷運國家文物的貢獻，也應該有一個年譜”，我說。“那位選謝靈運詩的葉笑雪早就著手在編，他搜集了很多資料，只是后來生活艱難，沒有下文”，他無奈地回答（2015年中華出版了葉笑雪的《徐森玉年譜手稿》）。之后我以八折買到初版道林紙本的《殷墟卜辭綜述》，他與我講述了陳夢家當年來他家里，與森老交往的一些細節。我曾以一元錢買了本破舊的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他就講了些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片斷軼事。由此我對黃文弼有了印象，之后便淘到了《吐魯番考古記》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還因此寫了篇關于《詩經》殘卷的小文。

文堪與我閑聊的無數話題中，有一個是我終身不忘的，那就是他對吐火羅語的興趣與立志。他說他剛跨入大學，就發現這個問題值得重視，但在國內幾乎是空白，立志要關注、追蹤國外這方面的研究。這一關注、一追蹤就是二十多年，就是一輩子！早在80年代中期，韓康信研究新疆出土古尸頭骨，發現其中有中-長顱和低面的原始高加索人成分，引起文堪對吐火羅語和運用吐火羅語的高加索人之間有無關系的思考，這個新見得到季羨林、張廣達和黃盛璋等前輩，以及余太山、芮傳明、榮新江等同輩的關注，于是就催生出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國古代的印歐語和印歐人》一文，此文刊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從此業內都知道有徐文堪其人。其對相關資料、信息收集之迅速與網羅無遺，讓前輩同輩、圈內圈外人都嘆為觀止。之后便傳出：季老要想調他去北大的消息。他最終沒有去。我曾很私密地問過他，他沉吟半晌，只說了一句：從各方面考慮。以我當時從其生活細節著想，研信還小，澤淮的工作安排，舉家遷徙的復雜等，都是實際問題。但幾十年后我再回想，自然還有更深的緣由。他不去，雖也是一個很智慧很周全的考慮。但留在上海，留在編纂處，卻也遭受了很多常人所不知的挫折。

依照文堪的學歷資歷和學術水平，以他曾任盧灣區編寫組副組長和《漢大》編委，對《漢大》的貢獻，在1987年前后第一批評編審應該沒有問題。那時他也申報了，據他在《深切緬懷季羨林先生》中說，季老當年就為他寫過推薦，但第一批顯然沒有他。之后他幾乎每年都申報，每年不是名落孫山，而是“無疾而終”，即沒有回復你是投票不過、水平不夠還是什么原因。1993年，他和傅杰兄、文忠兄一起幫助元化老編《學術集林》，王先生給他寫過兩次推薦，還曾發過“徐文堪不評評誰”的不平之聲！以季先生在國際、國內的影響，以王先生在上海宣傳部、出版局的能量，竟然都無濟于事！直到1994年，編纂處那位領導評上了編審，1995年文堪再申報，終于在年底評上了。

我最初對文堪的職稱評審沒有很關心，后來每年到職稱評審時，總感覺其有些沉默甚至焦慮，有時獨坐出神。這時候一般不宜多問，但偶爾在下班后人少時提及這類話題，他也是露出茫然而無奈的神情，因為確實不知道評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后來我從“沒有下文”的納悶結果中，參悟出他參評那么多年，其中有幾次是真正按正常程序“報上去”的，即是否確實將季、王兩老的推薦文字附在申報表后遞交給出版局，拿到評審會上去傳閱投票，實在是個難解之謎。時過境遷，雖然查無實據，卻也事出有因：編纂處是小單位，正高名額極其有限，若年齡相仿的人占據了“高位”，同齡人只能頂著副編審等退休。文堪是個謙抑君子，他絕不會和任何人說起這事——這點我堅信無疑，只會默默忍受、承受。職稱對一個讀書人來說，本該是一個實至名歸的標簽，是客觀的——盡管標簽與實際才能仍是兩碼事。但社會上、團體中的職稱，非客觀因素太多太多。文堪的職稱延遲了七八年，高級職稱系列中又多了一位領導，社會上質疑、抨擊職稱評定中的亂象也增多了一個實例。我重提此事，不是要追責那位去世很久，并已受到行政處罰的領導，而是一直在想，如果文堪先生在90年代初期就評上職稱，他是不是會考慮去北大，或者去其他大學？如果執教大學，放下了繁重的《漢大》編輯工作，以他的才識加勤勉，在中亞語言學、人種學特別是吐火羅語領域肯定會有更多的著譯成果，這對我國中西交通史上的人類人種學和語言學貢獻肯定更大。但回首煙云，又似乎都已前定。

傅杰兄和文堪先后幫助王先生編輯《學術集林》，我得以在《集林》上刊出馬一浮著作的整理稿和自己的幾篇文章，受到王先生的眷顧。所以我評職稱時，想請王先生推薦，自己不便去說而商量于文堪，請他去打探王先生意思。不意老人欣然同意，因文堪對我了解，由他起草，王先生點定簽字。后來先生生病，我和文堪去探望過兩次，一次去瑞金醫院，一次去衡山賓館頂樓。我問文堪買些什么合適，他說王先生喜歡吃獼猴桃，就買獼猴桃吧。記憶中也沒買多少，但臨別時，王先生要送我一盒西洋參。我當然堅不肯收，文堪在旁說：“你不收，王先生會生氣的。”長者賜不可辭，我懷著忐忑而惶恐的心情收下，這是平生“投”長輩以獼猴桃，而“報”之以西洋參的最尷尬一事。

我與文堪主要的學術興趣有一定距離，而向學求真之心卻同。他為兒子取名“研信”，我曾和他開玩笑說：“你這是研而求其信吧？”他會心一笑而不答。后來我為音南（表字）取名“思徵”，亦寓“包宇寰于一心，無事不思；求事理于萬物，有徵方信”之意，適可謂“名異而實同”。所以每天在一起，聲氣相求，總會朱墨相染。他關心中亞的人種與語言，我曾一度有意探索上古音，也醉心于人種、人類學、人口遷徙和姓氏問題。他說楊希枚對人類學和姓氏學都有研究，我竟在舊書店買到楊希枚簽名送給劉咸的《安陽殷墟頭骨研究》一書，延展也收集了很多如吳金鼎、韓康信、潘其風的人種學論文著作。關注楊氏，自然會買他的《先秦文化史論集》。我曾想利用姓氏音讀的穩定性探索古方音痕跡，讀了楊希枚有關姓氏研究的文章，卻催生了我幾篇關于姓氏起源的文章。我對楊先生姓氏學觀點從驚嘆信從，到懷疑猶豫，再到否定反對，直至導致我將要出版的《中國古代姓氏與避諱起源》一書中部分觀點的形成，這都導源于文堪與我最初有關人類學、人種學的交流，可惜現已無法再與他討論是非了。文堪關注人類學與基因研究，與杜若甫有聯系，所以當杜若甫、袁義達的《中國姓氏大辭典》出版，就率先告訴我。《辭典》有關于人口姓氏統計的數據，但所收姓氏只有一萬多個。這就是后來我在辭書社聽到徐鐵生說收了二三萬的姓氏，即刻興趣盎然，要幫他出版的動力。

我倆有過一次小小的合作，那是美國賓大梅維恒教授參觀新疆文物考古所保存完好的古尸后，在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長王炳華的支持下，想展開基因研究。當時計劃好像很大，我也與王所長等會過一面，與聞一些事宜。要研究新疆古尸DNA基因，要證明新疆古尸的種族，得有漢文歷史文獻的證據。文堪以為我對文獻較熟悉，要與我合作。先由我以二十四史《外國傳》《四夷傳》、《十六國春秋》和《十通》為主線，旁及《世說新語》《高僧傳》《續高僧傳》相關典籍，還有個別詩文集等文獻中，搜尋記載深目高鼻的人種資料。這其實是大海撈針的工作，沒有索引，全靠目耕，我卻樂此不疲，搜了一大圈，所得只有幾十條，其中還有不少重復。匯總后，由文堪予以排列，加上解釋按語，著成《從漢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種問題》一文，附于王炳華主編的《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一書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后又收錄在文堪的《吐火羅人起源研究》（昆侖出版社2005年）一書。前者他還將我列為合作者，后者則在前言中說此文“是與虞萬里兄合寫的”。其實我只是做了點資料工作，并無貢獻，但文堪出于其謙抑與學德，硬把我扯上。

我倆還曾有過一次外出參加同一會議的經歷，那就是1993年在香港召開的第34屆亞洲及北非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是因為與趙令揚學生馬楚堅一起買書，這次會議由趙令揚主政，所以馬楚堅邀我去香港相聚，我便寫了《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一文與會。我辦理香港會議手續的曲折經歷，已記在我的《訪談錄》中，不表。其實這次會議的主題，與文堪研究的內容更切合，他知道后，大概是由大哥伯郊去要了一張邀請函，最后我們同行。應該是出于經濟因素考慮吧，我們選擇從深圳羅湖去香港。在羅湖海關前要排很長的隊，隊伍右旁有鍍鉻的欄桿攔著。我倆排隊時，他在前面，將自己的行李放在右側地上，我在后面，行李則放在左側地上。他左側著頭在和我講話。這時，居然有一個個子矮小，穿著黑衣短袖的小青年走過來，稍一蹲，拎起他的行李就要走，光天化日之下，我被這一幕驚呆了。瞬間，大概是下意識的應激反應，我突然大喝一聲！這小子一怔，放下行李，大步，但卻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走開了。等到文堪醒悟轉過身來，一切都已歸于平靜。事后我想，要是這小子拎包狂奔，我必須跨越欄桿才能去追，可能未必追得上，這還真虧我中氣足嗓門大，有驚而無險。到了香港，伯郊先生來與我倆會面。伯郊先生當時已年屆八十，依然風采神秀。他受鄭振鐸之命，在香港為國家搶救收回書畫文物之功績彪炳史冊，無須贅言。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兩點，一是他講述了當年如何將廖瑩中世彩堂韓柳文集（《昌黎先生集》《河東先生集》）截留收歸國有一事——不講《二希帖》而講善本書，大概是因我與文堪都與書打交道的緣故。后來韓柳文集又到香港展出，他在書前駐足停留，久久不忍離去，用他的話說是“浮想聯翩”、“如見故人”。此時北京圖書館策展專家（現赫然已為版本學名家）見之好奇而問，不想竟是當年的功臣，于是連忙相邀吃飯。這則故事等他陪我們吃飯時又說了一遍，可見他對此事頗感自許自豪。第二是，他說想送我四冊一套的《金瓶梅》，得先問我太太會有什么想法。這樣送書有點滑稽可笑——只因為是《金瓶梅》。此書在90年代初仍屬稀有帶“禁”。編纂處只有一套人民文學鄭振鐸刪節本，還是復印的，由圖書室劉澤淮和沈萬紅保管，如果要查書證，就到他們那兒去拿，查好還給他們，仍然鎖起來。1987年齊魯書社影印出版不刪節的線裝本，說是要局級證明才能買，編纂處因工作需要，也買了一套，那就更是深鎖庭院難得一見了。我知道他是打趣，是作為文化前輩，以送書為雅事，但送此書有點雅中帶俗，或者說略顯不雅。當時就笑著回答沒問題，恭敬接受稱謝。遺憾的是，三十年過去，我竟然沒去翻過一頁，只記得封面上是有個姓“黃”的人整理的。后來聽文堪說伯郊先生去世了，我還曾經掠過一絲淡淡的歉疚。

我寫《黃庭經新證》一文，初衷是為了《漢大》引書分清梁丘子、務成子的注文。寫成后發表，也幾經周折。后來《文史》愿截取一大半刊出，我刪節抄成后竟猶豫用什么篇名，還是文堪說，既然和王明《黃庭經考》的觀點不同，就用“新證”吧，于是就以“黃庭經新證”為題刊出。發表后，他又和我說，現在國際上道教的權威是荷蘭人施舟人，現任法國高等研究院特級教授，要我將文章寄給施，并為我查得施的地址。由此我與施舟人聯系上，遂有后來荷蘭萊頓之行。他將《婆羅謎字帛書》一文刊在季老的八十華誕論文集上，借給我看，那書紅封精裝，喜氣華麗，非常誘人，但很貴，要100元一套，我還是忍不住去買了一套。這就催生了我那篇《敦煌摩尼教下部贊寫本年代新探》，后來刊在榮新江主編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輯上。他從榮新江那兒借來《漢學研究通訊》前四十幾本，我也從頭至尾看了。臺灣地區當年的經學、小學特別興盛，《通訊》信息極多，我從中受益不少。以致我后來直接寫信給漢學中心資料組組長劉顯叔先生，蒙其饋贈《通訊》，一直至今未斷。了解了臺灣的學術和學人，這對我后來赴臺灣開會、訪問、客座，與學人交往，去舊書店淘書，帶來了無限的便利。

1997年我離開編纂處去辭書社，旋即編纂處并入世紀出版集團，到上海書城去辦公。那時我經常去書城買書，順便到編纂處看望文堪。格子式的辦公條件，使他這樣的學者也只能在一個平米見方的空間中看稿。我到歷史所后，因為副所長芮傳明是章巽的高足，興趣也在中亞史和宗教方面，于是歷史所與文堪又建立了新的聯系方式。我們組成社科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他是參與者，我們編輯出版《傳統中國研究集刊》，他也是支持者。《集刊》第一輯就有他《古代世界的文化聯系和交流——三本中英文論著讀后》，第二輯刊其《略論佛教漢語研究和詞典編纂》，第三輯刊其《關于對“印度”等譯名的考辯和研究——紀念師覺月教授逝世五十周年》，第四輯刊其《略論漢語外來詞的詞源考證和詞典編纂》，第五輯刊其《略論漢藏語言與民族的起源及遷徙》，可以說，他是《集刊》前期的主要作者。在我后來主編的二十多輯中，沿襲前面幾輯的程式，論文目錄須有英譯，經學和文獻的目錄相對而言較為難譯，但他始終為《集刊》的目錄作英譯，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文堪先生的英文之所以好，是他既懂各種學術內涵，熟悉國際著名學者及其著作，又有詞典釋義的涵養，以致譯文能夠最接近原意，這是一般譯者所難以具備的。社科院圖書館有圣約翰大學調撥的一批書籍，其中不乏早期珍貴的外文版書。傳統中國研究中心成立，開發重印早期書籍，也是工作計劃之一，因此請文堪入書庫瀏覽選擇。記得那本出版于1610年，后來收入《上海社科院圖書館館藏精粹》的《訥韋爾公國習慣法匯編》的發現，就與文堪入庫檢視有關。

2014年，黃曙輝策劃的《林藜光集》出版，由文堪撰寫前言，記述林氏在法國艱難困苦環境中創下的奇跡，我讀后淚流滿面。8月18日，我們在中西書局開了個小型發布會，到會有李家振、劉震、陳福康等。那次應該是文堪最初坐輪椅出來，所以由澤淮陪同。記得散會要去吃飯，外面已經大雨。出門有一條較長的斜坡，澤淮就徑行準備順坡推下去。我一看急了，一個箭步上去，搶過輪椅雙柄，一百八十度轉身，倒著沿坡而下。然后我有些責備的口吻與澤淮說：“萬一有個咯噔的話，人會順勢朝前‘飛’出去的。”澤淮當然沒有推過輪椅，我則是童年時玩獨輪車和備戰備荒為人民做磚頭時就積下的經驗。

文堪先生有一個特殊的交友處事方式，就是他喜歡在可能的情況下，寫一張小紙條留給你，說一兩件事。最初我感覺有些異樣，我們每天見面，今天忘了，明天再說，何必勞駕手書。日子長了，知道是他的處事方式，也就習慣了。他的字端正清雅，一筆不茍。我曾有一比，堪比揚之水的書法，娟秀凈潔，真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這些隨手而寫的便條，竟然都是一氣呵成，絶少涂改——至少我印象中他給我寫過的無數紙條只有偶爾涂改一二。唯一遺憾的是，他給我的紙條太多，幾近于我們日常的手談（當然是單向的），我并不為意而去珍惜，大多隨手一放或夾在某書中，沒有善加收集珍藏，以致現在也無從匯總編集，今天想來不免有一種失落的感覺。不過，由他寫紙條的習慣，我還應該代為揭示的是，研信電話與我說，北大段晴教授逝世時，上海剛剛進入封控，文堪已腦梗后臥床不起有時，手腳僵硬，不聽使喚，但他還是想寫一段文字表示悼念。待扶起坐好，提筆寫字，卻因手抖無法完成，只能換成計算機敲鍵，最后連敲鍵都敲不動，只好作罷。聽之不免令人唏噓。又說，去年某學者要請他題辭，他勉強應命，強打精神，百般題寫，總不滿意。以致后來像小孩一樣發脾氣說：“以后不要用這種事來煩我了。”文堪的與人為善是朋友間有口皆碑的，文堪的認真又是我所見最多的，我聞之痛心得眼眶也濕潤了。由此我想引申說，社會需求名人的幫助贊襄，共舉盛事，是情理中的好事，無可厚非，也應該支持。但名人也是人，有健壯時的應付自如，也有老病時的力不從心。為他們著想：委婉推卻，恐人譏嗤為名士傲氣；率意應付，又怕丟失自己昔日聲譽；用心為之，或許嘔心瀝血也未必能稱人我心意。做人難，做名人更難。

我去交大后，與文堪見面機會相對少了。但因為他一直幫《集刊》英譯目錄，雖然微薄的翻譯費由出版社支付，但我總覺得麻煩他太多，一直要請他吃飯，實質也是想借機見面敘舊。2019年12月22日，我和他聯系好，犬子音南開車到他樓下，接他下來，然后去飯店。車到小區，道窄，開不到樓下。他書房的書比我二十年前去時還要多，他在書桌前，我在門口，霎時間，讓我幻有一種“道阻且長”和“宛在水（書）中央”的感覺。我是想叫研信背他下樓，但他很倔強，一定要自己走，從二樓到樓下，坐上輪椅推到車前，再扶上車坐穩，前后費了半個多小時，真可謂是艱難的旅程。好在順利到了順風大酒店，時《集刊》責編曹勇慶和我的幾個博士生在座，研信陪同，澤淮因忽然感冒不能來。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他的腿是因為小兒麻痹癥所致，席間相問，他說是一種骨結核病，即結核菌侵入骨關節，是很致命的病，后來由香港涂姓醫生為之主刀，卻除病菌，保全了性命，但留下腿腳的后遺癥。那天是多年來從容說笑最愉快輕松的一次，只是澤淮沒有來——我之所以很希望澤淮一起來，是因為音南小時候去編纂處玩，澤淮還特地去香花橋買奧利奧餅干來給他吃。那時還沒有“送禮體面過人”的藍罐曲奇，看到沾滿巧克力的餅干就很稀奇，一直記在心里。所以那天散席，我還打包一盒點心叫研信帶給他媽，并約好過一陣子，再來請澤淮一起出來聚餐。

這年頭的節奏即使退休也擺脫不了雜事，況乃不退休，更是窮于應付。一晃一年多過去，2021年7月，我家里裝修，無法安靜寫專業文章，就電話研信問他爸如何，是否可以出來一聚。研信說：“父親之前腦梗，手腳僵硬，雖飲食尚可，但睡眠很糟糕，所以情緒低落，無心事事。”加之小區改造加裝電梯，鄰居又趁機裝修，吵鬧無比，他只能住到附近旅館暫避。且生活不能自理，全靠研信護理。我聽了后很不是滋味，說是不是可以前來探望，研信說暫且不便，于是又拖下了。年底，我在翻閱臺靜農墨寶時，發現一封臺靜農致森老的書信，就拍攝給研信請轉文堪。轉眼上海封控，封控之后，我去浙大上課，疫情加重，不能自由來回，未能繼續關心。12月9日，張涌泉微信問我，近期文堪是否可以代審一篇稿件。我鑒于前因，說估計不行，但回說我得問問。隨即與研信聯系，他微信說父親身體較我上次聯絡時又大幅度惡化，一言難盡，希望通話說。電話中他詳細敘述近況種種；7月份避居旅館，曾一度好轉，也可以偶爾坐輪椅出去散心兜風，他看到附近有新開飯店，還表示我若再去，可以選擇那家。但回家之后又急轉直下，臥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凄慘的窘境完全出乎想象。我只能默然無語，但仍有些異想天開，想想森老至九十歲逝世，哥哥文迥（伯郊）、姐姐文綺（王辛笛夫人）也都是九十歲才去世，徐家性緩，應該長壽，況且我還有宿諾要踐，所以心里仍在默默祈禱，并決意寒假回來，無論如何先去探望一次。

不幸的是，我也是感染了才回上海，病毒在身，豈敢輕易走動散播，況他已沉疴囈語，只能稍安勿躁。那知剛過一個星期，所有的宿諾、祈禱，都在一個電話中被瞬間打碎、破滅。這次是澤淮去醫院配藥，染上新冠，回來又感染全家。文堪所染雖輕，但對已經臥病不起、骨瘦如柴的病軀，無疑是沉重而致命的一擊。我的愿望和宿諾不斷在退而求其次，又退而求其次，現在只能等疫情稍過，仍請澤淮和研信一起出來一聚——就選擇他曾指定的那家飯店，讓他魂歸有依。我會奉上一副碗筷，敬斟一杯薄酒，遲踐宿諾，再續前緣，與文堪暢談作別——特殊的時期，只能用特殊的方式祭奠。

2023年1月5日至10日于榆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