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里有這樣一句對白，“最初，沒有人在意這場災難。這不過是一場大火，一次旱災，一個物種的滅絕。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這場災害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2022年6月，全球陸地地區出現了自1850年代末人類有系統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溫度，干旱、野火、暴雨和洪水席卷北半球。氣候變化與普通人的距離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

2022年年末起，澎湃新聞推出《我們與氣候變化的距離》專題，通過鄱陽湖大旱、重慶山火、長江口咸潮等極端氣象現場的走訪，記錄氣候變化是如何影響并改變普通人生活和命運的。

黃來援的家在江西鄱陽縣油墩鎮的荻溪村，與西河北側的圩堤相鄰。西河是鄱陽湖四大水系之一，起源安徽東至，途經鄱陽縣，最終注入鄱陽湖。

2020年7月8日，一場已經持續了三天的暴雨，致使西河水位猛漲，洪水戳穿圩堤，吞噬了黃來援家離圩堤12米遠的五層小樓。洪水退去后，他將新房選址在距離圩堤25米遠的地方——自家的兩畝地中，這片土地距離西河最遠。

黃來援家距離圩堤25米遠的新房。澎湃新聞記者 劉昱秀 攝

新房共有三層，一層是高4.5米的地下室，放置建房余留下的材料和修農機的設備，二層和三層是黃來援夫婦和四個孩子的臥室。新房一層的墻面用剩余的油漆邊角料涂抹而成，顏色深淺不一，樓梯沒有安裝扶手，房屋外靠墻立著木材和木梯，處處展露出尚未完工的痕跡。

黃來援的妻子余國員說，新房的建造成本更高，“更有安全感”。新房的墻面由混凝土和鋼筋砌成，而過去是用紅磚砌墻，簡單涂抹一層水泥。地基也比原來墊高了4米，高度和西河圩堤持平，下面埋藏著多根直徑2米的水泥排水管，用來排除洪水過后的地下積水，而非只用混凝土做地基。

此刻，已是2022年10月中旬，身材嬌小的余國員穿著草綠色的九分褲，和一雙大了兩碼的黑色帆布鞋。她按了按空出了半個拇指長的鞋尖，說，這些都是妹妹和弟媳送的，兩年前的洪水帶走了他們的全部家當。

余國員按著大了兩碼的帆布鞋。澎湃新聞記者 劉昱秀 攝

兩年過去，洪水帶來的影響尚未消退。到了每年的汛期，余國員早上起來第一件事都是查看天氣預報，關注汛情。但她沒想到，“抗旱”、“氣象干旱預警”成了兩年后手機通知里常出現的字眼。

2022年6月下旬以來，受持續晴熱高溫天氣和無有效降雨的影響，長江流域出現罕見的汛期反枯。在此影響下，長江中下游主要支流之一鄱陽湖提前百天進入枯水期。

江西省氣象局的資料顯示，自2022年7月12日江西局部出現重旱以來，截至10月30日，重旱已持續111天。

這也意味著農作物將面臨缺水、受旱減產，甚至枯死的命運。而住在丘陵地帶，距離河流流域較遠的村民，也將面臨生活用水短缺的處境。

一宿一宿守著水稻

往年，從農歷7月到臘月收割時節，黃來援經常凌晨三四點鐘就聽見有人敲門，扯嗓子喊：“修機子”。忙起來，他要干到晚上十一二點，甚至是天亮。黃來援經營著一家汽修店，依靠維修農機維持生計。

黃來援在家門前修農機。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攝

但在2022年，到了豐收時節，黃來援感覺來修農機的人少了，竟想不起來上一次熬夜修農機的日子，這也意味著這一年農戶對于收割機的使用率有所下降。在他印象里，自從端午節下過一場雨，油墩街鎮已經四個多月沒有過一場真正的降雨，只是偶爾下一點不用打傘的毛毛細雨。

“久旱無甘露”，往往意味著稻田由于缺水，可能面臨絕收的窘境。往常一部分修農機的農戶會在稻子收割賣了錢后，再給黃來援維修費，2022年他預計，“收不了稻子，維修費（回款時間）要拉長一點。”

余國員在新房的后面種了幾分地的蔬菜，這一年從6月初開始，沒有有效降雨，她從家里的水井挑水給菜地澆水，趕上10月份“大收割”，她要幫襯黃來援的修農機生意，擰螺絲、找扳手，沒時間給菜地澆水，蔬菜的根莖軟塌塌地耷拉著，逐漸干透。

黃志剛是黃來援的堂哥，也是油墩街鎮的種田大戶。2021年正月起，他和鄰村的好友李求選一起承包了220畝地，種植一季稻。大多數時間，家住荻溪村的黃志剛負責荻溪村的60畝地，住在板橋灣村的李求選照看山上的160畝地。

同樣，由于持續性缺少降雨，他們位于山里的160畝水稻在6月初進入稻苗的根、葉生長的關鍵時期，就出現了缺水的情況。距離上一次降水過去半個多月的時候，李求選倍感焦急。

往年，每當4月份進入鄱陽湖的汛期，降水會逐漸增多。李求選印象里，每年到了六七月份，油墩街鎮每隔10多天就會迎來一次降雨，但2022年不太一樣，“去年（2021年）山里的地都沒用（水泵）抽蓄水池的水，光靠雨水和打開一兩個蓄水池的排水口就夠用了。”

蓄水池位于山里田地中，儲存了汛期的雨水。李求選解釋說，山里小一點的蓄水池有7到8米深，八個排水口，能管50畝地；大一點的蓄水池能管七八十畝地，有10到12米深，十個排水口。6月初，他第二次施肥的時候，將蓄水池的排水口打開放水即可，但到了6月中下旬，排水口已經干透了，需要把水泵放在蓄水池里，依靠發電才能抽上來蓄水池底部僅剩的1米多高的水。

同時，由于持續的高溫，蓄水池的水蒸發量大，水位以每天五六公分的速度下降。

李求選聽說，有種糧大戶到鄱陽縣蓮花山水庫花了五千元買水，能管田里一個月的用水。但他在山里的地距離最近的流域西河五公里遠，不具備引水條件。

進入7月份，水稻孕穗期是水稻生長快和需水多的時期，水分不足，影響幼穗分化，造成穗短小、粒少、空癟粒多，繼而影響到水稻產量。此外，每次水稻施肥，田里都要有一層水，使化肥融化后再被水稻吸收，否則容易將作物燒死。

李求選站在干涸的蓄水池旁。

李求選想了很多辦法自救。

為了節省蓄水池的用水，李求選由原來三到五天抽水灌田一次，改成了八天抽一次水。田干得太厲害，一畝田要灌三個小時水才能緩過勁兒來。

李求選靠腳感知田的干旱程度：“如果泥巴粘腳，還能堅持五六天。如果腳上什么都不沾，說明水快干了，再過兩三天就得抽水。”

他通常在深夜抽水，因為白天太熱了，水蒸發得快，水泵也吃不消，已經燒壞了三個。到了該抽水的日子，他下午4點多去往田里，頭戴礦燈，穿上套鞋，脖子上掛個外套，為了防范野豬，再拿一根棍子上山。挨到第二天早上9點，水泵運轉時間太長該休息了，他再回家睡覺。

一個晚上，李求選把潛水泵放在蓄水池里，讓四到五個潛水泵同時作業，再把水管一字排開。

由于山里的田高高低低，抽水灌田的時候，需要有人不斷地移動水管，確保水都澆在了“刀刃上”。每晚，李求選都要在田里來來回回走上四公里，“水泵之間隔著一公里，每小時都要移動一下。”

到了2022年6月中下旬，眼見蓄水池快要見底，李求選才決定“不顧大面積，只顧小面積”。先保蓄水池旁邊的30畝地有水，放棄了更遠處的70畝地。“管了的每畝還能有五六百斤收成，能回本……不然全部都會干死。”

除此之外，一旦發現田里有漏洞，他都要及時堵住，避免田里的水白白流失。

夜深人靜的時候，田里只能聽到水泵“咕嘟咕嘟”的嘈雜聲，和李求選蹲在田頭看短視頻里其他種田大戶抱怨“種田不容易”、“糧食價格太低”的聲音。

深有同感的時候，李求選會“撲哧”苦笑一聲。為了谷子能多賣點錢，他會等謝家灘鎮的車來拉。“謝家灘鎮的車來拉，一斤谷子一塊六分，但我們油墩街鎮自己送貨，只給九毛六分。”

“我知道山里的地不好種，但便宜。”李求選說。他們在荻溪村的60畝承包地，地勢平坦開闊，靠近西河，每年租金440元/畝。但山里的160畝地，每年租金只要200元/畝，其中長滿雜草和樹木的40畝荒田，前兩年不收租。

盡管如此，這一年投入的近21萬元的成本還是收不回來了。9月中下旬，到了收割中稻的時候，往常中稻產量達1100-1200斤/畝的田，2022年平均產量不足300斤/畝，其中近70畝中稻絕收，220畝中稻的收成僅13萬元。

黃志剛和李求選給每畝地買了11元的保險，但保險公司只能賠付240-260元/畝，就算加上政府給的旱災補貼，損失還有四萬多元。李求選幾次三番去到鎮上找保險公司說理，他轉述保險公司總經理的解釋：“今年（2022年）旱災影響大，我們顧慮不了（那么多），也不是只賠償你們一兩個人，一兩個鄉鎮。”

一年又白忙了，黃志剛靠抽煙來排解煩悶，他一天要抽兩三包煙。抽煙時，還要盡量避開家里的孫輩。兒媳婦黃桂芳開他玩笑：“承包三年，一年遇上洪水，一年遇上旱情，你這個人不帶財。”

李求選和黃志剛站在絕收的田里。

“誰能想著遇上旱災”

承包種田之前，黃志剛和李求選是工地上扛水泥的搭檔。2004年，李求選在浙江的橡膠廠做工時，右手卷入滾動機，落下殘疾，只能干力氣活。后來在油墩街鎮的工地上，他負責“扛”，黃志剛則負責幫他卸貨。

隨著年齡的增長，工地上的力氣活讓他們感到吃不消，才有了承包種田的打算。

2020年，黃志剛承包了荻溪村家門口的50多畝地，經歷了播種、施肥，秧苗剛長到礦泉水瓶那么高，7月份，就遭遇了洪水。秧苗被淤泥、沙礫、碎玻璃等雜物壓著，倒在地里，逐漸腐爛，土壤糊爛得一只腳插進去，拔出來時鞋底帶著一層爛泥，不少地都種不出稻子。

黃志剛在田里。

當時，農業保險還沒有在油墩街鎮普及，黃志剛也沒有購買，虧損了近兩萬元，其中包括七千元的化肥、130元/畝打田的人工費和種子、除草劑等費用。而在經歷了洪水后，農業保險才開始在油墩街鎮暢銷。

黃志剛說，第二年之所以和李求選合伙去山里種田，承包下李求選家所在的板橋灣村的160畝地，就是想著距離河流流域較遠，地勢比較高，不容易遭遇洪災，“可誰能想著遇上旱災”。

黃志剛在家門口裝曬干的稻谷。

洪水至今在黃志剛的家里還留有痕跡，一層客廳經過了重新粉刷，但衛生間的墻面上還留有一道黃線，客廳中央墩實的木制桌子經過洪水的沖刷，一碰到就會晃動。

洪水還帶走了黃志剛停在黃來援家門口的三輪車，還有他和兒子的兩輛摩托車。黃桂芳記得，洪水來臨水位最高時，高出家里二樓地面十公分。那是2020年7月8日下午4點多，“突然就停電了，一樓的水沒過了大腿，全家人都在把東西往三樓搬，小朋友都在搬。”

而在當天下午3點多，黃來援隔著窗戶，看到地面出現了一個臉盆大小的窟窿，洪水噴涌而出。他立刻喊樓上的余國員和孩子往外跑，他和孩子都穿著拖鞋，只囑咐妻子拿上了手機和身份證。

緊接著，他們一家人站在離家幾百米遠的高地上，眼看著家門口180平方米的大棚垮塌，村民送來維修的貨車在洪水里翻滾，房子傾斜、下沉，直到消失在洪水里。

2020年7月12日零時，鄱陽湖標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達到22.53米，超過水位尺最高紅色標記——“1998年洪水位22.52米”，這標志著鄱陽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紀錄以來的歷史極值。

黃來援家被洪水吞沒的房子是2015年開工、2018年建好的，幾乎花光了夫妻倆做農機維修近10年來攢下的全部家當，還欠下20萬外債。

原本就有婦科疾病的余國員，受到洪水的打擊，難受得嗓子說不出話，身體狀況變得更糟。那年7月13日，她把孩子送到妹妹家，和丈夫離開安置點，去到上海做婦科手術。手術費自費一萬多元，大部分錢都是親戚、同學、朋友每人一千、五百轉賬給她湊的。

壓力大的時候，黃來援時常失眠。余國員記得，7月底，回到學校的安置點，夜里兩三點，睡不著去看他，他床上沒有人。學校很大，她一連好幾天都找不到他，“后來他自己回來了，問他去哪了，也不說話。”

8月，洪水已經消退，即將上初三的女兒和小學四年級的兒子準備開學，他們才從安置點搬去了余國員侄子還沒裝修的新房暫住。房子里沒有家具，連墻皮都沒有。黃來援用木板釘了一個小房間，放了兩張從安置點搬來的雙層鐵架子床，和一張給孩子寫字的桌子，就成了他們臨時的家。

洪水退去后的一個多月，黃來援大多數時間都在清理倒塌的房屋下遺留的廢墟。黃來援用繩子吊著石頭，測量被洪水穿破的窟窿的深度，“足足10米深，我家地下被沖出了一條‘湖’”，他們花了5萬塊錢雇人用水泵把“湖”抽干，再用挖掘機清理房屋的廢材，在很遠的地方打撈回被水泡過的輪胎、收割機。

在水泥塊和沙堆里，他找到了幾塊柜子的木板，但被裹在被子里放在里面的、妻子結婚時的項鏈、手鐲找不到了；一同丟失的還有賬本、結婚證、孩子的準生證……

黃來援和余國員的結婚證被洪水沖走了，記者幫他們補拍一張合照。

家里的菜地過去種著辣椒、茄子、豆角、紅薯，但泥巴被洪水沖跑，田地被沙礫壓得喘不過來氣，只剩下幾分地能種作物。一家人大多數時候只吃米飯，靠親戚送的一些蔬菜、南瓜度日。

政府給了他們家十七萬元多用于災后重建，刨除用料，他們還欠著泥工、木工、水泥硬化師傅的工費。

2020年12月26日，新房剛建好一層的地下室，他們就搬了進來。剛開始沒建廁所，要走很遠去用別人家廢棄了的廁所。2021年的春節，已經結婚的大女兒和在外打工的大兒子都沒有回家，因為家里沒有多余的床和被子。

房頂是2022年上半年蓋好的，“還好去年（2021年）冬天沒下雪，不然雪花都能飄進來”，余國員說。她在三樓的孩子房間頂部搭了一層篷布，但下雨時，露天的樓梯口還是會漏雨。

洪水過后的半年，夫婦倆都在忙于建房，無暇經營農機生意。直到有村民的農機壞了，找上門來，他們才買了一些工具，繼續做農機維修，生活一點點有了起色。

但洪水對于家人的影響并未消退。余國員印象里，2020年9月升入初三的小女兒變得敏感，不再做作業，“叫她學習，她說沒有桌子怎么寫。買書買本，都沒有錢。”后來，小女兒沒考上高中，去了景德鎮的一所職校。

當年還在上小學的小兒子，變得更加懂事，“沒有（再）問家里要過東西。”

遠在新疆打工的大兒子還沒結婚，當地彩禮普遍三四十萬，余國員想著，“兒子找到合適的，我們去借錢，再慢慢還。”

旱澇過后繼續的生活

已經63歲的黃志剛肩上的擔子也并不輕快。白天忙完了田里的農活，晚上九十點鐘，他和妻子在昏黃的燈光下編竹籃，一晚上他們能編20個小竹籃或4個大竹籃。小竹籃賣六元一個，大竹籃賣20元一個，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人來村里收。

黃志剛和妻子編的竹籃。

盡管現在黃志剛每年能領取一千多元的養老金，但他始終不肯閑下來，因為這些錢遠遠不夠維持家庭一年的開支。2018年，他家建了現在的三層新房，還有十幾萬的借款沒有還清。黃志剛和兒子一家住在一起，兒子在浙江做水電工，三個孫輩都在老家念小學、初中，兒媳婦有時去鞋廠兼職打工，更多的時間需要接送三個孩子上學、輔導功課。他希望趁著自己還能干得動，“再掙一點，減輕兒子養家的壓力。”

面對2022年種田的虧損，他平淡地說：“你去種可能有收成，但你不種肯定沒有收成。”

黃志剛和妻子準備將曬干的稻谷裝車。

李求選46歲，家里有兩個孩子，24歲的大兒子在嘉興電子廠打工，小女兒在油墩街鎮的學校讀高二。

女兒每次回家都問李求選：“是不是要賠很多錢？”李求選每周給女兒兩百塊錢生活費，女兒高中的報名費和托管班住宿費每學期要6600元。起初，他不同意女兒住3500元一學期的兩人間托管班，但老師告訴他，女兒成績好，考個二本沒問題，但學校宿舍的八人間，洗澡排隊就要一兩個小時，沒辦法休息好。

“我和老婆的錢分開用，她的工資攢起來給兒子娶媳婦用，我賺的錢管兩個小孩和家里開支。所以我女兒很在意（收成）。”李求選說。

他的卡里只剩下一萬多元，“如果今年（2022年）不虧的話，我能存七八萬。”在電話里，他經常囑咐兒女：“平常要存錢，老爸老媽不能保你一輩子，要顧實際生活。”

旱情不僅影響了他們的收入，還影響到了日常生活。李求選家沒有安裝自來水，依靠十多米深的生活水井洗澡、做飯。由于干旱，水井里也沒有水，李求選每次洗澡都盡量控制在兩三分鐘以內，吃飯去靠近河邊的母親家吃。在九江做服務員的妻子回家一趟，也需要把換洗衣服送到李求選媽媽家洗。

也因為家里沒水，女兒以前每個周末回家住，現在只回家拿兩件衣服就走了。李求選過去還會在家里磨豆腐，但是現在井里沒水，也做不了。

兒子和他的交流更多一些，但每次兒子給他打電話，他都在田里。兒子得知他成宿都在田里抽水太累了，勸他下一年不要種了。他都會先應承下來，計劃先堅持到女兒高考后再改行。但留在農村，有什么比種田更合適的工作？他還沒有考慮好。

目前，他家生活井里的一點水是從鄰居家引來的，因為鄰居家靠近一處小的山泉，井打了二十多米深，又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實在沒水了，李求選就接一根水管從鄰居家的水井引水過來。

至于要不要繼續承包種田，他和黃志剛都還沒考慮好。他找村里管事的人商量，如果把蓄水池的面積擴大、挖深，把泥巴清走，把河溝挖深，再遇到旱情，或許還能多支撐一段時間。

2022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51歲的黃來援身著迷彩工作服，挽著袖口蹲在家門前的空地上修理農機，熾熱的陽光把他的后背烤得發燙，但他干得很賣力。

截至2022年10月31日8時，鄱陽湖標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至6.84米，創下歷史最低水位紀錄，干旱還在持續圍困著鄱陽湖地區。

黃來援有些迷茫地望了望天，他不知道干旱將持續多久，不遠處那片因為洪水而荒廢的土地上還堆放著政府拉來的防洪沙袋。他想著再攢點錢，在新房前面搭一個修車的工棚，逐漸走出旱澇的陰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