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特別重視防范金融風險，是因為經濟轉型時期往往是金融風險的易發期、高發期?！?月14日，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夏斌在由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新華網思客聯合主辦的“參事講堂”上表示。

夏斌發表了以《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為題目的主旨演講，他指出，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導火索可能是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風險、產能過剩以及其他隱含的潛在金融風險。

對于如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夏斌提出了防范化解存量風險的四條原則：止血原則、共擔原則、成本原則，時間原則。同時，夏斌認為，對于增量風險必須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

夏斌強調，要提高認識的自覺性，當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已經存在，社會要有高度認識，要承認并且面對這個現實。同時要提高認知和監管水平，特別是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和加強金融監管的問題，原則上要統籌兼顧、長短兼顧、講究策略。

以下是澎湃新聞對夏斌演講內容的整理：

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主要從三個問題講：

一、當前為什么要特別重視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問題；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隱患在哪里；三、如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為什么當前要特別重視系統性金融風險問題？今天特別重視金融風險是因為經濟轉型時期往往是金融風險的易發期、高發期。中國改革開放40年GDP增長線就是三個大曲線、三個大周期。1992年是第二個周期的高峰，GDP達到14.2%，慢慢隨著軟著陸，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998年下行到7.8%，1999年到7.7%，在這期間，我們在1997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來處理整個中國經濟的風險問題。

當經濟下行的時候，如果經濟結構調整或經濟轉型跟不上，而貨幣供應還是比較寬松的話，那就會積累大量的風險。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從貨幣的相對數來說，我們發行貨幣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那貨幣和經濟的關系，就是M2/GDP的比例，從2009年開始比例直線上升，大量貨幣投放在市場上。市場經濟是一種信用經濟，那么在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這個信用度有多高？就是現在有些專家講的社會杠桿率、負債率。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末，我國總體杠桿率為257%，2017年在中央區杠桿的指引下增長有所緩和。

非金融企業的負債總規模，2010年-2015年平均增長16.6%，比同期名義GDP增長還高6%，這說明在經濟發展中，債務的狀況是很嚴重的。這里的關鍵是借了債能不能還，借了債有沒有產出，如果借了債產出減少、借了債不能還，那就是資不抵債，就要破產。

我們看得很清楚，全社會債務產出狀況主要是搞投資公司的借錢多，用增量資本產出比來看，每增加一塊錢的GDP需要投資多少錢，目前已經從2010年的4.2元增加到2015年的6.7元。可以看出，債務產出比沒有以相同的速度在增加。

在經濟增速下行的時候持續過多的貨幣投放必然表現為企業銷售收入的下降，銷售收入的下降自然是利潤下降，利潤下降的話企業就要虧損，破產壓力就增大，這是市場經濟必然的結論。經濟轉型的時候，在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上面，風險很容易積累，這是金融風險的高發期或者易發期。

那么系統性風險的特征是什么？我認為就兩條：第一是隱蔽性。這和金融產品本身的特征有關，特別是隨著這兩年我們改革開放速度和金融內部開放速度的加快，金融結構性產品越來越復雜，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委托銀行資產管理，買一個理財產品會給你一大堆合同讓你看，其實你根本沒有耐心看下去，最后你不知道這個錢通過幾個彎道才到了你手里。

第二是傳染快。在發生亞洲金融危機時，1997年泰銖貶值，這場危機一下子發展到了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日本，后一波又波及了俄羅斯和拉美的一些國家，國與國之間傳遞稍微慢一點，不像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相對快，但總體從一般場景分析，風險的特點是傳遞速度快，到時候根本來不及處置。

基于這兩個特征，我認為社會上有些人對這些風險的危害性認識不夠，所以中央強調要金融穩、經濟穩。

那么，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隱患到底在哪里？個體的風險很容易看出來，只要分析一個企業的財務報表、財務狀況等，就能看出它是不是到了資不抵債的邊緣。

那么全國性金融風險怎么看？從總量的角度看，在風險爆發前不會頓時形成對全社會資產負債表的“縮表”，不會對宏觀經濟總量比如GDP、總需求、總投資、破產、失業等宏觀指標形成巨大沖擊。但是風險一旦爆發，很快這些指標就直線下降。

例如，美國在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蕭條的時候，失業率一下提高25%，工業生產總值和農民總收入大幅下降。

那么，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隱患在哪里？一是從宏觀數據的變化中間尋找蛛絲馬跡，二是從貨幣鏈中斷時支付鏈條上的相關產業、局部數據中尋找線索、順藤摸瓜，從而把握全局。宏觀數據就是M2/GDP的關系，這包括全社會杠桿率、增量資本產出率等債務、效益指標等因素?？梢钥闯鲋袊_實存在一定系統性風險隱患，但經濟指標總體上還是不錯的。

從具體問題上看，第一是房地產泡沫風險。房地產是不是有泡沫？到今天我相信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跟大家分享兩個比較直觀的方面。

首先是房地產和房價的問題，實際上是和房地產、土地相關的融資到底有多少的問題。按照銀行授信品種，包括給企業發放貸款、給個人的按揭貸款兩項。這里面我們看出，2016年這兩項貸款占到25%，26.7萬億，也就是100萬億左右的貸款1/4是這兩項貸款，2016年房價大漲那一年新增貸款5.78億，上述兩項貸款占新增貸款45%，比例比較高。

換個角度分析，我們在計劃經濟時代基本沒有抵押擔保，都是信用放款。而現在真正的信用貸款只占到整個放款的25%-30%左右，除了信用貸款之外一切貸款都要抵押、質押和擔保。

大多數人認為，最好的資產是房產、土地，因此銀行也要房產和土地。用廠房、用土地做抵押貸款的占30%-40%，用擔保、互保的占30%-40%。

言外之意，中國和房地產、土地相關的貸款占70%-80%。這么多貸款都是和房價地價有關系，如果房價地價一跌，什么景象大家都能想象。

其次從長效機制角度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地產市場要堅決按照這個原則走下去、規范下去，要健全機制。

長效機制包括什么？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于還不具備買房能力的人來說，不應該鼓勵他們買房而應鼓勵他們租房，這一點正在慢慢落實。

在租房政策的制定問題上，要學德國、新加坡，絕對不能學美國、英國等以金融市場為主導的國家。

德國房租國家有指導價，房客和房東的合同中若租金超過國家指導價，房東會被抓起來判刑；當房東不想租房想賣房時，首先要賣給房客，房客不要再賣給市場。而我們國家管得很粗，為此應該建立長效機制，出臺一系列的政策保護弱勢群體。

怎么落實這個政策？這就需要讓大家靜下心來，不要用幾代人幾輩子的錢買一套房，而是踏踏實實做事業。

在房租定價機制上，我的思路就是根據中國經濟政策，將十年或二十年貸款金額倒過來算兩個大學畢業的年輕夫婦首付是多少，就按這個付?，F在是按照調控手段在收，所以大家的心都很躁。

同時，在城市化過程中土地怎么供應？人地掛鉤之下，土地供應政策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做調整。

前期有些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資平臺借錢引資為未來流量做擔保，如果說現在的集體用地可以建房出租，這些地方政府的窟窿、債務會馬上暴露，地方銀行會面臨破產危險。

現在對房價最敏感的因素是什么？貨幣供應量是重要因素，從某種角度看，人們對市場的預期比貨幣供應量還重要，所以怎樣穩定預期，建立長效機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涉及多部門政策，絕對不是理論上能解釋清楚的事。宏觀調控政策要講方向，也要講策略。

第二是地方債務風險。截至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27.33萬億元。近期發改委、國務院出臺各種整頓政策，針對PPP、名股實債、地方政府債務統計上弄虛作假等問題，現在對地方借債違規要終身問責。黨中央國務院對這個問題越來越嚴格，說明這些問題不得不重視。

第三是產能過剩的問題。2016年末企業杠桿率是166%，企業總負債123.5萬億，按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4.75%算，每年付息近6萬億。如果按社會融資成本7%算，123.5萬億乘以7%是8.6萬億，新增GDP才6.8萬億，從理論上說這樣下去不可維持。

第四是金融機構隱藏的風險。從企業、地方風險到金融機構風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體經濟表現的是地方政府項目問題，房地產泡沫、產能過剩，最終反映的都是銀行資產風險的問題。

一是不良貸款率。按照政府部門公布的不良貸款率約20%，隨著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的進程加快，隨著金融整頓工作的到位，一些風險就會暴露、釋放。其結果，有些企業必然要破產，有些非法集資案要暴露。從動態角度說，隨著政策調整，不良貸款率可能會升高。

二是債券違約。最近看有些上市公司在慢慢暴露問題，比如東北特鋼、大連機床、中鐵物資等等，有幾百億債券到期還不了，但是最后誰也沒有破產，我想肯定是“重組”了。然而，有的僵尸企業產品仍沒市場，沒競爭力，隱患實際上并沒解決。

三是很多難以統計的風險。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托、資管等八類機構在搞理財業務，隨著銀保監會走向嚴格監管后，這些問題要暴露出來。

如果從現象來看，P2P、網絡貸、現金貸、校園貸出現了很多問題，以及暴力催收、非法集資等問題。

如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面對存量風險，我認為需要堅持四條原則：第一止血原則，第二共擔原則，第三成本原則，第四時間原則。

所謂止血原則就是邊立規矩、邊化風險，堅決做到存量風險只減不增。比如說第三方支付，央行、保監會在支持創新的同時，也要管理風險，所以發放了第三方支付牌照，這就是遵循止血原則，避免產生新的問題。

第二，共擔原則。面對這些風險怎么辦？我認為誰的責任誰擔，誰欠債誰還，中央財政堅決不兜底。

第三，成本原則。針對地方巨額債務的還本付息壓力，為了降低利息成本，能不能債轉股，債券置換。這已經在做了，把長期債券變成短期債券，把地方債券變成中央債券，中央債券成本利率很低的，這一下子省了不少錢。

第四，時間原則。面對經濟轉型過程中積累的風險，除了止血原則、共擔原則和成本原則之外確實需要用時間來化解，不能著急，我們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就要加快結構調整，加快改革步伐，慢慢地化解風險。

上面講的是存量風險原則，那增量風險怎么辦？我講四條：

第一，要進一步抑制貨幣供應量的快速增長。3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173.99萬億元,同比增長8.2%，增速分別比2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6%和1.9%。央行會根據一些利率和有關結構性調整的資金需求來平衡，它不會簡單地放松，也不會簡單地收緊。

第二，最核心的是房地產市場如何建立長效機制。長效機制包括住房政策、首付政策、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土地供應政策、財政關系政策、教育政策等，我建議成立一個系統的小組，把有關的幾個部門聯合起來，每個部門出一個政策共同研究，有沒有副作用、有沒有負面影響，會不會沖擊經濟，一點點往前推進。

第三就是監管，現在在修補，在亡羊補牢。前幾年監管部門拼命鼓勵創新，這兩年拼命講監管，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如果大家共同用一個力度來監管，不講協調就容易出事，特別是隨著銀監會和保監會合并，因為是幾個部門，有銀監政策的問題，有信托政策的問題，更要彼此協調好。

第四是加快改革和鼓勵創新。對于優化結構，大家都比較熟悉，結構是方方面面的，有三產結構、城鄉結構等。而創新也涉及到經濟、社會、文化、民生等領域的方方面面。

盡管我的切入點是講金融風險，但是不影響中國經濟按照穩中求進總基調的步伐前進，也就是說一部分企業是很好的，在拼命地創新，而且生產率在提高、利潤率在提升。

（本文根據主辦方提供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