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福爾克馬·西古希（Volkmar Sigusch），1973至2006年任歌德-法蘭克福大學醫(yī)院性科學研究所主任和特殊社會學教授，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性學家之一，德國性醫(yī)學的開拓者和批判主義性科學的創(chuàng)建者。《性欲和性行為：一種批判理論的99條斷想》是西古希對自己50年以來研究、教學、治療的工作和經驗的總結，提供了對當代各種性形態(tài)的一種深入觀察。本文摘編自該書前言，由澎湃新聞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一塊石頭終于從我心里掉落下來，至此我可以松一口氣了。許多年前，我那本《反道德》（Anti-Moralia ，1990）一書的編審就曾要求我，將我原先發(fā)表在各報刊或書籍中的一些有關性欲和性行為的見解、評論，綜合整理成一種新的性批判理論單行本。自那以后的許多年中，她的這一敦促一直纏繞著我。本書的出版，就是在她的敦促下我盡了自己最大努力的成果。

最近150年中，性科學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數據，展現了眾多人的命運，激起了無數的辯論，提出了許多論題，在社會中制造了頹廢墮落的現象，在世界上投放了許多術語，這一切都使我感覺到非常有必要嘗試以一種具有概括性的范疇定義，即以一種具有普遍解釋意義的性理論綱要，來分析和研究這些龐大的數據、極其混亂的意見分歧以及記錄成文的經驗事實，這其中也包括我在2008年出版的《性科學史》一書中有關對性的肯定、淡化、誤解以及性的私人性的一些描述——期望以綜合取代分散，克服隨意性，揭開意識形態(tài)的面紗，而又不必明說：現在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性理論的有效期，都是受時代制約的，因為人的性欲和性行為并不像血液中的含鹽量，幾千年來一成不變。20世紀曾出現過三次所謂的性革命，最后一次性革命——我稱之為新性革命，開始于30年前。它對傳統(tǒng)的性別、愛情和性模式的重新轉義和重新評價，在西方國家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必須對此做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新思考。僅是在技術、文化和個人層面將生殖從性的領域分離出去這一事實，就已導致所有傳統(tǒng)性理論的貶值。但我們卻還糾結于傳統(tǒng)的性理論中，尤其是糾結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百多年前發(fā)表的《關于性理論的三篇論文》（以下本書或簡稱《三篇論文》，或簡稱《性學三論》）之中。其實我們今天的思想、感受、工作、愛、生活和死亡，已經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那個時代了。

當米歇爾·福柯幾十年前回顧以往的性理論時，他在我們的性欲和性行為中看到了他所發(fā)現的知識和權力規(guī)定的四個策略性總和。這四個歷史性特點或重大事件是：對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兒童性欲的教育學化、生殖行為的社會化和非常態(tài)性快感的精神病學化。但在今天，這類觀察已經不再有什么效用了。今天需要我們描述的是女性性欲的覺醒，兒童性欲的禁忌化和對兒童的性虐待，性別差異的不平等遭遇，性欲與生育意愿的分離，異性戀與婚姻作為唯一一種生活和愛情模式的歷史退位，以及對以往被認為是病態(tài)的非常態(tài)性欲與性行為的文化價值化和部分認可。我們今天的經歷和行為，在一二十年前的中歐民眾看來還是不可想象的：未結婚而同居生活者，或是公開自己同性戀傾向的人，能夠擔任國家最高官職，并生活在一種得到國家認可的生活伙伴關系中；可以借助手術或藥物改變自己的性別；雙性取向者可以同時與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保持親密關系；性受虐者和施虐者能夠在電視中公然表演，無論怎樣相互虐待都無妨大礙；單身男女可以在互聯網上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在眾多的網站尋找意中人；各種網站都在展現囊括了全球一切不可想象的性愛偏好。

令人驚訝但也令人遺憾的是，除了較少的例外，社會學界盡管面對性實踐所出現的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卻至今仍然沒能看到，應當在社會學研究中對性、文化和社會做一種綜合性的批判思考。即使是心理分析學家和只有較少一些專家從事的學院式性科學研究，也只是停留在發(fā)表一些零星文章的水平上。其他學科對這一巨大變革或是保持沉默，或是以古老的生物學的陳詞濫調來胡扯一通。這就導致了他們所討論的，常常是一些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原理，似乎自那一百多年來我們的社會、文化和生活并沒有發(fā)生什么劇烈的變化。事實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就已經從理論角度去思考，“人永遠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孩子”這么一個社會現象。

總是被排除在大學之外的作為對性欲和性行為進行系統(tǒng)理論批判的性科學其實是極其必要的，因為我們在幾百年前作為普遍文化模式而形成的原始性欲和性行為，還沒有完全被淹沒在市場形態(tài)、冷漠和攻擊性之中。在第二次性革命之后，性醫(yī)學甚至對性的微小細節(jié)做了研究，但現在卻處在一個退卻的狀態(tài)，因為神經學首先許諾了其研究成果的實用性。由于醫(yī)學越來越成為市場經濟的妓女，批判主義的性科學和批判主義的性醫(yī)學由于處在醫(yī)藥制造業(yè)之外，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而關懷或關注那些遭受性虐待的兒童、被強奸的婦女、性饑渴的男人、渴望改變性別的變性者、戀物癖者，以及在伊朗遭受迫害的同性戀者，無疑是非生產性的，并不會帶來什么利益。在媒體中，批判主義的性科學也影響甚微，如同在一片干旱沒有好收成的土地上耕耘，它把肥沃的土地讓給了別的科學。

但是，孤獨、唯我、互不相容以及性的神秘化等性的痛苦，仍然在繼續(xù)。這些痛苦如今被裝飾在新的性欲和性行為、新的性別認同和新的性別組合模式等范疇的花絮之中，而這些范疇還在爭取社會的文化認可。只要觀察一下近幾十年來批判主義性科學的研究成果就不難看出，為什么在理論和實踐上需要這么一門科學。就是因為我們當今社會的話語討論和公開發(fā)表的有關性的論題與絕大多數民眾實際的、沒有公開的性生活之間，還存在著這么一個巨大的鴻溝。

其次我還想要說的重要一點是，鑒于當今研究現狀和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應當考慮有可以稱為自己獨特研究視野的領域。一個醫(yī)學家對一種研究對象或一個場景甚至是對世界的觀察，當然會不同于一個哲學家。我的觀察視野中當然有我的醫(yī)學專業(yè)知識以及在諸多與心理學和哲學臨界的醫(yī)學專業(yè)中的實習和實踐，其中尤其包括精神病學、心理治療、婦科和性醫(yī)學。我的研究工作最初著重于以經驗和實驗為方向的社會心理學，以后也從事臨床治療、文化理論和性學史的研究，同時教授作為醫(yī)學范圍內的性學教授和作為社會科學范圍內的教授所授的課程。

因此，我的這些研究立足點自然是闡釋“性”這個范疇的文化和社會意義，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生理或心理范疇。因為即使是愛情，在第一感覺上也是一種文化和社會事件，而不是一種心理和生理的反應。為了辨認出這一點，只要觀察一下自古代歐洲幾千年以來的歷史事件，就已足夠了。粗略地說，文化和社會科學的性理論具有一種普遍性，而心理學的性理論只具有一種特殊性。可以這么說，社會理論家談及的是整個社會的人群，而心理學家研究的只是某一個個人，因為沒有某個個人的性認知、愛情和性生活會與除他之外的任何一個人完全相同。因此這本書討論的主題就應是：社會、文化和團體的變化，是怎樣具體影響到每個個人的。為了展開這一討論，首先必須對單一的個人相應地做一種表層和深層心理反應的研究。

從我來說，我的研究并不主要圍繞某些個人的特性，如情緒調控、挫折承受力、自我保護行為、符號化暗示能力、自尊心、客觀恒定性和羞恥感等。我不會在這里提供一種性心理學，首先是我沒有這個能力，其次是我沒有這個愿望。因為特奧多爾·W.阿多諾曾如是說：“抹殺個人特性是意識形態(tài)的方法。”所以我將主要作為一個非心理學家，卻借助心理科學來推導出心理理論的結論。但我也努力使自己不拘泥于某個社會學的術語上，比如不會按社會學的術語來說什么“愛情是‘對另一個人的整體包容’，而性則是‘親密溝通的共生基本機制’”。

我的這一研究定位，也包括了作為性的主體的感受，因為這種感受有著對象化客體和客體對象化的前提。這里必須強調的是性的無規(guī)則性和性的反抗性，鑒于性的這些特征，要想對所有的性樂趣都做出規(guī)定，無疑是在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客觀狀態(tài)下，一種對性的反面圖像和性的反現實性的絕望尋找。主體已經被排除在哲學的許多領域之外，個人的客觀性也已無關緊要，但是如果性科學不想落入虛空，不想與早就如同對待百貨商場的商品目錄那樣地對待性的精神感受的單純性學淪為同類，那么就必須堅守研究一切：主體、個人、意愿和性欲的滿足度。因為盡管當今社會幾乎一切都已社會化了，但性的欲望和行為卻仍然具有真實的個人性。

通過追問性批判理論的歷史和理論前提及其盲點，通過區(qū)分神秘的性與通常的性關系模式、色情交易的性的不同，以及單純性學在科學理論和實踐中所暴露出的缺陷，性批判理論將越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將越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批判理論，尤其將與單純肯定或強調漸進的性學保持距離。性作為意識形態(tài)、科學和社會模式，當然受制于性批判理論。性作為社會形態(tài)之所以受制于批判理論，是因為性的樂趣和權力、欲望和暴力、愛情和交易、性的實施以及普遍物化不只是在理論家的頭腦中是鑄刻在一起的，而且也在實際的生活中因其內在的相互糾結而不可分離；性作為一個范疇，由于學科化了的性與非學科化的性是相矛盾的，也就揭露了任何一門性科學的非真理性；而如果把性作為意識形態(tài)，那么對于健康和快樂的性生活來說，意識形態(tài)恰恰就是它的障礙。

如果要將我的這些論題濃縮到一個共同的核心，那么我將會說：所有與性相關的領域，從偉大的愛情到變態(tài)的性欲望，都有一個共通點，即都有著一種尚未解開的自我沖突。由于這種起源于普遍原因的沖突沒有得以解脫，因而也就沒有性自身和諧的可能性。橫亙在性的意愿與性的滿足之間的那個深淵，只有借助一定的客體模式，即只有借助性欲和性行為，借助規(guī)則和堅守才能跨越。但也存在有喚起個人性欲的秘密和由主體互動的愛情而獲得的無法估量的性滿意度，可以用來填補這個深淵。

這就表明我絕不只是悲觀地看待這一切。我確信正確和較好的方法是，在理論上特別注重批判，并且這就經常意味著是悲觀的，但在實踐上卻盡可能樂觀地看待這一切。否則，我們作為性醫(yī)學者和心理治療師根本無法再對患者進行咨詢和治療了。我也絕不如其他一些人那樣消極地看待新的性革命。它帶來的一些自由開放，方便了人們的生活。與早先的時代相比，在我們今天的性關系中雙方更加平等，而且我們的親密關系也變得更真誠了。

我們已經從偉大的哲學家那里學習到: 意見和觀察如果沒有范疇，便是盲目的；而范疇如果沒有意見和觀察，便是空洞的。基于這個理由，這本書不僅只是引進了一些范疇，而且也列舉了許多當代性文化中的實際范例。在總體上盡量保留了所批判事物的原貌，即它原先是什么，它也就是什么；不想讓人產生一種印象，似乎我們已經清楚，怎樣才是一種“正確”的性生活。一種性批判理論并不兼容絕對和最后的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