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作家沈從文誕辰120周年。沈從文一生經歷了許多個動蕩的歷史時刻，人生也幾經波折，在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中，他也曾幾度陷入難以自拔的情緒危機中，或者用現在流行的詞語來說是“精神內耗”。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是1949年解放前夕，由于對時代轉折的焦慮和自身命運的悲觀，沈從文一度精神崩潰。但他最終克服了那個艱難的時刻，轉型成為一名文物工作者，并扛過了“文革”時期最嚴酷的沖擊，在1980年代安詳辭世。

是什么支撐他度過了這一次次的精神危機？過去人們往往從他自身的思考入手，或強調他思想中一直存在的“愛”與“慈悲”的信念，或是突出1949年以后，他融“個人”于“集體”之中的思想轉折。這些都非常關鍵，但生活中，往往有更多復雜的因素影響著個人的選擇，人也無法獨自面對所有難關。這篇文章就從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的角度，來看在沈從文人生中那些至暗時刻，張兆和如何用言語和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他的選擇，幫助他走出了精神困境。

沈從文和張兆和

理發、吃飯：生活最堅實的一面

沈從文敏感、執著，又思慮深重，因而每一次時代大變動的時候，都會陷入深刻的精神沖突中，幾至精神崩潰，他自己對此有所意識，并深感抽象思考帶來的痛苦。有趣的是，張兆和每一次勸說他或改變他的方式，都與吃飯、理發這類生活細節相關。

抗戰期間，沈從文孤身到西南聯大上課，一度與留在北平的張兆和兩地分居。這時國家正在危難存亡之際，他個人亦卷入許多大大小小的爭端之中，精神也陷入了“周期的郁結”中。他曾在酒后當眾為時事大哭，也曾在與張兆和的信中提到自己“過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氣”，“我這人原來就是悲劇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時極近人情，天真時透底天真，糊涂時無可救藥的糊涂，悲觀時莫名其妙地悲觀”。他幾次催促家人南下，“我離開你，便容易把生活轉入一種病態。”

經沈從文多次催促，張兆和終于于1938年10月轉經香港、越南來到昆明。他們見面第一件事，就是討論頭發的長短，楊苡將他們見面的情境寫了下來：

三姐憔悴消瘦，眼睛里卻閃著快樂的光輝，她望著沈先生，不在乎我們還在跟前便忽然對他說：“頭發都這么長了，難看死了！”沈先生笑瞇瞇地回答：“沒辦法，哪有時間去理發！”

團聚的當天晚上，夫妻二人在房間里一邊整理書籍，一邊談話。第二天沈從文的頭發便已修剪過了，“沈先生顯得年輕、漂亮，從此再也看不見沈先生原先那不修邊幅的名士派形象了。”

關于頭發的爭論一直貫穿在他們生活的各個時期。解放前，沈從文經歷了人生中最嚴重的一次精神危機，一度選擇自殺，身邊的親人、朋友都注意到了他的異常。張兆和1949年1月底寫信勸慰他，又一次提到了吃飯、洗澡，她寫道：“你應該理一次發，洗一個澡。”而正值精神崩潰的沈從文在這一行字下面批注：“這有什么用！”“文革”期間，這一爭執還在繼續，沈從文信中寫道：“小至于忘了洗臉、理發，也居然會生氣不快樂？忘了吃頓飯，又算什么？”他覺得投身工作才是“大事”，怪妻子過分糾結“小處”。

與沈從文相比，張兆和一生井井有條，沈從文曾在與他人的書信中提及，“文革”期間張兆和在湖南從事重勞動，裝卸砂石，挑糞種菜，卻仍然不失從容，“可是很怪，不少怕臟裝病的，經常還是邋里邋遢，兆和阿姨倒一身永遠干干凈凈，而且工作得十分認真，又十分開心！”

其實，衛生習慣看似與精神上的沖突和抽象思辨沒有直接關聯，卻是一個人生活環境的構成部分。環境會影響人的心境，人的心境亦有時反映在他生活的環境之中。一些有關心理健康的研究便會注意到，長期不洗澡或不注重個人衛生，往往是抑郁癥或其他心理疾病的早期征兆之一。沈從文雖不愿相信洗澡、理發和精神困境的解決有什么關聯，卻也意識到遠離張兆和，自己便“過日子不免露出萎靡不振神氣”，恐怕正是這些他視作“小處”的細節，最易為人忽視地影響著他的精神處境。

我們總習慣于將精神和物質分開來對待，但這一區分并無切實根據。精神總是在各種各樣物質的因素之中發展的，有時一次理發、一次外出吃飯要比精神世界里千百遍鉆牛角尖式的精神沖突有益得多。張兆和書信中常常提及“吃飯”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過去人們非常關心沈從文1949年以后幾乎不再寫作的問題，常常將之解釋為思想上的轉折，這當然是主要原因，但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他身體的日漸衰弱。1950年代起，沈從文就陷入了日漸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的折磨中。他曾經數度想要重新提筆寫作，并且作協也屢次表達了對他重新寫作的支持，但病體使他精力大不如前。一個人的身體好壞，直接影響他的精神狀態，甚至也許與他的個性風格有間接的關聯。張兆和一生朗健堅強，或許也與她一向較為健康有關。精神世界的任何沖突都需要身體的基礎，所謂“意志力”亦與身體的能力密切相關。因而，“吃飯”“理發”看似都是最基本的提醒，卻也是生活最堅實的一面。

梯子、坐標與人生的鏡子

1949年9月，沈從文在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后，最終決定“把一只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從在生長中的社會人群學習”，他將自己的心境變化寫在信中，他寫道：“音樂幫助了我。說這個，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我需要有這種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他曾多次在信中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有些話只能對張兆和說，而她的理解對他意義重大。在新中國成立后遇到前所未有的寫作瓶頸之時，他也曾對妻子寫信道：“寫文章如像給你寫信那么無拘束，將多方便，還可寫多少好東西給后來人看。”而同樣，理解之外，夫妻二人在人生經歷、處事方式、思想方面有很多差異，這種差異更成為他們認識彼此、確立自我的坐標。人總是在與他者的參照中、在他人的注視下確立自身的，張兆和與沈從文相伴走過五十多年的歲月，這種無法區分彼此的共同的自我塑造過程，最為深刻也最為持久。在沈從文歷次的精神困境之中，張兆和就像是一面鏡子，照見他自身未必意識到的部分，又像是一個坐標，參照著生活的走向，這些都最終成為了他離開深淵的梯子。

張兆和與沈從文有很多不同，“文革”期間，沈從文曾在信中寫道：“你是在集體中長大，從集體中得到發展，受人尊重，得人認可的。所以一切十分正常，接近新事物也是正常的。可望少出差錯。不能創造，卻能守常、應變。”他反照自身，便覺得自己是個不擅長進入集體的人，類似的表述在他1949年后私下里或公開的言說中非常常見，他真誠“檢討”自己民國幾十年里所受的個人主義思想的毒害，并且認為自己是個不善于“應世”之人，因而在巨大的時代變革中像“一只大而且舊的船”，很難掉頭。而張兆和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似乎都能妥善適應。解放前夕沈從文最嚴重的一次精神危機，也正是以“忘我”的方式解決的，他要不再游離于人群，“在群的向前中向前”。這種思想上的轉變，當然有時代意識形態的因素，未必便沒有來自身邊最親近之人的品性的影響。

而他得以從精神困境中恢復的方式，也從不是通過孤獨的精神沖突實現的，雖然在精神最崩潰的時候，他曾自憐地多次宣稱自己“孤獨”、“沒人能明白”，甚至說“許多人都在參預謀害”，但事實上，他從不曾真正孤獨，他能夠從精神困境中走出來，也正是在許多關心他的人的幫助下實現的。當時他的身邊除了張兆和和兩個兒子，還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還有金岳霖，他們都曾對他關心照拂。反而也許正是“孤獨”的幻象使他陷入絕境。張兆和在勸慰他時，也曾說“多同老金、思成夫婦談話，多同從誡姐弟玩”，與真正具有可貴品性的人交流，往往是治愈孤獨幻想癥的最佳良藥。一種自我封閉式的孤獨往往便是精神動蕩的根源，試想，《罪與罰》中拉斯科爾尼科夫如果不是孤獨地在他的斗室里思考了幾個星期正義的抽象問題，不是回避而是和拉祖米欣這樣真實可貴的人多多交流，殺人怎么會成為一個可能的選擇？

而張兆和與沈從文的交流，也往往能最切中他的要害。抗戰期間沈從文卷入了幾場無畏的爭論，張兆和寫信勸他將才華用在小說寫作上，說他“不適宜于寫評論文章，想得細，但不周密，見到別人之短，卻看不到一己之病，說得多，做得少”。情況恐怕也確實如此。而當涉及具體的生活問題時，張兆和也將他耽于面上的虛榮，而忽視實際的生活的特點看得真切：

我想著你那性格便十分擔憂，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時候還是十分愛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個銅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現在生活能從簡，一切無謂虛糜應酬更可省略，你無妨告訴人家，你現在不名一文，為什么還要打腫臉充胖子？

她在另一封信中也提到自己的人生態度：“我情愿躬持井臼，自己操作不以為苦，只要我們能夠適應自己的環境就好了。”她對于沈從文質樸天真的本性十分了解，所以更擔憂這些被外在的虛榮磨滅：“一個寫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瑣瑣外表的事情上浪費了實在可惜，你有你本來面目，干凈的，純樸的，罩任何種面具都不會合式。”解放前夕直至人生末尾，她的人生態度也一直如此。沈從文在解放前的精神危機中曾提到她的話給與他巨大力量：“我們要在最困難中去過日子，也不求人幫助。即做點小買賣也無妨。”而他忽然醒悟的瞬間，也是想到了妻子的話：“你和巴金昨天說的話，在這時（半夜里）從一片音樂聲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你說：‘你若能參軍，我這里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難也會支持下去。’”

這些話究竟如何給了沈從文力量，或許我們無法真正得知。但如果聯想到沈從文在1949年后的幾十年里越來越多地對生活抱持著實際的態度，“我只希望不要用頭腦思考！多作點事！”以及1980年代，二老面對種種名利的重新襲來，報以的那令人吃驚的淡泊態度，便會意識到，在那種最嚴酷的環境之中，親近之人那種嚴肅的精神和言行的力量有時超乎我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