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上海。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危險的機遇

“在美國，新冠疫情已經引發長期性的遠程辦公趨勢以及科創人口和企業的遷移。展望未來，有兩種可能。如果新冠疫情是人類即將面臨的一系列疾病大流行的開端，那么已經持續了30年的城市復興時代將宣告終結。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次孤立事件，那么也許疾病和數字技術對城市空間和生活的重塑將相對有限。”

很難相信上述悲觀論斷來自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城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ity）一書作者Edward Glaeser。但倘若結合美國科技行業今年的表現，就不難理解Glaeser對疫后城市的擔憂。

2022年，美國科技金融遭遇重創。與去年相比，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已下跌約30%。美國科創投資“股神”Cathie Wood操盤的創新投資基金Ark Innovation Fund已損失近65%的市值。大量金融科技基金和加密貨幣基金破產。科創金融之慘狀，堪比1990年代末互聯網金融泡沫。科技金融“寒冬”掀起科技行業裁員潮。

據筆者統計，美國科技企業2022年已累計裁員102855人，占疫情以來科技企業總裁員數的63%。典型案例包括：Twitter裁員50%，約3700名員工。Uber裁員14%，約3700名員工。Meta（Facebook）裁員13%，約11000名員工。Cisco裁員5%，約4100名員工。Amazon裁員3%，約10000名員工。 

科技行業劇烈震蕩，科技人員類型和科創空間布局亦發生深刻變革。疫情前，遠程辦公已在科技企業中出現。相關從業人員可自由選擇居住地和工作場所，甚至長期多地旅居，被稱為“數字游民”（digital nomads）。疫情暴發后，數字游民出現井噴式增長。美國境內的數字游民規模，從2019年的約730萬人增長到2020年的約1090萬人，增幅高達50%。由于大量跨國遠程辦公的存在，數字游民的真實規模可能被嚴重低估。隨著近期科創金融由擴張轉向收縮，數字游民崛起勢不可擋。科技企業更傾向于開展基于遠程辦公的跨區域、跨國境人才配置，借助更加靈活的勞務形式、城市之間薪資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異、削減的寫字樓辦公空間等方式，降低支出成本，并保持甚至提升工作效率。

空間上，美國科創中心熱點發生位移。疫情前，科創中心熱點逐漸從郊區化、工廠化、低密度的“硅谷”向以紐約“硅巷”（Silicon Alley）為代表的“高密度科創城區”和以華盛頓州貝爾維尤為代表的緊湊型“科創城鎮”擴散。疫情以來，科創城鎮更具吸引力。與很多“全球城市”（如巴黎、新加坡、香港等）類似，紐約在過去三年中，一度成為所在國家的疫情“重災區”，擾亂科創活動秩序，導致人才外流。LinkedIn數據顯示，從2019年至2021年，紐約市凈流出7%的科創人才，跌幅居美國之首，而美國科創人才凈流入增幅最高的城市是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約25萬人口）：4.6%。數據顯示，以理工強校為支撐、科研基礎設施一流、生活性價比高、公共空間品質好的“大學城”最受科創人才青睞，如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匹茲堡（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和奧斯汀（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等。

高校參與科創園區建設的關鍵模式

如果“大學城”是后疫情時代最受數字游民等科技人才青睞的科創集群空間，那么，有必要比較分析高校參與科創園區建設的三種關鍵模式：分區聯動、功能混合、基因重組。

（一）分區聯動

“分區聯動”是指物理空間中相互獨立且具有一定距離的校區和園區聯動發展模式。該模式下，科創活動圍繞“高效專業攻堅”發生。科創主體以單個或若干“大型企業”為支撐。園區空間特征包括：外部車行連接、內部步行導向、邊界清晰、辦公為主、商業為輔、開放空間充足等。

分區聯動的典型案例是埃因霍溫理工大學（TU/e）和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的協同；兩者分別位于都市區東北和西南郊區，通過城市快速路環線連接。埃因霍溫理工大學主要通過各類科研合作組織與園區協同開展科研活動。教師和學生能進駐園區，或在校園內直接創業。同時，園區內的中小型企業也能進駐校園。埃因霍溫理工大學對其校園的定位是：“我們的校區，你們的校區；科技與產業相遇之地”（our campus, your campus; where science meets business）。如此，校區與園區共享資源（設施、人才、資金等）和成果、分享不同視角和前沿觀點、共擔研發風險。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被稱為“歐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區域”；其誕生、演化和轉型都與飛利浦息息相關。

1964年，由飛利浦主導的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成立。飛利浦將其所有的研發空間和設施集中到園區，通過多領域科研力量的整合大幅提升產出效率，助力飛利浦業務的全球擴張進程。2003年，飛利浦將園區開放給其他科技企業，使得許多中小型企業和初創團隊能共享園區內一流的科研設施。2012年起，園區被轉讓給專業資產運營管理公司，而飛利浦仍作為核心入駐企業，擔當科創基石。

隨著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從飛利浦的“總部研發基地”轉型為“面向全球的開放科創園區”，其空間形態經歷了四個關鍵改造。

第一，散落園區各處的停車樓（場）被集中到園區外圍，使得車流從園區中心區被剝離，實現人車分離。

第二，在園區內部重塑高品質藍綠空間，并以之為基底疊加便捷舒適的步行和騎行路徑系統。

第三，拆除此前各建筑組團自設的圍欄等邊界，使原本內向、孤立的建筑向藍綠空間打開，與之和諧交融。

第四，將餐飲、會議、會展等服務設施集中到園區中心的條帶狀建筑（Strip）：建筑內部包含多種功能區和多個南北向通道，而建筑南側界面形成濱水活力岸線，為園區科創人員提供親近自然且活力集聚的公共空間。

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空間設計  圖片來源：High Tech Campus Eindhoven Beeldkwaliteitplan

（二）功能混合

“功能混合”是指校區、園區和城區在步行尺度混合、共生，而彼此的主體區域又能被清晰識別。該模式下，科創活動聚焦“高效學科交叉”。關鍵科創主體為“交叉研究團隊+中小型企業”。園區空間特征包括步行友好、功能混合、邊界模糊、以人本尺度公共空間（如小型城市廣場）為核心等。

功能混合的典型案例是“MIT肯達爾廣場科創區”（Kendall Square），被認為是“全球科創濃度最高的一平方英里區域”。基于麻省理工大學（MIT）的一流科研基礎和先鋒學科交叉創新體系（如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交叉學科研究機構Media Lab），肯達爾廣場科創集群具有鮮明的融合創新特色。

以肯達爾廣場（以及臨近軌交站點）為核心的步行空間范圍內，校區、園區和城區在平面和垂直空間高度混合，形成諸多集MIT研究機構、辦公、居住、購物、餐飲、娛樂等于一體的綜合科創樓宇。當地政府劍橋市針對肯達爾廣場科創區設置了特別規劃條件，為MIT的介入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間和配套服務。MIT下設校級投資管理公司（MITIMCo），組建劍橋房地產團隊，全程統籌肯達爾廣場科創區的規劃設計和開發建設。

除了直接開發綜合科創樓宇，MIT尤其注重城市公共空間設計。主動將東校區多個停車樓（場）改造為綜合科創樓宇、小型廣場和開放空間，精心設計步行導向的街道系統和以餐飲（尤其是咖啡館）為主的街道界面，摒棄汽車導向的交通工程思維，且校園不設圍墻和邊界。如此，主教學樓組團的“無限走廊”（infinite corridor）和肯達爾廣場（及地鐵站）形成步行尺度的便捷連通：兩者之間步行距離約500米；僅需5分鐘步行，實現“無限連接”（infinite connection）。實證研究表明，肯達爾廣場公共空間及其周邊的咖啡店已成為MIT教師、學生、科創人員等思想碰撞、靈感交流、稟賦匹配的重要空間載體。

MIT肯達爾廣場空間設計策略 圖片來源：MIT East Campus Urban Design Study: Final Report

（三）基因重組

“基因重組”指校區、園區、城區在空間肌理和地方文化層面深度融合，刺激科創模式變異；在空間上呈現為眾多緊湊、尖端、精致的科創據點散布于城區公共活動中心。該模式下，科創活動致力于“高效群體創新”。主要科創主體為“初創團隊+小型企業”。園區空間特征包括：工作與生活空間（居住、購物、游樂等）在步行尺度融為一體、邊界模糊甚至消失、辦公空間類型多樣、街道網絡步行體驗好、街道空間品質高等。

基因重組的典型案例是“奧斯汀科創城區”。奧斯汀是美國德州首府，都市區人口約220萬人，因其活躍的科創產業和多丘陵的地形被稱為“硅丘”（Silicon Hill）。與常規認知的科創中心類似，奧斯汀的科創生態系統有如下特征。在高端制造、數字媒體、信息技術、醫藥、新能源等“高精尖”領域形成一定產業規模。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等理工強校作為支撐，擁有突出的科研設施基礎和大量科技人才。科創活動主要由商會、高校和科創明星等非政府主體推動。當地政府為科創活動提供充分政策空間和全面配套支持，聚焦城市生活品質提升，精心謀劃城市空間規劃和設計、地方特色文化保育和培育等。

然而，奧斯汀的科創品牌有其鮮明個性。第一，奧斯汀并不盛產科技巨頭，但擁有一大批敢于挑戰已有行業規則的科創逐夢人。其初創企業或團隊比重大，風投資本活躍，人均初創風投資金排名全球第八位。第二，“餐飲”和“零售”被認為是奧斯汀最具創新活力的行業，顛覆了人們對“科創中心”的常規認知。全美知名餐館Uchi、連鎖超市Whole Foods、戶外用品制造商YETI等均來自奧斯汀。Whole Foods聚焦高品質綠色有機食品，創新采用“原材料銷售+預制菜+現場餐飲體驗”相結合和線上線下“全渠道貫通”（omni-channel）的經營模式，被認為是實體商業在互聯網時代成功突圍的范例，已被互聯網巨頭Amazon收購。

奧斯汀“高精尖”硬核科創與“接地氣”餐飲零售創新之間不可思議的基因重組與其獨特的城市文化軟實力密不可分。首先，在德州“崇尚自由”的地域特質和“桀驁不馴”的牛仔精神加持下，奧斯汀科創群體形成了“我能”（can do）的創新創業底蘊（堅信原創想法，無畏挑戰權威），助力奧斯汀初創型科創活動的繁榮。其次，奧斯汀現場音樂（live music）文化濃厚，具有活躍的藝術創作氛圍和包容的多元文化理念，形成了“讓奧斯汀保持特立獨行”（Keep Austin weird!）的城市口號，為包羅萬象的創新創意活動提供精神支撐。現場音樂表演通常浸潤在商業街巷當中，與樂器行、獨立服飾店、酒吧、咖啡館、餐館等商戶緊密關聯甚至共生，賦能餐飲零售行業經營模式和空間形態革新，提升城市生活品質。

值得注意的是，“科藝融合”是奧斯汀科創品牌與文化的內核。以奧斯汀市中心創新區為例，通過適宜步行的街道格網從南向北連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州政府、規劃建設中的綜合科創樓宇群、現場音樂文化街區、會展中心、若干城市公園和綠（水）道等。奔放的藝術自由激發科創活力；樂活的商業街巷（音樂、美食、獨立店）和藍綠交織的公園水道提升城市空間體驗和生活品質：奧斯汀多年被評為“美國最宜居城市”。對于大量“在車輪上輾轉”的硅谷科技人才而言，奧斯汀代表著他們“向往的生活”。科創行業的發展和科技人才的集聚，為藝術創意和餐飲零售行業帶來先進經營理念、多樣融資工具和充足優質客源。如此，科技與藝術相輔相成，融為一體，提升創新、創意、創業能級。

奧斯汀市中心創新區空間構成  圖片來源：Austin Innovation District Brochure
展望高校參與科創園區建設“新模式”

后疫情時代，全球科創產業遭遇重大波折，使得科技人員類型和科創空間布局發生深刻變革：數字游民強勢崛起；科技人才向以理工強校為支撐的“大學城”聚集。以下將提煉高校參與科創園區建設的不同模式（分區聯動、功能混合、基因重組）之共性特征，展望面向未來的新發展模式。

體制層面，以一流高校或企業為驅動，以企業型、服務型政府為保障，形成“校-企-政”三位一體的“科創特區”。三個案例中科創策源均不是由政府主導：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由飛利浦驅動；MIT肯達爾廣場科創區由MIT驅動；奧斯汀科創產業由商會、高校、科創明星等非政府主體驅動。

其中，MIT肯達爾廣場科創區的運營體制最值得參考。政府為科創區提供特殊規劃條件和全面政策配套。高校設立房地產開發機構統籌科創區規劃設計、開發建設和運營維護，享有絕對話語權。這有利于在利益導向的科創活動中保留原創科研初心，亦有利于促進“校-園-城”的空間整合。

空間層面，貫徹步行導向的街道網絡設計，強調公共空間品質提升，打造無界開放的園區和校區，實現“校-園-城”有機融合。不論是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的“歐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區域”（步行半徑500米），還是MIT肯達爾廣場科創區“全球科創濃度最高的一平方英里區域”（步行半徑800米），或是奧斯汀適宜步行的商業街巷，構建安全、便捷且舒適的步行科創區已成為共識。其次，三個案例均強調不遺余力提升公共空間品質。再次，三個案例中的支撐高校均打造無界開放校園。尤其是MIT，將主教學樓組團的“無限走廊”與肯達爾廣場科創區（及地鐵站）貫通，形成“無限連接”，展現世界頂尖大學“敢為人先、引領潮流”的精氣神和行動力。在MIT肯達爾廣場，校區、園區、城區已融為一體。

功能層面，營造多元辦公空間，促進工作、社交、居住、休閑、娛樂等活動的融合，將科創塑造為一種“生活方式”。三個案例均表明，科創辦公空間絕不僅是標準寫字樓；共享辦公、咖啡館、餐館外擺區域、小型城市廣場、濱水岸線等也是重要的“科創辦公空間”，尤其適宜初創團隊或企業。在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園區空間宛若一座藍綠交織的生態公園；每一幢建筑面向自然開放，便于科創人員與不同領域的合作者或陌生人自由交流。在MIT肯達爾廣場科創區，功能復合的綜合科創樓宇環繞公共廣場或綠地，其底商設置各類餐館、酒吧和咖啡館，凝聚科創人氣和活力。在奧斯汀，星羅棋布的科創活動融入本地文化，蔓延到每一條商業街巷，形成了“科藝融合”的生活方式。

面對新形勢，展望新模式，上海應如何響應？且聽下回分解。

［作者饒富杰系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城市設計與規劃方向），朱弘毅系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建筑學碩士生］

研究支撐：

《環高校“15分鐘科創生活圈”空間規劃策略與共治共享機制研究》，22692194900, 上海市科委“科技創新行動計劃”軟科學研究項目

《數智驅動下上海中心城的各類空間演變與規劃應對策略研究》，上海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科研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