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中國完成了人口轉變，在2000年進入老齡社會以后，不斷提升的人口預期壽命和持續的低生育水平使得中國人口老齡化開始了加速的進程，應對老齡社會的挑戰已經成為中國政府和全社會都在關注的問題。

一

1978年，中國已經實施了近十年的以“晚稀少”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已經從1970年的5.8下降到2.8左右。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從1963年的3.3%，下降到1970年的2.5%，再降到1978年的1.2%。年度出生人口數在1963年高達2954萬人，整個上世紀六十年代平均每年出生2404萬人，七十年代下降到年均2179萬人，到1970年代后期更下降到1800萬左右。中國在1979年開始推行以鼓勵獨生子女為主的新的計劃生育政策（獨生子女政策），并在1980年9月25日以《中共中央關于控制中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的形式在全國各地普遍實施。在當時，三十歲以下的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不到總人口的5%，中國是一個人口年齡結構相當年輕的社會。大量的勞動年齡人口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準備了充足的人力資源，盡管人口增長已經開始減速，但仍被認為“將會大大增加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困難，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難有多少改善的嚴重局面。”

實施獨生子女政策的這30多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社會快速轉型的4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在這個期間持續走低，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已經低于更替水平（每個婦女一生生育2.1個子女），此后長期徘徊在1.5左右，成為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人口的預期壽命則在此期間穩步上升，從1982年67.8歲增加到2017年的76.4歲。就一個國家而言，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動因是出生人口的減少和以人口壽命延長為標志的老年人口的增多。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這40年間完成了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開始了老齡化的進程。

按照國際通用的標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超過7%）即表示該人口進入老齡社會。中國老年人口的比重（60歲及以上）在1982年時為7.62%，1990年為8.57%，2000年提升到10.33%，第一次達到了老齡社會的國際標準，其后老齡化進程加速，到2017年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的17.3%。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也從1982年的7682萬，增加到2000年的1.3億，2017年的2.4億。

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全球性的人口趨勢，發達國家早于中國進入老齡社會。根據聯合國人口司2017年的預測，在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中有94個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160個左右。

二

相較于發達國家，中國老齡化的進程有一些顯著的特征：老年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區域發展的不均衡。中國老年人口預測到2050年代達到峰值，在4.3億左右，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并將在這一狀態持續很長時間。也就是說，當印度在十多年以后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時，中國將始終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發達國家的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從7%增長到14%一般需要50年左右的時間， 而中國只有27年，僅與日本相仿，快速的老齡化使得中國應對老齡化挑戰的準備時間很短。

中國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變動態勢有很大的差異，上海在1979年就進入了老齡社會，而青海等省區至今還尚未達到老齡社會的標準。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巨大的人口流動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區域性老齡化進程的差異。中國的東南部地區由于吸納了大量來自中西部省區的年輕的流動人口，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在近年都有所緩解， 廣東省就是一個典型。而在內陸省區，由于年輕人口的遷出和中老年流動人口的返遷，老齡化呈加劇的態勢，重慶就是這樣。同樣原因，中國農村老齡化的態勢也較城市更為嚴峻。

除了以上人口學特征以外，中國老齡化進程還受到政府政策的很大影響。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在中國生育水平下降的早期發揮著最重要的影響，其后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們生育觀念變化的作用則越來越大，這可以從近兩年國家推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有限得到驗證。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對中國未來的持續穩定發展非常必要，但不會改變老齡化的基本態勢。

2015-2035年是中國老齡化進展最快、波動最大的時期，也是未來社會撫養比相對較低、老年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的時期，尤其2018-2021年還將出現短暫的“底部老齡化”和“頂部老齡化”同時弱化現象，是應對老齡社會的戰略和戰術儲備的最好的機遇期。

老年人口高齡化主要表現為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占比升高，并穩定在較高的水平。2015年中國高齡老人規模為3039萬，在老年總人口中的占比超過20%。2032-2037年將是中國高齡老年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高齡老人將接近1億人。

與老齡化進程相伴的是中國家庭模式的變化。在人口變遷和社會轉型的雙重影響下，中國家庭模式發生了急劇變化。根據人口普查的口徑，中國家庭戶規模在不斷縮減，全國家庭戶平均規模從1990年的4人下降到2010年的3.1人；家庭結構不斷簡化，一人戶和一代戶比重持續增加，而二代標準核心戶（即夫婦與未婚子女戶)也從1982年的48.20%降到2010年的33.38%；1982-2000年間中國家庭戶的戶均老年人數量穩定保持在0.22-0.24人，至2010年陡增至0.41人/戶，與此同時的戶均孩子數量卻從1982年的1.48人陡降至2010年的0.51人，平均每個家庭少了差不多1個孩子；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現結構轉變，純老家庭逐漸增多，家庭養老能力呈整體弱化趨勢。當然家庭戶統計數據的變化不能否定家庭功能在新的歷史階段仍然得以基本維系，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現代科技的使用延伸了家庭的功能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變化了的家庭提供了更多的社會支持。

三

老齡社會在中國還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人們對老齡化自然存在著擔憂甚至恐懼，最主要的反映在未來勞動力減少、養老金的長期平衡，醫療和長期照護壓力等方面。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在過去的30多年間持續增長，占總人口的比例也遠高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這為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資源，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巨量的勞動力資源使得中國能夠收獲人口紅利。這一態勢到2012年達到峰值，此后勞動年齡人口開始緩慢下降，未來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動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在的年輕人口的生育行為。

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并不必然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的短缺。按照經典的人口紅利理論，收獲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在中國還繼續開啟著，并將一直延續到2030年左右才會最終關閉，屆時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中國勞動力的素質正在不斷提高，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過去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中國高校的招生人數從1997年的100萬人猛增到2017年700多萬人，這為中國以不斷提高的勞動力質量（和勞動生產率）來補償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創造了有力的條件。

中國是在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建立和初步完善的過程中就面臨了老齡化的挑戰，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發達國家相對完備和長期運行的社會保障體系雖然也面臨老齡化的挑戰，但中國要實現養老金繳付的長期平衡和在不同人口群體間的基本平等所要應對的挑戰和困難更加嚴峻，而留給我們的時間則有限。

人口老齡化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民眾整體健康狀況和疾病譜的變化，高齡化的進展給醫療保險制度的持續穩健運行和長期護理制度的建立帶來巨大挑戰。中國老年人口的中重度失能率約為3-4%之間，按照這一比例進行推算，2017年中國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規模約為720-960萬，這部分老年人口是長期照護服務的剛性需求群體。《全球阿爾茲海默癥報告（2015）》的預測顯示，中國有超過950萬認知癥患者，占全世界認知癥患者的20%。到2030年，中國認知癥患者預計將達到1600萬。在提高全體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的同時，為超過千萬的失能失智老年人口提供醫療照護服務直接考驗中國政府和社會的應對能力，事關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的實現。

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有關計劃生育的公開信時，已經意識到生育水平的持續下降會在40年以后導致人口老齡化，提出“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一定會不斷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養”。配合干部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在1982年頒發了有關干部離退休制度的相關文件，但在整體上老齡工作沒有納入政府議事日程。隨著1990年代改革開放的深化，特別是國企改革的開展，國家相關部委陸續出臺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低保制度、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社會救助制度、農村扶貧計劃等逐步得到完善和健全。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此后1999年，國務院批準成立了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確定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勞動保障部、財政部等25個有關部門為成員單位。這一時期，中國的老齡政策與老齡機構建設并重，并逐步完善。

四

中國的老齡工作在進入21世紀以來穩步發展，“十三五”期間更是得到長足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 5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老齡化問題講話強調，堅持應對人口老齡化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堅持滿足老年人需求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相結合，努力挖掘人口老齡化給國家發展帶來的活力和機遇，推動老齡事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等舉措為老有所養配置了更多的資源，以養老服務和養老醫療保障為核心的老齡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新時代背景下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理念和舉措，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更為有效應對老齡化的挑戰從國家行政體制的高度作出了安排。

應對老齡化挑戰并不只是政府的職責，老齡化挑戰也不僅僅是如何為老年人口提供公共服務。老齡社會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傳統的建立在年輕人占人口絕大多數基礎上的相關的制度安排等都需要根據老齡化發展的態勢做出調整甚至重構。每個人、家庭、社區、單位，乃至整個市場、社會和政府都會適應這種人口學變化而調整資源配置、生產和生活方式、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代際平等和多主體共同分擔責任應當成為更加重要的治理理念。

為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世界各國都根據各自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文化傳統等基本國情建立各種制度安排和政策項目，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借鑒。

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國際社會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化，中國的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家庭倫理、人口經濟大國等基本國情為中國應對老齡化提供了更多的機遇和途徑。中國老齡化的長期進程與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在時間上基本同步，老年人口對美好生活需求的滿足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發展目標的內涵之意，老齡中國也應當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