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湛江富豪捐2億建258套別墅贈鄉親，房子卻送不出去”一事引起輿論熱議。新聞說，在湛江遂溪縣官湖村，企業家陳生為回報鄉里捐建別墅，房子竣工交付之際卻因為村民提出各種要求而“擱淺”。陳生為此連續兩年不愿回鄉過年。

當時評論里對村民各種冷嘲熱諷，“人性的貪婪”、“活該窮”、“升米恩，斗米仇”……總結起來就是一個詞：刁民。就連同樣在農村扶貧的劉強東也評論道：“農村非常復雜……稍有不慎就會引火燒身！明明大好事也會引發無數矛盾甚至指責”。

現實的農村固然不是文人想象中的田園牧歌，但農村世界真的那么復雜難測嗎？農村人的內心真像有些人說的那么陰暗、不可理喻嗎？

陳生、劉強東都是從農村考進名牌大學，后來又通過奮斗成為企業家，如果說他們都對農村望而生畏，對慈善、扶貧心生疑慮，那真不是一個好信號。

但是通過媒體進一步的報道，我發現“捐別墅擱淺”這件事并非最初想象的那么荒誕。村民的思維與行為邏輯更不宜輕易概括為“刁民”。

首先，古人發明的“刁民”這個詞是一個很壞的詞。“刁民”與“昏官”對應，“刁民”是“昏官”制造出來的。遇到問題不去深入考察、調解眾人的訴求，扣個“刁民”帽子便萬事大吉，這本身就是居高臨下的惰性思維。“刁民”思維與現代社會更是不相容，但人們遇到難以解釋的事還是習慣借用這套思維。

“捐別墅擱淺”一事，其實與任何人群的“劣根性”都扯不上關系，因為它是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的公地治理難題。多少思想家、政治家曾為此撓頭，豈是一個小小的官湖村能輕易解決的？

亞里士多德曾說：“凡是屬于最大多數人的公地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東西，人們關心著自己的東西，而忽視公共的東西。”1968年，經濟學家加勒特·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劇”理論：假設有一個開放的牧場，每個人都能自由放牧。每個人都會本能地放更多羊，以便獲取更大利益，但是所有人都這樣做的時候，牧場就會因為過度承載而退化，每個人的利益又都會受損。

“公地悲劇”廣泛存在，小至一個村莊，大至整個地球，比如全球變暖就是人類迫在眉睫的“公地悲劇”。

富豪捐建的別墅雖然不是自然資源，但由于是無償送給村民，可以等同于自然資源。再加上建設之初并沒有制定明確的分配方案，也沒有規定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和住宅如何處置，所以這批別墅就成了每個人都想多薅一把羊毛的無主公共品。這事與“農民愛占便宜”無關，城市居民處在同樣的境地未必會做得更好。

再看村民的訴求，也不是那么無理。比如分配方案是每戶一套，但有的戶人少，有的戶人多，而且有兒子的將來還要分家。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以前農村誰家兒子結婚，村里都會另給宅基地。為什么分別墅不考慮“傳統”，是需要解釋的。據了解，當地已經決定專門開辟一塊地，分配給日后有建房需求的村民。

還有村民提出，自己家用樓房和大院子是換兩套別墅，別人家用小小的泥瓦房也是兩套房子，這不公平，所以提出要像拆遷一樣給補償。理論上，只要別墅比原來的房子好，都相當于白得了好處。但“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古已有之的心理，注意，古文里的“均”不是平均，而是“各得其分”的意思。

在一個村里住著，房子好壞代表著經濟地位。有的村民通過自己努力，比別人過得好，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現在大老板一分別墅，所有人回到同一個起跑線上，原來過得好的自然會心理不平衡。或者是，原本兩家家境差不多，但一家剛拿錢蓋了新房子，現在統一換別墅，蓋新房子的是不是相對吃虧？

如果由于村民意見不一導致別墅遲遲無法交付，甚至激發村莊矛盾，那當然是所有人的損失。但原因與其說是村民目光短淺，不如說是這件事在籌劃之初想得太簡單，村民自治等利益協調機制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目前當地還在商量別墅分配方案，我們希望有一個好的結果。

這件事對于所有想去農村做慈善、搞扶貧的人來說也是一個有益的教訓：你能管好一個大公司，卻未必能管好一個村。公司治理與村莊治理完全是兩碼事。而且發錢、分房這種土豪式慈善，幾乎必然面臨分配難題，而且容易滋生不勞而獲的心理。所以外部力量如果想去農村做好事，不如從不容易產生爭議的領域著手，比如捐學校、修路、建養老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