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應該在家里做家務，可我用來寫作。后來，我不用每天都去書店上班了，我就寫到家里人回家吃午飯，等他們吃完午飯離開之后繼續寫。大約寫到下午兩點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開始做家務，爭取在晚飯前把事情做完。”

這是作家愛麗絲·門羅工作與生活很難分明的一天，或許很多經歷過居家辦公的人都有同感。當柔軟、瑣屑的日常“侵占”了高效的計劃表，時間在家里似乎少了很多約束力。

然而，居家辦公對我們而言是暫時的，于專職作家們卻是常態。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曾采訪過多位偉大的作家，不僅門羅，海明威、麥克尤恩、萊辛、馬爾克斯……作家的標配少不了筆、打字機、書房或臥室，也少不了高超的“時間管理術”。

可以說，越是偉大的作家，越是有點“工作狂”屬性在身上的。下文摘編自《巴黎評論·作家訪談（全八冊）》，你將看到10位作家各有千秋的時間表，以及他們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

歐內斯特·海明威

1899.07.21—1961.07.02

美國作家、記者

《巴黎評論》：你什么時候工作？是否嚴格遵循一個時間表？

海明威：寫書或者寫故事的時候，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動筆，沒人打攪；清涼的早上，有時會冷，寫著寫著就暖和起來。寫好的部分通讀一下，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會寫什么就停下來。寫到自己還有元氣、知道下面該怎么寫的時候停筆，吃飽了混天黑，第二天再去碰它。早上六點開始寫，寫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寫了，停筆的時候，你好像空了，同時又覺得充盈，就好像和一個你喜歡的人做愛完畢，平安無事，萬事大吉，心里沒事，就待第二天再干一把，難就難在你要熬到第二天。

《巴黎評論》：你離開打字機的時候能不去想你正寫的東西嗎？

海明威：當然可以。不過，這得訓練，不練不成。我練成了。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1927.03.06—2014.04.17

哥倫比亞作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

《巴黎評論》：現在什么時候是你的最佳工作時間？你有工作時間表嗎？

加西亞·馬爾克斯：當我成了職業作家，我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時間表了。做記者意味著在夜間工作。我是在四十歲開始全職寫作的，我的時間表基本上是早晨九點到下午兩點，兩點之后我兒子放學回家。既然我是如此習慣于艱苦的工作，那么只在早上工作我會覺得內疚；于是我試著在下午工作，但我發現，我下午做的東西到了次日早晨需要返工。于是我決定，我就從九點做到兩點半吧，不做別的事情。下午我應對約會和訪談還有其他會出現的什么事。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只能在熟悉的環境里工作，我已經工作過的環境。我沒法在旅館里或是在借來的房間里寫作，沒法在借來的打字機上寫作。這就產生了問題，因為旅行時我沒法工作。

當然了，你總是試圖找借口少干點活。這就是為什么，你強加給自己的種種條件始終是更加的艱難的原因之所在。不管在什么情況下你都寄希望于靈感。這是浪漫派大加開發的一個詞。我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們接受這個詞非常困難，但是不管你怎么稱呼它，我總是相信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態，在那種狀態下你可以寫得輕松自如，思如泉涌。所有的借口，諸如你只能在家里寫作之類，都消失了。當你找到了正確的主題以及處理它的正確的方式，那種時刻和那種精神狀態似乎就到來了。而它也只能成為你真正喜歡的東西，因為，沒有哪種工作比做你不喜歡的事情更加糟糕。

巴勃羅·聶魯達

1904.07.12—1973.09.23

智利著名詩人

《巴黎評論》：你工作的時間怎樣？

聶魯達：我沒有什么計劃性，但我更偏好在早晨寫作。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在這里浪費我的時間（還有你自己的時間）的話，我現在會在寫作。我早上不怎么閱讀。我其實更想一天都寫作，但更經常的是，一個完整的想法，表達方式，或者從我自身爆發的混亂的東西——用一個過時的詞來說，就是“靈感”——會讓我滿足，或者精疲力盡，或者平靜，或者虛無。也就是說，我就無法繼續了。除此以外，我太愛生活了，不可能一天都坐在桌前。我喜歡身處日常生活的百態當中，我的房子，政治，自然，這一切。我總是在進進出出。但只要我可以找到一個時間和地點，我會非常嚴肅地寫作。對我來說周圍有很多人也無所謂。

村上春樹

1949.01.12—

日本當代作家

《巴黎評論》：你的一個典型工作日是如何安排的？

村上：當我進入一本書的寫作階段時，我會在早晨四點鐘起床，工作五至六個小時。下午的時候，我會跑步十公里或者游泳一點五公里（或者兩樣都干），然后讀一會兒書，聽聽音樂。我晚上九點鐘就寢。我每天重復這種作息，從不改變。這種重復本身變得很重要，就像一種催眠術，我沉醉于自我，進入意識的更深處。不過，要把這種重復性的生活堅持很長時間——半年到一年，那就需要很強的意志力和體力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寫大部頭小說就像救生訓練一樣，體力和藝術敏感性同樣重要。

伊恩·麥克尤恩

1948.06.21—

英國當代作家

麥克尤恩：我每天九點半之前開始工作。我繼承了我父親的職業道德——不管前一天夜里熬到幾點，早上七點前一定要起床。他在軍隊里服役四十八年，從沒耽誤過一天的工作。

七十年代我基本上是在我公寓臥室里的一個小桌子上工作。我用鋼筆寫作。然后我用打字機打出草稿，在打字稿上標標畫畫，然后再打出定稿。我曾請過專業的打字員幫我打定稿，但我覺得要是我自己來做的話還會做些修改。八十年代中期升級換代用上電腦的時候我可真是感激不盡。電腦的文字處理更具有私密感，更像是思考本身。反觀從前，打字機就顯得是一種粗重的機械障礙了。我喜歡儲存在電腦記憶當中那些還沒打印出來的文字材料所具有的那種臨時性的感覺——就像是個還沒說出口的想法。我喜歡字句和段落可以無休無止地重新加工的這種方式，喜歡這種忠實的機器記得你所有寫給自己的摘記和訊息。當然，前提是它不出故障不會癱瘓。

《巴黎評論》：寫作順利的情況下你一天能出多少活兒？

麥克尤恩：我的目標是一天大約六百個單詞，狀態好的時候每天至少一千個。

T. S. 艾略特

1888.09.26—1965.01.04

英國詩人、劇作家和文學批評家

詩歌現代派運動領袖

《巴黎評論》：人們現在都很關心創作的過程。不知你能不能多談談你寫詩的習慣？我聽說你是用打字機寫。

艾略特：有的是用打字機。我的新劇《老政治家》，很大一部分是用鉛筆和紙寫的，很潦草。我會自己先打出來，再交給我妻子整理。打字的過程中，我自己會做些改動，是比較大的改動。但是不管我是寫字還是打字，不論作品多長，比方說一部戲劇吧，我工作的時間都是固定的，比如說是上午十點到下午一點。我一天實際寫作的時間頂多就是三小時。以后再潤色。我有時候想多寫點兒，但是等我第二天再看看那些東西，發現在三小時以后寫的從來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最好還是時間一到就停下來，想想別的事情。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1936.03.28—

擁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

作家、詩人

《巴黎評論》：你是用筆寫，還是用打字機，或者交替進行？

略薩：工作起頭時，我用筆寫。我一般在上午工作，一天里最初幾個小時，我一般在用筆寫作。早晨幾個小時是最有創造力的。但我從來沒法這樣工作兩個小時以上——手會寫酸。然后我把手寫的東西打出來，邊錄入邊修改；可能這就是重寫的第一階段。但我總是留下手寫的幾行，第二天就能從前一天結束的地方開始打字。啟動打字機能制造一種特殊的動感——就像熱身練習。

《巴黎評論》：海明威也用同樣的辦法，總是留下寫了一半的句子，重新提筆時可以接上前一天的思路……

略薩：沒錯，他認為永遠不要把頭腦里的全部寫下來，這樣第二天開頭更容易。對我來說，最難的部分總是開頭。早晨你得重新搭上思路，為此難免焦慮……可如果先做點機械性的事，工作就已經開始了，機器也就轉起來了。但不論如何，我會保持嚴格的工作日程。每天清晨到下午兩點，我都待在書房里。這幾個小時對我而言是神圣的。但我也不是一直奮筆疾書；有時我在修改，或做筆記，但總是在有條不紊地工作著。當然，有些日子創作順手，有些日子很糟糕。但我每天都要工作，即使沒有任何新想法，我也會花時間修改、做筆記，等等……有時我會重寫已經完成的片段，哪怕只是改改標點。

周一到周六，我集中寫手頭的小說，星期天上午寫雜志文章，短文隨筆。我盡量把這類工作限定在星期天這段時間，好讓它不影響一周其他時間內的小說創作。有時候，我邊聽古典音樂邊做筆記，只要里面沒有唱詞。自從我的住所喧鬧起來，我就開始了這種安排。早晨我一個人工作，誰也不進我的書房。甚至電話我也不接。要是不這么辦，生活即刻淪為人間地獄。你無法想象我要接到多少電話會多少客。大家都認識這棟房子。我的住所已經很不幸地變成了公共空間。

《巴黎評論》：這種斯巴達式的作息安排從不間斷嗎？

略薩：似乎沒間斷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用別的方式工作。假如坐等靈感降臨，那我一本書也寫不出來。對我而言，靈感來自有規律的勞作。這套按時計日的作息安排，不管是不是令人歡欣快樂，至少讓我能投入工作。

多麗絲·萊辛

1919.10.22—

英國作家

《巴黎評論》：你的工作有規律嗎？

萊辛：這并不重要，因為這只是習慣的問題。我帶孩子的時候學會了如何在非常短的時間來集中做很多工作，捕捉靈感。如果給我一個周末或者一周的時間，我可以完成的工作你難以置信。現在這已經成了我根深蒂固的習慣。其實如果我寫得慢一點兒，我可以寫得更好一點兒。但是習慣是不好改變的。我注意到有很多女性作家是這樣做的，而格雷厄姆·格林每天只寫兩百字。人家是這樣對我說的。事實上，我覺得我自己在文思噴涌的狀態下寫得更好。你開始寫一個東西的時候可能有點生澀，但是當你抓住了某個點，一切突然豁然開朗。每當這時，我覺得自己寫得很好。坐在那兒，為了一個單獨的短語而絞盡腦汁，我反而寫不好。

愛麗絲·門羅

1931.07.10—

加拿大作家

《巴黎評論》：你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時間用于寫作？

門羅：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的寫作時間是在他們上學之后。那些年我非常努力地寫作。我丈夫和我擁有一間小書店，甚至我在書店工作的那些年，我也可以在家里待到中午時分。我是應該在家里做家務，可我用來寫作。后來，我不用每天都去書店上班了，我就寫到家里人回家吃午飯，等他們吃完午飯離開之后繼續寫。大約寫到下午兩點半，我很快喝上杯咖啡，開始做家務，爭取在晚飯前把事情做完。

《巴黎評論》：你在她們睡午覺的時候寫作？

門羅：是的。從下午一點到三點。我寫出好多東西，不怎么好，不過，我還是挺多產的。在我寫第二本書《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的時候，我創作力非常旺盛。我要照顧四個孩子，因為我女兒的一個小朋友和我們一起住，我還要每周在書店幫兩天忙。我曾經試過一直寫到凌晨一點，然后第二天一早六點起床。我記得自己曾經想，這太可怕了，我可能要死了。我會心臟病發作。我那時候大概只有三十九歲，可我卻想到了這些；然后，我想，就算我死了，我也寫出了那么多頁的東西，他們會明白這個故事如何發展。那是一種絕望……絕望的競賽。現在，我可沒有那樣的精力了。

《巴黎評論》：我們還沒有問到你每天的寫作習慣。你一星期實際上寫作幾天？

門羅：我每天早上都寫，一星期七天。一般我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上午十一點左右結束。剩下的時間我就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除非我正在對作品做最后的潤色或什么的，那我會希望持續工作一整天，中間只稍稍休息一下。

《巴黎評論》：你嚴格執行這個時間表嗎？要是遇上婚禮或是其他必要的活動怎么辦？

門羅：我每天對自己的寫作頁數有個定量，我強迫自己完成。如果我知道我在某一天要去別的地方，我會盡力在之前多寫幾頁。這是一種強迫癥，非常糟糕。不過，我不會讓進度過于延后的，好像那樣我就會失去這個故事似的。這和年齡增長有關。人們變得強迫自己做某些事情。我對自己每天走多遠的路程也有規定。

《巴黎評論》：你每天走多遠？

門羅：我每天走五公里。如果我知道有哪一天我沒有辦法走那么多，我必須在其他時間把它補回來。我留意到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父親身上。你是在保護自己，這么做會讓你覺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規矩和習慣，就沒有什么可以打敗你。

若澤·薩拉馬戈

1922.11.16—2010.06.18

葡萄牙作家

《巴黎評論》：您的工作方式是怎樣的？您每天寫作嗎？

薩拉馬戈：當我寫作的東西需要連貫性，比如一部小說，我就會天天寫。當然，家庭和旅行有種種方式打斷這一過程，我自然受限于此，不過除此之外還是很規律的。我自律很強。我不會強迫自己每天工作多少小時，但我會要求每天完成一定量的寫作，一般來說是兩頁。今天早上我的新小說寫了兩頁，明天我會再寫兩頁。你也許會認為一天兩頁并不太多，但是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寫別的文章、回信，等等。另一方面，每天兩頁積累起來一年就有將近八百頁了。

說到底我是個挺正常的人。我沒什么怪癖，也不搞戲劇化。說到底我不把寫作過程浪漫化。我不會說自己在創作過程中受了多少苦難。我也不會怕白紙，怕靈感枯竭，這些我們總是聽聞作家有的毛病，我一個都沒有。但我會遇到做其他任何工作的人都有的困難。有時候寫出的東西不對我的胃口，又或者根本就寫不出來。要是出來的東西不像我期望的那樣，我只能委屈自己接受現狀。

上文摘編自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套裝共3冊)》

作者: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2012-01-02

編輯｜四三斤

主編 | 魏冰心

原標題：《偉大的作家，多少都有點“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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