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冬季，日本有多家知名企業因產品數據造假而引發世人關注。

10月，汽車制造商斯巴魯承認，該公司下屬兩家工廠使用無資質檢驗員“糊弄”新車出廠前的整車檢查，且此行為已持續約三十年。同月，日本第三大鋼鐵企業神戶制鋼所承認，該公司篡改了部分銅、鋁產品的檢驗數據，將產品以次充好供應給客戶，約兩百家企業受到波及。截至當年8月之前的一年中，涉嫌造假的產品包括鋁制品約1.93萬噸、銅制品約2200噸、銅鑄件約1.94萬件。

11月，日本有色金屬巨頭三菱綜合材料發布公告，承認其子公司三菱電線工業和三菱伸銅存在篡改產品數據的造假行為，問題產品涉及航空、汽車、機電產品等行業，受影響企業達258家。同月末，化工巨頭東麗株式會社承認，其旗下子公司在檢測數據上造假。自2008年4月到2016年7月間，數據造假共計149例，波及13家企業客戶，這些企業多為日本本土企業，造假數據主要涉及增強汽車輪胎強度的輔助材料。

日本企業的大規模造假現象，其實在2015年就開始被發現，當時比較大的事件有：東洋橡膠工業公司承認，其生產的將近九萬件抗震橡膠產品沒能通過質量測試，存在數據作假問題；打樁龍頭企業旭化成建材公司在施工過程中存在數據造假，造成一些建筑物出現傾斜。緊接著是2016年的三菱汽車尾氣排放數據造假。知名企業的丑聞呈現井噴式暴露，讓日本社會感到很震驚。

日本企業1970年代以后一直以產品質量高和管理嚴謹聞名于世。近年來，追求品質、敬業專注的工匠精神更是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卻一下子曝出了這樣大規模的數據造假現象，相信會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而且，造假企業目前并沒有哪一家為此歇業或倒閉，與多年前發生的因為篡改牛奶保質日期而被停業并最終與其他企業重組的雪印乳業的結局有天壤之別。

為什么工匠精神杜絕不了這些企業造假？為什么同是造假有著不同的結果？

造假企業的共性和特殊性

首先我們注意一下這些造假事件發生的產業和部門：數據造假的幾個代表性企業如神戶制鋼、三菱綜合材料、東麗等，都是產業上游的原材料供應企業，這些企業的產品在日本乃至國際市場都擁有壟斷地位，它們的技術和產品質量目前在國際上仍然有優勢，因此擁有大到不能倒的市場占有率和話語權。它們的客戶對象主要是中下游的零部件或主機廠商，也就是說他們的產品銷售模式一般是B2B（企業對企業），并沒有直接面對廣大消費者。

在缺乏第三方監管、趕工和維持產品對外形象等因素的作用和壓力下，這些企業會偷偷篡改數據以應付行業標準或客戶標準，有時候即使中下游廠家有所察覺，但在覺得無傷大雅的情況下，往往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該企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同時也難以找到可以替代的廠家。嚴重的情況下，兩者之間甚至存在著一種叫“特采”（ 特別采用）的方式，即由供應商向客戶提供并不符合要求的產品，中下游廠家認為雖然不達標，但不影響最終產品的質量，也就默認了。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經過造假的產品目前在行業中依然處于技術和品質的前沿，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國內外沒有其他產品可以替代。比如神戶制鋼的超強鋼材高張力鋼（hi-ten steel)是世界上最高強度的鋼板，廣泛用于汽車或電車的引擎和車軸部分，客戶遍及全世界；東麗的碳纖維等材料更是獨霸航空制造等材料市場，波音一次簽四十年獨家購買合同。這樣一來，上中下游企業成了被捆綁在同一條利益鏈上的共同體，存在特殊的共生關系。這也許是上游企業長期造假的底氣，也是這些企業長期造假但一直沒有被制止和追究的原因。所以，市場有失敗的時候，工匠精神也不是萬能的。

但是在直接面對廣大消費者的產品上造假就是致命的。2000年夏季，雪印乳業篡改牛奶保質日期事件被媒體曝光以后，引發了廣大消費者的憤怒。這家創辦于1925年的老牌乳制品企業被政府勒令停業一段時間后，最終于2003年1月被與其他兩家企業重組。

工業品造假和消費品造假的區別，在于后者面對的是廣大的消費者，需要直接接受消費者的監督和淘汰。這也是同樣造假但企業不同命運的原因。

強者的傲慢和心虛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這幾起數據造假事件，并非因為發生了事故、導致了傷亡而被追究，而是因為它們造假的事實本身。被追究不是安全性問題，而是企業誠信度問題，更重要的是對日本制造業整體誠信形象的損壞。

而令人擔憂的是，造假已經不是單獨偶然事件，而是具有長期性、普遍性和有組織性。日本的一些機構在造假問題暴露以后對日本的制造業進行了一些摸底調查，結果是超過一半的企業內部工作人員都承認他們企業內有或可能有造假現象。也就是說，造假是廣泛存在、蔓延整個日本制造業的大危機，因此必須從整個制度和環境的變化上來尋找根源。

剛才提到這些原料廠商在原料市場中處于一種少數寡頭競爭甚至是壟斷地位，那么這些市場和技術的強者為什么會出此下策，做出偷工減料的事情呢？事實上，從盈利狀況看，目前日本制造業特別是傳統產業包括一些原料企業正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況中，表面的光鮮之下隱藏著一種近似無奈和心虛的處境。

目前，日本制造業的利潤率非常低，一般在3%以下。比如神戶制鋼的鋼材部門，這幾年一直處于虧損狀況，而為了繼續維持產量和銷售量，又必須硬撐著，盡量減少成本，趕時間，并且要不斷標榜自己擁有世界第一的技術和質量標準。在萬一達不到標準或者趕工期的時候，由于企業缺乏外部監管，一線工人就不得不篡改數據來應付，也得到了上級部門的默認。這樣日積月累，造假行為因此持續長達數年乃至數十年。所以，表面上看是這些大企業的傲慢引發的造假，事實上是因為它們的焦慮和心虛而硬撐出來的結果。

面對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和成本壓力的上升，日本的企業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比如家電行業逐步把資源集中到它們比較擅長的部門，從家電企業成功轉型為核心零部件制造商。除此之外，在汽車電子、半導體、感應器等領域也有不少轉型的成功案例，保證了日本相關領域的競爭優勢和利潤。當然也有一些轉型失敗的，比如三洋和夏普。此外，一部分傳統的制造部門和原料產業雖然仍然有技術優勢，但成本方面的壓力使得它們只有靠壓縮成本和對外打高標準的技術牌來支撐門面。這是造假頻出的重要原因。

嬗變中的日本式經營

在外部環境變化之外，我們再看看內部管理環境的變化。戰后日本創造出豐田生產方式、精益管理和質量管控小組活動等一系列進行質量把關和富有工匠精神的經營方法，在這一系列日本式經營模式的背后，是日本特殊的經營環境和社會結構下形成的一些特殊企業管理制度，比如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輪崗制度等，而這些制度現在都已經難以為繼。

員工在企業內部遵守規則、保有自律心和忠誠心，這和日本傳統的終身雇傭制度有莫大的關系，這也是同屬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日本和西方經營模式最大的不同點。但是1990年代以后，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終身雇傭制開始有所松動，日本在法律上已經允許非終身雇傭。連標榜“企業是社會公器”的松下電器，十幾年前也開始采用各種方式遣散不盈利部門的雇員。當然，還有很多大企業目前仍然堅守終身雇傭制，但更多企業傾向于雇傭合同工。

目前，日本勞動人口的近40%已經是非正式雇傭的合同工，采取這種雇傭方式的企業擁有了成本方面的優勢，但也在技術傳承和職員忠誠度方面造成一些負面影響。日本的許多學者甚至歐美學者對此也多有批評。

從歷史角度看，終身雇傭制本質上是頂級匠人為封建主或者貴族服務的一種人身依附制度，匠人精益求精、完成他們的職責和使命，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生存之道，造假或者出現質量問題，直接面臨的就是被封建主處罰甚至剝奪生存權。早些年的日本企業也有這種濃厚的家長制傳統，企業和員工的關系就相當于封建領主和子民之間的關系，企業終身雇傭員工，員工通過對企業忠誠和盡職保障其在企業得以終老。

當終身雇傭制度賴以維持的大環境發生變化以后，員工減少了對企業的歸屬感，工匠精神或者說是技術傳承也就越來越難以在企業內部保留下來，敬業精神和職業操守意識也隨之淡薄。另一方面，日本的集體主義文化卻讓個人職業操守讓位于集體造假的需求。

日本企業的經營原來最講究領導層的“三現主義”（現場、現物和現實），企業經營者傳統上都是在一線摸爬滾打然后被提拔上來的，很少從外部直接錄用，因此他們對生產線的技術和設備情況以及自己工廠的產品數據和品質是相當了解的。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業在內外經濟壓力下，開始導入美國的經營方法和公司治理結構，開始過分顧忌投資者的短期股票利益和企業利潤需求，開拓國外市場的企業開始從外部引進職業經理人當首席執行官。這些人有國際上的人脈和經營手段，但缺乏生產第一線的經驗，對生產線的設備能力、技術、品質不了解，往往提出一些不切實際、不合理的生產或者品質要求，于是一線工人最終不得不靠造假來應付上面派下來的指標。

另外，經歷過各個部門輪崗、綜合能力強的員工正在變少。原來一個大學畢業生到豐田后，一般要先在裝配車間干十年，然后到設計部門、營銷部門都轉一圈，才有機會當科長處長。這樣的部門負責人不僅了解本部門的情況，對其他部門的生產狀況和品質狀況也非常了解，彼此之間容易溝通。但這種優良傳統如今已經難以維持。

2017年12月，日本新干線一節列車的車軸出現裂縫，原因就是作為供應商的川崎重工設計部門和現場生產部門的溝通和互相理解出現了問題，設計尺寸和實際裝配時有偏差，現場工作人員私自將偏差部分的金屬材料削薄，使其能夠和其他部件裝配吻合，但是沒有理解這個金屬厚度的強度要求，從而引起了質量問題，險些釀成大禍。

市場秩序不能靠精神和文化論來維持

近年來日本的工匠精神或者叫做匠人精神在國內備受推崇，大家在反思中國制造業的浮躁現象時，常常把日本的工匠精神拿出來做對比。日本的工匠在敬業、對技術的專一和堅持以及對品質的追求等方面，的確有許多值得尊敬和借鑒的地方。但把這種工匠精神上升到文化層次，則容易偏離討論的本質。

事實上，不光日本人有工匠精神，其他發達國家如德國、比利時、瑞士等國的工匠也同樣具有這種專注、專一、敬業的精神。就事論事地看，日本的工匠精神目前能夠得以保留是基于一系列社會背景，包括雇傭制度、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長期穩定等因素，而當工匠精神賴以生存的經濟環境和精神土壤開始瓦解的時候，工匠精神也必定會逐步減弱式微。

日本在明治維新（19世紀60至90年代）之后的企業草創時期，同樣存在嚴重的企業造假和產品質量問題。當時因為身份制度消失了，一些企業和商人為眼前利益，在市場監管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不惜鋌而走險進行造假，也才有許多有識之士致力于以中國儒家精神構建日本的商道。

因此，工匠或者工匠精神的存在是需要制度保障和好的營商環境的，光有工匠精神并不足以杜絕造假現象的發生，更重要的還是企業內部的制度保障和外部的市場和輿論監督。

（本文由國際問題自媒體“世界靈敏度”獨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