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客戶端

登錄

走出來，表達它，讓女性議題“可見”，這比什么都強

2022-11-24 18:5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作為一名女性，想要擁有屬于自己的事業容易嗎？

這是《開場：女性學者訪談》中，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榮休教授霍克希爾德所提的一個問題，除她以外還有10位來自不同領域、國別、代際的學者收到了下列的問題：

作為性別研究學者，你受到過來自外界的刻板評價嗎？

在學術/工作場域，是否需要一種屬于女性的傳統與規范，或者生產出一種新的性別文化模板？

你不太贊成在作家、科學家等職業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詞，為什么？......

在閱讀這些問題的答案前，我們先試著陳述這樣一個現狀：一個客觀事實是，無論哪個學科領域，越往頂端走，女性的數量就越少。職場亦是如此。是她們不想嗎？于是有了下一個提問，當女性決定投身事業，她們需要克服多少阻礙？

接受采訪的11位女性，講述了自己身為女性的身份和經驗，故事之外還為我們提供了答案的另一面：當她們投身于學術，她們亦收獲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們節選了上野千鶴子、戴錦華、霍克希爾德和陸曄四位學者的訪談，這四位女性回答了另外一個共有的重要問題是，她們如何體認自身，在女性身份下投身事業和愛好，尋找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希望這些答案能夠吸引、鼓勵和支持越來越多的女性，擁有表達不滿與困惑的自由，也擁有實現野心和夢想的勇氣。她們的經歷當然重要，但就像波伏娃始終堅持的說法，“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思想”。當回望她們走過的路，我們也許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又即使沒有找到解決方案，走出來，表達它，互相看見，讓這個議題“可見”，這比什么都強。

經出版社授權推送。

日本著名社會學家

女性學/性別研究代表人物

現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著有《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等書

上野千鶴子：

比起不辜負周圍人的期待，女孩們更應該堅持自己的問題意識

我小時候就意識到了（指對自己的女性身份產生覺知），我的父母讓我有了切身的體會。我的父親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者，母親則是位任勞任怨的專職家庭主婦，夫妻關系并不和睦。作為長媳，我的母親和婆婆一起生活，那時候我以為，孩子們長大后，都會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因此，當我想到自己長大后會過和母親一樣的生活時，覺得這太糟糕了，我受不了。這樣一來，不僅我媽成了反面教材，而且我開始厭惡自己身為女性這件事。

另外，我有兄弟，所以我還感受到了來自父親的明顯的女性歧視。我的兄弟們受到了嚴厲的管教，走上了人生的正軌，他們都成了醫學專家。而我，沒有被期望做任何事情。因為是女兒，所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即使是像社會學這樣的“無用”工作。

從小時候開始，我就清楚地感受到了不同，所以雖然我也得到了寵溺，那我也是女兒。我的父親很疼愛我，但現在看來，那是一種對待寵物式的愛。我在家里的每一天都能感受到這一點，所以我變得討厭自己的女人身份，也就是所謂“厭女”。

自青春期以來的十多年里，我一直無法接受自己是個女人。所以我不擅長同女人打交道，覺得和男人在一起要容易得多，我表現得像一個“名譽男性”，也就是“假小子”。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接受我是一個女人的事實，而當我遇到女性主義時，它拯救了我。因為，女性主義是一種基于女性愛自己身為女性這一事實的思想。

我經常被問：上野女士你厭女吧？我會回答說：Yes。如果不厭女的話，我便沒有理由成為女性主義者。我認為女性主義者是那些與厭女癥作斗爭的人。現在，隨著年歲漸老，我可以接受我的女性身份了，并且愛上了它。或者更進一步說，我變得不想成為一個男人。

（因為從事性別研究工作）我被稱作“日本最可怕的女人”。但這樣的稱呼并沒有困擾到我。因為這樣一來，就沒有討厭的男人靠近我了，我也很少遭遇性騷擾。他們更不會小看我，而是會承認我有比他們厲害的地方。這樣很好。雖說認為女性主義者厭男是一種誤解，但對我來說并沒有什么大礙。

性別研究在學術界時常被邊緣化，更有甚者，認為它是愚笨的女人從事的二流學問。而我之所以被稱為日本最可怕的女人，是因為我在多次論戰中取得了勝利，在他們眼中，我擅長理論、頭腦聰明。我證明了，做性別研究的并不都是蠢笨的女性，他們的想法多么可笑。

人們對女性主義者往往有刻板印象，他們認為我們不受男人歡迎，是丑女，不打扮，而這些我也能一一擊破。我個人就很喜歡時尚。我這樣打扮也是用行動告訴他們，為什么女性主義者就不能很時尚？雖然我現在是短發，但三十多歲時，我是打扮得很女性化的，比如特意留長發、穿有褶皺花邊的衣服。所以，當有人說：“什么？女性主義者也會打扮？”我便告訴他們，打扮會讓人心情愉悅！他們還會陰陽怪氣地說：“你是不是不甘心呀？”但我認為，“不甘心你也打扮就是了”。

女孩總是容易當優等生，當老師的寵物。畢竟，不辜負周圍人的期望，也是女性的“美德”之一。而優等生會有這樣的習慣，習慣察言觀色，盡量滿足老師和父母的期待。有一些女性學者也是如此。

但我認為，比起不辜負周圍人的期待，女孩們更應該堅持自己的問題意識，即使它不能為你帶來什么。對于研究者來說，原創性是極為關鍵的，模仿別人毫無意義。所以首先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不管是得是失，我都希望她們能夠堅持下去。此外，女性的人生中有許多曲折，即使因戀愛、結婚、搬家、生子、育兒而暫停了學術研究，學問也還是會等著你的。因此，我希望女孩們即使一時中斷了研究，也能再次出發，繼續下去，因為并沒有必要給自己設定年齡界限，學問會一直等待著你。很棒吧？做研究是很有趣的。

戴錦華：

不存在也不需要屬于女性的學術傳統

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

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大陸最早從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的學者

著有《涉渡之舟》等書

我不認為存在著一個女性的學術傳統，我也不認為我們應該期待和形成這樣一個傳統。一直以來，我堅持強調一個基本事實：女性是人類的一半。在任何一個領域，當我們觀察到女性被排除其外的時候，都無疑是問題。但與此同時，當女性已經置身其間的時候，我們期待女性是一個完全差異性的存在，其本身可能成為強化性別本質主義的實踐。

在我一生當中，兩種評價一直伴隨著我。一種是說我過度女性化。比如他們認為我的文字太過情感性或情緒化，或認為我的文字修辭性過強，不夠學術，不夠嚴謹。另一種批評完全相反，說我不夠女性化，因為過度嚴密、過度邏輯、過度理論化，以至于缺乏女性氣質。這兩種評價實際上指向一件事，就是相信女性是一個與男性相比具有本質性差異的群體。因為只有在我們是一個本質性的差異群體時，我們才可能形成一種獨屬于女性的表達。而迄今為止，對于我來說，女性主義的意義是反本質主義。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差異是個體差異，同時，當然也是階級差異，也是地域差異、種族差異、文化差異，是極端豐富的差異性的集合。在所有這些差異的參照之下，性別的差異作為現代性構造結果，也許并沒有那么突出。

同時仍必須提及和反思的是，在學術場域當中，如果說我們并不需要一種獨屬于女性的傳統與規范，那么我們是否還在不自覺沿襲著男性所開啟的學術規范，比如說理性、客觀、科學性？坦率地說，我此生的最大任性，是堅持著自己的游戲，堅持自己對游戲規則的制定權。有代價，甚至慘痛，但我讓自己“輸得起”。

女性作為社會公共場域中的新角色，我們一邊在介入中尋找和創造新的文化模板，一邊要面對的是后冷戰、后革命時代社會文化趨向的整體的逆轉或直呼反動。記得一次我對世紀之交的北美學術界的現場觀察。在彼地的PC/政治正確邏輯看似如此強勢、如此持久之后，美國學界仍是白男人占據壓倒性多數。我出席的一次教授會上，一位國際知名的女性主義女教授退休，討論后繼者人選時，一個男教授公然赤裸地提議：能否不找女教授，能不能選擇非女性主義者？實在受夠了。——而這是一所以激進、政治正確著稱的大學和科系。

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我們并沒有生產出一種新的性別文化的模板，我們的突圍繼續遭遇著更多重的陷落。表象意義上的變化無法令我感到心安。因為我期待的，是社會平等的實踐，是差異的尊重，而并非女性為主體或主導下的對父權、男權邏輯的復制。所以我無法簡單認同所謂“大女主”式的流行文本，其基本特征是一個強悍的、掌控的、統治或駕馭的女性角色，而不曾展示其性別身份與生命經驗如何內在地改變了掌控的邏輯。強悍的仍然是父權的邏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我們曾把這類角色稱為“代行父權之母”。

我同樣無法簡單地以女性欲望的正義性之名，認同將男性形象、身體置于凝視/物化之間的“變化”。反轉了的，只是性別身份間的位置，而非將人異化、物化的男權暴力邏輯。

霍克希爾德：

我是1913年以來社會學系

聘用的第一位女性

當代美國知名社會學家

情感社會學領域重要奠基人

著有《職場媽媽不下班》等書

作為一名女性，想要擁有屬于自己的事業容易嗎？我想說，這一點都不容易。

當我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系，并獲得了博士學位之時，整個系所完全是由男性主導的。從1962年到1971年，美國仍然沒有給女性學者提供相應的職業晉升階梯（比如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以及終身教席）。我在其他學校教了兩年書之后，受邀留校任教之時，我是1913年以來社會學專業聘用的第一位女性。當時校報《每日加州》（The Daily California）還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社會學系聘用了女性學者”。

當時我向學校提出要求，希望獲得額外的時間，既可以從事嚴肅的學術討論，也能有足夠的閑余時間撫養孩子，陪伴家人。一開始，學校的回復是這樣行不通。之后他們說，我們可以單獨為你提供這項“特權”，因為你是女性，從事學術研究的女性非常少，這種情況以后也不會改變。我告訴他們，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因為“特權”應當同樣適用于男性同事。我的意思是，照料家庭的工作不應由女性獨自承擔，職場中的男性也需要為家庭投入更多的照料時間，這才是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種變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初露端倪，并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周圍人的觀念。

寫作《職場媽媽不下班》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我的親身經歷。當時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時也是一名年輕的母親。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成長這兩件事可以順利地并進。但在當時，我還不清楚怎么可以做到這一點。

通過寫作《職場媽媽不下班》這本書，我試圖說明，一個人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真的會影響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如何表達心中的愛，因何事而感恩，以及作為個體如何走出職場媽媽的困境。我還想說的是，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它的性別認知以及工作場所的結構也需要隨著女性身份的轉變而轉變。我們探索了這么久，至今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勞動力越來越多地被劈成兩半。“家成了工作場所，工作變成了家庭生活”描述了最上層的 20% 或 30% 群體的生活狀態。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現象變得越來越極端。

這種減少“第二輪班”的生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唯獨忽略一件事：孩子們去哪里了？老人去哪里了？當你的同事們開始尋找新工作時，你所生活的社區也開始變得不穩定。如果一名員工被解雇了，這位失業員工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也會像紙牌效應一樣徹底坍塌。

故事的另一面則是，對于底層三分之二的勞動力來說，工作職位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處于“零工經濟”中的勞動力不能確定自己每個月都能拿到全額薪水，所以他們更愿意把更多的時間留在家里，在“第二輪班”中建立以家庭為基礎的社群并在這樣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勞動力的上層面臨著工作——家庭的嚴重失衡，而勞動力的下層則對實現這種平衡所付出的代價感到焦慮。

當你外出工作時，你的行為通常被理解成一種經濟行為，即你通過勞動獲得報酬。這是一種經濟視角，但實際上，社會中還有很多工作，尤其是不斷發展的服務業，即我所稱的“情感勞動”。

情感勞動需要工作者整飾私人情感，包括喚起正確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當的情感。這類工作包括了教師、記者、醫生護士、日托、老人護理、工人、律師和法官，等等。比如，你是一名幼童保育員，當小孩子對你厭煩生氣、撒潑打滾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善于整飾自己的情感，理解孩子的反應因何產生，并用合適的方式安撫孩子。如果你是一位航空公司的乘務員，當乘客因為找不見行李而向你大發雷霆的時候，你依然需要保持友好的職業態度，向乘客表達歉意：“非常抱歉，先生，我們這就尋找您的行李。”做好這些事情并不容易，情感勞動就是一類在接受他人憤怒甚至不受歡迎的關注之時進行的工作。

我在《心靈的整飾》中特意區分了這類工作與其他工作的區別，并期待情感勞動得到公眾更多的關注和贊賞。公眾需要敏感地意識到這類工作的特殊性，并給予適當的鼓勵和褒獎，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既依賴情感勞動，又不能濫用它。

這場性別革命在我看來還沒有結束。美國的女權運動有兩種聲音。第一種聲音認為，在塑造社會的過程中，女性應該擁有平等的聲音和權利。我們還遠未實現這個目標；但還有另外一件事：傳統上，女性被賦予養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義的第二種聲音認為我們要向前推進，這些事不能僅僅由女性去做，也應該讓男性共同承擔。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僅僅與經濟和金錢有關。照料家庭、維系社群不僅僅是女性的事，也應該是男人的事。

我所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多聽到的是第一種聲音，即女性需有平等的權利。但要我來說的話，我們其實還在一些傳統觀念上掙扎，我們應該推進第二種價值觀，這也是女性主義最原本的含義。

陸曄：

走出來，表達它，互相看見，彼此爭論

讓這個議題“可見”，這比什么都強。

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

研究中心副主任、新聞學院教授

合撰有《成名的想象》

《“液態”的新聞業》等論文

我個人比較幸運，女性性別身份沒有對我自己的學術生涯造成太多困擾，我沒有因為結婚生子就遭遇職場停滯期。因為我的工作性質，我能夠一面帶孩子（所謂“履行母職”）、一面寫論文，但這是由我工作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在我個人比較幸運的同時，我看到系統性存在的問題。因為我本科是工程專業，女生特別少，對于女性身份我就會比較敏感。永遠有人會問，女孩子你學那么好干嗎？女孩子你學什么數學？女孩子你開什么公司？永遠有這種聲音。因此我很早就有這種自覺，很早就有這種需求，去打破這種刻板印象。比如在新聞學科，女性特別多，但是我們來看看，每所新聞學院的院長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學術委員會主席有多少男性、多少女性。在媒體界，問題同樣存在，大量記者是女性，但在編委層面又有多少女性？

一個例子，新冠肺炎期間，每家媒體都在向武漢派駐記者，某家媒體便讓各位記者報名，并補充，“女生就不要去了”。編委群中可能唯一的一位女性編委提出了反對意見，“在這種時候，我們應該看的是記者單兵作戰的能力，而不是性別”，但是大部分編委都是男性，首先他們會認為你太敏感了，其次他們會認為女性“不方便”。此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南極科考隊需要邀請媒體跟蹤報道，并沒有對隨行記者提出性別要求。但是到了媒體下發的通知，就成了派駐一名男記者，最好還是未婚……這種事情每天都在發生，盡管我個人比較幸運，但系統性的問題一直存在。

我不贊同在作家、科學家等職業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詞。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會面臨的情況：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女性”必須強調出來，“男性”從來不用強調。因為人們默認男性是第一性，是一個標準，而女性則是打破了這個標準，所以需要強調。所以你犯了錯誤，因為你是女司機；你取得成功，也因為你是女學者。

而在男女性別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性別，所以我個人會有意識地拒絕性別身份。這背后的立場是我反對性別的二元對立，我反對所有的二元對立。我相信不管是職業成就還是撞車的事故都和性別無關，只和個體有關。

當談論一個個體時，我們不應該給Ta貼上性別標簽，但在談論這個群體時，我們必須看到這個群體被系統性地壓迫了。而女性主義議題是在普遍意義上來談的。

我認為年青一代女性對于性別問題、種族問題的考量，這種多元、平等、尊重個體權利的觀念，絕對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表現。她們的表現特別出色，特別令人高興。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個女孩抱怨：都說girls help girls，女孩幫助女孩，怎么我遇到事兒就沒有人幫我？結果一大群人留言：當我們說“girls help girls”時，我們是要求自己做前者，看到姐妹有問題出手相助，而不是做后者，等待別人的幫助。這句話的重點在第一個“女孩”，而不是第二個“女孩”，我覺得特別棒。

在當下的公共討論中你會發現，這些議題得以浮現，被更多的人關注，盡管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對此議題看法都不一樣，但是沒關系，問題的浮現有助于找到可能的解決方案，即使沒有找到解決方案，我們也能在認知上明白，原來別人是這么想的，這就是進步。不論你持有什么樣的觀點，走出來，表達它，互相看見，彼此爭論，讓這個議題成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議題，這比什么都強。

本文摘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