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講臺前的中國力量

作者 | 周靖蕾 孟瑤

傳統身份

的困境

在民辦教師群體存在且發展的幾十年中，在“教師”和“農民”雙重身份之間不斷搖擺的定位使得每一個民辦教師都深深地卷入身份認知的漩渦之中，無法掙脫。郭老師當時在T縣一個村里的小學當民辦老師。比起普通的農民，郭老師的待遇是好一點的，在村里當老師教小孩，每個月能有十幾塊補貼，而且工分也是滿的。但是在寒暑假學生不上課的時候，他必須又要回歸農民的本職工作，勞作種田，看天吃飯。老天不給面子的時候，他們就吃不上飯。郭老師的農民身份使他和家庭與土地和土地上艱辛且不確定的生活緊密地綁在了一起。

但同時民辦教師的身份又使郭老師一家需要比普通農民付出更多的代價。多子多福一直以來是中國農民最大的愿望，當時計劃生育對基層農村的限制也很微弱，很多農民寧愿接受罰款也想生多幾個。在當老師的時候，郭老師和妻子已經有了一個小孩，但看著身邊兒孫繞膝的鄰居、朋友，他其實心里頭還想再生一個。左思右想，又覺得轉公更重要，就只好放棄了。

比起自身的模糊身份而言，更令民辦老師不能接受的是與公辦老師在方方面面的差距。同樣來自T縣的劉老師作為民辦老師的時候沒有編制，而待遇又與編制高度掛鉤。劉老師和她的公辦教師同事上同樣的課時，但她同事能夠拿到縣政部門按國家財政標準發放的工資和各式各樣的補助，如降溫費、防寒費、誤餐費、女教師的衛生費等等，而劉老師有的只有時有時無的燈油費補貼，一個月也就十幾塊錢。當時由于財政資金不足，上頭一天到晚說精簡民辦老師，學校也付不出錢，所以民辦教師完全是動態清退，接受來自政府和聯校的雙重考核。頂著這種可能被考核、清退的壓力，劉老師在小學里上了近十年的課，沒有哪一個時刻是真正放松了的。

有一次劉老師從村里騎車去縣城，在路上經過了縣里的進修學校，她聽到學校里有人在唱歌就停下來去看看。進修學校的學生都是通過內招考進去的老師，完成進修學習后將會轉為公辦老師。她看到了這些老師在三樓的教室里練習唱歌。他們輕松自在的神情，飛揚的《紅梅贊》的歌聲，讓劉老師在那里站了很久，也哭了很久。

郭老師在身份認知的漩渦中一心只想跳出農門，從“這里”奮斗出去，徹底脫離自己的農民身份。轉正之后雖然田和地會被大隊收走，但自己和家人就開始吃國家的糧食了，同時在戶籍上也正式擺脫農民身份。這正是郭老師所期望的，也是眾多民辦教師當時一心向往的新生活。劉老師站在橋上，看著自己粗糙的雙手，她想不明白，為什么同為老師，生活卻差別這么大。這種權利與義務不對等的經歷深深地刺痛了劉老師的內心，激勵著她最后考為公辦教師。

“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公辦教師就像紅巖上的紅梅，自由自在，昂首怒放，而民辦老師則好似底下的野草，終日生長在陰影之下，仰望紅梅。

艱難的

轉公之路

隨著1978年恢復高考，公辦教師逐步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專生畢業后成為公辦教師，被分配到鄉鎮基層，成為民辦教師的同事，讓民辦教師認識到公辦老師的待遇。同時國家開始大幅精簡民辦教師，加快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的進程。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的方式通常有自然補員、取得文憑或者通過函授教育參加內招考試等方式。70年代初期，政治思想好、教學表現好的民辦教師通過考核就可以補員。80到90年代，主要是通過后兩種方式進行轉正。一些表現優異、教學經驗長的老師可以免試，但大部分民辦教師還是要經過較為嚴苛的培訓和考試，取得函授文憑才能獲得編制。這一年代的民辦教師，在國家力量的塑造下和自我認知的困惑中，或主動，或被動地，都走上了這條艱難的轉公之路。

劉老師也曾從這條路上走過。作為那個年代的唯一途徑，劉老師通過區教育辦在村里設的函授學習班和內招考試轉正。函授學習班結束的時候設有考試，考試合格后再到縣里的師范學校參加學習，就可以轉為公辦老師。

那時很少民辦教師有資格報名，一個區就只有幾個名額。劉老師作為較為年輕的教師自然也沒有資格，但是她自己跑去旁聽了。函授班的人雖然知道這樣不符合規定，但看到劉老師是村里的老師，就也沒說什么。但是結業考試的要求比較嚴格，必須要參加函授班滿四個學期，有四個學期的成績，才能參加最終的結業考試。劉老師那時候是中途才去旁聽的，只聽了三、四期的課，和她一樣的還有一批來旁聽的其他民辦教師。后來學習班的老師讓他們去借前兩冊書自學，再回來補兩次成績，就能獲得結業考試的資格了。為了能夠通過自招考試，劉老師白天的時候在村里上課和做農活，回家后還看書自學。在昏暗燈光下，對《桃花源記》的誦讀和領悟，不僅讓她走進了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也最終帶領她走向了那個屬于她的勝地。

后來劉老師真的通過了自招考試。那次語文考試很難，縣里劃定的分數線是65分，她考了68分。結果出來以后，有很多和她同齡的民辦老師不相信她能考上，認為劉老師是找后門、托關系，才能轉正的。但只有劉老師自己心里知道，真的是她自己夜以繼日的不懈努力，以及超越自己自卑心態的勇敢嘗試，才讓她戰勝千難萬阻，成為公辦老師。

而郭老師則沒有劉老師這么幸運，成為最后的優勝者。當時還有另一種轉公方式是憑借文憑轉正。當時郭老師村里的政策是，好多高中畢業的、有些能力的民辦老師可以去師范學校學習獲得中專文憑，回來參加考試，考試分數高于劃定的分數線就可以轉正。郭老師去了當地的師范學校，讀了兩年書，但是回來總共考了兩次試，都沒有達到分數線，沒有轉成功。最后，郭老師是在96年當地政府“一刀切”全部打包轉正的時候才最后轉為公辦教師。在這次最后的轉正中，年齡比較大的，不管教的好不好，都統一納入公辦教師隊伍了。而郭老師卻在后續的工資認定中“吃了虧”，因為選擇了去師范學校念書，比起這些同期的老師少了兩年教齡，最后他認定的工資反而更低一些。

對于大部分的民辦教師，轉公之路十分艱難。通過種種方式轉正的民辦老師，就像躍過龍門的錦鯉，經歷了一身的磨難，最后才踏入編制的門檻。但是有更多的人，因為客觀或主觀的原因沒有躍過龍門，只能留在原地，等待著時代的風將湖面吹起波瀾。

講臺

超越身份

的土地韌性

改革開放的浪潮洶涌而來，鄉村教師們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時代的漩渦里做出抉擇。由于“民轉公”教育改革的開展，鄉村教師的身份認同與收入水平略顯尷尬，于是其中一部分人選擇走出鄉村轉行謀生。1979至1983年教育改革的政策還沒有正式落定，因為較低的待遇和不明確的未來，這一時期的T縣比較集中地有民辦教師陸續離開崗位。而在1983年以后，由于可以作為農民分到土地，T縣民辦教師的群體則更趨于穩定。更多優秀和堅定的民辦教師在歷史的岔路口選擇了留在鄉村和校園，在兼為農作與正式轉公的等待與堅守中，履行著他們安土重遷的傳統情懷、對基層教育事業的執著以及業已成習的愛與奉獻。

71歲的郭老師曾任X村小學的教師，時至今日，他依然會為當年教書的光陰感到激動。這是一位鄉村教師的責任與忠誠，是一位中國人的的職業選擇與堅守：無論怎樣的社會變化，接班人是一定要培養好滴，培養后代太重要嘍。郭老師驕為教育基層奉獻了數十載的光陰，并在1986-1987年的第一屆“教師節”中被評為省區的勞動模范。這無疑是令他時至今日都驕傲萬分的。無論身份是民辦還是公辦，鄉村教師的責任心與積極性都一如深刻。郭老師成功轉為公辦教師后感受到了享受城鎮戶口、退休福利等待遇的幸運與幸福，認為這是前二十年作為民辦教師付出的回報，所以格外珍惜這段經歷與收獲，將更大的積極性投入在了之后的教育工作中。

感謝時代讓這一批將青春揮灑在講臺上的勞動者們享受了更為舒適平和的退休生活，免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郭老師現在就住在村里，幸福地與家中的雞鴨為伴，自由地享受生活的安穩。

事實上，還有很多民辦教師在當時并不覺得成為公辦教師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只是發自內心對教育事業的熱愛，只是覺得“共產主義不計報酬”，未來必然走向光明。因為時間與空間的慣性，這份職業逐漸成為他們習以為常的工作與責任，相比于艱苦耕作的農民同志，教師作為講臺前的知識分子不用頭頂烈日，還能夠受村里人尊敬，對于教師社會地位的認可也逐漸成為鄉村民辦教師們堅守的理由。

這樣的堅守需要的不僅是授課的知識，還有面對師資短缺的調節能力和面對生活條件困苦的堅持毅力。這一時期民辦教師的教學質量與他們的轉公與留任等直接相關，在面臨著轉公的吸引力與被清退的風險中，民辦教師在教學中也投入了更多的積極性。例如，民辦教師的教學水平會被劃分為一等、二等與三等，一級老師會被優先考慮轉正，三級老師會收到一個提醒教學質量的通知單，而四級老師基本上就會被辭退。出勤、工作量、備課等細則的考核更體現了民辦教師當時的教學壓力。在這樣壓力與挑戰并存的局面下，鄉村教師們用他們的行動書寫了基層教育者最動人的篇章。

在X村小學教書時，郭老師需要花費一整晚為第二天的三四節課程備課。由于學校并不提供餐食，教師們需要自己攜帶生米和柴火，于是每人每周都必須抽出一兩天時間，走路八公里去砍柴。在教師人數嚴重不足的時候，每一位民辦教師要教兩個年級或者三個年級，甚至四個年級。不同年級的孩子們共用一個教室，給二年級的學生安排作業、四年級的學生安排預習，同時還需要給一年級的學生上課。沒過幾分鐘就要輪換給二年級的學生上課，否則寫作業時的走神就會影響教學效果。這樣，一位教師在一節課中要循環六次這樣的教學方式，也就意味著需要同時給三個年級備課。X村小學的這一情景深刻地反映出民辦教師在鄉村授課的艱辛與不易。困頓的局面反而孕育了他們直面挑戰的勇氣和無私奉獻的精神，民辦教師會額外利用中午和周末時間為學生答疑解惑，披星而去、戴月而歸，天天月月如此。這使得他們在轉正拿到“鐵飯碗”之后也未曾松懈對教育工作的責任感，而是保持一種“競爭慣性”，以熱情認真與不甘落后的心態投入到工作中去，更優秀成為了他們的習慣。

在授課的同時，民辦教師還遵循國家政策，參與了函授或中等師范學校的培訓，提升學科知識并了解教育學、心理學知識。這樣的學習也提高了民辦教師的教學水平。一部分民辦教師選擇了邊工作邊學習。H鄉的周老師在當時報名兩年自學的函授學校，在工作之外的業余時間學習。同時通過一個月幾天的集中面授課程，周老師學習了語文、數學、教育學、心理學等內容，其中初中教材考的比例占70%。在這樣的過程中，周老師感受到自身知識水平的提高，增進了對教育事業的理解，也提高了民辦教師整體的教學水平。另一部分民辦教師則選擇了脫產學習。學校為這批老師提供了脫產的學費，X村的毛老師在當時就作為優秀教師被國家送去學習，并取得了中等師范的文憑。相比于就讀函授學校，毛老師獲取了就更為豐富的知識，尤其是提高了在教師崗位實際操作中的業務能力。

在鄉村教育中，面臨著轉公的不確定和轉行的誘惑，選擇堅守基層的民辦教師絲毫不減對教育工作的積極性，他們的責任感與事業心甚至有勝于公辦教師之處，在鄉村教育青黃不接時貢獻出了巨大力量。正是他們在特殊歷史境遇下對于基層教育事業的堅守，才有了更多的鄉村少年接受啟蒙、走出山野，去探索更廣闊的天地、實現更遠大的夢想。也正是有了他們的存在和數十年如一日的奉獻，才為此后的義務教育事業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使得鄉村教育在艱苦的歷史條件中能夠得以發展，讓熱愛與學習的種子播散在廣闊的中華大地上。正是有了這些可親可敬的鄉村教師，才聚集成了特殊時期鄉村講臺前的中國力量。

注：因推文格式限制，未添加原文附錄。

本文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22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國》課程作業，獲得“新青年非虛構寫作集市”優秀作品。

原標題：《可敬的中國故事 | 周靖蕾 孟瑤：鄉村講臺前的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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