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書單君 書單 收錄于合集 #書單電影 13個

電影《幸福終點站》的海報上有這樣一句：生活就是等待。

在影片中，來自某東歐小國的維克多剛到美國機場，就得知祖國發生政變，他的護照和銀行卡都失效了。

●《幸福終點站》海報

他被卡在國際候機廳，既無法進入紐約，也無法返回已不存在的“國家”，就這樣在機場等了9個月。

在等待的期間，維克多開始在機場融入社交、想辦法賺錢，甚至和一位美麗空姐談上了戀愛。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幸福終點站》其實取材自一段真實的悲劇故事：

伊朗難民默漢·卡里米·納賽里（Mehran Karimi Nasseri），因為身份證件問題，滯留在法國戴高樂機場，一等就是18年。

他出走故鄉的理由，不是什么為了父親的爵士愛好，而是逃避戰火，重新尋找可棲身的家園。

電影中的維克多最終走出機場，如愿來到繁華的紐約。

而今年11月12日，真實生活中的納賽里因心臟病突發，死在了機場航站樓，終其一生未能抵達“幸福的終點站”。

#01

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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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塞里的父親是英伊石油公司的醫生，母親是家庭主婦，家里有6個孩子。

在這個還算富裕的伊朗中產家庭，納賽里按部就班地長大、讀書、上大學，還考取了心理學學位。

順遂的日子在他23歲那年戛然而止。

這一年，父親因癌癥去世，悲痛中的納賽里得知了一個驚人的事實：他是一個私生子。

“母親”告訴納賽里：

他的生母是一名蘇格蘭女子，可能來自格拉斯哥，曾在英伊石油公司擔任護士。“母親”忍辱撫養納塞里長大，是怕丈夫因為通奸而被處以石刑。

● 石刑主要用于對付通奸者

“你必須是我的母親！”

剛剛聽聞自己是私生子的納賽里，非常驚恐，更覺得不可思議，開始了和“母親”的抗爭，甚至揚言要把她告上法庭。

在納賽里看來，自己的身份、家庭的地位以及父親的遺產都是他應得的，不過“母親”卻不以為意：

“你拿誰的錢去告我呢？”

最終，納賽里與“母親”達成協議，他離開伊朗，去英國留學，每月可以從家里領一些津貼。

1973年，納賽里第一次離開故鄉，踏上了英國的土地。他來到英國北部城市布拉德福德，學習為期三年的南斯拉夫研究課程。

直到1976年的一天，納賽里發現自己每月領的津貼毫無征兆地停止了。他試圖聯系遠在伊朗的家人，不停打電話、寫信，但都沒有得到回復。

沒有了經濟來源，納賽里不得不終止學業，無奈踏上了回國的飛機。

但他回的不是時候，彼時的伊朗，正處于暴風雨之前的寧靜。那是巴列維王朝最好的10年，也是最后的10年。

當時，伊朗對外收回了大部分被列強掠奪的權益，對內發動白色革命重新分配土地，掌握石油自主，城市化快速推進。

人們的生活自由而開放，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更是有數以十萬計的年輕學生，像納賽里一樣，前往歐美國家留學。

● 七十年代的伊朗

但面對富饒而充滿希望的國家，國王穆罕默德-禮薩沙·巴列維采取的是集權統治，利用各種措施鞏固大權，最終成了個獨裁的國王：

“那些反對我的人，只能在監禁和流亡之中作出選擇。”

然而，固若金湯的權力，卻得罪了長期受西方自由媒體、左派浪漫主義影響的留學生。

納賽里前往英國留學的那幾年，正是留學生游行抗議國王最激烈的時期。

每當國王出訪西方國家，所到之處都會招致留學生的抗議，他們舉著牌子，高喊口號，讓國王去死，納賽里也是其中之一。這些年輕又不安分的學生，自然也成為伊朗安全部門的目標。

所以剛一落地德黑蘭，留學歸來的納賽里，隨即就被國王的秘密特工逮捕、監禁。特工說，拍到了納賽里游行抗議國王的照片，認定他為伊朗的叛徒。

“母親”發現納塞里被監禁后，賄賂官員將他保釋了出來，并讓納賽里獲得了移民護照，但條件是，他永遠不能再返回伊朗。

于是，納賽里再一次踏上前往英國的飛機。

#02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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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婦女們重新戴上面紗，大學被關閉，酒吧、咖啡館、電影院全部被砸爛，曾經現代化的伊朗一去不復返。

1978年伊朗舉辦了最后一場伊朗小姐比賽，之后就再也沒有了。

在霍梅尼的統治下，伊朗的面貌瞬間就變了。

沒有人知道國家的前途在哪里，納賽里的命運也是同樣的風雨飄搖。

如今，母親已不再是母親，故鄉也不再是故鄉。納賽里需要另一個國家來接納他，并給予他難民身份。當然，他還有另一個希望——就是希望在英國格拉斯哥的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

后來的幾年，納賽里連續向7個國家尋求庇護，直到1981年才拿到比利時的難民身份。

之后，納賽里來到布魯塞爾，開始在圖書館打工，同時也接受社會援助。攢了一些錢后，他聯系到英國領事館，對方告訴他，帶上證件去格拉斯哥沒有任何問題。

納賽里買了一張去英國的船票，站在郵輪的甲板上，他認為自己已經踏上了英國的領地，就把難民證件裝進信封，從船上直接郵回了布魯塞爾的聯合國難民事務委員會。

很難解釋納賽里為何要丟掉自己的難民證件，也許是繁雜的手續，讓納賽里搞不清狀況，又或許是難民的身份，讓他很難產生自我認同，急切地想要做個了斷。

但丟掉證件這個舉動，無疑為他后來的悲劇埋下了最大的伏筆。從這一刻起，納賽里沒有了身份，他不再是納賽里了，而他的人生也被徹底改寫。

抵達英國后，因為無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證明，納賽里被送回了比利時。但此時的比利時也不想再接納他，又將他還給了英國。英國為了徹底擺脫納賽里，雇了一艘船，把他扔到了法國的布洛涅。

納賽里像個皮球一樣，被幾個西歐國家踢來踢去，沒有國家想收留他，更沒有國家愿意善待他。

在法國布洛涅，納賽里因非法入境而被捕入獄，足足蹲了4個月的大牢。出獄后，法國給了他84小時的期限離開法國。

應該去哪兒呢？

此時，他的故鄉伊朗，也爆發了兩伊戰爭，已然不能再回去，而比利時并非自己的終點，于是納賽里登又一次上飛機決定去英國碰碰運氣。

結果可想而知，納賽里再一次被扔回了法國。

此時的納賽里必定是迷茫、狼狽的，因為沒有證件，他不能離開法國，他也不能進入法國，因為沒有證件。

納賽里無處所依，法國戴高樂機場就成了他最后的避難所。

在機場里，他一待就是兩年。期間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養活自己的，估計是靠乞討？

總之是兩年后，納賽里攢夠了機票錢，再一次鼓足勇氣買了一張去往英國的機票。可降落在倫敦后，他又一次被驅逐出境。而且回到法國后，他再次被判處6個月監禁。

所以出獄后的1988年，納賽里回到了熟悉的戴高樂機場一號航站樓。

● 戴高樂一號航站樓外觀

旅客來來往往，有人出發也有人抵達，唯有納賽里無法出發也無法真正抵達，也不知道要去往哪里。

一個沒有母親、沒有故鄉、沒有身份的人，他既沒有來處，也沒有了目的地。

從此，納賽里再不愿，也不敢踏出機場半步，候機樓的紅色長椅成了他的床，漢莎航空的行李箱是他的櫥柜，附近的麥當勞是他的餐廳，白色瓷磚的航站樓大廳是他的禮拜堂。

就這樣，納賽里度過了第一個晚上，然后是第二個、第三個……無數個。

在納賽里日復一日的靜止中，機場里迎來送往，機場外的世界也在發生變化：

1990年，撒切爾夫人宣布辭任英國首相，結束了長達11年半的執政；

1992年，納賽里曾花費3年時間研究的南斯拉夫聯邦宣告解體；

1997年，溫和派哈塔米當選為伊朗總統，同時向西方釋放出和解訊號……

時間已經不由分說地跨入了21世紀。

#03

航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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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賽里的頭頂已經禿了，兩側的頭發卷曲凌亂，在紅色候機長椅上，他抽著金煙斗，寫日記、刮胡子、聽收音機、審視著來往的旅客。

納賽里在機場住得越久，曾經的那個“納賽里”便離他越遠。

直到有一天，“納賽里”消失了，他開始管自己叫“Alfred先生”，一個典型的英語名字。

成了“Alfred先生”的納賽里拒絕說波斯語，盡管他的英語帶有明顯的波斯口音。

他堅持每天早上5點半起床，用機場贈送的牙膏刷牙。白天，他喜歡看法文報紙消磨時間；晚上，等機場商店打烊后，他會去衛生間洗衣服，最后拿出枕頭、床單、被子，睡在紅色長椅上。

其實早在1996年，納賽里就在一位人權律師的幫助下重新拿到了難民身份，但他卻拒絕離開法國，理由是：

“文件是為伊朗國民默漢·卡里米·納賽里簽發的”，“默漢·卡里米·納賽里可以自由離開，但Alfred先生不行”。

據律師回憶，第一次見到納賽里時，他講述自己身世的邏輯還非常清晰，但隨著時間推移，他變得無理，所講的事情也撲朔迷離。

有一次，納賽里突然說自己是瑞典人，坐著潛艇到達了伊朗。律師說道：

“也許他現在瘋了。”

“在你的腦海中，你已經徹底放棄了曾經的自己和曾經的名字，但多年后，當獲得了所謂的自由時，一紙文書卻證明你就是曾經的自己。一個人需要多強的意志力才能抵御這么大的沖擊。”

納賽里的行為引來了媒體的采訪，一天最多接受過6次采訪，當被問到他何時打算離開機場時，他說道：“我已經準備好了。”

納賽里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責”，他的“職責”是坐在這里等著，

“但我現在被困在天堂和地獄之間”。

再后來，納賽里儼然成了機場的明星，他會在鏡頭前展示自己的側臉，收到全世界粉絲寄給他的信，人們認定他是“勇氣”的象征，是“官僚無能、沒有靈魂的現代生活、人類生存困境昭然若揭”的絕佳證明。

2004年，納賽里與英國作家安德魯·唐金合作了自傳《航站人》，在書中，納賽里展現出令人贊嘆而惋惜的才華，他寫道：

“我在比利時度過了我這輩子最好的時光，一段短暫的喘息時光。”

同年，斯皮爾伯格將納賽里的故事拍成了電影《幸福終點站》，為此還向他支付了近30萬美金。納賽里把這筆錢存在了機場的郵局賬戶上，幾乎沒動過，

“現在電影出來了，我有了更好的形象，但我的生活方式沒變”。

多年來，納賽里的家人也在試圖聯系他，甚至去機場看他，但走上前迎接時，納賽里卻說自己不認識他們，后來家人停止了嘗試。

納賽里的“母親”得知兒子的事后，她告訴其他孩子：

“他就是我生的”。

這是納賽里多年前多想聽到的一句話。先他堅持說，她不是親生母親，這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悲哀。

除了一位在盧森堡做牙醫的姐姐，納賽爾的兄弟姐妹，多數如今仍是德黑蘭的中產階級，他們其中一位是化學家，還有的在銀行、國家媒體工作。

納賽里還有一位年長2歲的哥哥塞勒斯，他和妻子在倫敦從事國際貿易，向伊朗進口外科手術用品。

在英國時，納賽里曾與塞勒斯哥哥一家住過一段時間。在哥哥一家的回憶中，納賽里熱愛學習和閱讀，是個長相英俊的知識分子，甚至很受女孩子歡迎。

試想納賽里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一系列的波折，他本來的人生或許該像他的同胞一樣“正常”。

2006年，因為健康問題，納賽里被迫搬出機場，后來一直住在巴黎郊區的一個慈善中心。

當人們以為這便是故事的結局時，今年9月中旬，納賽里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了戴高樂機場。

在熟悉的地方，他總是靜靜地坐著，張著嘴望向窗外，目光呆滯，看上去沒什么精神。

但這樣的日子沒持續多久，2個月后，納賽里便去世了。

直至離世，納賽里也未再次踏入英國領土，更沒有回過故鄉伊朗，當然也沒能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到底有沒有這人，他也不知道。

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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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不是城堡的人，二不是村里的人，您什么也不是。但可惜的是您又的確是一個人，您是一個外鄉人，一個多余的人，一個在這里處處礙事的人，一個不斷給人找麻煩的人。”

在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中，土地測量員K受命去城堡赴任，卻因雪天迷路來到一個村子。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館投宿，卻因拿不出身份證明而受到嚴厲盤查。

為了獲得一張居住許可證，K開始了他的奔波之旅。城堡就位于眼前一座小山上，但它卻可望不可及。

小說中，冷漠、威嚴的城堡代表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看不見摸不著，卻能隨意擺布人們的一生。

卡夫卡的小說沒有寫完，但現實中納賽里的故事似乎給出了一個合理的結局。

對于納賽里來說，“城堡”是阻礙他離開機場的一紙文書，是時代的一個玩笑。

在歷經百般磨難，甚至耗費了一輩子之后，面對永遠達不到的遙遠目標，一個人的韌性又能堅持多久呢？

在無力感襲來之后，在一次次突襲的不確定性中，或許只能把臨時性、非正常認同為再自然不過的日常，在其中徒勞地捕捉著確定性。

當這座“城堡”終有一天來到眼前，誰又能保證不會瑟縮和猶疑呢？

也正因如此，哪怕每段青春都會老去，我們記憶里也永遠會為他留一個位置。

* 部分參考資料：

[1] The 15 Year Layover, Michael Paterniti, GQ Daily, 2003-9-11；

[2] The Man Who Lost His Past, Paul Berczeller, The Guardian, 2004-9-6；

[3] 《這個湯姆·漢克斯扮演過的男人，在機場住了18年后，孤獨離世》，外灘君，外灘TheBund，2022-11-14；

[4] 《住戴高樂機場18年的“航站人”離世，回歸屬于他的“幸福終點站”》，橙子君，iWeekly周末畫報，2022-11-15；

[5] 《一個“電影男主角”在機場孤獨死去》，tt、Jonas，ELLEMEN睿士，2022-11-16。

原標題：《他是父親的私生子，被“親生”母親趕出家門，在機場住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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