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時候讓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償還氣候債務了……COP27大會需要做出關于為損失與損害提供資金的具體決議。”11月10日，玻利維亞談判代表在關于損失與損害資金方面的磋商中說道。

2022年11月6日，為期兩周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屆締約方大會（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拉開帷幕。今年COP大會主席國埃及強調，本次大會的主題是“實施”（implementation），呼吁國際社會攜手履行此前一系列氣候承諾，從而保證《巴黎協定》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C乃至1.5°C的目標得以實現。在11月6日的開幕大會上，巴基斯坦代表發展中國家列出了今年COP27大會應當重點關注的一系列優先事項，包括商定損失與損害資金機制的具體運作模式和體制結構、發達國家應兌現每年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承諾以重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信任、在氣候資金新集體量化目標的金額和時間表以及在全球適應目標方面取得進展等。巴基斯坦強調，解決損失與損害“不是要求發達國家做慈善，而是要求實現氣候正義”。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4日，埃及沙姆謝伊赫，在第27屆聯合國氣候峰會召開之前，與會者進入會議中心。

無法回避的歷史責任與氣候正義

從1991年小島嶼國家提出關于損失與損害保險機制的提案起，至今已過去了31年。但直到今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仍然在為損失與損害爭取資金，確保能有足夠的資金來幫助其應對氣候變化導致的不可逆傷害。年復一年的呼吁讓小島嶼國家也倍感疲憊：“我們來到這里是來談判，而不是來講課的。”

所謂損失與損害，即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或如海平面上升等事件所造成的不可逆轉的經濟與非經濟損失，是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等氣候脆弱型國家最為關切的議題之一。今年夏季肆虐巴基斯坦并導致該國三分之一被淹沒的洪水就是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的一個例證。據巴基斯坦初步估計，該次洪水對巴基斯坦造成的損失至少高達100億美元。除了造成經濟損失外，極端天氣事件還導致巴基斯坦無數居民被迫流離失所，巴基斯坦社會則面臨災后重建、糧食短缺、難民安置等一系列人道主義問題。

“我們的碳足跡是世界上最低的......坦白說，有些國家依靠化石燃料致富。現在是時候作出改變了。（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我們都要發揮作用，但這些國家要為氣候災難承擔更大的責任。”——Sherry Rehman，巴基斯坦氣候變化部部長

歷史上，如今的發達國家依賴化石燃料和資源掠奪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也造成了大量的溫室氣體排放。而發展中國家發展起步晚，溫室氣體排放較少，尤其是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幾乎對于歷史上的溫室氣體排放沒有任何“貢獻”。然而，這些對于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無需承擔“歷史責任”的國家，卻成為了氣候變化加劇、極端天氣事件日趨頻繁的當下，最具“氣候脆弱性”的國家。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沒有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支持，這些氣候脆弱型國家無法獨自從氣候災難中復原重建。巴巴多斯總理Mia Mottley警告，如果各國政府不能夠妥善解決氣候危機，到本世紀中葉，全球將有10億人會因氣候災難而被迫流離失所。

大會期間舉辦的氣候公平主題邊會上，巴西原住民身著傳統服飾發言，呼吁大會關注原住民生存問題。 圖片來源：Anjjelo Hemady San Buenaventura

2007年《公約》第13次大會期間，各締約方一致同意正式考慮解決與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的損失與損害。六年之后，《公約》第19次締約方大會設立了華沙損失與損害國際機制，以處理氣候脆弱型國家的損失與損害問題。該機制的職能之一是加強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方面的行動和支持，以處理與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相關的損失與損害。不過，該機制的設立未能回應氣候脆弱型國家關于損失與損害的資金訴求。此外，發達國家對所需資金的額度和落實資金的時間表都未作出明確承諾。

發達國家一直對談論損失與損害沒什么興趣，甚至拒絕談論損失與損害，主因之一是如果建立損失與損害的資金機制，勢必將涉及溫室氣體排放歷史責任的追索與對當前溫室氣體減排不力提供資金補償，如果將針對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的資金支持解釋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出資義務”，氣候脆弱國家就可以以此為依據提出相關訴訟及索賠。2013年，英國衛報一篇報道披露，美國擔心華沙氣候大會期間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可能會導致談判焦點集中在對氣候變化損失與損害的補償上：“美國對于任何有關損失與損害機制方面都有‘技術和政治上的問題’”。

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在文本草擬過程中，有關損失與損害議題的部分曾一度被納入適應條款之下。在發展中國家的堅持下，最終關于損失與損害的內容還是單獨成為了《協定》其中獨立于氣候適應的一部分。不過，《協定》對損失與損害的文字較為模糊，達成《協定》的締約方大會決議也專門強調了關于損失與損害的《協定》第八條“并不涉及任何義務或賠償，或為任何義務獲賠償提供依據”。

2021年格拉斯哥氣候大會期間，發展中國家和小島嶼國家提出希望大會建立一個損失與損害資金機制來專門推動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應對損失與損害的資金，并強烈呼吁將該機制納入大會決議。但由于發達國家的強烈反對，這一提案最終并未被納入COP26大會決議。對此，小島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表示非常失望，但表示本著折中的精神愿意作出讓步，接受了作為妥協結果的“格拉斯哥對話機制”。這一機制提出將以“開放、包容的方式”邀請締約方以及非締約方的利益相關方進行務實討論，旨在為避免、盡量減少和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和造成的損失與損害，并為相關活動提供資金。

不過小島嶼國家也強調，他們在COP26上妥協的原因是不希望因為這一議題的止步不前阻礙全球錯過落實《巴黎協定》長期氣候目標的窗口，而其接受妥協的條件就是COP26大會設立的“格拉斯哥對話機制”要確保損失與損害資金機制能夠在COP27上得以建立：“小島嶼國家總是被要求就我們自己的利益作出妥協來達成共識。這不是讓我們對文字作出讓步，而是讓我們對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計和我們的未來作出讓步。”

首次納入談判正式議程的“損失與損害供資安排”

在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爭取下，本次COP27大會將與損失損害資金相關內容列入大會正式議程。這是三十多年來大會首次將損失與損害資金納入正式的談判議程，也被許多人視為在爭取建立損失與損害資金機制方面的階段性勝利。不過，盡管大會議程納入了損失與損害資金內容，但這并不代表相關資金就一定能夠得以落實。部分觀察員對此保持警惕：“需要確保發達國家所說的資金和氣候脆弱國家所要求的資金機制是同一件事。”

根據第一周談判會場內的進展來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建立相關機制方面分歧仍存。發展中國家認為，損失與損害資金相關機制應當能保證即時性和有效性，即發展中國家在遭受到極端天氣事件，或由氣候變化導致的緩發事件影響時，能夠迅速獲得充足的資金來進行高效應對。而資金來源應當是發達國家無條件的贈款、投資以及補貼等。在籌備資金的過程中，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和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也將是重要的參與者。巴基斯坦也強調，氣候災害所造成的損失與損害日趨嚴峻，但當前國際社會沒有任何授權實體或機制來應對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災害損失，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機制來確保充足的、可預測的資源投入。發達國家承認氣候危機的緊迫性，但部分發達國家仍然擔心該機制的建立或將涉及與歷史責任相關的法律問題，稱該機制的建立是“不可能”（that's not just happening）。此外，部分發達國家似乎仍在談論由私營部門和開發性金融機構出資的重要性。對此，有發展中國家代表直斥這種試圖轉移出資義務的舉措有違氣候正義原則。

實際上，為損失與損害提供資金，在某種程度上與發達國家此前承諾的為發展中國家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行動提供資金有相似之處，出資力度的根本還是發達國家的政治意愿。發達國家曾經承諾，到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2015年COP21大會決議還要求發達國家要在2025年前設定一個新的激勵量化氣候資金目標，每年最低1000億美元。然而，迄今為止，發達國家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氣候資金規模較此前所承諾的1000億美元相比仍有一定距離。在落實用于減緩和適應的氣候資金都如此“捉襟見肘”之下，發達國家對于要設立一個損失與損害資金機制的意愿低迷也就可以想見了。此外，前幾年疫情導致的經濟壓力和地緣政治危機推動的能源危機也接連對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造成重創，部分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甚至被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而這些發達國家的海外發展援助規模和意愿也隨之縮水，也是當前損失與損害出資討論遇到瓶頸的原因之一。

2022年11月10日，綠色和平森林項目專員Iqbal Damanik在加里曼丹中部古農馬斯食品產業項目區里一個廢棄的木薯種植園里檢查木薯的情況。與此同時，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開的COP27也發出了這樣一個信號：在氣候危機已經影響到糧食安全的情況下，印尼政府的糧食產業項目正在加劇氣候危機，而不是為糧食危機提供解決方案。

氣候危機之下，誰應當采取行動？

如上文所述，發達國家不愿談論損失與損害資金的主因之一系擔心發展中國家針對其高溫室氣體排放進行追責索償，這也映射出當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氣候減緩行動開展得越緩慢，氣候危機加劇的可能性就會日益增加，而開展氣候適應行動和應對損失與損害的成本也就會越來越高。與之相反，如果能夠以更大力度地進行溫室氣體減排，未來全球在氣候適應和應對損失與損害方面的成本就會相對較低。

自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各國紛紛制訂了各自的氣候行動計劃，部分國家也相繼制訂了落實“凈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標。2019年，英國通過了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承諾到2050年實現所有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歐盟在2021年通過了“Fit for 55”的一攬子氣候目標，旨在到2030年將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至少降低55%，并在2050年實現氣候中和。中國也宣布了力爭2030年實現碳排放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雙碳”目標。

除了以國家作為行為主體開展氣候行動之外，非國家主體乃至公眾個人的氣候行動也十分重要。歸根到底，氣候變化是由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誠然，面對氣候危機，發達國家應當承擔主要的且不可回避的責任，發達國家理應率先大幅減排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的支持。但是，如果不戒斷對化石燃料的依賴、革除鼓勵浪費和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數十年之后，以氣候正義的視角來看，很難說生活在相對發達的經濟體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高碳排放對于欠發達地區所面臨的氣候沖擊毋需負上一定程度的責任。

加拿大記者、社會活動家Naomi Klein在2014年出版的《天翻地覆：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一書中提出，要解決氣候危機，必須推動深刻且根本的經濟與社會轉型，而在此期間，需要仰賴公眾氣候行動的力量：需要讓關注氣候變化議題的公眾看見氣候變化的切實影響以及可行的替代方案，從而落實真正的制度性變革。聯合國在2018年發布的“即刻行動”工具可以視作這一觀點的呼應，旨在幫助公眾更好理解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斗爭中，人們可以采取什么行動，并強調“集體行動在星球歷史的關鍵時刻能夠產生的影響”。

同時，國家氣候政策規劃與公眾個人氣候行動探索之間的張力也是驅動加速低碳轉型進程中的重要一環。國家層面的氣候政策與規劃能夠刺激地方、行業等層面的氣候行動；公眾的積極響應和在氣候行動方面的探索與創新實踐也能夠反過來豐富氣候變化與氣候行動的討論，為國家作為行為主體的氣候行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結語

11月7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正面臨嚴峻選擇——要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推動全球走上低碳之路；要么就會失敗，隨之而來的就是氣候崩潰與災難：“（在COP27大會上）我們可以簽署一份團結的協議，也可以是一份集體自殺的協議。”

近年來，我們已經目睹了越來越多的氣候變化影響和災難在全球各地發生。我們也知道，溫室氣體導致氣候變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限于單一國家或地區。從去年的超強洪水到今年夏季席卷歐陸的熱浪高溫，從加州接連不斷的山火到逐漸消融的兩極冰川，一件又一件例證告訴我們：氣候緊急狀態之下，無人能夠獨善其身。

那么，在面臨艱難抉擇的當下（其實可能也并沒有那么艱難），各國將要給出什么樣的答案？或許，最為真誠且可靠的檢驗標準之一就是，面對氣候脆弱國家關于損失與損害的資金訴求，發達國家要拿出一份怎樣的回應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