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學堂與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 蔣寶麟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44頁，98.00元

一

古者立政安民，必求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理財之義，既遠且宏。傳世先秦文獻已多載及貢助之征、關市之稅、山澤之賦等事項，又論量入為出、藏富于民諸原理。《尚書·洪范》所言“八政”，首論“食”（勸農業）與“貨”（寶用物）；《史記》置《平準書》，專作《貨殖列傳》；《漢書》設《食貨志》，皆關理財之事，而為專門篇章，歷代正史多有借鑒。至杜佑作《通典》，切言“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杜佑：《通典》“序”，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頁），因以《食貨》冠諸篇首；馬端臨《文獻通考》因之，而益加詳密，首論田賦、錢幣、戶口諸門，足征其要。

至于清代，理財之政既有舊制相因，又有新制繼起，清季尤然。由遜清遺老主筆之《清史稿》，于其《食貨志》中追溯稱嘆康乾盛世“永不加賦”之治；而論清季財政，則曰：“道、咸以降，海禁大開，國家多故。耗財之途廣，而生財之道滯。……新政繁興，孳孳謀利，而于古先圣王生眾食寡、為疾用舒之道，昧焉不講。”（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20《食貨一》，中華書局1977年版，3479頁）誠然，從洋務運動到清末新政，五十年間百業待舉，頭緒紛繁，興辦教育尤為其中要項。所謂為政在人，育人由學，而興學需財，清末尤亟。光緒二十二年（1896）九月，新授安徽巡撫鄧華熙在赴任前陛見，君臣問對有此一節：

[光緒皇帝]又云：“凡事破除情面便好。用款必須節去浮費，款歸實用才好。”奏云：“臣受皇上厚恩，當盡心竭力，用度可省便省，不至以有用之財辦無益之事，有負委任。”上微點首，又云：“西學應辦。”奏云：“學堂必須舉辦，才能造就人才。”上云：“苦于無經費。”奏云：“臣到任后察看情形，設法籌款奏明辦理。”（鄧華熙著，馬莎整理：《鄧華熙日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178頁）

學務待興而經費短缺，是清末面臨的普遍難題。近代新式教育在變法圖強的語境下展開，亟需擴大辦學規模，以求普遍開啟“民智”；而且，新式學堂在基礎設施、教學設備及師資配置等方面，要求甚高，更增經費困境。不過按實而稽，所謂經費之裕缺，乃是相對而言的概念。不同時代興辦教育，皆會受到經費問題掣肘；而經費問題的背后，尚有復雜的制度與人事問題，相互糾葛。理財者更需關切者，其實是如何因勢利導，有效籌集、分配和調用資財，以便物盡其用、事得其宜，以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功效。而在此種“理財”過程之中，往往會生成若干“經制”內外的“事例”；事例與經制又會相互塑造和轉化，共同構成制度運作中的重要線索，當為后世研究者加意剖析。

蔣寶麟近著《清末學堂與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透過考察清末廢科興學過程中所牽涉的經費運作，從中揭示近代中國教育財政起源的路徑與特征，值得留意（下文略稱“該書”，引述僅夾注頁碼）。全書除“緒論”和“結語”之外，正文主體共分七章。第一章考察科舉與學堂并立時代傳統教育經費用途的轉化；第二章分析科舉制度停廢之后舊有科舉經費體系的轉型；第三章論述清末中央、省、州縣三級教育財政“層級”的初步形成；第四章回溯清末財政預算體系中的教育經費編制問題；第五章專門討論公款公產與清末興學的關聯；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別以京師大學堂及三江（兩江）師范學堂為個案，解析清末教育財政在中央層級的演生過程，以及學堂經費在“省域”層面與中額-學額、省界意識等的復雜糾葛。以下擬先綜論該書的貢獻與價值，而后試舉其中尚可益加完善之處；最后稍作拓展，略述該書選題及書寫可能帶給今后研究的啟發之處。

二

關于清末財政問題，學界已有較為細致深入的專題研究；至其教育改制中關涉的經費問題，先行研究亦有涉及（詳參關曉紅：《晚清學部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商麗浩：《政府與社會：近代公共教育經費配置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特為學堂經費及教育財政問題撰成專書，其對既有研究的拓展與推進之處，在以下幾個層面尤其值得注意。

清末新政頭緒繁多，諸項事業之中，教育既是與舊有系統糾葛甚深、又是需要“大破大立”的領域，無論是在機構、人事、經費，還是在教育與考試的形式及內容等方面，均是如此。而在行政領域，一旦關乎人事及財務，往往就會觸及根本問題。清末官制改革及財政改革，其意義與難度之大，不言而喻。以目前學界研究較多的光宣年間清理財政為例，透過中央派出的財政監理官與各省撫藩大員之間的往復較量，已可得見財政問題復雜而重要之一斑。不過，前人研究之治教育史者，大多詳于學制、學堂、師生、課程、教科、留學等事，即所謂“內部之史”，而略于專論諸如經費與財物等“外部之史”；其治政治史者，覃研其政治架構、制度變遷、人事糾葛以及中外交通/戰事等議題，而對理財之事著墨不多；治財政史及經濟史者最有可能切入此題，不過近代教育初期關涉的專門財政問題，似乎尚未進入其研究視野。由此留下近代中國諸項公共事業奠基初期，在財政史與教育史交叉領域各方研究都尚未深究之處，該書選題定位于此，甚為敏銳。推展而言，雖然教育事務僅為整體政制之一環，不過其牽涉面甚廣。財自有其“政”，主要涉及經費的籌解與花銷；財又關乎“政”，在所謂上下、“條塊”關系的協調處理中，觸及背后更大的政治系統問題。因此，通過考論專項領域的財政運作，亦可得見整體政治領域的重要面相。

研究進路關涉理論、方法及技術諸議題。若以尋常眼光去看，該書所要處理的學堂及財政議題，乃是傳統“制度史”層面的問題，作者行文也很重視厘清制度。不過，在具體入手方式上，該書主要不是先從制度條文展開。對于源起初期的新制，實際亦少可以整體通貫的制度條文可資分析。因此，作者表明需要研究“教育財政的制度過程，力圖展現時人的實踐”（14頁）。具體來說，該書側重從“事”上入手，考察在清末興學的過程之中，通過探索關涉教育經費的實際運作，從而逐漸塑造出具有近代意義的教育財政。此外，書中注重解析人的因素，并對于物（財）給予充分關注。簡而言之，該書綜合觀照人、事、物的交互和運作，在此基礎上討論“制”的問題，既呼應了“活的制度史”研究，又盡量避免限入無序的人事瑣屑之中，兼顧作為事實運作的“財政”以及作為制度設計的“財政”。此外，該書希望通過詳細研究經費收支、國家財政等“事實存在的教育財政應有經過”，從中歸納或演繹出理解此過程的“新的模型”（17頁），可見作者在整體方法論上亦有特別關懷和雄心。當然，此種“模型”之效力范圍具體如何，尚可再加討論，后文稍及。

對于部分“舊題”展開深耕和新探，該書同樣有其獨到貢獻。通過幾個精選案例的剖析，作者重新厘清了一些重要問題，對于推進既有研究甚有助益。比如，通過考察科舉-學堂經費的轉換，揭示以往內銷款-外銷款模式轉化為國家-地方經費模式的導向與困境，再現圍繞外銷經費的提留問題，參與各方反復的上下拉鋸和推諉拖延，以及各地之間情況的差異（51-91頁）；針對學界熟悉的“廟產興學”話語，重新考察“公款公產”集合概念的形成，以及在清末財政改制中，對于此類經費從定性到定量，從定量到取用之間的困難（188-217頁）；通過京師大學堂、三江（兩江）師范學堂的案例，從經費角度解明兩所學堂初期運作中的若干問題。尤其是考察京師大學堂的運作對清末中央教育財政的塑造作用（218-254頁），允稱突破。學界此前已多留意并討論在1905年學部成立之前，京師大學堂兼有中央層級“教育行政”的職能；而對與此關聯的中央層級“教育財政”問題，則缺少專門而深入的論析。該書從經費與財政的視角，重新檢視這些專題個案，既能深化和補正已有研究，又能避免陷入制度史研究中“見制不見人”以及“見枝不見葉”的困境。

至于其核心結論，該書題為《清末學堂與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實際上已經明確提示其基本進路及結論：通過清末學堂所關涉的教育經費運作問題，來揭示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而不是像今日熟悉慣用的理路，在國家整體教育財政的框架之下，再去研究學制和學堂。此種思路看似“倒置”，實際符合當時的情形。正如書中所言，清末廢科興學，是將科舉時代各項分別構成“內外”收支系統的經費體系，逐漸轉為后科舉時代相對獨立但又存在分成關系的“上下”層級的教育財政體系（301頁）。因此，清末教育財政實際是源于新式學堂興辦中的經費處理，而被“倒逼”初步形成（294頁）；并且最后通過清理財政、編制預算而初步建立體制。由此初步完成從“教育經費”到分層級的“教育財政”的轉型（187頁），乃是“以新涵舊”（第3頁）而非全然“破舊立新”的復雜過程。

總括而言，該書從清末新舊交疊、紛繁復雜的教育財政“亂麻”之中，捋出了若干重要的線索，并且剖析了一些細微的面相。尤為難得的是，作者寫出了涉及“錢”這一人類的重要發明之時，其中遍在的“真實感”和復雜性。支撐此種考論和分析的基礎，是其中對于海峽兩岸清宮檔案、官書典制，地方檔案、史志、文書，私人文集、日記、年譜，以及報刊雜志等史料的綜合運用；并且注重辯證采擷傅斯年所謂“經意的記載”及“不經意的記載”（17-18頁）。此亦該書值得指出的另一特色。

河北成安縣學堂

三

學術研究與寫作之事，放言者易，親為者難。以下僅從讀者角度，嘗試對該書提出一些補充期待以及尚可精益求精之處，并藉此提示關涉主題拓展及深化的可能，或可略供有志繼續登高行遠者參考。

書中部分內容，作為前期成果已在專業學刊發表；匯集成書之局部篇章結構，因此或可再加磨合優化。該書專門處理財政議題，因此每一章的標題之中，都有關涉“錢”的概念表述。比如，第一、第二章皆稱“經費”，第一章側重學堂經費，第二章側重科舉經費；第三、第四章皆言“財政”，第三章論其“層級”，第四章側重“預算體系”；第五章則言“公款公產”；第六章論析“教育財政”；第七章復論“學堂經費”。整體而言，此種設計及表述，符合全書從“學堂經費”到“教育財政”的論述理路，有其一貫之旨。若再細察，第三章重點討論清末教育財政之“層級”，作者雖已說明此種層級“不等同于現代意義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20頁），而且也留意將其中關涉清理財政和試辦預算的內容歸入第四章；不過，在這本討論教育財政“起源”的專書之中，作為具有結果意義的“財政層級”專章在此處呈現，還是顯得早了一些。如果對其內容稍作調整，置于第六、第七兩個案例章節之前，乃至作為末章置于全書結語之前，文脈邏輯或會更加順暢。此外，第五章專門討論“公款公產”問題，從經費性質、運作形式及其大致時序考量，如果放到第四章討論最后階段的清理財政和編制預算之前，可能更好。

得隴而望蜀，從上述結構邏輯出發，筆者對于該書內容尚有一項補充期待。帝制后期中國的政治體系之中，州縣以上屬于所謂“治官之官”，州縣一級方為“親民之官”。教育作為關涉廣泛的公共事業，需要觸及地方基層，才能見其實效。該書設置的兩個案例章節，借助京師大學堂和三江（兩江）師范學堂，分別解剖清末教育財政形成過程中，中央及“省級”層面的具體運作情形。目前書中已對全國不同地方州縣的學務經費多有申論，不過散在各章。今后若有增訂，或可再結合地方史志、檔案及文書及私人材料，詳論一二典型案例，專章深入探討教育財政在府州縣這一層級的運作實況，會更理想。如此布局，也與書中設置專章論析中央-省-州縣三級教育財政的架構，更能相互映襯。

對于“教育”與“財政”之間的雙向互動，后續研究亦可再拓展發覆。興辦學務和清理財政，在晚清語境中皆被視為至關重要的事情：前者關乎“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張之洞：《〈勸學篇〉序》，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武漢出版社2008年版，157頁）；后者則是“預備立憲第一要政”（《度支部清理財政處檔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清末民國財政史料輯刊》第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109頁）。該書主要解析清末興學如何塑造教育財政，此一路向論述甚為詳盡；同時或可再度回還，關注此種教育財政如何影響興學形式及其政治效果。如此立言，該書不僅能拓展深化財政史研究，還能更大裨益于教育史乃至政治史研究。其實，在全書結語部分，作者總結清末新政研究的三個層面：政治、制度與技術（306-307頁），已可見到此種關懷和“雄心”，該書選題確實可與這三個層面都發生關聯。實際書寫之中，作者自言在中觀的制度以及微觀的技術層面（第3頁），著力較多；若能藉此在宏觀“政治”層面再加貫串，讀者更加有得。

由此出發，還可拓展觀照近代意義上statistics和state之間的重要關聯。近代國家的形成及其公共職能的發揮，其中有一要項，即以國家的名義和力量，開展各項全國性的調查統計，以此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關鍵依據。而事實上，今日解作“統計、統計資料、統計學”的statistics一詞，與解作“國家、國務、政府”的state一詞，兩者在詞根及詞義上確有內在關聯。此種搜集、分類及討論關涉國家與社群狀況之“數目字”事實，原本乃是政治科學之分支。循此檢視清末民國歷次教育統計的實施、各省財政說明書的編成，即已具備此種意涵。推展而言，此種近代新型教育財政的起源與實踐，如何影響既有政-教系統，乃至如何作用于所謂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均是富有意趣的重要問題。由此亦可得見，近現代國家行政所留下的數量龐大的調查統計，不僅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參考資料，其資料本身的宗旨意圖、形成過程、內部結構及呈現形式等，也可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

此外，作者將傳統科舉經費確切分為科場、廩膳及考棚三項，考論廢科前后的經費轉型問題，乃該書的銳見與貢獻之一。而之所以需要做出此種必要區分，亦可在典制層面稍為讀者提示。在清代規范典制之中，嚴格來說“科舉”和“科場”僅指鄉試及以上層級（包括文科、武科），其核心是鄉、會兩試；此亦該書所論“狹義科場經費”的典制依據，以及先行研究論及科舉經費時“院試（考棚）經費卻無蹤影”（第10頁）的原因所在。細察即可得知，清代《科場條例》所載規制，主要只限鄉試、會試及殿試事宜；有關生童、貢監應試事項，則是由《學政全書》載錄。即便是后修的《清史稿》，仍然對此作了必要區分：其《選舉志》中有關貢監考試、生童考試等項，歸入“學校”之卷；其“文科武科”（附繙譯科）之卷，主要述及鄉試及會試，兼及殿試（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版，3099-3174頁）。由此才更明晰，世所熟知的1905年停科上諭中，所謂“自丙午科為始”，即以常規逢“午”之年舉行的正科鄉試作為基準；而且先言“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再說“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上諭檔》第31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114-115頁），行文措辭非無典據。后世多以三級或四級考試籠統而論清代“科舉制度”，專業研究中尚需辨析。明乎箇中分殊，對于今人理解何謂“科舉”，何謂“停/廢科舉”，以及停科前后不同層級考試的斷裂與銜接問題，均有裨益。

書中尚有幾處微瑕，略舉以供修訂參考。比如，頁4正文倒3行，“關”字之前或脫一“相”字；頁13腳注行4，“近代”當為“近世”；頁24末行“擠用”，應當改從《張之洞全集》作“濟用”；頁187腳注行1，“年讀”當為“年度”；頁243表中“教習、進士館”之間不應斷開，因為“教習進士館”為當時專詞；頁257腳注行1“花木蘭”之后應加“文化”二字；頁325阿部洋著作題名中，“學校制”當作“學校制度”，“過程”當作“過程”。此外，書中部分細節論述若能隨文略及其宏觀制度背景，讀者更加有得。比如論及清末官紳包括部分上層士紳參與地方辦學，其中除了關乎士紳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傳統”，實際也關乎清末翰林院變遷及改制，準許乃至鼓勵其人員參與辦學以充資歷，并以辦學成績作為官員升轉的重要參照。

四

該書重點回應和解決的問題，就是清末教育財政“長期無專門研究”（第3頁）。作者從民國史轉入晚清史，自覺提出不同研究時段“瞻前”與“顧后”的話題，并稱該書所論乃清末科舉與學堂的“外史”，屬于財政史的“邊緣議題”，亦非教育史研究“主流”，甚至顯得不太“財政”（333-334頁）。除了謙辭成分，此種現狀與論析的背后，實際觸及相鄰“斷代史”和不同“專門史”之間，在口徑、視野和方法上的差異與區隔，值得關注。當代史學研究高度專精，學者猶如“鐵路警察”，各管一段；或似“工場技師”，各精一藝。有關鄰近斷代史的前后貫通和專門史的左右融通問題，學界多有反思和實踐。通過該書的選題和論析，或許有助再度觸動吾人思考其中問題，試析如下。

首先是晚清史與近代史的交互。該書題曰《清末學堂與近代中國教育財政的起源》，標題既有“清末”，又有“近代”，本身就有辯證的張力。學界雖然同是研究新政十年，但放在不同的視域之下，其面貌與意涵或會不同。在“晚清史”尺度上，這段歷史是為帝制“畫句號”；部分研究甚至因為采取“倒放電影”的邏輯，有意無意地將書寫引向最終的“必然”結局。而在“近代史”視野下，這段時期是為近代“開新篇”；此后繼起的“近代化”諸多事業，都是在此基礎上加以調適和深化，財政問題亦然。

作者將該書自覺歸位為“晚清史”，因為全書所采的基本架構，是基于清代中央-地方格局以及傳統政區層級，循此考察在實踐中初步形成的教育財政層級。而且作者指出，在此過程中，政區劃分的相對“不變”與教育及教育財政的“變”共存（11頁）。其中均可得見作者充分觀照歷史語境的書寫實踐。而就清末財政實踐的影響來看，則兼具“近代史”的意義。書中揭示的是近代教育財政的“起源”，實際上宣統三年首次編制全國財政預算，旋因革命爆發，僅有預算而無決算；宣統四年財政預算則未及付諸實施。帝制廢而共和興，無論是在體制、制度、人員，還是預算方案、統計數據等文本方面，清末度支部和民初財政部之間，都存在諸多接續關系。尤其是清末癸卯、甲辰進士之接受“法政經濟”再教育者，因供職度支部而深度參與此一過程，親歷其中轉換（詳參韓策：《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301-307頁；李林：《最后的天子門生——晚清進士館及其進士群體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234-240頁）。以致曾與其事者述稱，辛亥鼎革以后，袁世凱將宣統四年財政預算置于案頭，“手自批注”，并謂“前清預備立憲惟度支部最有成績，馀皆敷衍耳”；至其結果，則是“民國以來[指其初期]，居財政要職者，半為清理處舊僚也”（羅繼祖：《兩啟軒筆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62頁）。當然，此種制度與人事之銜接實際如何展開，具體影響如何，尚可詳察深究。

換而言之，該書是以考析清末“畫句號”的時段，帶出近代“開新篇”的議題。學者未來尚可循此線索，繼續深入研究。錢穆言及講論制度的七項要義，曾謂：

制度雖像勒定為成文，其實還是跟著人事隨時有變動。某一制度之創立，決不是憑空忽然地創立；它必有淵源，早在此項制度創立之先，已有此項制度之前身，漸漸地在創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決不是無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變，早在此項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項制度之后影，漸漸地在變質。如此講制度，才能把握得各項制度之真相。否則仍只是一條條的具文，決不是能在歷史上有真實影響的制度。（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

其中所言義理，對于采取制度與人事并觀、前期與后段互聯的視角，以研究清末新舊交疊、中西雜糅，卻多存續未久的諸項制度，進而解明其真相與影響如何，其“前身”淵源與“后影”流變何在，尤有裨益。

其次是斷代史和專門史的匯通。以上所論，不管是說晚清史、民國史，還是近代史、現代史，主要都是依循時間斷限的邏輯。該書還引出另一個重要的范疇尺度，即專門史之間的交互問題。無論是教育史還是財政史，都可視作“專門史”的范疇；而該書所討論的教育財政史，實際上又是這兩個專門史領域的交叉論題，但此前被兩個專門史領域的學者相對忽略。在斷代意義上的近代史研究中，專門史領域之間的“交叉留白”，應為今后研究可以著目的方向。

1904年天津水師學員合影

進而言之，該書還牽涉另一重要背景問題：中國的“教育財政”，何時/為何成為專門領域和專業問題？應當指出，其實是從晚清開始，“教育”這項歷時悠久的活動，才逐漸成為設有專職部門、專業人士和專項經費來辦理的公共事業；與此同時，新式學堂與學生數量增加，教育經費需求總數激增；而新式財政、特別是財政統計和預算決算成為更加專業的事務。所有這些背景，都不斷凸顯“教育財政”作為專業事業的必要，進而提示后之學者開展專門研究的可能。

而且，除了要看到專門史領域之間“匯通”的必要和價值，也應指出其中的困難與挑戰。該書所論清末教育財政時段雖短，但其實牽涉甚廣。做好此類研究，需要綜合調用財政史、教育史和政治史等領域的學識和技藝，甚至包括對于“計量方法”的恰當采用與必要醒覺（18頁）。即便只在教育史領域之內，若非對傳統科舉、學校、書院，以及晚清各類新式學堂的運作邏輯皆有認識，也很難見其要領，察其精微。在此意義上，該書展現了富有啟發的探索實踐。嚴耕望切論治史，指出“為要專精，就必須有相當博通”（嚴耕望：《治史三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頁）。處此學術分工越益細密的時代，吾人或可三復此言。

最后還應指出，無論是清末重臣為舉國謀“學制”，還是士紳民眾為地域爭“學額”，其中固然不乏“利”之驅動，其實也包含對于興學事業“義”之裁量。教育作為影響國家民族、觸及千家萬戶的公共事業，在不同時代都容易牽動廣泛的關注，也容易引發激烈的爭議。關涉教育歷史與文化的學術研究，也因此得以歷久而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