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稅收與財政國家建構：近代中國所得稅研究》，魏文享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

魏文享教授的新著《戰爭、稅收與財政國家建構：近代中國所得稅研究》（以下簡稱“《魏著》”），對近代中國所得稅究竟改變了什么提供了鮮活的材料。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中國所得稅的推行，促進了會計事業的發展，促進了局部體制的完善，促進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但所得稅無論在籌集財政收入，還是在促進公平正義上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在戰爭中成長的所得稅，不可能不受政局動蕩的影響，最后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大環境中，與舊中國一起煙消云散。

所得稅改變了什么？

所得稅的開征，令會計師“喜不自勝”，促進了會計人才的培養。當年會計西化派的代表人物的潘序倫（1893-1985）及其所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積極投身稅法知識的宣講及所得稅業務培訓。所得稅開征帶來了更多的商機，對會計行業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有積極的促進作用?，F實中稅務與會計事務的關系，就是如此密切。沒有所得稅，會計市場發展不會那么快。

所得稅促進了簿記改良和更新。近代中國，傳統簿記面對沖擊，是對中式簿記進行改良，還是干脆直接西化，一直存在爭論。但無論如何，原先的簿記制度必須更新。簿記商家因納稅必須申報相關的賬簿信息，改變了商家財務秘密的保守方式。這對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是有幫助的。所得稅征管中，有更多可用于國家治理決策的信息流向了政府部門。所得稅征管，培訓了一批稅務專業人員，對于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有一定幫助。

為了所得稅的征管，財政部大力推進公庫網建設，改變了過去稅款征收、經收不分的狀況。之前，在定額、征收、報解過程中，稅務機構及稅務人員的權限過大，缺少監督。所得稅收入實行經征分離制，征稽和經收絕對分開，通過嚴密的會計制度予以監察，防止中飽拖延，有進步意義。在應對商會商人等群體對所得稅的稅權表達中，國家治理也歷經考驗。

所得稅自愿申報不一定會自動實現，所得稅在征管中重視獎勵告密，顯然這不應該是最主要的手段，但史實的確如此。這是所得稅征管條件不夠具備的表現。

近代中國的所得稅的收場

所得稅籌集財政收入作用有限，所得稅促進社會公平乏善可陳。

在所得稅開征之前，關稅、鹽稅、統稅三種稅的收入，一直排在財政收入的前三位。在關稅自主、裁厘改稅、整頓鹽稅及開征營業稅之后，政府稅收能力有提升，但仍有結構性缺陷。以為所得稅開征，就可以解決苛捐雜稅問題，減輕田賦附加，但實際上只是多了一道稅。所得稅開征，只是財政解困的又一途徑而已。

在財政民族主義的影響下，所得稅開征了，與所有稅種一樣，所得稅的推行對財政收入會有貢獻，但結果并不如意，所得稅的開征，所帶來的收入有限，基本上沒有改變上述三種稅的地位。這樣的稅種因此是否有必要開征，值得存疑。為了這種新稅，政府投入的資源不可謂不多。值得還是不值得？見仁見智。過分強調所得稅的作用，以為所得稅有彈性，有的甚至說所得稅可以增加稅收而不增加征管成本，事實并非如此，對于經濟落后國家就更不是如此。

如果只關注財政收入，那么多一種可以堵住稅收漏洞的稅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所得稅的推行，就是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但所得稅征管，依舊千瘡百孔。好收的稅收了，不好收的稅，沒有手段，也就沒法收到。所謂以所得稅推行來促進社會公平，基本上無法做到。

即使辯解有聊勝于無，那也只是就所得稅的實行增加了財政收入而言的，所得稅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所得稅有效征管中的規范悖論

所得稅處（以及后來的直接稅處），通過加強稅法宣傳、賬簿改良、獎勵告密、司法追欠等方式，加強所得稅征管，應對無所不在的逃避稅，但現實中的問題仍不同層度存在。從納稅人角度來看的問題有：納稅人不愿進行納稅申報，賬簿造假，資本及應收信息真假難辨。從稅局角度來看的問題有：稅法規定不詳，查核能力不足，稅務人員勾結舞弊。自然，這些都不利于所得稅的有效征管。

所得稅征管中也遇到了諸多具體問題：納稅人對所得稅稽征采取“逕行決定”和“跟貨尋稅”的方式不滿?！稗熜袥Q定”提升征稽效率，強化稅局的自由裁量權，稅局為完成預算任務，濫用“逕行決定”，增加了納稅人的實際負擔，引發商會抗議。“逕行決定”于1944年6月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簡化稽征辦法，引入商人團體參與估算調查及稅款催征。

貨運登記及運銷流程加入稅票驗證環節，可嚴密控制行商，防止住商逃稅，便利商貨通力合作，協助管制價格，但貨運登記存在諸多問題，社會各界批評日漲，后貨運登記所涉的稅款保證金被通令停止。簡化稽征也不是沒有問題，難點是估算和征收，簡征看似解決稅局難以勝任的調查和核查問題，但未解決稅務擔心的逃稅問題。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是所得稅征管中的痼疾。

薪給報酬所得稅的征稽，實行機構扣繳制，和今天的所得稅代扣代繳并無二致。在近代，公務人員的所得稅征管因此相對便利，但自由職業者及其他個人納稅就不容易。涉及執業資格的自由職業者，有雇傭單位的個人，稅局采取了有針對性的措施。明星和舞女的所得課稅問題在那個年代也受到稅局關注。《魏著》引京劇大師梅蘭芳（1894-1961）每有演出就納稅新聞傳出，以及另一京劇大師程硯秋（1904-1958）被稅局追稅之案例，加以說明，生動活潑。簡征與查征之間的搖擺不定，受制于征管條件。證券存款利息所得稅的征稽涉及銀行代扣問題和利息稅減免問題。《魏著》均有詳細描述。

規范的所得稅應該查賬征收，但為何沒做到？這是引人深思的問題。在戰爭和政局不穩中推行所得稅，本來就難。1946年所得稅法，更是在營利所得、薪資所得、利息所得、非常利得、一時所得及租賃出賣所得五項分類所得之外，另加綜合所得稅，規定個人所得如超過60萬元，加征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以個人為納稅人，所得來源是合并個人全年各類所得總額，可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分類所得實行全額累進稅率；綜合所得實行超額累進稅率。惡性通貨膨脹不斷抬高稅負，指數化調整根本趕不上通脹速度。

近代中國所得稅的實踐，基本上是戰時財政的實踐，最終隨著惡性通貨膨脹的爆發，隨著舊中國經濟的崩潰和政權的瓦解而畫上了句號。

回顧近代中國所得稅的實踐，我們可以看到戰爭對所得稅推行的促進作用，也看到所得稅落地中需要具備的各種條件。近代中國所得稅在財政主義、社會政策兩大使命上，或多或少完成了一些。在戰時狀態，包括所得稅制度在內的新稅制之創設都頗為不易。史料豐富的《魏著》，雖然是在寫近代中國的所得稅史，但也為從財政學視角更清晰地認識近代中國所得稅發展史，認識一個新稅種的開場與收場，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本文因《魏著》所引發，結論或有不同，但也因此希望能使相關論題引發更多的思索空間。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中國的稅”系列之四十，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財貿經濟》《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