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古老的南方，黑人群體的投票權一直是該地區的核心問題。曾經種族隔離式的選舉、黑人被剝奪的投票權以及吉姆·克勞法都象征著南方種族主義的過去。盡管在漫長的抗爭后，黑人群體為自己爭取到了應有的投票權，但種族主義者依舊蠢蠢欲動，試圖妨礙黑人選民的投票。從禁止向選民遞水，到不允許幫助他人填寫選票，各種試圖壓低投票率的手段可謂層出不窮。然而，在“新喬治亞州項目”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少數族裔選民意識到了投票的重要性。在日益割裂的美國，類似“新喬治亞州項目”等組織正以各種方式，鼓勵選民克服種種困難，為自己與社區的利益，在選舉中投出寶貴的一票。本文作者Darryl Pinckney，本文原載于《紐約書評》。中譯略有刪減。

我們家在喬治亞州的歷史，也是我們試圖離開這個州的歷史。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父母在喬治亞州長大，那時有色人種在初選中不能投票，選舉不過是例行公事。1946年，第五巡回上訴法院在金訴查普曼（King v. Chapman）一案中維持了1945年地區法院的裁決，即判定喬治亞州施行種族隔離的初選違憲。1948年，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代表進步黨競選總統，他在喬治亞州獲得了1636張選票。他的票數少了兩票，因為我的父母已不再是該州的居民。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南方民主黨人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屈居第二，遠遠落后于民主黨人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我們的一位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表親在為黑人選民登記時遭到襲擊。我的父母還記得以賽亞·尼克松（Isaiah Nixon）的名字，他在那次選舉中試圖在喬治亞州投票而被謀殺。

1963年8月28日，美國華盛頓，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向參加“進軍華盛頓”運動的群眾發表了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雖然我的父母早已離開那里，但他依舊關注著古老的南方。1962年，馬丁·路德·金說，喬治亞州正在發生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他的組織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一直在與其他團體合作開展選民登記活動：“首先在亞特蘭大，黑人選票與白人盟友一起秘密投票，我們共同粉碎了一個狂熱的種族隔離主義者，把一個白人溫和派推上了市長的位置。”對于黑人而言，進步的道路是漫長的，在這條路上會有“縱火犯、瘋子和不顧一切的種族主義者，提醒我們死亡就潛伏在附近”。金說，他經常會看向白人教堂，想知道這些地方崇拜的究竟是什么神。1966年，種族隔離主義者萊斯特·馬多克斯（Lester Maddox）贏得了一場競爭激烈的民主黨初選，成為喬治亞州州長。他說，上帝是他的競選經理。

整個1960年代，一個又一個重大事件讓我的父母不停撥打長途電話。1965年《選舉法案》通過時，南方只有78名當選的黑人官員。在20年后，在公民學校、選民教育項目、自由之家，以及全國黑人的民選官員人數上升到5160人，但黑人只占全國民選官員的1.1%。1982年，黑人的投票比例首次超過了白人。在1984年和1988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中，黑人民權領袖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在白人群體中受到了更多的支持，這著實超出了人們的預期。

1983年，民權運動領袖貝雅·拉斯丁（Bayard Rustin）提出，反對種族隔離的大規模抗議必須轉變為爭取社會和經濟變革的運動。他擔心黑人的議程將變得過于狹窄，無法建立一個進步的聯盟。奧巴馬2008年和2012年的競選帶來了美國歷史上最多樣化的選民。我的父母因為在養老院缺席了投票，他們在第一位黑人總統就職后不久就去世了。奧巴馬的當選對他們來說意味著黑人在美國地位的提升，盡管他們并不指望這位總統能解決那些令他們感到遺憾的問題。我父親曾經說過，我們的投票權是他能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美國聯邦是通過黑人手中的投票權被拯救的，而在他小時候，我的祖父母還沒有投票權。

2013年，最高法院在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中廢除了《選舉法案》，該決定取消了聯邦政府對南方19個州的監督，這些州有剝奪黑人選民選舉權的歷史。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在一份贊同意見中認為，選舉監督是違憲的，因為南方各州的歧視已不復存在。然而，國會在2006年最后一次投票延長《選舉法案》時收集的證據表明情況并非如此。托馬斯說過，他想削弱選舉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投票的力量。選舉只能證實白人的權力和黑人的無力，因此黑人不應該參與。他聲稱要保護黑人不受白人國家的影響，并通過限制白人國家對黑人生活的參與，來鼓勵種族的自給自足。托馬斯關于投票權的論點根源，是對黑人分離主義（black separatism）與種族隔離的錯誤懷念。黑人和那些堅持認為“因為托馬斯是黑人，所以黑人必須支持他”的朋友存在沖突。托馬斯認為有色人種協進會對他提名的反對是一種背叛。他在回憶錄《我祖父的孩子》中斷言，這給了白人自由主義者和工會誹謗他的許可。

1948年，托馬斯出生于喬治亞州的針尖鎮（Pin Point），很快就搬到附近的薩凡納市（Savannah），度過了不安全和充滿饑餓的童年，他的母親無法獨自撫養他和弟弟。在被祖父母收養后，他必須學會用很少的水和洗衣粉洗澡。當他抱怨說：“如果我停下來擦鞋，就沒法準時履行祭壇職責”，他的祖父給了他一巴掌。上四年級后，他開始每天在祖父的油罐車上工作，在駕駛室里取暖，卻連一副手套都沒有。此外，他在全黑人的班上被稱為美國最黑的孩子。離開喬治亞州后，托馬斯再也沒有生活在一個黑人的環境里。種族隔離的傷疤留在了最高法院。

作為馬薩諸塞州圣十字學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in Massachusetts）黑人學生會的一員，托馬斯憑獎學金進入了這所白人學校。托馬斯寫道：“我是一個憤怒的黑人。”他聲稱，旨在提升高等教育融合程度的聯邦政策讓黑人學生永遠無法擺脫少數群體的身份。他進一步指出，種族融合與歷史上黑人大學帶來的好處相悖。1970年，他因醉酒后參加哈佛廣場的騷亂而感到羞恥，這表明他并不同情革命。托馬斯表示：“我向全能的上帝保證，如果他能清除我心中的憤怒，我將不再充滿仇恨。”對他而言，安·蘭德的“激進個人主義”比他的左翼朋友們更有意義。盡管托馬斯完全有理由為美國黑人的遭遇感到憤怒，但他沒有權利將集體的痛苦與自己的經歷混為一談。人們可以預期，美國黑人群體是“充滿憤怒”的；但托馬斯不愿再扮演“憤怒的角色”。托馬斯承認，他寧愿被視為弱勢群體，而不是黑人。

托馬斯可以接受別人說，“盡管他是黑人，但他做得很好”，但無法接受他可能是因為身為黑人而被耶魯法學院錄取。“平權行動”迫使他與自己及周圍所有人的看法作斗爭，即托馬斯不及他的白人同學。他認為自己無法擺脫“受到種族優待的污名化”。他再一次感到憤怒。他憎恨那些頑固的種族主義者，但也對那些假裝要提供幫助，卻只會傷害他的人心懷怨恨。“那些家長作風的大城市白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卻要你小心翼翼地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會對那些“忘記自己位置的黑人”進行打壓，耶魯的經歷被視作是“一個錯誤”。

《我祖父的孩子》偽裝成一種敘事的轉變。自身的經驗說服托馬斯拋開他作為一個黑人所接受的觀念，他聲稱：白人社會不是所有黑人問題的根源，并自稱勇敢地譴責主流理論。自由市場的支持者和反對平權行動的黑人經濟學家托馬斯·索厄爾（Thomas Sowell）在里根時代的黑人保守派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尤其是1980年在舊金山費爾蒙特會議上發表演講后，他為黑人保守主義帶來了一種在智識上受人尊敬的形象。索厄爾的許多著作都認為社會工程不是政府的目的。克拉倫斯·托馬斯當時也在費爾蒙特酒店，他作為密蘇里州參議員約翰·丹福斯的助手，已經是共和黨的內部人士。

黑人保守派喜歡讓人注意他們受到的迫害。他們把民權運動說成是一種思想暴政，強調反抗這種暴政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托馬斯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自己非常清楚他在黑人問題上的獨立所要付出的代價。他加入了右翼，仿佛加入右翼就能結束他在多個方面的痛苦。他有著廣泛的人脈，把自己的事業和命運連結在一起，一點一點地前進。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8日，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社區成員抵達當地投票站投票。

喬拉·尼爾·赫斯頓（Zora Neale Hurston）在文章《“寵物黑人”制度》（‘Pet Negro’ System）中指出：在南方，一個白人不一定贊成黑人權利，但他一定會有一個黑人朋友。對后者而言，任何犧牲都是可接受的，這種情況并不罕見。自由主義者接受了托馬斯向東北部學校投去的申請，但托馬斯鄙視他們。他在華盛頓遇到的事情比在喬治亞州的情況更糟；他在波士頓第一次被罵“黑鬼”。他將自己的忠誠轉移到另一邊的白人身上，還引用了一句老話：至少你能聽到一條喬治亞響尾蛇來了。歸根結底，克拉倫斯·托馬斯究竟意味著對“寵物黑人制度”的報復與反對，還是對該制度的維護？

另一方面，喬治亞州的選舉也面對著諸多情況。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曾經與布萊恩·坎普（Brian Kemp）有過交鋒：她在2018年的州長競選中以微弱優勢輸給了后者。坎普當時是喬治亞州的州務卿，這意味著他需要負責選舉，而他的名字出現在選票上。當時，黑人區的投票機遇到了技術困難，有些投票機沒有電源線。此外，黑人選民的投票排隊時間長達5小時。喬治亞州的強制性政府身份證法在2006年被推翻，但在2017年，該州的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所謂的“嚴格匹配法”（exact-match law）。坎普在2018年扣留了5.3萬張選票，以選民登記文件上的名字與政府簽發的身份證上的名字不完全一致為由，取消選民資格。最終，艾布拉姆斯以54723票失利。她指責選舉管理存在嚴重問題，并采取了行動。

2013年，艾布拉姆斯作為喬治亞州眾議院議員，為了幫助人們理解奧巴馬醫保，創立了“新喬治亞州項目”（New Georgia Project），但她已不再是該組織的成員。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的議程中提出了增加喬治亞州黑人投票人數的緊迫性。新喬治亞州項目將自己定義為一個非營利性、無黨派、多種族的公民參與組織，該組織現在有超過125名全職工作人員和近400名兼職拉票員，通常還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此外，它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千名志愿者來做電話和短信游說。在2020年總統大選之前，該組織在喬治亞州登記了80萬新選民，黑人選民目前占喬治亞州總選民的29%。喬·拜登以11779票的微弱優勢獲勝，他是自1992年比爾·克林頓以來首位贏得該州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為了對抗“嚴格匹配法”，過去七年來新喬治亞州項目的首席執行官恩塞·烏弗特（Nsé Ufot）采用了她所謂的老派方法，即通過“老式的數據科學”去匹配“數千萬條數據”。她的工作人員在選舉期間的不同時間段要求政府提供喬治亞州所有159個縣的選民名單。然后，他們向官方投票名冊的保管人，即州務卿發出公開檔案請求。新喬治亞州項目的工作人員對名單進行比對，發現哪些選民被除名了，要求了解他們是因為什么被除名。喬治亞州是仍然在選民登記投票時收集種族數據的州之一。他們將被清除的選民名單與州務卿所提供的名單匹配，然后與每個縣的登記選民名單相匹配，按種族拉出登記率，并將其與被取消資格的選民比率做比較。結果，黑人和拉丁裔選民、女性選民以及改變姓名的人被清除的比例過高。新喬治亞州項目起訴要求恢復這些人的選民資格，但州政府在庭外達成和解，給了選民額外的一年時間來證明他們的身份，并且要與州務卿名單上的身份匹配。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8日，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社區成員抵達當地投票站投票。經過幾個月的候選人競選活動，美國人正在進行中期選舉投票，以決定全國各地的激烈競爭。

Ready Set Vote（readyset.vote）是新喬治亞州項目近期為喬治亞州選民推出的網站。烏弗特解釋道：“你輸入網址，它就會調出你的個性化選票，一張樣本選票。”該網站比較了候選人在對年輕選民和有色人種重要問題上的立場。例如，他們可以看到共和黨的赫歇爾·沃克（Herschel Walker）和民主黨拉斐爾·沃諾克（Raphael Warnock）關于刑事司法改革或氣候變化的言論。在對候選人的推特和網站進行分析后，網站還增加了一個視覺功能：除了解讀候選人的立場外，還會生成一個詞云，候選人對某一主題談得越多，關鍵詞就會變得越大。該組織還發布了首個游戲，一個智能手機應用程序：《這不是一個游戲》。這是一款消消樂游戲，類似于糖果傳奇（Candy Crush），其背景基于佐治亞州和爭取選民權利的故事。烏弗特說，登記的選民中有三分之二擁有智能手機，游戲可以成為一種學習工具。80%的黑人男性每周至少玩三次電子游戲。如今，50%的游戲玩家是女性。游戲是一種爭取關注的方式，能夠幫助人們理解投票的力量。

烏弗特指出，在特定的話題上，人們更容易被有影響力的人說服，而不是被專家說服。了解人們是如何了解周圍的世界是極其重要的。我們需要專注于在我們想要如何生活這一問題，同時思考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優先事項是什么。自2022年的1月馬丁·路德·金日以來，新喬治亞州項目已經拜訪了100萬戶家庭，但烏弗特的目標不僅是“達到某個人數”，而且是讓社區把他們視為“政治家園、組織家園，一個讓他們可以找到與他們有相同價值觀的群體，能夠思考社區和學區的未來的地方。”作為對右翼學校董事會接管大量州政府的回應，“新喬治亞州項目”希望鼓勵知情且自信的首次投票者投出自己的一票。

民權運動家艾拉·貝克（Ella Baker）在20世紀60年代的想法是，政治轉型是個人的事，民主行動主義的本質在于出席并參與。斯泰西·艾布拉姆斯1973年出生于亞特蘭大，那一年該市選出了第一位黑人市長，她畢業于斯佩爾曼學院，后來又畢業于耶魯大學法學院。烏弗特出生于尼日利亞，在亞特蘭大西南部長大。她于2002年畢業于佐治亞理工學院，擁有戴頓大學法學院的學位。盡管新喬治亞州項目努力擁抱科技，但它也是兩種基層傳統的調和：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法律途徑，以及來自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直接行動倡議。

現在，在喬治亞州，如果事先沒有得到官方許可，向在投票站排隊等候的選民遞上一瓶水，或者幫助別人填寫選票都是違法的。新喬治亞州項目為潛在的投票站志愿者舉辦了在線培訓課程，主題包括如何成為一名送水員以及如何收集和跟蹤可能導致選民困惑的信息。盡管共和黨控制的州立法機構試圖通過《2021年選舉誠信法》（2021 Election Integrity Act）來抑制投票，包括讓各縣可以選擇取消周日投票，但去年5月，喬治亞州的提前投票在初選前激增。黑人教會準備將他們的“靈魂投票”交通服務從周日轉移到周六，但到目前為止這還沒有發生。

在喬治亞州這樣的戰場上，共和黨候選人在這個夏天處于一種困難的境地。如果他們與特朗普保持距離，特朗普不會原諒他們，而他們也不想疏遠共和黨的選民基礎，因為選民可能仍然支持特朗普。坎普試圖避免在富爾頓縣地方檢察官對2020年選舉的調查中作證——這正是該問題的縮影。不幸的是，共和黨的體系一直在支持坎普，因為共和黨人不知道還能做什么。

烏弗特說，她的團體仍然沒有聽到關于團體向司法部提出的有關2018年選舉問題的反饋。她表示自己歡迎國內有一個強大的，代表真正支持者的利益的保守黨，但共和黨已經被劫持了：“他們都屈服了。特朗普在電視上大放厥詞。這真是太荒謬了。”烏弗特寄希望于被激勵參與投票的選民。羅訴韋德案將讓街道上的白人女性和關心我們權利的人沸騰起來。拜登政府的學生貸款大赦并不像她希望的那樣慷慨，但它比以往任何一位總統為借款人做的都要多，它也許能激發年輕選民的熱情。但烏弗特說，如果人們對中期選舉最壞的預測成真，那么喬治亞州將會是一個例外，因為這里有黑人選民的選票。她沒有體會到特朗普與沃克的關系有多深，但美國可能會有第一位黑人女州長：斯泰西·艾布拉姆斯。烏弗特表示，“由于我們展開的組織工作，我們有機會獲勝。但他們將試圖偷走勝果。”對喬治亞州八個縣的選民名單發起挑戰顯然是為了擾亂選舉進程。

預測是沒有意義的。沒人能夠真正肯定地指出，選民是否關心通貨膨脹或身份政治。烏弗特指出，民意調查是有缺陷的，我們很少能找到一個對有色人種進行適當抽樣的民意調查機構，這就是為什么新喬治亞州項目開發了一個尋找新登記的選民的模型。烏弗特說：“我把民調當作指南針，而不是GPS。”我們說每一次選舉都是至關重要的。當然，輸掉一場戰役并不等于輸掉整個戰爭，但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還有另一件嚴肅的大事：美國的法西斯主義正在卷土重來。或許這就是為什么喬治亞州在提前投票開始的首日就打破了該州的投票率紀錄。

小阿道夫·里德（Adolph Reed Jr.）在他的回憶錄《南方：吉姆·克勞法及其后生》（The South: Jim Crow and Its Afterlives ，2022）中認為，吉姆·克勞法可能已經消失了，但白人至上，這種幻想的意識形態，從來不是問題的全部。里德既駁斥了進步是不可避免的說法，也駁斥了“有傾向性的斷言”，即一切都不會改變。雖然他沒有貶低社會正義運動的勝利，但他爭辯說，這些運動沒有觸及“支撐階級制度的底層”。部分黑人現在處于以前只有白人可以獲得的社會經濟地位，而部分白人現在占據了曾經被認為是黑人的位置，在里德看來，這表明“種族主義與反種族主義框架”在打擊不平等方面有著諸多不足。

然而，相當一部分白人，以及想要投票支持白人民族主義者的群體，寧愿毀掉這個國家，也不愿看到它為他人服務。這種憤怒似乎已成為集體潛意識的一部分。我們現在更有可能討論種族主義的弊病，而不是種族主義的后果。一項反對將1619計劃納入公立學校課程的州法律和反移民專制主義，在右翼政策的名單上占據著重要位置。一些人所說的替代理論，即白人對被非白人超過的恐懼，一直是美國白人政治生活中最容易被操縱的部分。

也許美國社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愿意動搖事物的基礎。我們害怕暴露太多，仿佛人們會因此失去信心，但人們早就失去了信心。烏弗特建議，也許紐約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Letitia James）對特朗普的調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復這種信仰。進行廣泛的刑事調查和揭開陰謀需要時間，她也表示，調查組不必以社交媒體式的超快速度推進。然而，她并不期待人們會被1月6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所說服。盡管她懷疑聽證會的“影響力”，但毫無疑問，聽證會必須舉行。烏弗特強調：“在這個時刻，我們的超級力量是我們的記憶。我們要記住1月6日發生的事情。”對普通人來說，這可能不像是一場勝利，但維護我們的制度對公民社會至關重要。烏弗特認為，“這一切并不令人興奮；它不是另一張刺激性支票，但它是必要的，我們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 這些盛大而嚴肅的聽證會重申了政治主流對民主的承諾。

當地時間2022年11月8日，美國亞特蘭大市，志愿者Deontrea Jones在游泳館和娛樂中心的投票站外舉著標語。

當你沒有孩子或學生時，你可能會失去自己在生命鏈條上的位置。在你的頭腦中，你還只有二十幾歲，還是那樣缺少安全感。有一天，一個真正的年輕人幫你填好選票，他沒問你就勾選了“年長”，你對此感到驚訝。你回想起父母的感受，你曾讓一個老人感到遺憾，因為當他在你這個年齡時，黑人是無法投票的。現在，你體會到了年長者的感受。與恩塞·烏弗特交談后，我可以在黑人歷史的時間軸上找到自己，有勇氣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

記者瑪莎·格森在《生存的專制》（2020年）中說，特朗普“對美國政府系統的戰爭”建立在四百年的白人至上主義之上，這是一種“基本的例外結構，斷言白人男性的權力高于其他所有人”。特朗普不是一個反常現象；他是這段歷史的“邏輯結果”，也是包括奧巴馬在內的過去政府將權力集中在行政部門的產物。特朗普呼吁并激發出他的選民中最壞的一面，尤其是那些感覺被邊緣化的白人選民。格森的經歷，讓他說出“制度救不了你”。但因為有新喬治亞州項目這樣的組織，我不認為特朗普像格森所說的那樣，已經撲滅了美國政治中的“團結語言”和“公共福利理念”。重要的是“恢復國會的理智”，但法西斯主義對破壞美國社會，那毫不妥協的、無所謂態度是其吸引力所在。

導演亞歷克斯·加蘭（Alex Garland）即將上映的電影《內戰》（Civil War）部分拍攝于亞特蘭大及其郊區，故事發生在將來的美國。他說，這個故事是關于四名記者：兩名記者，兩名攝影師試圖穿越一個當時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從紐約到岌岌可危的華盛頓特區。加蘭德說，他讓加利福尼亞和德克薩斯成為同一個分離主義領土的一部分，以混淆我們目前的藍州/紅州的期望和解釋，雙方都破壞了對代議制政府的信任。他的目的是描繪可能發生的事情：讓人們捫心自問如何避免全面的暴力。兩極分化、缺乏溝通、極端主義、政府關閉、對自由政治生活的威脅。這一切都因為加蘭所說的中心主義共識的退化而加速。

美國黑人的周期性歷史觀最終也在來來回回中前進，要形成一個更完美的聯盟就要做到包容、擴展、增加。20世紀60年代，我在家里和學校里接受的進步傳統讓我確信，美國政治的邊緣是會被平衡的，由明智的、多數派與中間派的力量維持著。激進的改革在進入美國的氛圍時可能已經放緩，但向好的改變總會到來。在一個為誰有權定義規范而斗爭的社會中，這種模式的價值是什么？當美國白人沉睡的時候，務實的中心派已經消失不見。現在已經沒有中間派了，只有對立的雙方。曾經在政治上屬于邊緣的群體現在成為了主流，搗鼓著盾牌：曾經被奴役的黑人要求賠償，而曾經風光的白人則要求政治復辟。最終，這些曾不被重視的人將為世界帶來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