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動蕩的時代，一個人如何不隨波逐流，找到一生的志業。以及，我們如何能在跨越時間和國界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發現美，發現人的價值。

“中國，天生就是我的戀人”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兵庫縣神戶市花隈町，貿易商九七的妻子幾子誕下一名男嬰，取名吉川幸次郎。當時，神戶有不少做生意的中國人，廣東話和福建話常在吉川幸次郎耳邊，他又生得比較文弱，在小學時被同學叫作“支那人”。

即使是年少時的吉川，也非常不解和氣憤，“究竟為什么‘支那人’就不行呢”。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文明，是不是當時風氣所傳的那么不堪，這是吉川對中國發生關聯的起點。

中學時代，吉川幸次郎對漢文產生極大的興趣，沉迷于讀《西游記》《通俗三國志》和《水滸傳》，被中國文學的現實性和日常性所吸引。西洋小說和日本小說他也涉獵，但吸引力不如中國的古典小說。

當時，大部分普通日本人讀不懂原版中國書，只能用一種訓讀的方法，把漢文轉譯成他們能理解的日文，少年吉川也是如此。他渴望聽到原汁原味的漢語發音，于是央求中國留學生給他讀一些文章，感覺特別優美。

除了中國古典小說，吉川還接觸到早稻田大學出版的《〈史記〉國字解》，這是一部《史記》日譯本，比較難啃，但吉川還是津津有味地通讀下來。

大正時代的日本恰逢“一戰”時候的景氣，經濟突飛猛進，民主風氣也越來越濃厚，這是中日關系相對平穩的時期。日本高中畢業生流行“間隔月”，當時去上海和去北海道差不多。從長崎出發，快速輪船一天即可到達遠東魔都上海。

二十歲的吉川來到他夢中的江南。他當時正在學詞，讀韋莊的《菩薩蠻》。看了風景，他才知道江南真的是惹人憐愛。吉川還敏銳地感覺到，江南自然色彩比日本更輕柔、美麗。后來他求問植物學者，對方先是吃驚，然后解釋說：日本的群山植物種類多，所以綠色復雜而呈黑，而中國同樣面積中植物種類少，所以山色是濃烈美麗的綠色。

溫柔的山色、河邊的柳樹、熙熙攘攘的行人，讓他感覺街道上流動著光彩，還有商務印書館高大的西式洋樓，也使他贊嘆。這和芥川龍之介筆下死水和荒敗下的江南，又似乎大為不同。用吉川自己的話說，“因為中國天生就是我的戀人呀”。

從京都大學到北京大學

1923年，吉川幸次郎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師從狩野直喜、鈴木虎雄。京都大學是日本為了抗衡東京大學而新建的高等學府，素以學術發達著稱。

前代日本漢學家大多不會說漢語，但可以寫漢文，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研究中國學問。在狩野直喜的影響下，吉川幸次郎決定以“純粹中國的方式”去研究中國，甚至生活方式也要學習，“為此不要吃生魚片，要喜歡油膩的食品”。

1928年3月末，二十五歲的吉川幸次郎來到北京，入住演樂胡同延英舍。剛到北京，他就和當時已是京都大學教師、留學北大的倉石武四郎約法三章：一是不穿西裝，穿中國的長袍。二是不用日文寫論文，要用漢文寫論文，廢棄漢文訓讀。三是用北京音直讀中國的文學作品。

衣長衫，讀古書，寫漢文，學做一個中國人，以中國人的方式研究中國古典學問。這在當時日本漢學界引發軒然大波。吉川的“長衫”，后來也成為他的一個標志。

吉川在北京的第一年基本埋頭于語言學習，請一位名叫奚待園的旗人教授漢語，老師選用的教材是《紅樓夢》，每天念一回，先解釋原文，再答疑解惑。原來，那一代的漢學家是通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談吐學習漢語的。

語言學習快結束之時，吉川成為北京大學文學院的旁聽生。馬裕藻先生給北大學生開設古音學課程，吉川也去旁聽，本來上課的人就寥寥無幾，某天暴雨，聽講學生只有吉川和另外一位旁聽生倉石武四郎。馬先生尷尬地說：“中國學生都很懶……”

聽課之余，吉川大部分時間都用來逛琉璃廠，買舊書。因為當時中國銀價暴跌，他每月獲得的上野獎學金相當于五百中國銀元，而當時陳寅恪作為清華知名教授也不過四百八十銀元。扣除一百元生活費，其余四百元全部用于買書。

常常是吉川還沒有起來，就已有十多人擠在門房的屋子，桌上放著用布包的樣書。他起床后，一一交談，要買的，就說“留下”，想考慮一下，就說“看一看”。他每天要花上一個小時和店老板打交道，隔天他還會去文奎堂、來薰閣、通學齋等訪書，和店主都結成了好朋友。

留學期間，他南下拜訪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黃侃。黃侃先生學問淵博，據說可以把《廣韻》全部背下來。平時聽到日本就睚眥欲裂，但來訪者是一位研習中國學問的青年學子，黃先生熱情接待，為吉川解答讀書時的疑問。

在中國的三年，吉川幸次郎努力學習成為一個中國人，研習乾嘉學派的考據功夫，像中國人一樣生活和思考。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日本人。他吸收的這一切養分，要成為他未來別開生面的預備。

在戰火中研究經學和元曲

1931年，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吉川幸次郎回國擔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并兼任母校京都大學文學部青年講師，主要研究清代經學，并組織《尚書正義定本》讀書會。每周一次，延續了六年，直到1941年初結束。

從1940年到1943年，他翻譯的《尚書正義》四冊陸續在巖波書店出版。他在譯序中說，《尚書正義》的重要性在于最徹底地體現了中國人思考和說話的方式，譯本是為了詳細記述自己的思考過程，而如何思考要比思考什么更為重要。思考與語言的關系，這也是未來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國文學一大主線。

在研究《尚書正義》前后，他還著力于元曲研究。吉川首先是舉辦《元曲選》讀書會，一字一句精讀，并開始借此編纂元曲辭典。接著，從個案出發，細細考察了《元曲金錢記》《元曲酷寒亭》等作品。

最后，從元雜劇的時代背景和文學特色出發，既有元曲作者身份的鉤沉與辯駁，也有雜劇結構和語言的分析，寫成巨著《元雜劇研究》，1947年于巖波書店出版，并以此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時年四十四歲。

在主要研究經學和元曲的十六年間，他初步完成了從一名青年學生到新銳學者的轉變。

對于吉川來說，他不會拘泥于新派與老派，《尚書正義》研究繼承乾嘉學派的精華，而元曲則是炙手可熱的俗文學研究。

在日本軍國主義一步步走入瘋狂的時候，普通日本人，包括許多漢學家也卷入了戰爭狂熱。有大學校長在學生入伍餞行儀式上說：“各位，安心走吧，望平安歸來，學校的大門永遠為你們打開，等候著你們。”

吉川不為所動，他所珍愛的中國文學，當時就以“純粹的人道主義”征服了他，他不相信要以“發揚光大”的名義去占有另一個國家的文明。哪怕他被人視為老古董，哪怕受到日本當局的監視。

在壞世道中，他沒有隨波逐流。

在壞世道過去后，他拿出了好東西。

吉川幸次郎經歷時局動蕩和學術蛻變，他要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領域。

“我是為杜甫而來到這世上”

出版《元雜劇研究》后，吉川幸次郎繼續在京都大學擔任中國文學教授。此時吉川在講義中已有不少關于詩歌的部分，而杜詩，越來越成為重心。

據吉川幸次郎回憶，他二十歲接觸中國文學，便隱隱感覺杜詩的獨特。此后二十余年，他更加確認杜詩不僅是中國文學中最優異者，也是“往昔人類創造出的最真誠的藝術之一，正因為這份真誠，時至今日杜詩仍如昨日之詩般鮮活”。

在吉川看來，杜詩體現了中國最徹底的人道主義，其語言也超越過去程式化的雕琢美，而進入真正最蓬勃、最有表現力的境界。

那么吉川是如何呈現杜詩的魅力呢？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起，他陸續撰寫《杜甫私記》第一卷、第二卷，采取傳記的形式，按時間順序解說其詩歌特色，同時探尋詩歌背后的杜甫生活及其時代。

無論是李白，還是蘇軾、陸游，大多數詩人的風格比較固定，但杜甫不同，其壯年之詩與暮年之詩風格轉變極大，他總是不斷對自己發動革命。在吉川看來，單從這一點出發，杜甫之偉大也堪稱古今絕無僅有。

在戰后日本重新崛起時，隨著現代媒介和大學體制的變化，漢學修養離日本國民越來越遠。吉川敏銳地意識到，作為一個“儒者”的責任，他有必要重新解說中國文學和杜詩，使一般日本讀者領略其日常和生命的力量。

吉川除了撰寫《杜甫私記》這種通論著作，還邀請詩人三好達治一起編注《新唐詩選》（1952），開篇就選了杜甫的十五首名作。這部選集在日本風行至今，截至2018年，已印行98刷次，初步統計上百萬冊，吉川幸次郎幾乎以一己之力將唐詩特別是杜詩普及給日本讀者。

吉川還被NHK數次邀請，為日本上億聽眾講解中國詩人和杜詩。去世前兩年的1978年4月到9月，吉川還在廣播中分享他最新的《杜甫詩抄》。

他退休后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注解和翻譯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詩，日日廝磨，他能用北平官話背誦其中數百首。這部分著作后來結集成《杜甫詩注》十卷本。

1979年，吉川作為日本訪華學者代表團團長，帶領一批日本一流的文史學者，從洛陽到西安，停成都，下三峽，直抵武漢，尋訪杜甫的詩歌之路。

他此行第一站是想拜謁杜甫的誕生地——河南鞏義的杜甫窯，但當時的主事者認為杜甫窯的狀況不宜對外賓開放，以交通不便為由婉拒。

吉川已準備好行禮時穿的仿唐風白色長袍，知拜謁無望，遺憾地說：“誰知我明年能不能來呢？”

第二年，返回日本的吉川幸次郎因腹膜癌擴散而逝世。

中國古典文學閱讀計劃

吉川先生著作等身，全集有皇皇二十七卷之多。

經過我們多次討論，最終選擇了九種，它們是：

《中國文學史》

《中國詩史》

《陶淵明傳》

《杜甫私記》

《新唐詩選》

《宋詩概說》

《元明詩概說》

《漢文漫話》

《元雜劇研究》

這其中，有跨越數千年，以獨特視角串聯起來的《中國文學史》《中國詩史》。

有可以隨時造訪的專題人物讀本《陶淵明傳》《杜甫私記》。

有風靡日本半個世紀的唐詩選本《新唐詩選》。

還有中國斷代詩歌史的開山之作《宋詩概說》《元明詩概說》。

有講解文言文之美的《漢文漫話》。

還有奠定吉川幸次郎學術地位的《元雜劇研究》，這是第一次被引介到中國大陸。

這些作品帶有強烈的精神史取向，關注文學背后的人心風俗和歷史流變，且面向豐富，深淺適度，我們每兩個月給訂閱讀者寄送一本，減輕大家的閱讀壓力。

這次我們開發了中國古典文學專屬小程序，幫助讀者朋友共讀分享，進入這位以中國為故鄉的異國知己繪制的文學宇宙。

我們也將以吉川幸次郎作品集九冊為底本，聯合播客品牌JustPod推出十二集節目，邀請古典文學研究者、愛好者、詩人、歌手，從書漫開，開啟一場中國古典文學的特別旅行。第一期節目邀請到武漢大學陳順智老師講魏晉玄學和六朝文藝，日前已經正式上線，可在播客節目《忽左忽右》收聽。

在《中國文學史》前言中，吉川幸次郎的學生黑川洋一回憶日本戰敗后的混亂歲月，黑市猖獗，物價騰貴，普通學生經常幾天滴食未進，過去的東方文化也被視如敝履，古籍堆積在古書店前，論堆拍賣。

當時學習中國文學的青年學生，則被投以“既非冷笑又非憐憫”的眼光，倍感壓力。黑川洋一回憶，“真正將受到挫折的我們挽留在中國學問中的，可以說是吉川先生的幾部講義”。

如今不再是古籍論堆賣的年代，有人還愿意花費超出一般的體力和精力，和我們一起踏上這段旅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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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樊超群·讀庫編輯

本文插畫：常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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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中國文學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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