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27歲的中國留學生吳景超以Chinatowns: A Study of Symbiosis and Assimilation（中文譯為《唐人街——共生與同化》，以下簡稱《唐人街》）一文榮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這個早在清華求學時期（1916—1923）就抱有改革中國社會想法的有志青年，回國以后把主要精力轉向中國問題的研究，在中國海外移民的研究方面，遠在大洋彼岸的華人苦力同胞只是不時在他腦海里閃現，這些同胞聚居的唐人街的故事也逐漸沉入他的記憶深處。時光流轉至1985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袁方教授在訪美期間取得該文的復印本，由筑生翻譯并在1991年交付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十多年前塵封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段往事始漸為人知。從1991年到現在，彈指一揮間，又過三十多年的光陰。最近獲知，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博雅雙語名家名作”系列計劃將其重譯并與原文對照出版。近日有機會參與“吳景超與芝加哥學派”學術沙龍的討論，重讀此書以及相關文獻，深感這是一本未得到仔細剖析也未得到應有重視的中國早期社會學重要著作。我的主要體會可以概括成以下三句話：第一，它是一個地道芝加哥學派的、經典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第二，它豐富和發展了芝加哥學派和都市社會學的移民同化理論；第三，它關于人口流動與遷移的理論思想超越了時代。

地道芝加哥學派、經典都市社會學研究

移民研究主題是芝加哥學派最經典的一個主題。關注移民融入問題，探討族群、文化和種族關系，是美國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在1920至1930年間形成的獨樹一幟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傳統，最先由托馬斯（W. I. Thomas）開創，繼而由帕克（Robert E. Park）、沃斯（Louis Wirth）等社會學家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吳景超先生1923至1928年在美留學，1925年進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學習，他的博士導師正是帕克教授，此間移民研究正進入鼎盛時期，研究成果豐碩。吳景超先生在此背景下寫作博士論文《唐人街》，開篇即點明研究主題：“東方人和西方人在長期的隔絕中發展了不同的種族特征和文化特征，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量的東方人和西方人在新大陸會合，創建他們的前途……以后各個章節，將深入探討由于東方和西方人的會合，這個國家的各個民族在個人生活、社會關系和種族關系方面顯示的后果。”

1925年6月吳景超在明尼蘇達大學，照片背后為吳景超寫的文字說明

以移民問題為牽引，芝加哥學派及其都市社會學研究主要形成了四個方面的經典理論：1）芝加哥學派社會心理學關于人格的理論；2）社會變遷、社會過程的理論；3）集體行為理論；4）人文區位學理論。四種理論分別作為都市社區中人格與制度的相互關系、變遷過程、形成方式及分布狀態分析的進路。那時社會學隨著整個科學的發展趨向，已由研究靜態的社會結構，進而研究動態的社會過程；已由主張個人或團體的觀點，進而主張社會互動的觀點。這也是德國社會學系統學派最為提倡的一種觀點——社會過程表現為互動的形式，芝加哥學派相承此說。在《社會學這門科學的導論》中，帕克將社會過程分為競爭、沖突、適應、同化四個互動階段，在都市移民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的接觸是社會過程的起點。

《唐人街》的寫作就是依據以上四種理論，而論文的結構安排、脈絡展開則是遵從了社會變遷、社會過程論。全書共分十七章，第一至第三章，描述了華人移民到美洲，開始兩種文化、兩大族群的接觸和互動；第四章《經濟危機和種族沖突》，是從競爭到沖突的互動階段；第五至第七章，側重華人與美國其他種族之間曲折、艱難的調適互動；第八至第十一章圍繞唐人街展開，是全書的重點內容，深入分析華人移民獨特的生存空間與生存狀態；從第十二章開始，由唐人街的華人移民群體分析、空間分析，進入到微觀的華人婚姻家庭，分析解釋同化階段的問題。

由此看來，吳先生的文章就是按照社會過程理論四個階段的邏輯進行寫作的，至于對具體現象和問題的研究，無不是精當地運用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概念和理論加以闡釋、解析，精彩和創新之處每每見于各章節。如在第三章《有色眼鏡下的華人》部分，有經典的符號互動理論運用，有從輿論角度透視種族關系、洞察公共輿論的性質和功能——這正是帕克教授關注和倡導的。如在分析華人移民安身立命的過程中出現激烈的種族沖突、集中體現為反華運動的過程中，作者主要運用了集合行為理論。反華是一種集合行為，是一種社會運動，運用集合行為理論可以深刻揭示這一社會運動的機制。唐人街，作為美國都市中的“自然區域”，身處其中的華人，其生存狀態究竟怎樣呢？吳景超先生運用人文生態學理論，詳盡地解析了唐人街生態，包括生態區位空間、生態組織結構、生態功能變動；揭示了唐人街的“真相”，所謂“六大公司”、同業公會，乃至幫會，在實際的生態結構中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唐人街》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地道芝加哥學派的。研究以四種理論為基礎，相應產生四方面技術方法，即個案法、自然史法、區位法及統計法。從方法入手，這種繼承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馬斯等著的《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不同的是，托馬斯研究的是波蘭移民的個人生活史和家庭生活史，而吳先生則創造性地用這種方法敘述華人群體的生活史。在具體寫作中，他往往是先確立一個觀點，再引用若干個案資料加以論述，寫作風格別開生面，文本可讀性強。

豐富和發展移民同化理論

在第十二至十五章，吳先生集中探討唐人街的華人家族與婚姻家庭生活、家庭中的文化沖突以及一代和二代之間的同化問題。正是在這個部分，吳先生核心關注的同化理論得以出現，他自己的觀點也隨之而來。

第一，唐人街是第一代華人移民“同化”的獨特方式。第一代華人移民在種族沖突和文化沖突中通過職業競爭的妥協與白人取得經濟上的共生關系，通過相對聚居的唐人街空間模式，建立起華人自己的社區、社會組織及宗族群體，從而構成適合華人居住交往的、帶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生態系統，以抗拒美國的種族歧視和西方文化沖擊。唐人街“不是西方世界中一小塊怪異的東方領地，而是生活在一起的兩個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種族群體相互交往而又不同化時，必然和不可避免會出現的事物……在這里，美國人成了外人。”

第二，華人移民代際文化沖突。第一代華人移民面對的是風俗習慣沖突、生活方式沖突、價值觀念沖突。這種沖突不是產生于華人移民之間，而是產生于華人與白人之間。然而，從第二代華人（即在美國出生的華人）起，這種沖突擴展至華人內部第一代人與第二代人之間。這種源于文化沖突的代溝使得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緊張，家庭出現了解組，人格解組也隨之而產生。在第十六章，吳先生深入探討了第二代移民人格解組、邊際人現象與同化問題。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華人移民中的邊際人首先產生于華人與白人之間的混血兒，其次產生于第二代華人。混血兒面臨的文化沖突遠比第一、二代華人嚴重。

第三，其動態過程與內涵的擴展。吳景超先生基于對唐人街華人移民的觀察研究，認為主觀上融合了兩種文化、具有新特征的人處于兩種文化和社會的邊緣，永遠不會完全滲透或融合。因此，他關注同化的動態過程而不關注其結果。雖然吳先生沒有將個人觀點很鮮明地提出，但他并不認為同化只有一種路徑。

第四，“邊際人”概念的繼承與豐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邊際人”（marginal man）這一概念的內涵最初是由德國社會學家喬治·齊美爾賦予的。齊美爾不僅在《異鄉人》中論述了與邊際人十分類似的一種特定的心理和行為模式，而且他本人實際上就長期扮演著一種“異鄉人”或“陌生人”的邊際角色：作為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他處在兩種文化的邊際狀態；作為在大學中屢屢受到排擠但在非學術圈內卻極富聲望的名流，他處在兩種社會階層的邊際狀態；而作為一個杰出的社會學家和同樣能將隨筆和藝術評論寫得極棒的怪才作家，他又處在兩種職業和身份的邊際狀態。曾在德國留學時期師從齊美爾的帕克則是最早揭示人的“邊際性”這一現代特征的美國社會學家。1928年，帕克在《美國社會學雜志》第3期上發表了《人類的遷移與邊際人》一文。在該文中，帕克沿著齊美爾的思路，將邊際人形象地比喻為文化上的混血兒，他們寄托在兩個不同的群體之中，但又不完全屬于任何一方，他們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不協調的。帕克先生看到的是一個矛盾的人格，他認為這種邊際性既是一種負擔，也是一種財富。這一類型的個體，眼界更開闊，智力更聰明，也更有理性。所以，在帕克教授看來，邊際人是最佳的研究對象。

吳景超先生學習并認同社會學前輩對邊際人概念的理解和解釋，在運用這一概念分析唐人街華人移民時，提出邊際人形成的三種具體路徑，即唐人街三類人和機構的接觸者可能最先轉變為邊際人：1）主動傳播西方文化觀念的傳教士的接觸者；2）在唐人街以外就業的華人傭工，他們白天從雇主處接受美國文化，晚上回來傳播和影響其他華人；3）進入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是美國在星期日為在工廠做工的青少年進行宗教教育和識字教育開辦的免費學校）和公立學校的學習者。

吳先生發展了帕克教授關于邊際人作用的觀點，區分了邊際人可能扮演的兩種角色，即文化使者和改革者。這兩種角色實際上是從不同角度來討論的：第一，對于融入國來說，邊際人在文化傳播方面具有優勢，可以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比如在美國的華人將中國文化、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美國人感興趣的方面都介紹過去。第二，對于母國而言，邊際人因為深入體驗甚至深入研究過兩國的文化，甚至兩國的差距，當他們回到母國，眼前的環境使他們不滿，這就使得他們既有改革動力，也有改革能力，也就更有用武之地。第二個也是吳先生更傾向的角度。

超越時代的人口流動與遷移理論思想

在第十七章《從世界范圍看華人遷移》中，吳先生引用大量數據，呈現了當時華人在世界范圍內遷移的全貌。華人移民在各地都遭遇到排華風潮。英國統治的地區如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都出現了排華風潮，排華風潮也遍及中南美洲，“事實是從蒂華納到合恩角，一道‘長城’已經樹立起來”。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美國經歷了“排華風潮出現—排華法案出臺—排華法案松解”的階段，直至后來的1965年排華法案才徹底廢除。怎樣看待排華風潮？這種看起來好像全球都在排斥華人的現象，起因是華人是黃種人嗎？吳先生認為答案并不是那么簡單。

吳先生從遷移流動、經濟貿易、文化接觸等多個層次予以分析和解釋。他認為19世紀是一個遷移和接觸的世紀，遷移的浪潮是工業革命的伴生物，而工業革命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村經濟的解組，所以遷移浪潮“標志著移民與經濟解組有密切聯系”。商品、人口和資本流動之間是什么關系呢？按照經濟學家的解釋，國際貿易對貿易各方都有好處。吳先生對此予以質疑，他認為：當進入貿易的國家處在同一經濟發展階段時，這個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經濟落后，另一個高度工業化，貿易可能使前者經濟瓦解——因為通過貿易，高度工業化國家的商品和資本流入，給落后國帶來兩個破壞，一是使落后國經濟體制運轉不靈，二是打破了落后國國內人口—生活資料之間的平衡。他舉例說：18世紀英國商品進入愛爾蘭使得愛爾蘭的棉花種植、羊毛工業遭到扼殺和毀滅，導致愛爾蘭經濟的瓦解。而其時中國國內經濟破產與愛爾蘭先前發生的情況有驚人的相似，所謂上一世紀發生在愛爾蘭的情況，“如今正在中國重演”。

一面是國內經濟破產，一面是人口壓力巨大，危機由此產生。以吳先生的觀點，移民、華人往外遷移實際上是對危機的一種應對和調適。如果這種調適沒有障礙，過剩的人口就會留在新大陸——有更好的工資條件、更多的就業機會的地方。這樣就會重建一種平衡的秩序，同時中國的人口壓力也會減低。但現實中將會相繼出現兩種現象：

第一，華人向外遷移的過程中存在障礙，表現為排華法案。排華法案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華人遷移影響了遷入國原有的國家市場，涉及國家的利益。吳先生寫道：“生活水平高的國家，他們的有利地位絕不容許染指的。他們用排華法案保護自己。這好像是在說，‘你們窮人應呆在你們自己的地方，不要給我們添麻煩’。”故而，人口流動被人為限制住了，減輕人口壓力的渠道被堵死了。

第二，人口被限制以后將會出現資本輸出和巨大的地理性勞動分工。吳先生指出人為限制的辦法是有限的。他甚至預測，這種情形下的排華法案是不可能持續的，美國重新打開國門是遲早的事。因為國家可以通過關稅保護本國的商品，但不能夠控制世界市場；可以通過排華法案阻止更便宜的勞動力流入，但無法阻止資本外逃，當通過移民無法建立平衡時，就會改為通過資本輸出實現。他還認為競爭過程的發展，會出現巨大的地理性的勞動分工，資本和勞動力會在有競爭力的地方再次結合，這也就促成了世界社區的出現。因此，從美國的角度來說，長此以往，本國商品會失去競爭力，美國也就不可能對華人長久關閉大門，這就會形成吳先生所說的“世界社區”。這一概念是吳先生的創新，以他的觀點，世界社區以勞動分工為特征。

吳先生認為，人口流動可以重建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秩序，對促進一個“偉大社會”的成長有很大的作用。這個偉大社會，正如格雷厄姆所言，它就是“一致”，一致比合作和共同行動更進一步，它是人類社會更崇高的目標。“偉大社會”“世界社區”是如何出現的呢？實際上吳先生很早就看到了經濟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的力量，因為人口、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一定會帶來文化的接觸，接觸必然產生文化沖突，但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兩種文化接觸時，首先建立互利關系，然后產生感情態度影響，不同文化族群之間就會形成共同的“論域”。這就是吳先生眼中人類社會一致的未來。

1928 年吳景超與龔業雅結婚前攝于南京

事實上，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經濟一體化和世界分工形成后，世界經濟體系才被學術界所認知。80年代時，弗里德曼通過《世界城市》提出“世界城市”的概念，意味著當時的學者開始認識到全球經濟形成了一個經濟體系，而世界城市就是該經濟體系的節點。全球化成為研究的熱點則是在冷戰結束以后，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聯想到吳景超先生早在1928年即提出類似的思想觀點，不能不令人佩服。

吳先生也超越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因為早在亨廷頓之前，吳先生就看到了文明的沖突。但與亨廷頓不同的是，吳先生加了一個中間環節，即不同的文明首先接觸和沖突，經過過渡、邊際的階段走到某種共同的論域。而亨廷頓只是談到文明的沖突會帶來世界秩序的重建，但是世界的秩序怎么建立？重建的路徑在哪里？建成什么樣子？他并沒有提出來，而吳先生已經提出來。吳先生真是一位學術超人，他不僅穿透了他所研究的現象，而他研究的視野也是穿越時空的。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碩士研究生胡明琰、范煒鋼、武旋負責文字整理，呂文浩副研究員、張路路編輯協助修訂、潤色，特此致謝！）

原標題：《從芝加哥學派出發眺望“世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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