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吳建國先生1950年生于臺灣高雄，1972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數學系，1978年獲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學博士學位。1980年返回臺灣工作，歷任臺灣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學研究所所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名譽院長、臺灣文化人上海聯誼會會長等職。現任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著有《向前看中國》《來自柏城》《做真正的我》等書。

吳建國先生是臺灣資深高科技和高等職業教育專家，與國民黨多位高層人士私交甚篤，撰寫的《破局——解密蔣經國晚年被迫開放的內幕》一書即將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世紀》雜志特邀請其撰寫臺灣政壇風云系列文章，解讀不為人知的臺灣政壇秘聞真相。本期刊發《蔣經國為何解散臺灣對大陸的“反統戰”組織》，以饗讀者。

1978年美國東部時間12月15日晚上9點，卡特總統突然在全國電視網上公開宣布，從1979年元旦開始，美國政府決定斷絕與臺灣的“外交關系”，撤除在臺灣的所有軍事設施與人員，廢止與臺灣簽訂的共同防御條約，建立與大陸的全面正式外交關系。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一封《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和平統一”的對臺工作新政策，停止了已經進行長達21年對金門、馬祖外島的炮擊，同時要求兩岸應該盡速實現“三通”（通郵、通商、通航）與“四流”（探親、旅游、學術文化、體育工藝的交流）。

30天后，鄧小平在訪美的行程中，在“美中友好協會”與“全美華人協會”舉辦的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里的現實和現行制度。”從此大陸正式采用了“和平統一”的對臺政策。

蔣經國立即成立“反統戰”組織

面對大陸新的對臺政策與新的做法，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臺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堅定地將大陸一切的作為，定位為“對臺統戰”，快速地采取了反制的行動。

1979年元月6日，就在大陸《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后的第6天，蔣經國召見了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的楚崧秋先生，要他負責立即成立臺灣對大陸的第一個“反統戰”組織，命名為“固國小組”。

據楚崧秋日后發表的回憶錄中記載：蔣（經國）主席于（1979年）1月6日交代我（指楚崧秋本人）即成立專門反制中共統戰的臨時編組單位，這就是后來的‘固國小組’。該小組為尊重體制，設于中央宣傳指導小組（按：成立于1978年）之下，指導人即為中央宣傳指導小組召集人、中央黨部張寶樹秘書長（同年12月14日由蔣彥士秘書長繼任），以“國家安全局局長”王永樹、“新聞局局長”宋楚瑜、“外交部次長”錢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及“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楚崧秋）為主干，并由蔣主席指定我為執行召集人，其他黨政有關主管為參加人。于1月2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集思廣益，研擬反統戰對策，交付實行。

這個小組于執行秘書（文化工作會秘書兼任）之下，設有資料、分析、協調三個組，由上述五個主干單位各借調一二位熟諳敵我情勢者參加工作，合計不到十人，無固定經費，承“國家安全局”撥借臺北市瑞安街一招待所為辦公處，取會報形式，本身沒有什么（政策）執行能力，凡所決議，概需透過黨政協調，付諸實行。初時大家基于責任感與工作熱忱，更基于蔣主席對此責望殷切，因此尚能以微小的人力，勉力達成所擔負的任務。可是中共對臺統戰攻勢越來越凌厲，別的不說，單以對臺廣播、空飄出版物、各種心戰喊話等而論，即非小組條件所能因應。同年（1979）4月間，蔣主席鑒于敵人謀略有利用人心不安及島內反對勢力，制造妥協假象之虞，乃斬釘截鐵提出應對中共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這無疑是反統戰的最高方針，問題則在如何說服眾人，共趨一鵠，固然這是整個黨政的共同責任，然“固國小組”不能不首當其沖。

再過半年，我深認“固國小組”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面對高雄“美麗島事件”后敵我內外大局的挑戰，乃向張秘書長表示，希望轉呈主席考慮可否由人力物力比較充實的單位來負責，文化工作會全力配合。此議在1979年12月中旬，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決定由蔣彥士繼任秘書長后得到一些眉目，即待新年度開始后作一決定。此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承接此一任務的由來（請參閱《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記錄》第138～139頁，臺北“國史館”出版）。

由楚崧秋親口道來的這段“固國小組”成立到結束的內幕來看，蔣經國本人對大陸和平統戰攻勢的戒慎恐懼是事出有因。他曾經歷1948年親自坐鎮上海，以協助政府順利發行金圓券，實施經濟管制“打老虎”卻全面挫敗的慘痛教訓，最后目睹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敗亡，因此深切體認不能嚴守峻拒中共統戰的可怕后果，只要政府態度稍一松動，臺灣人心隨之懈怠，一發不可收拾，結果不言可喻。

由“總政戰部”接手“反統戰”任務

1980年1月29日，蔣經國在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后，召見甫于四中全會獲選為“中央常務委員”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對他說：“目前反統戰的工作非常重要，從現在起由你負責！”（請參閱陳祖耀著《王昇的一生》第272頁，臺灣三民書局2008年8月出版）

王昇是從1939年蔣經國在江西贛南擔任行政專員時，就開始追隨蔣經國，極受蔣經國倚重的重要干部，在臺灣長期負責軍中的政治工作，一手成立了“政治作戰學校”，建立了“政戰系統”，被稱為臺灣的“政戰教父”。他對蔣經國是絕對的效忠與服膺，可以說蔣經國說的每一句話、交代的每一件事，王昇都是絕對的服從。

但是唯獨這次蔣經國要他負責對中共的反統戰工作，他感覺責任太大，又是政治性極高、極度敏感的工作，因此他請蔣經國重新考慮人選，但是蔣經國十分堅持（蔣經國的個性是君無戲言，對許多事未經深思熟慮，絕不輕易表示意見。可是一旦決定的事，他會堅持貫徹下去），王昇不得已，只有硬著頭皮，接下了這個困難的工作。

不過，王昇向蔣經國提出了一個要求：“這個反統戰小組所有的工作，仍應經由中央黨部蔣彥士秘書長向主席報告與請示。”蔣經國聽了后說：“你們去商量好了。”就這樣，國民黨的第二個反統戰單位，就改由人力、物力都十分充實的政戰系統接手，展開對大陸統戰強力的反擊。

從“王復國辦公室”更名“劉少康辦公室”

王昇與蔣彥士商量的結果，決定在中央黨部秘書長辦公室之下，設立一個隱秘性的小型幕僚單位，稱為“王復國辦公室”，于1980年4月1日成立，除由王昇擔任主任外，蔣經國核派政論家李廉擔任書記。下設情報、計劃、協調、行政秘書各一人，精選必要干部，從事幕僚作業，人事極為精簡，皆由黨政相關單位選調而來的優秀人才組成。

同時，因工作需要，成立基地、海外、大陸三個工作研究委員會，各設召集人及秘書一人，再由各召集人推薦學者專家與相關黨政單位的副主管為研究委員，每周集會商討各項反統戰工作的推動計劃。

三個工作研究委員會的召集人均由蔣經國親自核派，研究委員與秘書則由各召集人建請蔣秘書長核聘。茲將各委員會召集人、秘書、研究委員名單陳述如下：

基地對敵斗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吳俊才（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秘書：朱文琳；研究委員：先后聘請于振宇、王人杰、杜均衡、李模、宋楚瑜、周菊村、施啟揚、郭哲、殷文俊、郭為藩、梁孝煌、曹伯一、廖祖述、趙守博、蔣廉儒、蕭天贊、李在方、陸潤康、王昭明、許新枝、王章清、甘毓龍、朱文琳等23人。

海外對敵斗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由先后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錢復、丁懋時擔任；秘書：先后由劉國治、謝復生擔任；研究委員：先后聘請明鎮華、汪奉曾、柯叔寶、朱集禧、連戰、何顯重、王紀五、蕭萬長、郁慕明、趙寧、章孝嚴、戴瑞明、張京育、虞為、高銘輝、劉國治、謝復生等17人。

大陸對敵斗爭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徐晴嵐（曾任國民黨大陸工作會主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秘書：先后由張鎮邦、徐崇藝、王澄宇擔任；研究委員：先后聘請宋公言、林清江、蕭政之、焦金堂、王征麟、鄧祖謀、荊自立、項乃光、裘孔淵、張鎮邦、曾光亞、黃達紀、姚孟軒、洪幼樵、李明、辛尚志、徐崇藝、王澄宇等18人。

辦公室四個部門的秘書亦由蔣秘書長核聘：

計劃秘書先后由李明、李在方、邢國強擔任，陳濯明、楊臺生、佟立家協助辦事。

情報秘書由郁光將軍擔任，張虎、鄧鶴庭、錢行偉、蘇成福協助辦事。

協調秘書由趙孝風擔任。

行政秘書由汪振堂擔任，劉書德、陳子樸、康雅玲、鐘淑芬協助辦事。

（請參閱汪振堂所寫《揭開“劉少康辦公室”面紗》一文，原載臺灣《傳記文學》第九十卷第二期，45—50頁）

根據上述專文的敘述，“王復國辦公室”對于大陸對臺統戰的情報，隨時予以掌握，所有作業，無不針對中共的策略及海外、基地所呈現的狀況，項目研擬反制對策。

首先是由三個研究委員會研擬形成具有共識的建議案，提交計劃部門完成幕僚作業，然后提報每月一、三兩周舉行的“研究會報”，由辦公室主任王昇主持，邀請各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及秘書，共同研討，擬定草案。

隨后再將定稿的草案，提報每隔一周的周二早晨七時舉行的“綜合會報”，由蔣彥士秘書長在中央黨部主持，邀請各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及個案相關的黨政單位主管或副主管參加，廣泛交換意見，研擬定案。而且為了慎重起見，自1982年起，此類經過審慎研究的方案，尚須提報每月一次，由“行政院院長”孫運璇主持的“決策會報”作最后的決定。參加“決策會報”的人員有“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行政院秘書長”瞿韶華、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及討論議案相關部會的首長。

所以，凡是由“王復國辦公室”所提的重要擬案與建議，莫不經過三次以上會報的反復研議，方簽請蔣彥士秘書長轉呈蔣經國核示。蔣經國核可后的案件，再由蔣秘書長協調黨政相關單位貫徹執行。而在各相關單位貫徹執行之際，“王復國辦公室”會主動結合許多熱愛臺灣、不計報酬的有識之士，配合以強勢的文宣作為，使各個方案俱得順利推展，終底于成。

有人說，此一期間是國民黨黨政運作、協調、指揮最靈活、最順暢的一個黃金時期。這是由于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蔣彥士與“總統府秘書長”的馬紀壯三位重要干部，彼此能夠推心置腹、精誠合作的緣故。雖然那段時間是蔣經國健康狀況很不好的時候，但是由于這三位的密切合作，足以承擔許多要事的重責大任，臺灣仍然大步向前，開創了一個繁榮進步的1980年代，彌足珍貴。

“王復國辦公室”在成立了一年以后，為了保密與欺敵的需要，呈報蔣經國核定，正式更名為“劉少康辦公室”，取歷史上“少康中興”故事的典故，期望“劉少康辦公室”能夠為臺灣再創一個中興的歷史。        

1980年4月1日正式開始運作的國民黨內部、肩負反統戰任務的“劉少康辦公室”由于成立的目的明確，工作目標有針對性，加上在那個年代，臺灣人民基本對國民黨與政府的向心比較強大，大家普遍具有危機意識，了解團結的重要。因此“劉少康辦公室”初期的工作均能得到社會的認同與支持，而有相當的成效。

根據曾擔任“王復國辦公室”海外研究委員會召集人的錢復，在他撰寫的回憶錄《錢復回憶錄》卷二（第8至14頁，臺灣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5年2月出版）中，有以下的敘述：在二年半中，舉行了59次會議，大約每兩周舉行一次，都是周一中午在“（外交）部”內舉行便當會議。我們研擬若干案件，也有幾件立即付諸施行。

在錢復的記憶中，“劉少康辦公室”具體的成就，包括為了強化留學生在海外對大陸宣傳工作的免疫力，特別為即將赴海外學習的留學生，辦理為期一周的“大鵬夏令營”；對擔任海外觀光旅游團領隊的專業導游人員舉辦的五日訓練營；對島內各政府機關派往海外服務的工作人員，舉辦為時一個月的講習等，都發揮了一定的功能。另外，在1980年10月初，擬了一個“擴大爭取團結海外學人、僑領計劃綱要”，簡稱“團結項目”，期盼每年能邀請一千人返臺，以親中共、不滿臺灣政府或態度中立的有學術成就的華人與具領導地位的僑領為優先。這項工作的主要目標是化敵為友和防止變友為敵。在1981年一共邀請了126位，其中一半以上是原來不準返臺的所謂“黑名單”人員、或久未返臺且主張臺獨的人士。傾向支持中共政權的人員有27人，愛臺人士30位。整體而言，這個項目工作是發生了相當的效果。

而汪振堂所撰寫的《揭開劉少康辦公室面紗》則認為“劉少康辦公室”的貢獻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項：一、扭轉了反統戰的劣勢（特別在海外及基地兩方面）；二、迅速正確判斷情況，立即策訂行動計劃；三、 結合三個戰場（臺灣島內、海外、大陸），發揮統合戰力。

總之，在成立“劉少康辦公室”，進行對中共反統戰的時候，蔣經國基本期盼這個單位要達成的任務，應該不外以上所述的三項。

但是，為何不到三年的時間，“劉少康辦公室”竟然成為臺北政壇許多人的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后快呢？

成為“太上中常會”惹眾怒

筆者為此特別與曾擔任“劉少康辦公室”計劃秘書的李在方做了詳細的訪談。談到這個已是35年前的往事，李在方仍有許多感慨，有不勝唏噓之嘆。

凡是“劉少康辦公室”要做的工作，都要透過計劃秘書擬具計劃，再送請蔣秘書長辦公室核可后，交有關單位負責執行。必要時，再由蔣秘書長向蔣經國報告請示后，付諸實施。

李在方印象最深刻的是，“劉少康辦公室”運用 “臺美斷交”時民眾主動捐獻的數十億元新臺幣，輔導成立了一批民眾團體，推動民間活動與群眾運動，穩固了臺灣島內與海外僑社對臺灣的認同與支持。

李在方也提到了前面錢復提過的邀請海外臺獨與左傾人士來臺訪問的工作：“其實，負責這個工作的是曾長期負責國民黨大陸工作的徐晴嵐召集人與時任‘調查局長’的沈之岳以及‘警備總司令’汪敬煦上將，他們共同審核擬邀請來臺訪問的異議人士名單，再交由團結自強協會負責執行。”

對于“劉少康辦公室”后來之所以成為許多政壇人士不滿的原因，李在方認為主要是權力太大，拿著“反統戰”的尚方寶劍，幾乎無事不可過問，而且還可以層峰的名義，行文政府各部會，對有關業務“說三道四”，以致外界對“劉少康辦公室”有“太上中常會”與“太上行政院”的批評，得罪了許多人，這就對“劉少康辦公室”造成了致命的傷害，最終免不了被解散的命運。

李在方舉例說：“我曾親耳聽到劉少康辦公室的書記李廉，動不動給有關單位打電話，開頭就說，這里是王（昇）上將辦公室。這種態度倨傲、仗勢凌人的味道十分濃厚，不論是誰，接到這樣的電話，心里肯定都是一肚子氣，這筆賬就算到王昇與劉少康辦公室的身上。”

此外，也有不少部會首長看到“劉少康辦公室”的龐大影響力，都想盡方法來利用“劉少康辦公室”，以遂行自己的一些意見與主張。

陳祖耀在他所著《王昇的一生》書中，也曾記錄了李在方當時還特別找過他，希望能提醒王昇注意外界這樣極為不利的反應（見書中第278頁）。連資深的“劉少康辦公室”大陸研究委員會召集人徐晴嵐也曾勸王昇要多向蔣經國做說明，避免這些外界的批評與攻擊在政治上發酵，最后不可收拾。

但是，王昇總覺得他做事完全坦蕩無私，對蔣經國絕對效忠，無需刻意去做說明與解釋。況且臺北政壇閑言閑語、是非恩怨的風氣，一向盛行。如果顧慮太多，根本做不了事。因此，他并不在意這些批評與攻擊，仍然主動地去做許多吃力不討好甚至會惹怒別人的事。這種情形，看在李在方眼里，不禁要為王昇叫屈：“王昇雖然常年在政界任要職，可是有時卻缺乏防人之心，甚至令人擺布，實在冤枉。”

成為眾矢之的，憤怒的蔣經國下令裁撤

對于“劉少康辦公室”擴權與擅權的一個具體事證，就是曾任“教育部長”、國民黨秘書長、“行政院長”的李煥，在退休后一次與筆者的談話中，提到以下的一段往事：

那是1983年的年初，當時我還在高雄中山大學擔任校長的時候，有一天接到“教育部長”朱匯森的電話，希望我到臺北去與他見面。結果見面后，朱拿出一份“劉少康辦公室”的公文，內容是要求“教育部”比照軍中實施“莒光日”給全體官兵上政治課的做法，在全臺各級學校與行政機關，每周都要上政治教育課程。朱匯森明白表示“教育部”做不到，也不敢做，想想看要讓大學教授乖乖地來上政治課，那不鬧翻天了嗎？因此朱匯森請與王昇同為蔣經國中央干部學校學生的我，去找王昇，希望“劉少康辦公室”能收回成命。

李煥因此奉命去找了王昇，向王昇表達了朱匯森的意見。但是王昇很堅持，認為這是“劉少康辦公室”經過開會討論，共同決定的意見，不是他一人說了算數。同時，公文已發出去，很難再收回來，王昇還反請李煥轉告朱匯森：“希望勉為其難，加以配合執行。”李煥在未達成使命的狀況下，只有回報朱匯森。面對這種情形，朱匯森迫不得已，只有直接請見蔣經國，面報“劉少康辦公室”下達如此難以執行的命令給“教育部”。據李煥說，蔣經國聽到朱匯森的報告后，非常生氣，直說：“他們簡直亂來。”“這件事發生不久后，“劉少康辦公室”就被裁撤，王昇也被調職，接著外放擔任“大使”，遠離權力核心了。”

李煥親口向作者敘述的這件事，在《王昇與國民黨——反革命運動在中國》（Thomas A. Marks 著，臺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書中（298~299頁），也有相似的敘述，披露王昇推動所謂“學術討論會”計劃令蔣經國光火的細節，在此不一一贅述。

總之，依據上述的例子，明顯看出，由于“劉少康辦公室”的擴權與擅權，影響其他各單位的職權甚大，最后成為眾矢之的目標，有權的人紛紛在蔣經國面前告御狀，必欲去之而后快，這就注定“劉少康辦公室”難逃被裁撤的命運。而這個“學術討論會”或是在各級學校與行政機關推行“莒光日”式政治教育的計劃，引起諸多的反彈，并惹火了蔣經國，終于成為推倒“劉少康辦公室”最后的一根稻草。

文章來源：《世紀》2018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世紀》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聯合主辦的綜合性文史雙月刊。本文特約編輯殷之俊，責任編輯周崢嶸。